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作者：L．V．米瑟斯
韩光明、潘琪昌、李百吉 等译
引言
汉斯－海尔曼·赫柏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与自由主义
社会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崩溃，使路德维希·冯·米瑟斯的名字再次引起了
世人的瞩目。他与弗里德里希·A·海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一样，被人们称之为社会
主义的批评家之一，也是预见到社会主义必将虚脱的预言家之一。但是，人们在把路德
维希·冯·米瑟斯与海耶克或弗里德曼相提并论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如今，他的
著作在讲德语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上己经淹没无闻，几乎被人遗忘。今天，在他的故乡奥
地利，人们对他的熟悉和了解远远不如在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三分之一的美国。路德维
希·冯·米瑟斯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无疑也是本世纪的一位最重要的经济
学家和社会学家。弗里德里希·A·海耶克将他称之为与伏尔泰、孟德斯鸡、托克维尔和
约翰·斯图尔特·米尔不相仲伯的伟大思想家。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比较，对米瑟斯而
言，也几乎是不公正的。
这是因为，米瑟斯以他在国民经济学领域中的一系列非凡成就以及他撰写的《人类
行为》的宏篇巨著，登上了无人能够攀越的顶峰。他树立了一座思想的丰碑，这座丰碑
无论在其基础性、系统性、题材范围之广博、阐述问题之简洁和完整、概念之明晰锐利，
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的长期有效性等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把他的著作与任何重要的先
驱者的著作相比较，都会使后者顿时显得相形见绌。
那么，为什么路德维希·冯·米瑟斯会爱到冷落和歧视妮？他的生平和著作正要解
答这个问题。米瑟斯的坎坷命运正是他所处的世纪——社会主义的时代，从共产主义、
法西斯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所造成的，而且恰恰也是这个世纪才使
他逐渐成长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位最伟大的理论家。
一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于1881年9月29日出生于奥地利的兰姆贝格。他的父亲是一位
名叫阿图尔·埃德勒·冯·米瑟斯的犹太人。母亲阿德勒是一位士生土长的奥地利兰道
人。路德维希是这个家庭的第一个孩子。老米瑟斯是奥地利铁道部的一名工程师，路德
维希出生的时候，他正在奥匈二元帝国加利茨茵省的兰姆贝格任职。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在维也纳度过了他的学生时代。1900年他开始在维也纳大学
攻读法律和经济学，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先后在儿个律师事务所从事律
师职业。1909年至1934年任维也纳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其间曾因服兵役参战而一度中
断这个职务。1919年他已成为奥地利颇有名望的经济学家。在维也纳工商行政管理局任
职的同时，他还在大学担任兼职教师，最初是在维也纳女子商业学院任兼职教师，1913
年，当他取得大学授课资格之后，即担任大学讲师，最后，于1918年任维也纳大学不拿
薪金的副教授。
1900年前后，在讲德语的国家和地区，几乎每个人都是国家主义或社会改良主义的
拥护者。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不但已经过时，而且是日落西山，一败涂
地。甚至连那些反对马克恩主义的人也毫不怀疑社会主义包含着“合理内核”，他们以
此为根据，主张对国家实行全面的“社会改革”。在精神生活领域内，以齐尼思为代表
的历史至上主义风靡一时，经济历史学是当时最流行的学科。人们对抽象的古典国民经
济学理论不屑一顾，似乎世界上并不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法则。如果有什么东
西可以称之为理论的话，那么，它必然或仅仅只是经济历史的抽象和概括，除了历史学
以外，其他的学科不能称其为理论。古斯塔夫·冯·施莫勒(1838一1917年)被称之为
“正统的国家经济学”的大师。他的学派，即讲坛社会主义充斥了大学的课堂，尤其在
德意志帝国内更为盛行。科学变成了档案卷宗中的材料拼凑起来的出版物的大杂烩。人
们公开承认，历史“启蒙”的目标就是相对主义。国家官员则将美化国家的职能，并且
为其正义性的辩护视为他们的天职。知识分子先是自命他们是霍亨索伦王室的知识卫队，
然后成为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的精英，最后又变成希特勒的追随者。施莫勒的最著名的继
承人维尔纳·松巴尔特(1863－1941年)甚至被冠以上帝的使者的美名。
刚走进大学校门时，米瑟斯也是一名国家主义的拥护者。尽管他拒绝接受马克思主
义，同时还认为“历史学派”的相对主义毫无意义，在他的眼里，大多数德国的小历史
学家对普鲁士国家的美化和颂扬是荒唐可笑的，但是，他也很热衷于“社会改良”。每
当一项社会政治措施没能取得预想的成就时，他就将其原因归咎于这一改良措施不够彻
底。米瑟斯还认为，拒绝社会改良的自由主义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体系，必须予以坚决反
对。经济历史学家卡尔·格吕贝格——一位历史学派的追随者——曾是他的第一位导师。
在格吕贝格的启示下，米瑟斯完全按照历史学派的思想和风格完成了他的第一本书的写
作，书名为《加利茨茵地区农场主与农民之间关系的历史演变》。然而，他也因此产生
了第一个疑问。通过对维也纳住宅市场的调查，米瑟斯得出了住房的紧张状况是由于一
项税收法律的失误而造成的这一结论，而错误的立法又导致了企业无法在住宅建设方面
实行企业经营活动。大约在1903年年底，他阅谈了卡尔·门格尔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
理》。
门格尔的这一著作使米瑟斯对国民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终使他成为了一名
国民经济学家。1904年，欧根·冯·波姆－巴威克辞去了奥地利经济部长的职务、随后
到维也纳大学担任教授。从此，波姆，这位1881年至1889年曾在因斯布鲁克担任教授—
—由卡尔·门格尔创立的维也纳经济学派(或称为奥地利学派)的一位杰出的继承人和发
展者——成了米瑟斯个人的一位最重要的老师。直到1913年，米瑟斯都定期参加波姆主
办的研讨会。
波姆主持的最后两期研讨会的讨论课题是米瑟斯于1912年为取得大学授课资格而发
表的论著《货币理论及货币流通理论》，这部著作在学术上达到了颠峰，至今仍然无人
超越。
这是米瑟斯的第一部主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米瑟斯不仅从思想上与历史学派实
行了彻底决裂，而且也全面抛弃了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这部著作同时还奠定了他在奥
地利学派中第三代领袖的地位。米瑟斯完善了门格尔和波姆－巴威克关于货币理论的思
想体系，他首次使货币理论(现代流行的行话将它称之为宏观经济学)与一般的效用理论
(即微观经济学）结合成一个整体。这部著作以其系统的刨造性、逻辑分析的严谨性以及
深刻的洞察力闪烁看熠熠光芒。米瑟斯论述道：货币是一种以再次售出为目的的交换工
具，其最初的起源只能以商品货币(例如黄金)的方式出现。他指出，每一种货币量都同
样是“最佳的”，增加货币的投放量(它有别于增加消费货物量或资本货物量)没有任何
社会意义，而仅仅只会导致该货币购买力的减少相损失。他还论证道，增加货币投放量
绝不会导致所有商品价格的同时、同步、按比例的提高，而是会影响相对价格和相对收
入的整个系统的变化。米瑟斯分析了国家的货币政策，使人明显地感到他已同过去的国
家主义观念实行了全面决裂。他透彻地揭示了政府和中央银行为什么有目的地推行通货
膨胀政策的原因，增加货币的投放量并非同时对每个人都有利。政府及中央银行掌握着
新货币的投放权，从它们那里源源不断地向社会发行货币，从而一步一步地提高物价，
最终被涉及的商品涨价范围变得越来越大。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收入再分
配的调整，它有利于富人，即较早的货币占有者，也有利于那些后来才获得新货币或根
本没有获得新货币的人。通货膨胀是国家偷偷地实行抬高物价政策以及实行收入再分配
的一个工具，借助于这一工具，政府可以从中集聚更多的财源，而且也有利于政府给予
优惠政策的一些人和企业家。在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和英国的“货币学派”以
及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魏克赛尔的启发下，米瑟斯首次提出了后来以奥地利学派命名
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特征，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在理论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指出，
政府和中央银行也应对经济周期的反复循环问题承担责任，只要政府将新“创造的”货
币通过金融市场注入经济生活之中，就会导致利息率降低到低于市场供求所决定的正常
的市场利率水平之下的后果。而较低的利息率又导致投资规模的扩大和资本存量的增加，
这就形成了经济繁荣(高涨)阶段。但是，由于实际消费趋势和储蓄趋势并没有发生任何
变化，接踵而至的“校正”必然会有一个时间上的延迟，直到投资规模过大的问题暴露
之后，人们才开始对错误的投资进行系统地清理和调整，这就是每次繁荣之后紧接着出
现衰退的内在原因。米瑟斯认为，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的循环问题，政府必须
放弃对货币的干预和控制，必须取消中央银行和政府对货币印制和发行所拥有的垄断地
位，由金本位制以及在金本位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由的、竞争的银行体系来取代政府
和中央银行的地位。
二
同几年前的卡尔·门格尔一样，当时正在从事货币理论研究的米瑟斯也相信一场无
法避免的灾难已迫在眉睫。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从此灭亡了。
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高奏凯歌。匈牙利经历了一场由贝拉·昆领导的短暂的共产主义试
验。在德意志帝国，直到政权最终落入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改良派手中之前，许多地
方出现了共产党人接管政权的事件。维也纳也面临着共产党人政变的威胁。但是，米瑟
斯并没有被吓倒，他与奥地利最大的执政党－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
论家——欧根·冯·波姆－巴威克研讨班的同班同学奥托·鲍尔进行了数次彻夜长谈，
终于成功地说服了鲍尔和他领导的政党放弃了政变的企图。米瑟斯的家乡奥地利终于免
遭了一次共产主义试验的命运。当时，奥地利的前途掌握在鲍尔手中，他将按照他的马
克思主义信仰给奥地利发出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号呢？还是跟随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走
上一条改良的道路？米瑟斯在维也纳工商行政管理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知道应该走
哪条道路。他说服鲍尔相信，在1918年至1919年之交的冬天，如果发动一场社会主义政
变，势必会在短期内归于失败。奥地利的生活必需品依赖进口，而生活必需品进口所需
的雷里夫贷款又是由战时的敌国提供的。维也纳的粮食储备最多只能维持八至十天。协
约国可以在任何时候毫不费力地以中止粮食供给的手段迫使一个布尔什维克政权屈膝投
降。如果发动一场社会主义政变，就会发生饥荒和抢劫，维也纳就会陷入血泊之中。鉴
于这种形势，鲍尔决定“出卖”他的理想，走一条温和的改良路线。米瑟斯的劝诫获得
了成功。然后，他就把主要精力用来争取结束通货膨胀的局面。但他也无法制止奥地利
货币的急剧贬值。然而，1922年克朗最终被稳定在14000个纸币克朗兑换l个金币克朗的
比价上，显然要归功于米瑟斯的影响和努力。因此，奥地利免遭了德国同期所经历的天
文数字般的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崩溃的不幸命运。
除了从事以上实际政治活动之外，米瑟斯还继续他的理论研究。1922年，他的第二
部主要著作《公有制经济：关于社会主义的研究》问世。这部著作的核心要点曾首次在
他于1920年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中的经济核算问题》的论文中论及。米瑟斯提
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进行经济核算的论断。他指出，在这种社会制度下，所有
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源和土地在内均属公有，既不能买，又不能卖，因此，不存在
着由于短缺而形成的市场价格。没有市场价格，就无法进行成本核算，更无法进行成本
和收入的比较。社会主义并不像它的信仰者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更多或更好的计划”。
而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意味着混乱，由于这种制度不具有任何合理的、可以用计量表示
的计划和商业行为规则，它必然会导致对各种生产要素的持续不断的错误判断，造成资
本的扭曲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米瑟斯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在《公有制经济》
一书中阐述了国家对市场的各种干预方式，进而在他于1927年发表的《自由主义》一书
以及1929年发表的论文集《关于对干预主义的批判》中完整地提出了关于社会合作的理
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是开创性地阐明了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任何可
行的“第三条道路”。
在所有的干预主义制度下，尽管名义上仍然保留着私有财产和私人企业，但是，国
家拥有“纠正”企业经营活动的职权，可以随时不断地干预市场，其结果不是逐步走上
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退回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老路。这是因为，每一项对市场实施干预的
措施都会制造并产生出更多的、人们本想通过干预措施来解决的同类问题。例如，国家
采取有利于穷人和失业者的收入再分配措施，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更多的贫困潦倒的穷人
和失业者，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国家不得不再次提高救济金，扩大救济范围，最终的结
局不是全面废除私有财产制，就是不得不减少乃至停止发放救济，两者必居其一。无论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国家都不可能实现它预定的干预目标。
三
早在米瑟斯提出他的货币理论时，就己经确立了他的历史地位，使他成为了门格尔
和波姆的杰出继承人。此时，他又以其《公有制经济》这一新著闻名于全欧洲。正是由
于此书的影响，整整一代年轻的经济学家，如弗里德里希·A·海耶克、威廉·罗普克、
伯尔梯尔·欧林、莱昂内尔·罗宾斯才先后由原来的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改良主义者转变
成为市场经济的捍卫者和理论家。
波姆－巴威克於1914年逝世，弗里德里希·冯·威赛尔在战后不久离开了维也纳大
学，格吕贝尔迁往法兰克福。他们的离去使维也纳大学原有的三个讲授国民经济学的教
授席位相继全部空缺。许多人都期待着米瑟斯能够获得其中的一个教席，而且他本人也
认为没有任何事物比在维也纳大学任教更值得追求了。但是，他早已看出，他在奥地利
或德国获得一个正教授职位的愿望是注定无法实现的。主要有三个不利因素，其一，米
瑟斯是犹太人，由于战败的后果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混乱，奥地利同德国一样，仇视和
排斥犹太人的风浪日甚一日；其二，米瑟斯是一个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中，欧洲自由主义的最后残存的一点影响被摧残殆尽，人们纷纷转而热衷社会主义(其
中一些人信仰社会主义的左翼——马克思主义，另一些人信仰社会主义的右翼——民主
社会主义)，或者成为法西斯主义的追随者；其三，米瑟斯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他坚决
拒绝向所有与他的理论和观点不同的人作出妥协和让步，而充斥了共和思想的维也纳大
学需要的却是善于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者。米瑟斯当年的两个学生弗里德里希·A·海耶
克和弗利茨·马赫鲁普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谈到，由于米瑟斯在学术上成果卓著，在上
述三个原因中，只有其中的两个因素导致了他的谋取未获成功。后来，维也纳大学聘请
了其他几位二流的、毫无影响的、但颇知迎合时尚的人接替了这三个教授的教席。
直到1934年离开奥地利为止，米瑟斯不得不靠从事一些与科学研究无关的职业维持
生计。作为工商行政事务管理局的项目专家，他每天都与当时的一些经济政策问题打交
道，特别是处理一些有关财政、金融、信贷和税务政策方面的事务性工作，拟写报告和
鉴定，作为奥地利派往一些国际组织、委员会以及代表团的代表参与国内外众多的谈判，
为政府和经济界提供咨询等等。这段时间的科研成果都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
令人惊异的是，米瑟斯除了完成了大量的、多得出乎人们预料的学术著作的写作之
外，还从事了内容极为广泛、富有成果的教学活动。作为维也纳大学的兼职讲师和不拿
薪金的副教授，他几乎二十年如一日地定期举办经济理论研讨会。他的教学成果日积月
累，一年比一年增多。米瑟斯教学活动的成绩越大，教研室主任，待别是施潘和迈耶尔
就越嫉恨，并且把这种嫉恨变成了对米瑟斯的学生们的歧视。只要哪位学生正式报名选
修米瑟斯的课，那么他在考试中准难逃过穿小鞋的厄运。因此，米瑟斯的博士研究生和
进修生门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他们所面临的人为制造的麻烦和歧视。但是，这一切都无
法减少米瑟斯的魅力和影响，他举办的研讨班总是场场爆满，唯一的区别是绝大多数学
生报名参加时都巧妙地填写“非正式听课生”的栏目。
米瑟斯教学活动的重点在校外，即在他的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办公室里定期举办“私
人研讨会”。从1920年到1934年离开维也纳前往日内瓦为止，每两周举办一次，从不间
断，二十多位定期与米瑟斯聚会的研讨会参加者大都是他很器重的青年学者，他们都是
来自几乎所有学科的代表，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并且掌握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只要看一看这些人的名单就能知道米瑟斯及其研讨会的意义。当时绝大多数参加研讨班
的大同米瑟斯一样，是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科研的学者，几乎所有的人后来都在事业上取
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绝大多数人在远离奥地利之后，成为闻名遐迩的科学家。弗里德
里希·A·海耶克、戈特弗里德·冯·哈勃勒尔、奥斯卡·摩根斯坦、保尔·罗森斯坦－
罗丹以及理查德·冯·施特利格尔成为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米瑟斯的研讨会在维也纳
出名之后，当时负责米瑟斯与莫利兹·施利克领导的“维也纳交流圈”之间联络任务的
腓利克斯·考夫曼后来成为一名著名哲学家和方法论专家。深受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现
象学影响的阿尔弗雷德·舒茨成为国际知名的社会学家。埃里希·伏格林成为著名的政
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卡尔·门格尔——门格尔的儿子，成为一位杰出的数学家。这种现
象几乎是无与伦比的。正如弗里茨·马赫鲁普所说的那样：“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地
方出现过产生了如此众多的国际知名学者的科研小组。”这个含金量极高，而且经常因
著名的外国学者造访而获得丰富信息的学术圈子，在米瑟斯的领导下，聚到一起无拘无
束地讨论国民经济学、社会哲学、社会学以及人类行为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的
中心问题，前来造访的著名外国学者有约翰·V·范西克尔(洛克菲勒基金会)，霍华德·
S·埃利斯(伯克利)以及莱昂内尔·罗宾斯(伦敦经济学派)等等。研讨会从晚上7时持续
到大约晚上10时，随后大多数参加者同米瑟斯一道去“安科拉·维尔德”饭店夜餐，然
后再前往“艺术家咖啡馆”，在那里以非正式的形式继续讨论，通常持续到次日凌晨才
结束。
此外，米瑟斯还参加了维也纳“国民经济学会”，并通过在这个学会的活动中发挥
其影响。学会的核心成员是他举办的私人研讨会的参加者。米瑟斯任副会长，他的杰出
领导才能使学会的工作获得了巨大动力，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由他和他的朋友们完成的。
这个同样是每两个星期举行一次活动的国民经济学会的会员范围明显比私人研讨会出席
人的范围大得多。学会会员或来自国外的客人们参加该学会举办的会议，通常是先作学
术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先后前来参加讨论会和报告会的外国客人几乎包括了国际上所
有的一流经济学家。
四
尽管他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奥地利仍然继续滑向了可怕的深渊。对此，米瑟斯不
抱任何幻想，他清楚地知道，虽然他也许能够推迟毁灭的进程或可以阻止零星的、更可
怕的事件的发生，但他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本想做一名改革者，
但我却变成了一位崩溃的历史记录员。”
米瑟斯曾在战后成功地使奥地利避免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可能带来的灾难，而且也为
奥地利1922年成功地实现金融稳定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但他却无力制止国家持续不断地
滥发货币和漫无止境地扩大信贷范围，更无法阻止政府日益顽固地转向干预主义政策的
进程。
大量的理论研究使米瑟斯清楚地认识到，国家的每一项干预行动都是破坏性的，原
想通过干预政策来克服的问题不但不能得以解决，反而还会带来更多同样的问题。实行
干预主义政策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一步一步地走向社会主义。有鉴于此，他判断，奥地利
政府推行的政策是造成资本不断扭曲的原因，在这一研究基础上，他进而提出了经济周
期理论，并且指出，信贷规模一旦扩大到超出实际储蓄量的程度时——或者把利息率降
低到储蓄显示的市场利息率的水平之下时，光是会形成投资繁荣的现象，但接踵而至的
就是纠正性收缩，最终不得不以经济衰退告终。作为著名的货币专家和金融(银行)专家，
米瑟斯多次收到各大银行邀请他参加银行董事会任董事会成员的聘书，但他在1921年以
前对这些邀请均予以谢绝，因为这些银行没有保证他们将采纳他的建议。嗣后，信贷规
模扩大到他认为所有的银行都不再具有偿还能力的程度。弗里茨·马赫鲁普写道，早在
1924年，米瑟斯就预言，地产信贷银行和当时欧洲最大的银行之一的信贷银行必将土崩
瓦解。他的预言是准确的，这两家银行终于在1929年和1931年初先后破产。1927年初，
米瑟斯创小了“奥地利经济周期研究所”，并聘请弗里德里希·A·海耶克任该所所长。
1931年，海耶克去英国之后，由奥斯卡·摩根斯坦继任所长职务。由米瑟期倡导，海耶
克、摩根斯坦以及哈勃勒尔等人付诸实施的研究结果清楚地论证了国际性的信贷规模过
大和资本扭曲的范围和程度。而此时此刻，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被眼前经济繁荣的表
面现象所迷惑。例如，当时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欧文·费希尔就宣布：一场持续不断
的、不可阻挡的经济高潮即将到来。与此相反，米瑟斯和海耶克却预言，一场世界性的
经济危机已迫在眉睫。事实果然如此，1929年果真爆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基于对经济发展趋势及严峻形势的预测，1927年，米瑟斯也同样坚信奥地利正在走
向深渊。自1922年以来，在奥地利执政的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大德意志党人组成的联
合政府，社会民主党是在野党。但政治权力的重心掌握在各州的州政府手中。社会民主
党人是奥地利最重要的州和首都维也纳市政府的绝对统治者，下奥地利州和施泰尔马克
州是两个第二重要的州，均由基督教社会党和大德意志党联合执政。社会民主党掌握了
工会、联邦铁路、邮政和电讯管理权。该党拥有自已的党军和卫队，这支军队拥有机关
枪和轻型炮兵武器，其人数超过了政府正规军的三倍以上，还拥有一个规模庞大的恐怖
机构，他们肆无忌惮地行使看“街头权利”。米瑟斯预言，作为对社会民主党人恐怖行
为的反应，纳粹党必将崛起，并将最终夺取政权。因此，他反复警告他的学生们，政治
流亡的命运很快就会降临到他们每一个人头上。
果然不出所料，1934年初，社会民主党在同家乡保卫团之间的一场公开内战中被打
垮，该党的领袖被驱逐出境。同年7月，恩格尔贝特·多尔弗斯——这位自1932年以来担
任奥地利总理的基督教社会党的政治领袖——在纳粹党人发动的一场未遂政变中被人谋
杀。自从纳粹党在德国攫取了政权以后，多尔弗斯利用粉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时机，
将他的权力迅速扩大到非常的程度，并藉此建立了一个专制的等级宪法制度。在墨索里
尼支持下，他曾试图阻止德国吞并奥地利的企图。然而，当奥地利—意大利同盟于1938
年3月破裂之后，希特勒就迅速吞并了奥地利。德国人进军维也纳的当天晚上，纳粹党人
就冲进了米瑟斯在维也纳的住宅，没收了他的图书馆以及所有的文件和手稿。米瑟斯本
人因离开了奥地利而幸免于难。许多及时得到米瑟斯提醒的学生也同样在此之前就迁往
异国他乡。实际上，在奥地利被吞并之后，几乎所有的米瑟斯圈内的成员都被迫走上了
流亡的道路。
五
1934年初，正当家乡保卫团与社会民主党的准军事组织之间的街垒战发展到决定胜
负的紧要关头，米瑟斯收到了日内瓦大学高级国际经济关系学院邀请他担任该院1934一
1935学年的国际经济关系专业客座教授的邀请信。于是，他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直到1338年奥地利被吞并为止，他一直与维也纳工商行政管理局保持看联系，并且经常
回维也纳处理一些公务。然而，从他的学生和朋友们唱着悲伤的歌伴送他迁往日内瓦的
那一天起，就意味着他永远告别了奥地利。后来，他在日内瓦的教学合同被延长，因此，
到1940年流亡美国之前，他一直住在那里。由于完全摆脱了日常琐事的纠缠，在日内瓦
的那儿年是米瑟斯最幸福、成果最丰富的几年。在威利安姆·拉伯尔德和保尔这两位学
院的领导人以及威廉·罗普克，路易斯·鲍丁、古克里尔莫·费莱罗，还有他在孩提时
代就建立了亲密友情的汉斯·克尔森等志趣相投的学术圈子里，米瑟斯可以无拘无束地
从事他的科研工作。
1933年，也就是在移居瑞士之前，米瑟斯发表了题为《国民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的
论文集。这是一大在理论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系列论文集。在这些论文中，他首
次系统地研究并提出了如何根据逻辑学和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来表述经济学问题，经济法
规问题以及经济学理论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他后来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著
作，恃别是1957年发表的《理论与历史》这一哲学杰作以及1962年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
《经济学的根本基础》，其基本观点都来源于这部论文集。
历史主义和传统至上主义断然否定经济法则的存在，并且认为，人类社会只有历史，
舍此之外，别无它物。此外，实证主义的出现以及由卡尔·波普尔提出的所谓“批判理
性主义”的观点也形成了新的挑战。没有任何人像米瑟斯那样了解这种挑战的意义了。
“维也纳学派”，或者更精确地说“施利克的圈子”是实证主义者的中心。米瑟斯的弟
弟理查德就是这个圈子里的一名重要成员。腓利克斯·考夫曼则既是“米瑟斯圈子”的
成员，又是“施利克圈子”的成员，他经常把施利克圈子里的人带到米瑟斯举办的私人
研讨会上做客。施利克的学术圈比米瑟斯的学术圈要小一些，起初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
但是，自从这个学术圈的绝大部分成员流亡到盎格鲁撒克逊的英美等国之后，实证主义
哲学才开始引人瞩目，其影响历经数十年而不衰，至今它已成为西方世界的一种占主导
地位的哲学。与历史主义不同的是，实证主义并不否认经济法则存在的可能性，但是，
它认为，经济法则只有两种表述方式，其一，任意(随机)作出术语规定，采用各种同义
反复的方式对经济现象进行推导分析，这种表述形式没有规定某些前提和假设，因此，
它不包含任何经验分析的成份。其二，以经验和现实为根据的表述形式，这种形式只有
在规定前提和假设的情况下才具有实用价值，因此，采用这种形式来表述经济法则时必
须不断地用经验来加以检验和证明。(按照实证主义的观点，经济学要么变成一种毫无意
义、毫无实用价值的数学游戏，要么变成一种“经验性的经济分析手段”或者变成“社
会学的不完整的技术手段”，实证主义的这一观点与历史主义极为相似，它们均认为，
经济理论和经济历史这两者之间没有系统的区别；经济历史是测验所有经济理论的须臾
不可缺少的基础和试验场)。
同其他绝大部分古典经济学家一样，米瑟斯认为，用历史主义，尤其是实证主义及
其错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从事经济科学的研究是不恰当的，因此，他驳斥了实证主义，
并且指出实证主义理论是错误的。
人们也许认为，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范畴内的立足点是可靠的。但是，
如果把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引进经济学范畴，必然会产生全面的错误认识(几乎所有的实
证主义的领袖人物，包括波普尔在内，都是训练有素的数学家或自然科学家，这种现象
绝非偶然)。实证主义者所观察的仅仅是一些典型的、最基本的经济现象：其一，无论何
时每个人都希望占有更多的财富，即，在财富的多寡之间作出选择时，每个人都愿取其
“多”者；其二，每一次在自愿的前提下进行的货物交换都是对交换的双方有利的(否则
这种交换就不可能发生)，而且双方都认为，被交换的商品或劳务是“不平等的”(与付
给对方的商品相比，双方更喜欢通过交换而获得的商品)。同时，交换的双方都声称在交
换过程中给予了对方优惠(即双方均对自已的商品的价值实行高估，与此同时，对另一方
的商品价值实行低估)；其二，货币发行量的增加会导致货币购买力的下降(从而形成收
入再分配的过程)。其四，人为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若高于市场形成的最低工资标准会导
致失业率的增加。对于波普尔之类的实证主义者而言，以上经济现象的表述要么是没有
内容的同义反复，要么就是内容丰富的、可以用经验加以证明的假定或假设。但是，实
际上这两种表述都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这些现象所反映的只是明显的事实(它们并不
是任意的术语规定，因此，不能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进行“分析”)，是不用假设就客观存
在着的现实状况(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否会导致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或者反之会导致更高
的失业率以及加剧相对贫困化等问题，人们既不能“尝试”，也不能“测试”。因为人
们清楚地知道，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绝不可能导致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而只会造成更高
的失业率和更严重的贫困现象)。上述现象的表述准确地说明了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的门
徒们认为不可能或不能科学地阐明的问题，即非假设性的现实认知。按照康德的术语来
表述，即先验的真实的综合判断。
然而，米瑟斯并没有对此满足，他继续向前迈进了决定性的一步，将经济学拓展成
为一种十分清楚的演绎科学。一切真正的经济学原理的出发点都基于一个公理，即人们
在其行为过程中都追求某种特定的目标，他们在若干个较高或较低的目标中作出自己的
选择(即作出择优选择)，以便使他们主观想象的利益(即幸福)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得到满
足。毫无疑问，这一公理真实的，不论是否认它的人或反对它的大都不得不按照这个公
理办事。同公理具有非假设性、先验性和真实性一样，在借助附加的、以经验为根据的、
而且可以证实的假设的前提下，所有直接或间接地从公理中演绎和推导出来的表述也具
有非假设性、先验性和真实性。以经济法则中的基本理论之一边际效用理论为例，它从
上述不容置疑的经济现象的表述中逻辑地推论，每个人的行为方式都相同，即他在任何
时候都会对能更满足其愿望的事情作出择优选择。边际效用理论还假定，在具有相同使
用价值的前提下，人们为了增加另一种货物单位，必须使自己储存的货物变成可以实行
交换的单位，通过交换而获得的新的货物单位可以满足再增加这种原有的货物储存而不
能满足的需求(即边际效用递减定理)。如果认为这一定理需要用假设或经验来证明的话，
那么，这种看法不仅是荒谬的，而且也是一种智力紊乱的表现。这一定理的真实性是不
可否认的，经济历史和社会历史不可能来“测试”这一定理，而仅能在很有限的程度上
以历史上的具体事例来说明这一定理的有效性。
在日内瓦任教期间，米瑟斯每星期只有两节课的教学任务，加上良好的外部环境，
使他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研究工作。1940年他发表了《国民经济学：行为与经济》这部
他的主要著作。米瑟斯运用了他在认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以人的行为为出发点，逐步
归纳和发展了他过去在货币理论、经济周期理论以及社会制度理论等方面的科研成果，
从而创立了完整的理论经济学体系。
六
到此时为止，米瑟斯在国民经济学领域的一系列科研成果已达到无人攀越的顶峰。
然而，这些丰硕的成果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他的著作发表后犹如石沉大海，
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只到大约十年以后，随着他的著作《人类行为》的发表以及1949年
一部用英文重新扩展编篡的《关于经济学的论文》的发表，米瑟斯的国民经济学理论才
开始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
自1939年以来，欧洲处于战争状况之中。1940年，当他的《国民经济学》一书发表
的时候，希特勒的军队正在向法国挺进，6月14日，德军占领巴黎，两天之后法国政府投
降。此时的米瑟斯感到他已处在敌国的包围之中，奥地利、德国、意大利，再加上直通
日内瓦门户的法国陷落。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夫人马尔吉特(她是一位丧失寡居的歌剧演
员，米瑟斯长期向她求婚，1938年两人才结为伉俪)的催促，米瑟斯决定离开日内瓦，离
开欧洲。
在当时纽约蔡斯·曼哈顿银行的高级经济师、米瑟斯的好友本杰明·安德森教授的
斡旋和帮助下，米瑟斯夫妇获得了美国的长期移民签证。1940年7月初，他们夫妇二人乘
汽车从日内瓦出发，后来，为了躲避正在向前推进的德军，他们同其他一些逃亡者一道，
不得不选择危险的秘密小道昼伏夜行，从法国南部辗转前往西班牙，然后从西班牙转道
里斯本，最后从里斯本前往纽约。
当他们于1940年8月初抵达美国时，米瑟斯已年近六旬。此时，他已是国际上知名的
科学家。他的重要著作《货币理论及货币流通理论》和《公有制经济》已于三十年代中
期被译成英文发表(英译本的书名分别是《货币和信贷理论》和《社会主义》)。此时，
任何一位来自欧洲的二流的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的门徒”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地在美国找到一个体面的科研位置，而当米瑟斯——这位最伟大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
理论家——来到资本主义的美国时，美国的各所大学和知识界却对他表示出一种毫不修
饰的、无耻的无情和冷漠。
同许多西欧国家一样，美国从十九纪世以来越来越明显地走上了福利国家和干预主
义政策的道路。自1913年来，美国实行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联邦国家收入所得税，建立
了联邦储备金(FED)制度，成立了中央银行以及确定了国家对货币的垄断地位。在二十年
代，美国经历了一场由联邦银行导演的货币和信贷的规模空前膨胀过程，最后以“大萧
条”而告终。1929年，美国的失业率为百分之三，次年就高达百分之十以上。为了克服
这次危机，在赫伯特·胡佛总统任期内，更多的却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内，美
国以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德国为榜样，按照正宗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实
行了一系列“新政”，即，取消金本位制(禁止私人拥有黄金)，再次扩大货币发行量，
扩大信贷规模，由政府控制物价和信贷发行规模，实行关税保护政策，采取充分就业措
施，实行平等的收入再分配调整和社会保障政策，提高税收，发行国债等等。尽管这一
系列政策导致了明显的失败——到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已高达百分之二十五，直到美
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失业率也从未降低到百分之十五以下——但赋予这些政
策以科学合法性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及凯恩斯主义在科学上的影响和势力达到了无
人企及的程度。对于那些顺应所谓的时代精神，向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妥协让
步并鞠躬致敬的人，例如米瑟斯当年的学生戈特弗里德·冯·哈勃勒尔，弗里茨·马赫
鲁普以及奥斯卡·摩根斯坦，所有科学殿堂的大门都敞开着的，哈勃勒尔当上了哈佛大
学教授；马赫鲁普先是进入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后来转入普林斯顿大学；摩根斯坦
也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相反·像米瑟斯这样一位丝毫不向所谓的“新经济学”作出妥
协和让步，并且把凯恩斯主义视为已有上百年历史的通货膨胀的错误理论的新翻版的著
名学者，在美国的“一流”大学的眼中，是不可接受的。
此时，米瑟斯跌入了他个人生活的最低点。但是，他的意志力和知识分子的勇气依
然顽强旺盛，他并没有被逆境摧垮。当时他住在贫民窟似的最简陋的房子里，依靠自己
的积蓄维持生活，并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这本胸怀坦荡、真实
感人的回忆录直到他逝世五年之后才得以发表。直到1941年初，米瑟斯的境况才开始略
有改善。通过他过去的学生约翰·范西克尔的介绍，米瑟斯从洛克菲勒基金会得到了一
笔微薄的年度奖学金。后来，这个奖学金一直延长发放到1944年底。由于奖学金的资助，
米瑟斯完成了两部著作的写作，即《万能的政府——极权国家的兴起和总体战》和《论
官僚主义》。在《万能的政府》这一著作中，他分析和研究了国家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
形态在德国的崛起过程，揭示了纳粹党的民族社会主义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资本主义
主张在结构上具有相似性，他着重强调了民族社会主义现象是德国传统的国家主义的继
续。米瑟斯的这一著作是对后来信誉丧尽，但在当时却风靡一时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弗
兰茨·诺依曼(此时他正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提出的关于民族社会主义是德国大工业
家们为了从社会主义的人民大众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绝望的偿试的论点所发起
的首次抨击。他在此间撰写的《论官僚主义》一书中，系统地分析了私有制经济的官僚
主义——即以赢利为目的的，同时又受到亏损威胁的企业官僚主义的经营管理——与国
家官僚主义——即依靠税收提供财政来源而进行的生产或劳务的管理——这两者之间的
区别。
在同一时期内，由于纽约(时代)杂志负责经济政策的专栏“社论主笔”、美国著名
的经济新闻记者亨利·黑兹利特的推荐，米瑟斯在《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世
界经济问题的论文。这些论文引起了美国制造商协会的重视。应该协会的邀请，米瑟斯
成为协会行动准则委员会的成员。他从1943年至1954年在该协会持续十一年的活动中结
识了许多信奉市场经济的著名企业家。1945年，米瑟斯应邀到纽约大学(NYU)担任临时客
座教授，从此，他又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从1949年起，到以87岁高龄、作为全美国年
资最高、学术活动最为活跃的教授退休为止，他终于从一位临时客座教授变成了拥有终
生的、全位置的客座教授。令人感到极为惊讶的是，在这么漫长的岁月里，米瑟斯的薪
水并不是由他执教的大学，而是由一家私人基金会——即威利安·福尔克基金会支付。
尽管如此，或许恰恰因此，纽约大学始终把米瑟斯视为一位二流教授。
七
1949年，米瑟斯发表了厚达上千页的长篇巨著《人类行为》。在这部科学巨著问世
之际，亨利·黑兹利特在为《新闻周刊》撰写的一篇评论中写道，“简而言之，《人类
行为》是一部有史以来最不妥协、最旗帜鲜明的捍卫资本主义的著作。如果有一本书能
够阻止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专制主义在过去的年代里造成的意识形态泛滥成灾的
状况的话，那么，《人类行为》就是一本这样的书。”该著的前身是米瑟斯著写的《国
民经济学》，由于时间的推移，《国民经济学》这部著作已经从德文的书市上完全消失，
原书亦绝版，那位出版此书的瑞士出版商在印行了这部著作之后不久，就因战乱而破产。
《人类行为》是一部难度极大的纯理论著作，它的问世无疑是出版业的一个巨大成就。
尽管这部著作遭到了在美国各名牌大学中占统治地位的那些信奉社会主义和凯恩斯主义
知识分子的激烈攻击和无情批判，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
一，但所有的这一切都无法阻止《人类行为》不断地——至今仍然如此——赢得越来越
多的读者，其发行量历经四十年而不衰，出版商除了印行了精装本外，还增印了简装本。
更重要的是·米瑟斯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的科学精英层同欧洲的知识界一样，他们
中间的大部分人具有浓厚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他们从政府的税收中获得资助和津贴，因
此，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国家主义者。要想改变这种表面上看来无法阻挡的国家主义倾
向，唯一的办法是直接地、不经任何中介或过滤地向广大读者全面地阐明这一事实。
《人类行为》以其清晰明快的语言、系统的构思、以及米瑟斯特有的、对人类行为学中
的公理演绎法的运用，逐步深入的逻辑论证，圆满地实现了这一目标。《人类行为》的
读者范围以及因这部著作的影响而变成米瑟斯主义者的人们，从当年到如今，包括了所
有社会阶层和处在各种不同生活环境中的人，学者、大学生、企业家、牧师、记者、律
师、医生、工程师和家庭妇女。后来，这部著作被译成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中
文和日文。米瑟斯和他的《人类行为》这一著作的影响范围从一国扩展到全世界，从而
形成了一场以“奥地利学派”和“奥地利经济学派”为代表的国际性的知识分子运动。
《人类行为》一著的出版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导致了《社会主义》和《货币和信贷理
论》这两部著作在五十年代的再版和发行量的扩大。1957年，米瑟斯又发表了另一部著
作《理论与历史学——关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解释》。这是继《人粪行为》之后他最钟
爱的一部著作。在该著作中，米瑟斯再次深入全面地阐述了经济学、经济法则与历史学、
社会学和心理学及其对世界的解释这两类学科之间的关系。他把经济学和经济法则视为
一门演绎科学，一种先验的、真实的陈述以及一种不容置疑的预言。把历史学、社会学
和心理学及其对世界的解释称之为是一些建立在对行为意义(Handlungssinn)的“理解”
(这个理解是W·迪尔泰斯和M·韦伯定义的理解)基础上的，始终“只有”非先验性的真
实陈述，并且不断提出“单纯的”推测性预言的学科。米瑟斯在此韦中阐述的观点使马
克思主义和历史主义受到了系统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批判。六十年代初，米瑟斯的
《自由主义》和《国民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这两部著作的英译本在美国发表。1962年，
年愈八旬的米瑟斯又发表了他的新著《经济学的根本基础》，从而在哲学领域内完成了
他对实证主义以及波普尔理论的最后来一次清算。
米瑟斯在撰写以上著作的同时，还非常活跃地从事教学工作，应邀作专题讲座、报
告等等。1948年底，他再次发扬了他在维也纳举办私人研讨会的传统，开始在纽约大学
每周举办一次“经济理论研讨会”。从此，他二十多年坚持不懈地举办这个研讨会，直
到1969年才因年迈体弱而停止这项学术交流活动。“经济理论研讨会”的参加者跃有正
式大学生，也有非正式的听众。居住在纽约附近的一些米瑟斯的崇拜者，如青少年和退
休老人，企业家和家庭主妇，新闻记者和法律学家，成果卓著的学者或即将成名的学者
都纷纷与会，济济一堂。与维也纳时期相同的是，后来从纽约研讨会的圈子也涌现出了
一系列重要的科学家。其中有如今在纽约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的伊斯雷尔·柯茨勒尔；
如今在内华达大学当经济学教授的大名鼎鼎的默里·N·罗思巴特；有“奥地利学派”的
领袖人物、米瑟斯的继承人拉斯·维加斯。当年以中学生的身份闯进米瑟斯的研讨会、
后来在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里希·A·海耶克教授指导下取得博士学位、如今已是历史学
家的拉尔夫·雷科教授是如此描述米瑟斯的魅力的：“米瑟斯具有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
他阐述的问题像笛卡尔的学说一样清晰明了(他以深入浅出的语言，简单明了的例子来说
明复杂的学术问题，只有真正的大师才能如此驾轻就熟)；他的每一个手势，每一个目光
都充满了对理智的崇敬；他以礼貌、友好和理解的态度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即使对初
学者也依然如此；他的演讲充满了知识和容智，幽默风趣，人们说，米瑟斯是一名在大
都市中成长起来的学者，既像柏林人，又像巴黎人或纽约人，但更具有维也纳入的那种
温文尔雅的特点。这一切都使我有理由说，我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就结识了伟大的米瑟斯，
他为我的一生树立了一个精神典范，告诉找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完美的知识分子。这样的
典范在其他一些学者中间是永远无法找到的。与芝加哥、普林斯顿或哈佛等大学的那些
才智一般的教授们相比，米瑟斯的水平无人能够超越(当然，用米瑟斯的标准来衡量这些
教授似乎并不公平，因为他们与米瑟斯是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人)。”
1947年，弗里德里希·A·海耶克和W·罗普克发起成立了由一批主张实行市场经济
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国际性的学术组织——蒙·佩尔兰协会。米瑟斯也是该会
的创始人之一。直至六十年代，他定期参加协会在世界各地举行的年会。他满意地看到
参加这一协会的学生和朋友中的一部分人走上了战后欧洲各国的最高领导岗位，其中，
路德维希·艾哈德担任德国经济部长；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和W·罗普充任艾哈
德的顾问，路易基·艾纳乌迪成为意大利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雅克·吕埃夫担任法国
总统戴高乐的经济顾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芝加哥学派”在蒙·佩尔兰协会里
的影响越来越大，协会不断地向国家主义路线靠拢，并且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知识分子
乐于妥协的弱点，这一切，使米瑟斯的失望感与日俱增。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是
对国家实行货币垄断以及发行不能兑现的纸币等政策的狂热捍卫者，他主张由国家规定
最低工资标准，实行低收入补助，无保留地赞成福利国家的基本原则；他还竭力主张实
行累进收入所得税税制，并以此作为调整收入的平均再分配的工具。米瑟斯对弗里德曼
以及芝加哥学派进行了极为猛烈的批判，他甚至当着众人之面毫无惧色地将他们斥之为
一群社会主义的信徒。
1946年，一些私人捐助者为了传播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集资并赞助成立了经济学
教育基金会，米瑟斯也是这个基金会的成员之一。基金会会址设在哈德逊河畔的一个名
叫欧艾顿的乡村中，离米瑟斯在曼哈顿的住宅只有近一小时的汽车里程。他定期到基金
会为大学生、学者、以及来自各行各业的经济学爱好者授课、作报告、举办研讨会，他
坚持不懈地举行上述活动，历时长达二十年之久。此外，由于他与美国制造商协会的密
切联系及与威利安·福尔克基金会之间的关系，请他到美国各地的基金会、协会、各种
团体以及各大学作报告的邀请信如雪片般飞来。随着这些频繁的邀请和米瑟斯的杰出演
讲，他的声望与日俱增，其演讲和报告的旅程从全美国的范围扩展到欧洲、中美洲和南
美洲各地。
由于多年来患有重听耳疾，1969年，米瑟斯终于告别了他的大学讲坛。在他生命的
最后两年里，他的体力明显不支。1973年l0月l0日，结束了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度假旅
行刚刚返回美国不久的路德维希·冯·米瑟斯在纽约与世长辞，享年92岁。
八
同他在奥地利的经历一样，在他的第二故乡——美国，米瑟斯最终也没有从根本上
成功地改变政治发展的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社会向福利国家方向的转变进
程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这一进程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发展较快，在共和党执政期间发展
较慢。但无论是哪一个政党执政，其发展方向总是相同的。与当年在奥地利(包括德国在
内)的情况不同的是，米瑟斯成功地使“奥地利经济学派”在美国的大地上扎下根来。该
学派的成员不单由科学家组成，而且还包括许多并非从事科研工作的普通群众。在各种
流行的学术模式的兴盛与衰败的不断更替之中，奥地利经济学派不但生存下来，而且始
终昂首挺立，成为思想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在他逝世的时候，无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
都一致公认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这位奥地利人——是彻底的反对国家主义，主张
意志自由和保守主义运动及文化运动的杰出的知识领袖。这场反对国家主义、主张意志
自由和保守主义的思想运动及文化运动最初发韧于反对罗斯福的“新政”，主张维护美
国的自由传统，即“古典的保守主义”(OldRight)。它使许多美国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而米瑟斯是他们公认的领袖。
米瑟斯逝世之后，这场曾经由他领导的运动经历了多次波折。同其他大部分西欧国
家一样，从七十年代开始，在美国的经济生活中首次出现了滞胀现象——即经济萧条与
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现象(而以往通常是通货膨胀之后紧随而至的是紧缩信贷，因此导致
萧条)。按照凯恩斯的理论，这种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凯恩斯认为，通货膨胀恰恰
是摆脱萧条的手段！因此，到那时为止，几乎在所有美国一流大学中具有至高无上统治
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从根本上动摇了，而且至今仍未从这一危机中恢复过来。
1974年，在米瑟斯逝世一周年后，海耶克因在发展米瑟斯——海耶克经济周期理论方面
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金，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家。米瑟斯的逝世以及海耶克获诺贝尔奖这两个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奥地利经济学派”
的更大兴趣。学术界重新开始尊重并研究在凯恩斯主义鼎盛时期他们曾经置之不理或曾
经遗忘的“奥地利经济学派”。许多基金会明确表示它们愿意承担有关资助项目。有关
“奥地利学派”的大型研讨会不断举行，这方面的著作成堆成捆地发表。米瑟斯当年的
一些学生，后来改换门庭投靠凯恩斯学派的知名人士，如弗利茨·马赫鲁普和戈特弗里
德·冯·哈勃勒尔再次易帜，宣布他们是“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或传人”。
七十年代末，尤其是里根总统的任期开始以来，人们对奥地利学派的兴趣再次下降。
其间，“芝加哥学派”取代了凯恩斯学派的地位，成为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学派。为
了在里根政府内谋得一官半职，一些原来的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以及从该学派得到好处的
人开始同米瑟斯的思想体系、同奥地利学派的人类行为学的科学方法论分道扬镳：海耶
克——这位“适度的、有节制的福利国家论”的拥护者——认为，波普尔的学说以及反
理性主义是可以接受的，米瑟斯“太极端”，“太武断”，“太理性主义了”，必须将
他作为“反动分子”从运动中开除出去。
自从八十年代以来，为了回击这种卖身求荣的行为，米瑟斯多年的学生默里·N·罗
思巴特领导了一场思想抵抗运动。早在米瑟斯仍健在的1962年，罗思巴特就发表了《人、
经济和国家》一书，这部著作奠定了他作为米瑟斯精神遗产的继承人的地位。米瑟斯为
这部内容丰富、全面的著作撰写了书评，并且给予最高的评价。此后，罗思巴特又发表
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和数不胜数的学术论文，因此，在学术能力和学术实力方面
奠定了他本人同他极为尊敬的米瑟斯之间不相仲伯的地位。在罗思巴特的帮助下，米瑟
斯的崇拜者、新闻记者卢埃林·H·罗克韦尔于1982年在亚拉巴马的奥本大学建立了一所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研究所，该所的全部建所费用和活动经费均由私人捐助。研究所
通过它的一系列活动，如举办大型学术研讨会、教学研讨会、资助奖学金生、出版书籍、
发行学术杂志和通俗刊物等等，为人们创造了学习和倾听自由社会思想的场所和机会。
研究所再次出版了米瑟斯在几十年前发表的著作《自由主义》。在这部任何时候都具有
现实意义的不朽著作中，米瑟斯明确无误、言简意赅地指出，私有制以及建立在劳动分
工基础之上的互利互惠的商品交换是人类的道德伦理和经济繁荣以及人类幸福的基础；
政府的唯一职能保护私有财产、私人产权以及实行与此密不可分的市场经济，政府既不
能干预和“纠正”市场上自然形成的人们的收入分配关系和财产分配关系，也不能干预
和“纠正”国民教育以及教育事业，政府不应当拥有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随时并任意
地去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必须贯彻实行自由贸易的主张，在国际范围内实行金本位制。
上述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如今，由米瑟斯发起的自由主义思想运动比以往任何时
候更加深入普及、更富有影响力。米瑟斯的全部著作目前都在重新印刷和出版过程中，
他的新著《论文集》也将问世。许多米瑟斯主义者目前正在美国的众多大学执教，很多
经济学家都把奥地利学派作为自已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向。大学生们对以米瑟斯为代表
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学习兴趣也在持续、快速地增长。奥地利学派——米瑟斯主义的影
响与日俱增。如今，它在美国的公众舆论以及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已形成了一种明显的、
不可忽视的知识力量。米瑟斯早就准确预言的社会主义的不可行性，由于社会主义在东
欧的迅速、急剧的虚脱而得到证实，这一点，更增加了奥地利学派——米瑟斯主义在国
际上的影响。
在二十世纪末行将到来的今天，尽管米瑟斯预测的美国和西欧福利国家的危机征兆
越来越明显尖锐，但是，他的思想还远远没有获得全面的胜利。正如他为1962年在美国
出版的《自由主义》一书撰写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当我在二十五年前试图将以自
由主义的思想和原则闻名于世的社会哲学作一个归纳和总绪的时候，我并没有奢望我的
这些论著将能阻止由于欧洲各国公开奉行的政策所导致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和灾难。我仅
仅是想借此为那些正在思索的少数人提供一个学习古典自由主义的目标及其作用的机会，
以便使人们在经历了这场即将到来的灾难和崩溃之后，为重新树立自由的精神铺通一条
道路。”
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序言
1·自由主义
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们制定了一个政治纲领，
这个政治纲领首先在英国和美国，然后在欧洲大陆，最后在人们居住的世界上的其他地
区或多或少地成为实际政策的准绳。但是，它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被全部贯彻实
行过。甚至在人们视为自由主义的故乡和自由主义的模范国家英国，也没有成功地贯彻
自由主义的全部主张。从整体上看，世界上有些地区的人们只采纳了自由纲领的某些部
分；在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人们不是一开始就拒绝它，或者至少在短时间内就否定它。
本来，人们可以以夸张的口吻说，世界上曾经拥有一个自由主义的时代，但事实上，自
由主义从来没有能够发挥它的全部作用。
然而，自由主义思想短暂而有限的统治足以改变地球的面貌。一个大规模的经济发
展已经开始。人类生产力被解放，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量成倍增长。在世界大战的前夜—
—这场世界大战本身是多年来激烈反对自由主义精神的产物，它在一段时期内导致了更
加剧烈的反对自由主义原则的斗争、世界上的居民人口空前密集，每个居民都可以比过
去几个世纪生活得更好。自由主义创造的富裕，大大地降低了过去的世纪里肆虐无情的
儿童死亡率，而且通过改善生活条件，延长了人的平均寿命。这种富裕不仅仅流向一个
有选择的狭窄的社会阶层，在世界大战的前夜，欧洲工业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和英国海
外领地工人的生活比不久以前的贵族的生活还要美好。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饮食，
可以给他的孩子以更好的教育，如果他愿意的话，也可以参与民族的精神生活，而且他
也可以毫无困难地晋升到更高的社会阶层，如果他具有足够的天赋和能力的话。在自由
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自由主义得到长足发展的国家里，人们不是凭藉财富和高贵的家庭
出身出人头地，而是靠自身的力量、靠自己的天赋和才干以及有利的环境等因素脱颖而
出，这些人在社会金字塔的顶居中占大多数。旧时代奴仆之间的樊篱被废除了。人人都
是平等的公民。任何人都不会因为他们民族属性，因为他们思想和信仰受到歧视或者甚
至受到迫害。人们在内心深处停止了政治和宗教的迫害，从外表上看，战争也变得越来
越少。乐观主义者甚至认为，永久和平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然而，事与愿违。在十九世纪里，自由主义的敌人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使得自由
主义的成就中的一大部分重新化为乌有。今天的世界不再想了解自由主义。在英格兰以
外的地方，“自由主义”的名称简直受到蔑视；虽然在英格兰仍然还有“自由主义者”，
但是，其中的大部分只是名义上如此，实际上他们只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如今，政府
的权力到处都掌握在反自由主义的政党手中。反自由主义的纲领策动了世界大战，导致
各民族国家采取禁止进出口、建关设卡、禁止移居自由以及相类似的措施互相封锁。它
把国家变成社会主义的试验场，其结果是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并由此产生了贫困。如果谁
不愿意蒙上自已的双眼，他必然会看出世界经济近在咫尺的灾难征兆。反自由主义的行
为正在导致文明的普遍崩溃。
如果人们想了解究竟什么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追求的是什么？就不能简单地回顾
历史以找寻它的来历并据此研究自由主义政治家曾经追求并实践了什么。因为，自由主
义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成功地贯彻实行过它所要实现的纲领。
如今，那些自称为自由主义的政党，它们的纲领和行为也不能给予我们关于真正的
自由主义的启示。正如我们已经提及的那样，即使在英格兰，人们所理解的自由主义更
多的只是与托利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类似的概念，而不是自由主义的原有纲领。如果还存
在着一些自认为与自由主义一致的自由主义者，即使他们赞同将铁路、矿山和其他企业
国有化，甚至赞同关税保护，但事实上，人们也会毫不费力地看出，这些自由主义者只
是徒有虚名而已。
同样，从自由主义的伟大奠基者的文献里学习和研究自由主义，在今天也是远近不
够的。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已经完成的学说，它也不是僵化的教条。相反，它首先是人
们社会生活的科学的应用。正如自从大卫·赫穆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杰米
·本托斯和威廉·洪堡以来的国民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并没有停滞不前一样，自由主
义的学说，尽管它的基本思想并没有任何改变，今天它与创始人所处的时代也不相同了。
多年来还没有人对自由主义学说的意义和本质进行总结性的表述。本文对自由主义的论
证和辩护，只是其中的一种探讨。
2·物质福利
自由主义是一种真正研究人类行为的学说，其着眼点和最终目的是促进人们外在的
物质福利，而不是直接满足人们内在的、精神上的以及形而上学的需求。它并不向人们
许诺幸福和满足，而是尽一切可能将外部世界所能提供的物质用来满足人们的诸多需求。
自由主义的这种面向尘世、不求永恒、纯粹追求外在的和唯物主义的观点很容易使
它成为多方面指责的对象。人们认为，人的生活并不完全是为了吃喝，还有比吃、喝、
住、穿更高级、更重要的需求。如果人的内心世界、人的灵魂空虚而得不到满足，那么
即使他拥有人类所有财富也不会成为幸福的拥有者。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最严重的错误
就是不懂得、也没有为人们更深层次的、更宝贵的追求提供任何东西。
然而，自由主义的批判者的这些言论恰恰说明他们的这种所谓更高级、更宝贵的追
求只是一种非常不完整、非常物质主义的想象。借助于政治上人为手段无疑可以使某些
人变得富有或贫穷，但它永远不能使人感到幸福，永远不能满足他们最内在、最深层次
的追求和渴望。在这一方面，一切来自外部的辅助手段都失去了其功效。政治手段仅能
消除痛苦和不幸的外在原因；它可以促使人们建立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
有房住的社会制度。但是，人的幸福和满足并不取决于食品、衣物和住房，而主要取决
于人们内心的追求与渴望。自由主义并不是因为低估了精神需求、精神财富的重要性才
将其目光仅盯在物质福利方面，而是由于它坚信，任何外在的调节都不可能触及人们的
最高或最深层次的追求。自由主义仅仅是试图为人们创造一个外在的富裕条件，因为它
知道，人们内在的、心灵的富足感不可能来自外部世界，而仅仅只能来自于他们自己的
内心。自由主义除了为人们的内心生活发展创造一个外部的前提条件之外，别无它求。
毋庸置疑，二十世纪过着相对富裕生活的公民与十世纪的公民相比，前者更容易满足其
心灵的需求，而后者却受着朝不保夕的生存条件困扰，面对敌人威胁的危险而不得安宁。
当然，如果谁同一些亚洲的和一些中世纪基督教的派别一样，完全站在地地道道的
禁欲主义立场上，将林中之鸟以及水中之鱼的无所需求和贫穷当作人们行为的理想模式，
并以此来指责自由主义的物质主义观点，那么，我们自然对他无所反驳。我们只能请求
他不要打扰并允许我们走我们的路，就像我们也不阻碍他按照他的方式将来在天国永生
一样。祝愿他在他的隐士庵中与世界和人类安祥地隔离开来。
绝大多数当代人根本不赞成禁欲主义的理想。那些拒绝禁欲主义生活方式及其信条
的人，也不应当对自由主义对外在物质福利的追求加以指责。
3·理性主义
人们常常习惯指责自由主义是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企图理智地调整和处理一切事物，
因而无视人的感觉在人们的社会存在中是违背理性的，即人们的不理智的行为很多，而
且会越来越多这一事实。
其实，自由主义完全没有忽视人也有不理智的行为，否则，自由主义就不会一再告
诫人们要将理智作为自已的行为准则。自由主义并没有说过人们的行为总是聪明无误的，
它一再告诉人们，为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必须坚持不懈地用聪明的方式行事。自由主义
的性质恰恰是要使理智在政治中生活中人行其道，让人们的行为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更加
理智，对于这一点，人们是没有争议的。
假如某人对一位向他提出理智的生活方式，即健康生活方式建议的医生回答说：
“我知道您的建议是理智的，但我的感觉却阻止我采纳和遵循您的建议，尽管这样不太
明智，但我还是要做那些有损于我本人健康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任何人赞同
他的作法。无论我们在生活中制定了一个什么目标，为了实现它，我们都会采用理智的
方式。谁都不会选择一列火车恰恰要开来的时候跨越一根铁轨。缝纽扣的大都不愿意把
针孔到自已的手指头里去。人们在从事的每项工作中部必须总结出一种诀窍——技术。
这些技术告诉人们该怎么去做，假如你不想不理智地干活的话。人们普遍承认，人类能
够很好地学习和掌握生活中必须的技术。如果某人着手干一项他没有掌握技术的工作，
就会被人责骂为工作拙劣，笨手笨脚。
有人认为，政治是个例外，搞政治不能靠理智，而是要靠感觉和冲动。对于应该怎
样才能较好地安装照明设施的问题，人们通常都谈得相当有理智，但是，一旦讨论到究
竟由谁来安装照明设施？是私人出资还是市政当局出资这一问题的焦点时，人们却都不
愿意让他们的理智持久一些。这时，感觉、世界观，或简而言之，不理智就开始起决定
性作用了。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
按照一个尽可能适用的模式来建立人类社会的机构和组织，是一件平淡无奇的事情，
就好比如何修建一条铁路或如何生产布匹、家俱一样。虽然国家和政府的事情比人类的
其他活动更重要一些，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制度是一切其他事物的基础，只有在完善社会
里才能保证每个人的正常活动，但是，无论这个制度建设得多么高明，多么美好，它毕
竟还是人的作品，因此，它也只能按照人们理智的准则加以评判。正如我们行为的其他
方面一样，把政治神秘化只会给人们带来祸害。我们的理解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不
可能奢望人们能够揭开最终的、最深层次的世界秘密，但是，尽管我们永远不能弄清人
们存在的意义和目的这个问题，但这也不能阻止我们采取措施来避免传染性疾病，同时
妥当地安排好我们的衣食，更阻止不了我们塑造人类社会，用最妥当的方式来达到我们
在尘世间想要达到的目标。同样，国家、法律秩序、政府和管理机构也不可能尽善尽美
到超出我们理智思维的范围。政治问题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技术，我们也要按照现有
的、与解决其他技术问题相同的途径和相同的方法来解决，即通过理智的思考权衡，通
过研究现有条件的途径与方法。人类之所以是人类，人类比动物高明，就是因为人类具
有理智的思维。为什么他们在政治上放弃了自己的理智，反而相信黑暗不明的感觉和冲
动呢？
4·自由主义的目的
一种流传很广的观点认为，自由主义与其他政治流派的最大区别是，它将社会上一
部分人的利益，即将财富的占有者、资本家和企业家的利益置于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之
上，并代表着这一部分人的利益。这种观点完全颠倒了事实。自由主义一贯注重全社会
的福利，从未为某一特殊阶层谋取利益。英国功利主义者的一句名言用一种不那么巧妙
的方式表述了这种意思，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自由
主义是第一个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不是为了特殊阶层服务的一种政治倾向。与宣称
追求同样目标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是，自由主义不是通过其追求的目的，而是通过它
选择的方法去达到这一最终目的。
有人宣称，自由主义政策若获成功，那将会有利于，而且必然会有利于特定社会阶
层的特殊利益。这种说法值得一驳。我们自由主义纲领的诸多任务之一就是要告诉人们，
上述论调毫无道理。但是我们并不想从一开始就指责那些反对自由主义的人缺乏诚意，
也许他们是凭着自己的良知提出了上述论点——尽管我们认为这些论点有失公允。用这
种方式反对自由主义的人也公开承认，自由主义的观点鲜明，它只想做它宣布要做的事
情。
持这种论点的人与那些指责自由主义并非为了大多数人，而只是为了某个阶层的特
殊利益服务的人截然不同，他们既失之公允，又缺知少识，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他们选
择这样的斗争方式，暴露出他们肯定了解自身固有的弱点。他们之所以拿起了有害的武
器，恰恰证明他们舍此之外，别无它法。
假如医生告诫一位病人：“请不要食用某种食品，否则将加重病情，带来严重的后
果。”任何人都不会愚蠢地答道：“这位医生没有为病人着想，谁为病人着想，谁就应
当让病人尽情地享用美味佳肴。”人人都懂得，医生要求病人放弃食用有害食品带来的
享乐与愉快，是为了避免对身体造成损害。然而，在社会生活中，有些人却不愿这样看
问题。每当自由主义者反对特定的某种民风民俗，并指出这样做会给他们带来有害的后
果时，人们就责骂他是反人民的，而表彰那些毫不顾忌将来带来有害后果的蛊惑人心者，
他们只向人们介绍表面上带来眼前利益的东西。
理智的行为与非理智的行为的区别在于，前者只牺牲暂时利益，这个暂时利益的牺
牲是表面上的牺牲，因为这些牺牲可以通过后来的成功得到补偿。那些避免食用香甜可
口但有害健康的食品的病人蒙受的仅仅是暂时的、表面上的损失；其成功——即没有出
现身体的损害——告诉他，他并没有失败，而是胜利了。若想避免损失，就必须考虑行
为的后果。蛊惑分子利用了这一点，指责要求暂时牺牲眼前利益的自由主义者，责骂他
们是心狠手毒的人民公敌。他们知道，指出贫困和痛苦之后再提出建议，是足以使听众
感动得掉泪并赢得人心的好方法。
反对自由主义的政策是主张将资本分光吃尽的政策。这种政策旨在以牺牲将来为代
价换取眼前的享乐与富足。这同我们谈到的病人的道理相同，这两种现象都是以眼前的
享乐换取将来沉重的后果。有鉴于此，有人又说，自由主义铁石心肠与他们的慈善为怀
两者之间水火不相容。我们认为，将这样的比喻强加给自由主义，是一种不诚实的欺骗
行为。我们谴责这些反自由主义的无稽之谈，不仅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政客，而且也针
对反对自由主义政党把持的舆论工具，因为几乎所有的“社会政治文人”都在使用这种
不诚实的斗争方式。
事实并非那些思想狭隘、见识短浅的普通的报刊读者主观想象的那样，人世间的贫
困和痛苦也能成为反对自由主义的理由。恰恰是自由主义者要消除贫困和痛苦。自由主
义认为，它所提出的方法是唯一适合并能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如果谁认为他还能提出
一个更好的或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另外的道路，那么他就必须去证实它的可行性。但是，
那种认为自由主义并非为全社会的福祉，而是为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谋利的看法，并不
能代替这种证明。
即使人们奉行自由主义政策，现实生活中的贫困和痛苦也不能成为反对自由主义的
理由，因为奉行其他政策是否会带来更多的贫困的疑问依然存在。如今，自由主义政策
到处遭到反对和抵制，私有制的发展受阻，因而无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一切都不可
能抹煞自由主义的正确性，反而恰恰事与愿违。如果人们将现实生活与中世纪及近现代
之前几个世纪的状况作一比较，就不难看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已创造了多少丰功伟
业，假如它没有受到干扰，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奇迹，只要人们在理论上稍作探讨，就不
难得出这一结论。
5·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
我们习惯将一个实行了自由原则的社会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将这一社会形态打上资
本主义的标记。由于这一社会实行的各种不同的经济政策只是或多或少地接近自由主义
的主张，并非完整地贯彻了自由主义的思想，所以，现实并不能回答成熟完整的资本主
义究竟是什么样以及其究竟能够做到什么的问题。但是，若把我们的时代称为资本主义
时代，无论如何都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创造我们时代财富的一切因素都可以归功于资
本主义的组织方式和生产方式。资本主义之所以有活力，是因为它从自由主义思想中汲
取了丰富的营养。正因为如此，这个社会中的广大群众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当代人的生
活条件达到了我们上几代人中连富人以及享有特权的人都不可能达到的水平。
然而，那些形形色色蛊惑人心的空谈家们的看法却与此截然不同。听了他们的议论，
也许有人会相信，单单只有一个狭小的社会阶层从这一切生产及技术的进步中获得了好
处，相反，人民大众却变得越来越贫困潦倒。事实上，只要稍加思考，就不难看出，一
切技术革新和工业革命的结果都直接影响和改善了广大群众的物质需求。一切生产成品
的大工业都是直接造福于广大群众的，而一切生产半成品和机器的工业都间接为造福广
大群众服务的。过去几十年里大工业的巨大变革，正如十八世纪发生的大规模工业革命
一样——人们将这场工业革命冠以一个并非特别幸运的词汇——“工业革命”——首先
在更好地满足大众需求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制衣工业、机械制鞋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
展，从其本质上讲就是造福于最广大的群众。由于它们的进步和发展，今天的群众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要吃得好、穿得好。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不仅只在吃、穿、住方面，而且在
其他方面也满足了人们的大量需求。新闻业，如电影工业一样也实现了大规模生产。即
使是歌剧院和与其类似的艺人场所也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成为大众光顾的地方。
由于一些反自由主义政党的颠倒黑白和激烈煽动，人们如今把不断增加的贫困问题
以及世界性的贫困化问题更多地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
的煽动并没有成功地将自由与自由主义这些词汇的价值贬低到他们所希望的程度。无论
反自由主义的煽动宣传以何种面目出现，每个政党的人听到自由主义这一概念时，都会
自然而然地将它与“自由”(Freiheit)一词联系在一起。因此，反自由主义的煽动宣传
家们放弃了将自由主义一词经常挂在嘴边的作法，转而更多地将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与资
本主义社会的某些不道德的行为联系在一起。谈到资本主义，就使人联想到一个心狠手
毒、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他剥削同类，无恶不作。事实上，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资本主义
社会秩序是，资本家若要发财致富，唯一的途径是像满足他们自身需求一样来改善同胞
的物质供应条件。而反自由主义的人在勾画资本主义的概念时，对这个根本问题佯装一
无所知或所知甚少。每当人们谈及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人为改善时，这些人都闭口不提
资本主义。反自由主义的宣传家凡是提到资本主义时，往往只提资本主义普遍现象中的
某种特殊现象，而它恰恰是自由主义遭到遏制时才会产生的特殊现象。资本主义为广大
人民提供了诸如食糖一类美味可口的奢侈品和营养品的事实，他们只字不提。但是，当
某个国家的卡特尔将食糖的价格哄抬到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时，他们才大谈特谈资本主
义与食糖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只要贯彻了自由主义的原则，这种现象绝不会发生。
这是因为，在自由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既无海关也无哄抬糖价的卡特尔。
反自由主义宣传的意图非常明显，他们要把反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所有恶劣的后果
统统归咎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身，他们鼓吹道，自由主义的目的违背了其他社会阶
层的利益，帮助和发展资本家、企业家的利益。他们以此为出发点并据此推断，自由主
义是一种反对穷人、有利于富人的政策。他们使人相信，在特定前提条件下，很多企业
家和资本家赞成关税保护，此外，再加上资本家们赞成生产武器，推动军备生产，所以，
反对自由主义的人很快就理所当然地将这种政策宣布为资本主义政策。事实恰恰与此相
反。自由主义绝不是代表某一特殊阶层的政策，而是为全体人民利益服务的政策。因此，
那种认为企业家和资本家为了他们的特殊利益，赞同自由主义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企
业家和资本家之所以赞同自由主义，完全是出于与其他人相同的原因。当然在极个别的
情况下，某些企业家和资本家的特殊利益与自由主义的纲领相吻合，这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事实上许多企业家或资本家的特殊利益一贯是与自由主义的纲领相对立的。事情
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正如到处有“利益者”追逐“利益”那样。譬如说，某个
国家建立钢铁关税，人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一事实称为有利于钢铁工业。因为国内还
有其他的一些要求保护钢铁关税的企业家。但是无论怎样看，从钢铁关税中获利者仅仅
只有极少数的人。同样的道理，建立和保护钢铁关税这件事也不是行贿就能办到的，因
为受贿的也只有少数人。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人们只向税务官员行贿而不是去向他们
的对手——自由商人行贿呢？关税保护已成为一个可行的思想体系，这一事实既不会造
成利益获得者，也不会产生它的收买者。它只能造就那些将这种思想体系赋于这个世界
的思想家，所有的大都在按照他们的思想行事。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反自由主义思想统治的时代，所有人的思维方式都是反自
由主义的，正如一百多年前绝大多数大都用自由主义思想来思考问题一样。如果今天许
多企业家赞同关税保护，这就恰恰说明他们接受了反自由主义意图。而这些问题与自由
主义本身毫无关系。
6·反自由主义的心理根源
仅从理性的角度来解释社会合作的问题似乎还不能阐明本书要想阐述的观点。这是
因为我们用理性主义的观点无法寻找到那些反对自由主义根本原因。有些人之所以反对
自由主义，完全不是出于理性和理性的分析，而是由于精神上的病态，由于偏见和变态
心理。人们可以根据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名字将其称为傅立叶变态心理。
我们不需过多地分析由于偏见和嫉妒而产生的针对自由主义的那种恶意。偏见的表
现形式是，当某人的处境比他要好一些时，他便产生一种憎恨心理，以至于他并不顾忌
自已从这种憎恨中蒙受很大的损失也要给对方造成损害的这样一种行为。有些反对资本
主义的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若在任何一个其他的经济制度下也好不了多少，明
知如此，仍然竭力要求换制改革，例如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因为他们寄希望于搞社会主
义能使他们所嫉妒的富人倒霉。人们常常可以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听到这种说法，虽然社
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物质匮乏和贫困，但这种贫困较之现在要容易承受得多，因为在社
会主义社会里没有人会比其他人过得更好。持这种偏见的人并非不可救药，可以用理智
的分析使他们克服偏见。我们不用费太大的力气就可以使他们明白，改善他们生活条件
的根本途径不是设法使那些过得比他们好的同胞倒霉遭殃，而在于他们在改善自身条件
方面所作的努力。
然而，与傅立叶变态心理作斗争，却远比说服人们克服偏见要困难得多。因为这是
一个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一种神经官能症。神经病理学家对此病或许比政治家更有兴
趣。但是，要想研究现代社会的问题，今天又不能绕过它。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
医生们几乎还没有着手研究傅立叶变态心理病这一课题。如果能追根寻源，到唯一能引
导人们找到相关知识的心理学分析理论中寻找答案的话，就会发现，甚至精神分析大师
弗洛伊德和他的学说在其神经官能症的理论中都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在数百万人之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在他的生活中实现了他所追求的目标。即便是那
些最幸运的人，他们的成就与其年轻时梦想获得的虚荣仍然相去甚远。数以千计的困难
和阻碍撞碎了计划的梦想，而他本身的力量却显得很弱小，以致于无法实现主观想象既
定要达到的目标。失望和计划的失败，自身的不足与他提出的既定任务相矛盾是每个人
最大的、最为痛心的经历，这是最典型的人类命运。
人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对这种命运作出反应。生活的智者歌德指出了其中的一
条道路。他在《普罗米修斯》中呼唤道：“你也许说，我应该憎恨生活，逃向沙漠，因
为不是所有的美梦都能成真。”浮士德在最高的瞬间认识到“智慧是最后的结果”，
“只有那些每天不得不拥有自由的人，才能像获得生命那样获得自由。”任何尘世间的
不幸都能够损害人们的意志和精神。谁想面对真正的生活，而不被生活所奴役，谁就不
应当躲避到生活的谎言中去寻找安慰。当企求的成就没有到来，当命运的打击将长期的
辛劳所得瞬间化为乌有时，他应当将努力再增加四倍，他应当毫无畏惧地面对不幸。
但是，精神病患者却不能承受真实的生活。这种真实的生活对他来说真是太野蛮、
太粗暴、太糟糕了。他不愿像健康的人那样“不畏一切强暴，坚持不懈地”把生活改变
得便于接受；他不了解自己的弱点，而是逃避到一种幻觉中去。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
这种幻觉是把“自己的期望当作一种安慰”，其特点是“以幻觉来抵制逻辑和真实的打
击”。因此，人们无法用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服此类病人放弃其徒劳无功的做法。病人
必须依靠自身的努力来达到痊愈的目的。他必须学会并懂得为什么他不愿忍受真实，反
而逃避到幻觉之中去的原因。
精神病学家也许有一天会宣布他们的研究成果，即说明傅立叶主义是一个患有严重
疾病的大脑中杜撰出来的荒唐产品。作者不想在本文里罗列傅立叶撰写的文章，以证明
他的变态心理，因为这是精神病专家感兴趣的事情，也许是那些想通过读他的文章而享
受一次贪婪的幻想的人们想做的事情。但是可以断定，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感到需要的
时候，就会离弃装腔作势的辩证法的领域，停止对反对派的嘲笑和中伤，列举几个苍白
无力的事例大做文章，但是，他们除了傅立叶的“乌托邦”之外，没有拿出任何新东西。
同样，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构思和设计也没有超出傅立叶早就已经提出的
两个假设，而这两个假设与人们的一切经验和智慧都是相违背的：这两个假设一方面指
生产的“物质基础”，“人们不需付出任何劳动就可以从自然界得到”。这个物质基础
如此丰富，以致于人们根本用不着进行经营就垂手可得，由此产生了“实际上生产可以
无限增长”的信念。另一方面，傅立叶在他的假设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条
件下，劳动已从负担变成乐趣，变成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在那些物质财富充分涌
流、劳动变成乐趣的地方，人们自然可以毫不困难地建立起童话般的懒人国了。
马克思主义站在它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上，可以对浪漫主义者和浪漫主义投
去鄙视的目光，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性质是相同的。马克思并不去排除那些摆在实现其
愿望的道路上的障碍，而是在他的幻想中自我满足，期望着这些障碍在幻想中自行消失。
在精神病患者的生活中，生活的谎言具有双重任务。他们在失败中自我安慰，相信
奇迹般的成功将会到来。例如，他们认为，社会的种种失败，包括他们设想的远大目标
之所以没有实现，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这些目标无法实现，而是由社会制度的缺陷造成
的。推翻了现有的社会制度之后，他们就可以在未来形成的新社会里得到他们想得到的
东西。人们试图让他们理解，他们梦想中的未来的国家制度是行不通的，一个实行劳动
分工的社会离不开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个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下去。
然而，人们的一切说服都没能使他们理解这个问题。精神病患者始终抱着其生活的谎言
不放。
如果把他们放在生活的谎言和逻辑思维两者之间，让他们去选择的话，他们宁可牺
牲逻辑。这是因为，他们如果放弃了在社会主义思想中找到的安慰，或曰离开了这种安
慰，生活就会变得更加不堪忍受。社会主义思想告诉他们，导致失败的原因不在于他们
自身的过错，而在于社会。因此，社会主义思想抬高了他们低落的自我意识，并将他们
从难以忍受的压抑感中解脱出来。虔诚的基督徒也与此相似，他们很容易忍受尘世间遭
到的不幸，因为他们将他们的个人存在寄托于来世，并且希望一旦进入来世，他们在尘
世间的不幸就会成为过去，受苦受难的人会过上好日子。社会主义之所以变成现代人们
解脱尘世间痛苦的一剂仙药，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然而，如果灵魂不死，来世报应以及
复活等信仰变成了对尘世进行改造的一种刺激的话，社会主义对人们的许诺作用就完全
不同于基督教教义了。它给人们规定的义务只有一个，即：赞同并支持社会主义政党的
政策，而社会主义政党的政策许诺给人们的只是一些期望和一些要求。
从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个特点中，我们可以理解到，其追随者中的每一个人期望从社
会主义中得到的东西，恰恰是社会主义无法办到的。社会主义的作家们不仅向人们许诺
全体人民的富裕，而且还许诺了爱情和幸福，个人的精神和身体方面的全面发展，全体
人民都可以发挥他们伟大的艺术才能和科学才干，如此等等。不久前，托洛斯基在他的
文章中宣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的平均水平可以提高到“与亚里斯多德、歌德、
马克思相当的程度”。社会主义天堂是一个最美好的王国，那里居住的全都是幸福的超
人。所有的社会主义的文献都充满了这样的废话。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些废话招徕了它
的追随者。
人们不可能把每个患有傅立叶——变态综合症的病人都送到医生那里，让医生通过
精神分析来治愈他们的疾病。因为其中相当多数的患者拒绝接受医生的治疗。没有任何
别的方法比病人自我治疗更有效。他们必须学会认识自我，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寻
找一个可以承担一切罪过的替罪羊。他们必须认识并懂得人类社会合作的基本原则。
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第一章 自由主义政策的基础
1·所有制
人类社会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为了共同进行生产活动而络合起来的共
同体。与每个人孤立的行为相比较，按照劳动分工的原则进行共同的生产活动可以大大
提高生产效率。在相同的条件下，实行了劳动分工的生产活动不仅能够创造与同等数量
的个人孤立的生产活动同样多的财富，而且比后者明显要多得多。整个人类的文明就建
立在这种劳动分工所带来的很高的生产效率的基础之上。劳动分工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
与绝大多数动物的体力相比，劳动分工使相对弱小的人类成为地球的主宰和技术奇迹的
创造者。假如没有劳动分工，今天的我们就会像数千年或数万年之前的祖先一样彼此之
间毫无关系。
人类仅仅只为自已的生存而从事的单个生产活动不可能增加我们的物质财富。为了
增产增收，人类的生产活动必须利用大自然赐予的地球上的土地、物质和能源。地球拥
有并承载着人们生产活动所需的一切物质和能源。人类的生产活动由两个要素组成，从
这两大要素之间有效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生产出一切满足人类需求的产品。也就是说，在
生产活动中人必须付出劳动，还必须拥有物化生产要素。物化生产要索是指人们在生产
活动中不仅要利用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绝大部分与土地密切相关的物质和能源，而且还
要利用人类在以往的生产活动中从原始的自然生产要素里创造出来的那些中间产品。
根据国民经济学的说法，我们可以将生产要素区分为二种不同的类别，即：人的劳
动、土地和资本。我们将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理解为自然界提供给我们的一切地上地下、
水中和空中的物质材料和能源。将资本财产理解为为再生产服务的、通过人类的劳动所
生产出来的一切中间产品，例如机器、生产工具以及一切形形色色的半成品等等。
首先，让我们来观察分析人类生产分工以及合作的两种不同的制度，其中一种以生
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基础、而另一种是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后者被称为社会主义
或共产主义；前者则被称为自由主义，由于它自十九世纪以来创造了囊括世界范围的劳
动分工组织，所以人们也将其称之为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断言，在实行劳动分工的社会
里，人类相互合作的唯一可行的制度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自由主义断言，社会主义作
为一个包括全部生产资料的社会制度是行不通的，尽管这种制度在只占有部分生产资料
的情况下并非完全行不通，但它会导致生产率的下降，以至于使其非但不能够创造更多
的财富，反而会赶到减少财富的作用。
用一个唯一的词汇就能概括自由主义的纲领，这就是，私有制，即生产资料的私有
制。(人们生活中的那些直接消费品是私有财产，这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即使社会
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对此都不持异议。)自由主义的一切其他主张都是根据这一根本性的
主张而提出的。
但是，如果人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除私有制以外，自由主义纲领还将“自由”
与“和平”这两个词提到重要位置。这样做并非因为早期的自由主义纲领大都将这两个
概念与私有制相提并论。我们曾经讲过，今天的自由主义纲领是在早期的自由主义纲领
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由于自由主义吸收了过去几十年来科学进步的成果，今天的自由
主义纲领在阐述这几个概念的相互关系时，其理解的基础更加深刻，其视野更加广阔，
因此，今天的自由主义纲领超过和发展了早期的自由主义纲领。许多老资格的自由主义
者认为，“自由”与“和平”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基本思想的延伸与发展，而
且同样是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所以在自由主义的纲领中被提到重
要位置，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它们遭到自由主义敌人特别激烈的攻击。如果我们对这种攻
击视而不见，听任下去，就等于是对他们采取某种程度上的默认态度。
2·自由
自由的思想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我们在很长的时间里简直不敢怀疑人们对它的最
崇高敬意和认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这一事实。列宁是对自由表示保留意见的第一个人，
他把自由称之为“资产阶级的偏见”。人们把自由的真髓要义忘得一干二净，或抱着口
惠而不实的态度，揭露这事实，是自由主义的一大成就。自由主义的名称就来源于自由
一词。反自由主义的政党的名称最初叫做“SERVILEN”。这两个名称都是在十九世纪最
初十年的西班牙宪法战争中出现的。
在自由主义出现之前，甚至连高尚的哲学家、宗教事业的捐助者、牧师这些怀有最
良好愿望的人以及真正热爱人民的国家领袖都认为奴隶制是正义的，是一种有益于社会
的、仁慈的制度。他们认为，人的自然本性决定了一部分人应该是自由的，而另一部分
大是不自由的。不但统治者这样想，而且一大部分奴隶也持这种看法。他们忍受奴隶制
度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得不顺从奴隶主强大的武力，而且他们也认为这种制度给他们带
来了好处，奴隶无需为每天充饥的面包发愁，因为主人支付他们每天所必需的东西。当
自由主义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开始在欧洲和海外大陆的黑人奴隶中呼吁废除农
奴制和奴隶制时，不少所谓正直的朋友还对此加以反击。他们认为，不自由的劳动者习
惯了这种不自由的生活，并不感到这是不舒服的负担，他们不懂什么是自由，也不知道，
他们将从自由里得到什么。离开了主人的关心只会有损于他们自已，他们没有能力经营
和生产自已必需的东西，因而会陷入贫困。假如奴隶获得了解放，一方面他们不会实现
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们会在物质生活上受到严重的损害。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观点
在人们询问的许多奴隶中也得到了认同。为了达到废除奴隶制的目的，许多自由主义者
不得不将那些农奴和奴隶受到残酷虐待的非常特殊的例子加以夸大，并指出这些都是普
遍现象。事实上，奴隶制中类似的越轨行为只是偶尔发生，并非具有普遍意义。尽管如
此，这些越轨行为的存在仍然是废除这种制度的理由。从总体上看，当时奴隶主对其奴
仆的待遇还是人道和温和的。
在一般情况下，一些人赞成废除奴隶制完全是出于慈善的原因。如果有人反驳他们
并指出，保存奴隶制同样也是为了奴隶自身的利益，那么，这些好心的慈善家也就无言
以对了。唯一能够战胜、并且已经战胜奴隶制及其辩护士的论据是，自由劳动可以创造
远远高于奴隶劳动的生产率。在奴隶制条件下，劳动者没有兴趣发挥他们的最大劳动能
力，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劳动量仅限于能够避免遭到惩罚的程度，而这种惩罚只有在没有
完成最低限度的工作量时才会发生。自由的劳动者懂得，若要得到更多的报酬，就必须
付出更多的劳动。因此，他们全力以赴地工作，以便能够增加自已的收入。我们只需将
一名操作一台现代蒸气犁田机的工人所具备的高素质与两代人之前的俄国农奴在耕作时
付出的智力、体力和勤劳作一比较，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只有具备现代化工业所需技
能的自由劳动者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创造效益。
只有头脑不太正常的人才会喋喋不休地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应该自由？是不是所
有的人都已经成熟到能够享受自由的程度？他们也许还会声称，有些种族和民族天生就
是做奴隶的料。主宰民族有义务维持奴隶不自由的状况。自由主义者并不想去驳斥这些
人的观点，因为自由主义在争取自由的问题上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自由主义提出的有
利于自由的证据与这些人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我们自由主义者从不认为上帝或自然界
早已决定了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我们不仅不愿传播上帝的意旨，而且还要从根本上避
免将上帝和自然牵扯到围绕着尘世间事物的争吵中去。我们的唯一主张是，保障一切劳
动者的自由，保障使人类创造出最高劳动效率的劳动制度。自由主义的这一主张符合地
球上所有居民的利益。我们之所以反对奴隶制，并不是因为这种制度对“奴隶主”有利，
而是因为我们坚信这个制度对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首先对“奴隶主”会带来危害。假如
人类继续保持一部分劳动者或全体劳动者的不自由状况，那么，过去一百五十年中人类
经济的巨大发展就不会出现。我们将没有铁路、没有汽车、没有飞机、没有蒸汽机、没
有电动机和照明设施，也没有大规模的化学工业，正如尽管拥有众多天才的古希腊和古
罗马没有创造出这些财富一样。这一切证据足以使每个人，甚至包括过去的奴隶主和农
奴主认识到废除奴隶制这一事物的发展进程是令人满意的。如今，一位欧洲普通工人的
生活条件比古埃及法老的生活条件还要舒适，尽管后者拥有成千上万的奴隶，而且每个
奴隶都毫不例外地用他的力量和双手的技能为法老的幸福服务。假如我们将一名公元前
的富豪置于今天的一位普通人的生活环境中，他也会毫不踌躇地说，他当年的生活比我
们这个时代普通公民的生活还要贫困得多。
3·和平
有一些高尚的人，他们憎恨战争，因为他们认为战争带来了死亡和创伤。我们对他
们这些充满仁爱的观点并不感到惊讶。但是，当我们听到战争的支持者和附和者观点时，
这些仁慈的论据似乎便失去了其部分或全部说服力。战争的支持者和附和者毫不否认战
争给人类带来了痛苦和灾难，但他们认为，战争，只有战争才能促进人类的进步。一位
希腊哲学家说，战争是万物之父。于是，成千上万的人附和他的观点，他们认为，处在
和平中的人类如同干枯的植物，只有战争才能唤起潜藏在人们身上的才干和能力，并把
他们引到至高无上的境地。假如消灭了战争，人类就会在软弱无力和萧条的状态中堕落。
如果人们只知道战争会带来死亡，而不懂战争的其他含义的话，就很难、甚至无法
驳斥战争狂的上述论点。因为支持战争的人也懂得这一点，并且认为战争造成的牺牲并
不是无谓的，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如果战争真是万物之父的话，那么，人类为此作出
牺牲就是必要的。因为它是为了促进人类的进步和普遍的幸福。人们可以控诉战争带来
的死亡，也可以减少其死亡人数，但不能废除战争，以谋求永久的和平。
自由主义者对战争的抨击与慈善家对战争的批评有本质的区别，其出发点是，和平
是万物之父，战争则不然。只有和平才能给人类带来进步。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
类可以进行社会合作。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和丰裕，它为人类的内在繁荣奠定了外在
基础。战争带来的仅仅是毁坏，而不是建设。战争、谋杀、毁坏和灭绝把人变得与森林
中的猛兽毫无区别。而建设性的劳动是我们人类独有的特点。自由主义者憎恨战争与慈
善家对战争的憎恨不同，慈善家认为战争也可以带来一些有用的后果，而自由主义者认
为战争只会产生有害的结果。
慈善家之类的和平主义者走向强权者，并对他说：“别发动战争，尽管你有可能赢
得胜利，增加你的财富，高尚一些，大度一些吧！放弃正在向你招手的胜利吧，尽管这
意味着你失去一个祭品，失去一些利益。”而自由主义者的想法却与慈善家不同，他们
坚信，即便是胜利的战争对于胜利者而言，也是一个罪恶，和平要比胜利好得多。自由
主义者要求强者懂得其真正利益所在，要求他们学会并明白，和平的优越性和好处，无
论对于强者还是弱者，都是等同的。
当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遭到喜欢战争的对手进攻的时候，他们必须进行抵抗，竭尽
全力期打退敌人。当人们为了自由和生存而战，创造了英雄业绩的时候，他们是值得赞
扬的，人们有理由称赞这些战士的坚韧和勇敢。这时，他们的英勇果敢、不屈不挠、不
怕牺牲的精神值得歌颂，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正义的。但是，如果人们把这种良好的战士
品德视为一种绝对的品德，视为一种普遍认同的优点，而无视其战争目的话，那么，人
们就犯了错误。这样一来，强盗的那种大胆、不怕死也会被认为是一种高尚的品德。实
际上，并不存在着一种被普遍认同的善与恶。人类行为的善与恶、好与坏总是通过它要
达到的目的以及它带来的后果来评判的。莱翁尼达斯是为了保卫他的家乡而牺牲的，假
如他是一个掠夺和平居民的财富、践踏人民自由的侵略军首领，那么，他就不会得到人
民对他的敬仰和尊崇。
对于每个认识劳动分工的益处的人而言，战争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
人类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劳动分工，彼此相互依赖，相互补充，正如亚里
斯多德所指出的，劳动分工是人类的社会性特点的表现形式，假如在蛮荒中生活的人类
像野兽一样依靠对其他动物的猎杀维持生存，那么，他们的一切生命活动都改变不了他
们的经济条件和生存基础。但是，假如在一个实行了劳动分工的社会里出现了争端，事
情就完全不同了。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劳动成员都只会各司其职，他不可能独立生存，
因为每个人都离不开彼此间的互相帮助、相互支持。在庄园里生产他们维持其家庭生活
所需要的一切产品的那些自给自足的自耕农之间，一旦发生争斗，他们仍可维持生存。
但是，如果村庄里发生了鞋匠与铁匠之间的争执和敌对行为，那么敌对的一办就没有鞋
穿，而另一方则会缺乏生产工具和武器。居民之间的战争摧毁了劳动分工，因为战争的
任何一方无疑都在试图迫使对方因缺乏某种必需品而屈服。当人们看到这种敌对行动可
能发生时，他们从一开始就尽力阻止劳动分工的发展，以便在发生战争后，减少因劳动
分工带来的物资匮乏。只有在永久的共同和平生活有保障的前提下，劳动分工才能得到
发展。保卫和平，也就是保护了人类的劳动分工。离开了这个前提，劳动分工不会超过
一个村庄的范围，甚至不会超出一个家庭的范围。农民以及城市附近的村民向城市居民
提供粮食、牲畜、牛奶、黄油，以换回工业或手工业产品。这种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劳动
分工也需要和平的前提条件，至少在那个进行物质交换的地区需要充分的和平保障。如
果劳动分工扩大到全国范围，那么，这个国家就必须避免内战。同样，如果劳动分工在
世界范围内进行，那么，就必须保障国与国之间的永久和平。
像伦敦、柏林这样的现代化大都市，如果其城市建筑的构思和设计主要是用来对附
近平原上的居民进行战争，那么，每个现代人都会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胡闹。然而，
许多世纪以来，欧洲的一些城市都是出于这一目的而兴建的，有的城市从一开始就建造
得像座堡垒，城墙之内修建了牲畜圈栏和粮食作物种植场，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掘壕
坚守一段时间。
从十九世纪初开始，地球上人类居住的大部分地区都被分成了一系列小块经济区。
这些经济区基本上部可以自给自足。甚至在欧洲较为发达的地区，其每个地方的经济需
求大都可以通过该地区的生产予以满足。超出某一狭窄地区范围的商业贸易为数甚少，
而且基
本上部是由于本地区特殊的气候原因而不能生产的产品才作贸易交换。世界上的绝
大多数地区，都还处在农庄似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下。对于村民而言，战争在商业关
系中带来的破坏对其经济生活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甚至连欧洲发达地区的居民对此似
乎也没有切肤之痛的感觉。当拿破伦一世在欧洲实行大陆封锁，旨在阻止英国货或以英
国人为中介而输入的海外商品进入欧洲大陆，不论这种封锁多么严厉，欧洲大陆上的居
民也没有感到商品的明显匮乏。尽管他们不得不放弃咖啡、食糖、棉花和棉织品、香料
以及一些稀有木材的消费，但是，所有这些物品的消费，对当时大部分居民生活而言，
都没有重要的意义。
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的紧密化是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产物。正是由于自
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现代生产不断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科学技术日臻完善。围绕着一个
英国工人在生活中使用什么、消费什么的问题，全世界五大洲的所有国家都在发挥作用。
日本和暹罗(即泰国)为他提供茶叶；巴西或爪哇提供咖啡；西印度提供食糖；澳大利亚
或阿根廷提供肉类；西班牙或法国供给葡萄酒；羊毛来自澳洲；棉花来自美国或埃及；
制造皮革专用的生皮来自澳大利亚或俄罗斯，如此等等。为了交换上述产品，英国的商
品走向了全世界、以至于遍及最偏远的乡村和农舍。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并进行，是
因为自由主义的思想占居了上风，而且人们意识到和平得到了保障。在自由主义最兴盛
的时期，人们普遍认为，白种人之间的战争永远也不会发生了。
然而，事情却与人们想象的完全不同，自由主义思想和纲领受到了社会主义、民族
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军国主义的排斥。当康德、洪堡、边沁和柯布敦向
世人公开宣布他们对永久和平的赞词时，就有一些人乐比不疲地颂扬战争和内战，他们
很快就获得了成功。其结局是世界大战，这场世界大战给我们的时代上了一堂世界观的
课程，它告诉我们，战争和劳动分工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
4·平等
分析旧自由主义纲领与新自由主义纲领之间的区别，最简单、最直观的方法是看它
们如何理解平等问题。在十八世纪，自由主义者深受自然法学说以及启蒙运动思想的影
响，他们积极争取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人人平等。这是因为早期的自由主义政治主张
的出发点就是人人生而平等。他们认为，上帝造人，赋予人们相同的生命和器官，赋予
人们同样的生命和灵魂的气息，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差异都是人为造成的，都是社会的，
即后天的产物。人们自身不能改变的差异主要是精神差异。毫无疑问，人与人之间还存
在着诸如贫富、高矮、肤色等方面的差异。
没有任何一种观点比那种所谓人与人之间除面貌、外表不同外，其他一切都相同的
论点更站不住脚的了。事实上，人与人之间完全不同，即使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姐妹
之间，也存在着身体上和精神特征上的巨大差异。大自然的创造绝不是重复创造，它生
产的并非系列产品，它也不是标准件的生产厂家。从大自然的工厂中走出来的人带有明
显的个人标记、明显的性格特点以及不可重复再生的印记。人与人是不相同的，人们不
能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解成平等就是一视同仁、人人相等。
我们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基于两个不同的原因。其一，我们列举了反对限制个
人自由的种种理由，它们说明，若要使人们的生产活动达到最高的生产效率，就必须实
行自由劳动制度。这是因为，只有以工资的形式获得劳动报酬的自由工人才会在生产中
竭尽全力。其二，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安定与和平。和平与发展
的进程必须避免任何干扰，这一点，我们已在前面的有关章节中加以阐述。在一个社会
之中，如果各个社会阶层的权利和义务都不相同，那么，社会的持久安定与和平就无法
得以维持。那些试图剥夺一部分居民的权利的人应当知道，如果照他们的设想去做，那
些被剥夺权利的居民将团结起来，向那些拥有特权的人发动进攻。因此，为了维护社会
的安定与和平，必须消灭社会的等级制度和特权，从而中止围绕着等级和特权而展开的
斗争。
有人指责自由主义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他们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
是真正的平等。这种指责是毫无道理的。要想把人变得真正平等起来，这是依靠人的一
切力量都办不到的事情。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不平等的，而且还将继续不平等下去。如
前文所述，真正理智、清醒、并且合乎目的的处理方法就是争取在法律上平等待人。自
由主义并不奢望得到比这更多的东西，因为，超出这个范畴以外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因
而也是不可能得到的。人们不可能把黑人变成白人，因为它超出了人的能力范围。但是，
人们可以赋予黑人同白人一样的权利，从而使他们能够像白人一样同工同酬，多劳多得。
但是，社会主义者却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还远近不够，必须让每个人的经
济收入都平等起来，做到这一点，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平等；废除世袭特权、废除等级制
还不够，还必须彻底消灭私有财产这个最大的、最重要的特权，只有这样，才能完全实
现自由主义的纲领。这样一来，他们就把自由主义最终引向了社会主义，引向了消灭生
产资料个人所有制的轨道。
特权是一种有利于某些个人或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同时以牺牲其他个人的利益为
代价的特殊安排。特权的存在损害了一部分人，也许是大部分人的利益。除了对那些为
了得到好处而设置特权的人有利之外，对其他人没有任何益处。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家里，
一些封建君主设立了世袭的司法机构，他们自已就是法官，其职位是靠世袭继承的，全
然不顾他们是否具有担任法官的能力和品德。在他们的心目中，法官的职位只是一个获
利颇丰的收入来源。在那时，司法机构是出身高贵的社会阶层的一个特权机构。
但是，如果人们从拥有法律知识和司法经验的专家中选拔法官——现代国家正是这
样做的，那么，司法人员就不再拥有特权了，司法人员的特殊待遇就不再是为了他们自
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国家的兴盛和长治久安。因为人们看到，渊博的法律知识是穿上法
官长袍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法官的优厚待遇必不可少，而且无可非议。怎样评断某个
机构是不是特定的社会集团、阶层或个人的特权机构，不能只看该机构是否给这个特定
的社会集团、阶层或个人带来了多少好处，最主要的是要判断它是否有益于全体人民。
轮船航海离不了船长，与船员相比，船长的地位无疑相当优越。由于他具有指引航船在
风浪之中绕过重重暗礁的导航才能，这种才能不仅有利于船长本人，而且有利于全体船
员，所以，他的特殊地位并非特权或特权地位。
检验某个机构是否为个人或某个社会阶层的特权服务，不应只看它是否对这些人有
利。检验的标准只有一个，即看它是否对全体人民有利。如果我们得出了生产资料的私
有制给人类社会带未了繁荣与发展这一结论，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确断定，私有制并非
财产拥有者的特权，而是一种有利于全体人民的社会组织形式，尽管一小部分人从这种
组织形式中得到了特别多的好处，过得特别舒适。
自由主义并不是为了维护业主的利益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也不是为了保护业主的
权利才主张坚持私有制。一旦自由主义者认为取消私有制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利益时，他
们就会赞成取消私有制，而且毫不顾忌这样做是否会损害业主的利益。然而，保留私有
制是全体人民以及各社会阶层的共同利益之所在。私有制的存在使得那些即使是一无所
有的穷人都生活得比在另外一个被证明是不合格的、其生产量只相当于我们这个社会生
产量的极小一部分的社会里要好得多。
5·收入关系和财产关系的不平等
我们这个社会制度受到最频繁抨击的是收入和财产分配的不合理这一事实，它导致
了严重的贫富不均问题。一方面有一掷千金的富豪，另一方面还有一贫如洗的穷人。为
了改变这种现状，人们想到了一条出路，即实行平均分配。
反对这一主张的人认为，平均分配于事无补，因为同富人相比，穷人的基数非常大。
即使将富人的财产分给穷人，平均到每个人头上，也只能使穷人的福利增加唯不足道的
一点点。这种看法当然不错，但是还很不全面。那些主张平均分配的人忽视了最重要的
一点，即，人们可以用来分配的是以年度为单位的社会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价值或体现这
部分价值的产品，其数量的大小与分配的方式密切相关。如今，每年新创造的价值和商
品的数量如此之大，它已不再是与所有社会现象无关的自然现象和技术现象，而是我们
社会制度的功能及其效果的体现。这种社会制度承认财产分配的不平等现状，鼓励每一
个人以最低的资金和原材料消耗生产尽可能更多的产品，因此，人类今天生产的产品数
量超过了他们消费所需的数量，形成了年复一年的财富积累。假如人们消除了这种驱动
力，生产量就会随之降低，从而导致在实行平均分配的情况下，人均收入将下降到今天
最穷的人的收入水准之下的结局。
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还有第二个功能，这一功能具有同上述功能同等重要的意义，即，
它造成了富人的奢侈行为。
人们常把奢侈视为一种愚蠢的不良行为，有关这方面的评论和著述很多。他们认为，
一部分人享受富贵、穷奢极欲，而另一些人却不得不忍饥挨饿，穷困潦倒，这太不公道
了。这种看法表面上有一定的道理，但终归是表面上的。假如人们发现奢侈在人们的社
会生活中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话，这种反对奢侈的观点就根本站不住脚了。我们不妨
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和论证。
有人谈及奢侈的积极意义时说，如果富人不奢侈，穷人就会失去收入来源，就会变
得无处挣钱，无钱可挣。这种说法很愚蠢，我们列举的有关奢侈的证据当然不是人们常
常议论的这种观点，因为它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奢侈，人们照样可
以找到收入来源，那些本来用于生产奢侈品的资金就将被投放到其他的生产领域，例如
用来生产大众化的消费品，人们的生活必需品等等。
要想正确地认识奢侈的社会意义，人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奢侈是一个相对概念，它是
一种与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形成鲜明反差的生活方式。何为奢侈？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
判断标准，从这个意义上看，奢侈也是一个历史范畴。许多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必需品的
东西，以前曾经是奢侈品。中世纪有一位嫁给一名威尼斯商人的拜占庭贵妇，她进餐的
时候使用一个黄金器皿来代替手指，这个黄金器皿就是我们今天常用的餐具——餐叉的
前身。但当时的威尼斯人普遍认为这位贵妇的行为是一种渎神的奢侈，他们诅咒她得暴
病身亡，只有这样才是罪有应得，才是上帝对她的这种挥霍无度的正义惩罚。在我们之
前的两至三代人中，即使在英国这样的富裕国家里，如果谁家里拥有一间浴室，人们都
觉得这简直是一种奢侈。如今，在那里，几乎所有生活条件较好的工人家庭都已有了浴
室。二十五年前人们还没发明汽车，二十年前拥有一台汽车是特别奢侈的生活方式的一
种标志；今天，在美国甚至连一般工人也都拥有了自己的福特汽车。今天的奢侈品就是
明天的必需品，这就是经济历史的发展规律。人类生活的一切改善和进步都首先以少数
富人奢侈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奢侈品就变成了所有人生活
的必需品。奢侈鼓励了消费水平的提高，刺激了工业的发展，促进工业新产品的发明创
造并投入大批量生产。它是我们经济生活的动力源之一。工业的革新与进步、所有居民
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都应当归功于奢侈。
我们绝大多数人最不喜欢的是那些不劳而获、游手好闲、在享乐之中度过一生的阔
老。但是，这些人在整个社会有机体中也赶到了一定作用。他们的奢侈行为起到了榜样
的作用，在大众中唤起了新的消费需求，赋予工业以新的动因，并促使工业来满足大众
的新需求。过去，出国访问是一种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席勒在他的著名诗篇《退
尔》中歌颂的瑞士山脉，他一生都没有亲眼见到过，尽管这些山脉与他的施瓦宾家乡毗
邻。歌德既没到过巴黎，也没去过维也纳，更没能造访伦敦。而今天却有成千上万的人
去那里旅游。不久的将来，去那些地方旅游观光的人数将以百万计。
6·私有制和道德伦理
我们已经论证了社会的功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必然性以及财产和收入分配的不平
等诸问题。现在我们再来论证私有制在道德伦理方面的理由及其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道德是每个社会成员对社会利益的一种必要的顾及，是每个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行
为准则和规范。一个孤立生活着的人无需遵循道德规范，他无需顾及他的行为是否会给
其他人造成损害，尽可以去做那些对他本人有利的事情。但是，一个在社会中生活的人，
无论他做什么事情时，不仅要想到他的行为将带来的直接利益，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它是
否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由于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之中，没有社会的存在，个人的生活
也将无法维持。如果社会生活秩序和生产组织遭到破坏，那么每个人都会遭到最严重的
损害。社会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在从事任何活动时都必须考虑全社会的利益，放弃那些尽
管可以给他本人带来好处、但违害社会生活的行为，同时，还必须避免危害他人利益的
行为。个人为此所作出的牺牲，是暂时的牺牲。牺牲眼前的直接的微小利益，可以换取
一个大得多的间接利益。为了共同的生存和劳作人们才联合成为一个社会整体，这个整
体利益不能受到损害，因为它的存在就是每个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之所在。那些牺牲眼
前利益的人，得到的是更大的长远利益。
对于照顾社会的整体利益及其意义的问题，人们存在着多方面的误解。他们认为，
道德的价值就是牺牲个人利益，放弃享乐。这种看法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道德
的真正价值不是牺牲本身，而是这种牺牲所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说，只有在为一个道
德的目的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前提下，这种牺牲才是合乎道德的。有些人为了一件正义的
事业敢于舍去自己的一切、直至财产和鲜血；而另一些人却愿作出某些不给社会带来任
何好处的无谓牺牲，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一切为维护社会秩序服务的东西，我们均认为是道德的，一切损害社会秩序的行为，
都是不道德的。如果人们认识并了解到某一机构是有益于社会的，那么，他们就没有理
由去反对它或反其道而行之，假如这样做了，其行为就是不道德的行为。当然，某一机
构究竟对社会有利或有害的问题，人们可以在不同的条件下作出各种不同的判断，提出
不同的看法，但是，一旦人们确认它是有益于社会的，就不应再去反对它，或出于某种
不明不白的原因去谴责它不符合道德。
7·国家与政府
遵守道德准则是每个社会成员的间接利益之所在，所以，每个人都应当关心人们的
社会合作能否得到保障。如前文所述，要达到这一目的，每个人都要作出一定的牺牲，
尽管这种牺牲是暂时的，但它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要想充分认识
这一问题，需要人们了解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想使所有人的认识趋于一致，需要一
定的意志力。缺乏这种认识，或者虽然具有了这种认识，但缺乏贯彻这一认识的意志力，
就不可能自觉自愿地遵守道德准则。这个道理正如个人为了自己的健康而遵守卫生规则
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荒淫无度，毫不顾及自己的健康。吸毒就是其中一例，也
许他们在吸食毒品时没有认识到它对健康的危害；也许他们认为这种危害无关紧要，因
而不愿放弃这种一时的享受；也许他们虽然认识到吸毒的严重危害，但缺乏戒毒的毅力。
有人认为，社会对那些以不理智的行为危害自己健康乃至生命的人采取强制措施，迫使
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这种强制措施是必要的、正确的。他们主张采取强制手段戒除酒
精瘾君子和吗啡瘾君子的恶习，强迫这些人接受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做是否恰当？我
们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论述，现在让我们首先讨论另一个问题，即是否应当强迫那些危害
社会的人改变其行为，使之不再危害社会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
对此加之阐述。酗酒和吸毒的行为危害的是当事人自己，而那些违反人们共同生活的道
德准则的人，其行为不但危害他们自己，而且也危害了整个社会。假如那些主张维护社
会的合作与稳定的人放弃了武力和强制手段，容忍他们继续为非作歹，破坏社会秩序，
那么，任何社会的共同生活都将难以为继。为数甚少的个人，也就是说，那些不适合、
也没有能力作出社会要求他们付出暂时牺牲的人将毁坏整个社会。如果不采用强制或暴
力手段来对付社会公敌，人们就不可能继续维持社会的共同生活。
使用强制和暴力手段，迫使那些危害社会的人遵守社会共同生活规则的社会机构，
我们称之为国家；人们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我们称之为法律；操纵强制机器的机关，
我们称之为政府。
但有些政治派别认为，放弃所有的强制性制度不致于给社会带来危险的后果，人们
完全可以建立一个人人自觉自愿地遵守道德准则的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一个真
正为全体人民、而不是仅为特权阶层的特殊利益服务的社会里、国家、法律和政府都是
不必要的多余机构。仅仅是由于目前的社会制度承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才需要人们用
强制和暴力来保护它。一旦消灭了私有制，人们就会自发地遵守社会生活的共同准则。
仅就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性质的认识而言，这种观点就是错误的，在其他方面，它
也毫无根据。无政府主义者不否认，在实行劳动分工的社会里人们共同生活的每种形态
都必须遵守某种规则，这些规则要求人们不得不作出某种尽管是暂时的，但毕竟是一种
眼前利益的牺牲。但无政府主义者错就错在他们认为所有的人都会毫无例外地、自觉地
遵守这个规则。有些胃病患者明明知道食用某种食品马上会给他们带来严重的、甚至是
无法忍受的痛苦，但他却没有能力抵制美味佳肴的诱惑。如果人们还不致于堕入荒谬的
境地的话，就无法设想，在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里，人人都富有先见之明，人人都具有坚
强的意志力。社会生活的相互关连却不像预测某种食品会造成何种生理反应那样简单和
直观。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不可能如此之快，尤其是如此明显地感到其行为所导致的后果，
因此，更谈不上他们会主动停止作恶。我们不禁要问，在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里不会发生
因某人不慎引发的火灾事故吗？不会发生某人因愤怒、嫉妒或为了报复而加害他人的暴
力犯罪吗？无政府主义者无视人的真实天性，他们的理想只能在一个由天使和圣人组成
的世界里得以实现。
自由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这两者之间毫无关系。自由主义
的观点十分鲜明，这就是，没有强制措施，社会就会面临危险；为了保障人们的和平与
合作，必须制定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必须保留暴力和威慑手段，只有这样才不致于使
任何人破坏社会秩序。人们必须拥有足够的力量，迫使那些无视他人的生命、健康、个
人自由和私有财产的人遵守社会生活的共同准则，必要时必须使用暴力。自由主义学说
赋予国家的任务是，保护私有财产，保护自由，保卫和平。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裴迪南·拉萨尔曾试图将国家的上述职能限制在一个滑稽可笑的
范围之内，他把根据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建立的国家称之为“值夜班的国家。”令人费解
的是，难道值夜班的国家比那些只能吃淹酸菜，为生产不了裤子上的钮扣发愁以及为印
不出报纸而焦头烂额的国家更滑稽可笑、更糟糕吗？要想理解拉萨尔的这个笑话在德国
博得的效果，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在拉萨尔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德国境内还
有许多诸侯专制独裁者统治的君主小国，德国人民也处在黑格尔哲学的统治之下。黑格
尔的哲学把国家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境地。他把国家称为“自觉的道德核心”，他认为，
国家“就总体而言，是意志的理性化的体现”。知道了这些，我们就不难理解，拉萨尔
的这个笑话可以称得上是亵读神明的言词了，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居然敢于提出把国
家的职能局限在值夜班的范围之内的主张。
现在人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当时有人居然谴责自由主义是“敌视国家”和仇恨国家
了。如果我认为赋予政府经营铁路、宾馆、餐饮业和矿山等职能是不妥当的，那么，就
凭这一条，不能将我称为“国家的敌人”。同样，也不能因为我认为，尽管硫酸的用途
很广，但它既不可饮用又不能用来洗手而把我称之为硫酸的敌人。
将自由主义的国家观界定为自由主义限制国家的职能范围，自由主义彻头彻尾地憎
恨国家在经济领域的活动，这种界定是错误的。自由主义关于国家职能的主张是它赞成
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一根本性主张的延伸。如果我们赞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那么，我
们当然不同意将它改变成公有制的形式。也就是说，政府不应当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基于这一立场，自由主义者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要求，明确无误地界定了政府的职能
范围。
社会主义者总是指责自由主义缺乏逻辑性。他们宣称，自由主义企图把国家在经济
领域的活动仅仅限制在保护私有财产这一范围内，另一方面却不同意国家始终保持中立
的立场，这种观点不合乎逻辑，自相矛盾，令人不可理解。他们继而推论道，如果政府
的活动超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范围，并且延伸到经济领域，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者
必定会从其原则立场出发，拒绝政府的进一步干预。其实，事实绝非如此。自由主义的
观点是；只有在国家的进一步干预将导致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才
会断然拒绝国家的干预行为，因为自由主义者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个范畴之内已经发
现了合乎目的的社会共同生活的组织原则。
8·民主
自由主义与那些否认国家机器、法律制度和政府机构的必要性的观点有着天壤之别。
那种将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的看法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自由主义认为，
国家作为人民的联合体，其存在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国家担负着保护私有财产，保卫和
平这些极为重要的任务。仅仅在保护私有财产这一个方面，国家就能够发挥其重要作用。
接踵而至的问题是，怎样建立国家机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机器才符合自由主义者
的理想呢？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不但要有能力保护私有财产，而且还必须保障和平与
发展，使这一进程永不受内战、革命以及暴动的干扰和破坏。
在自由主义诞生之前的时代里，许多人的头脑中部游荡着一个幽灵，一些人认为，
履行政府的职责和权力是一种具有特殊优越感和享有特殊尊严的工作。直到最近，甚至
在今天，国家官吏一直都享有着崇高的声望。国家公职人员的职业是最爱人敬仰的职业。
一位年轻的候补官吏或一名少尉的社会地位要远远高于一位早已成家立业、两鬓苍苍的
商人或律师。在德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声誉的作家、学者或艺术家，他们在其家乡得到的
敬重和礼遇仅相当于政府的官僚
等级制度中一位级别不高的官吏。那些在机关的写字间听差打杂的官吏被如此高估，
实在是没有什么明智的理由。这种现象是以往诸侯统治时期遗传下来的后遗症，或者也
可以说是遗传学中所说的一种隔代返祖现象。在那个时代里，公民畏惧公侯君主和他们
的仆人，因为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这些人洗劫一空。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什么
东西比把这些官吏们从写字间里轰出来，改变他们打发案卷、消磨时光的生活，把他们
送到机器制造厂的绘图室去干活更美好、更高贵、更光荣了。税务官的职业不应当比那
些直接创造财富、并向政府纳税、供其花费的人更高贵。
由于这种政府工作的特殊优越感和特殊荣誉感，在国家机构中滋生了一种假民主的
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受制于他人是不名誉的事情。因此，这些人的理想是制定一部由全
体人民来行使政府行政管理职权的直接民主的宪法。这种理想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
来也永远不可能实现，即使在一个非常小的国家里也不可能实现。有人曾认为，这种直
接民主的理想模式曾经在古希腊的城邦共和国和瑞士山区的小邦国里出现过。实际上，
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在古希腊，真正参与政府管理的只有一部分自由民，而大量的无
业游民和奴隶却被排除在外。在瑞士的一些州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只有一小部分
单纯的地方性事务以直接民主立法方式处理。超出县级以上的地区事务均由联邦负责处
理。而联邦政府的组成与直接民主的理想没有任何共同点。
对于个人而言，受别人统治绝不是不光彩的事情。政府机关、管理部门、警察制度
的执行与管理以及其他类似的权力机构都离不开专家，即那些职业官僚和职业政治家。
劳动分工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政府职能部门。一个人不能同时身兼机械工人和警察两个职
务。不能因为我本人不是警察而感到自己的尊严、幸福和自由受到了损失。反之，由少
数人垄断所有其他人的安全保卫，或由少数人垄断制鞋行业也不是民主的表现。只要国
家机构是按民主的原则组成的，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反对职业政治家和职业官僚。真
正的民主与浪漫主义者想象中的直接民主截然不同。从人数上看，统治者总是少数。因
此，管理和操纵政府的也只有极少一部分人。这些人的执政基础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赞
同与支持。被统治的那些人也许觉得政府的行为有小的过错或有难以避免的过失。但只
要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改变现状，政府的统治基础就不会因其过失而动摇。但是，如果大
多数被统治者确信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改变统治方法，要求以新制换旧制，以新人换旧
人，那么，这个政府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大多数人将会行使其权力，甚至不惜违背旧
政府的意志，使用暴力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如果得不到公众舆论和大多数被统治者的支
持，任何政府都不可能长期支撑下去。假如政府使用强制手段迫使反对派屈服，那么，
这种强制手段只能在大多数人尚未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它的这段时期内奏效。
任何一部宪法中部有一些至少最终能使政府依赖于被统治者意志的手段，即内战、
革命和暴动。自由主义恰恰是要避免这些解决问题的出路。自由主义认为，一旦经济的
和平发展进程一再被这种内部斗争所打断，持久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便无法得以保障。假
如英国再次发生玫瑰战争，现代化的英国就会在短短几年内跌入最可怕的深渊。内战不
排除，经济就不可能发展到现代化水平。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消耗了巨大的物质财
富，付出了血的代价，现代经济再也承受不了如此之大的社会震荡。在一场革命运动中，
现代化大城市的居民将面临着断粮、断煤、断电、无煤气、无自来水的局面，人们无法
忍受这种可怕的动乱局面。现在人们就在为此担惊受怕，一旦发生了类似的动乱，整个
大城市的生活就会陷入瘫痪。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民主的社会功能。民主是一种国家的宪法形式，即它可以保证在
不使用暴力的前提之下使政府符合被统治者的意愿。假如一个按照民主的原则组成的政
府不遵照大多数人的意愿执政，人们不用打内战就可以将它推翻，并将那些受到大多数
人拥护的人推到政府的执政地位。民主的国家体制中的选举机构和议会就专司此职，它
们使政府的更迭得以平稳、无磨擦、不用武力以及不流血地加以完成。
9·暴力论的批判
十八世纪民主的先驱者们在宣传民主思想时曾经援引当时的社会实例，他们指出，
诸侯和大臣们的道德堕落败坏，不可救药，而人民却是美好、纯洁和高尚的，人民具有
智力上的天赋，他们总是能够识别和贯彻正确的事物。实际上，这种宣传同宫庭中的谄
媚者吹捧诸侯君王具有美好、高尚品德的做法别无二致，毫无意义。人民是单个公民集
合而成的整体，每个公民就其个体而言，其聪明才智和品德高尚与否尚且参差不齐，那
么，由这些参差不齐的个体组成的整体势必是有差异的。
人类以过高的期望跨进了民主的时代，自然他们就会很快感受到失望的痛苦。人们
不用费多大周折就发现，原来民主也会犯错误，其错误至少与君主制和贵族统治的错误
一样多。他们将那些通过民主程序选举的政府最高领导人与皇帝和国王任命的政府首脑
加以比较，其结果丝毫不那么有利于新的当权者。法国人习惯说的一句成语是：嘲笑能
杀人。现在，民主以及民主推选的国家首脑四处被人嘲笑。旧政府的首脑人物至少在外
表上给人以高尚的印象，而取代他们的新人却因其行为举止而遭到人们的蔑视。自从德
国和奥地利的皇帝被推翻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上台掌权。他们的言谈举止充满了空
洞无物的吹嘘以及愚不可及的虚荣，没有任何人比这些人给民主带来的危害更大了。
无论在哪里，凡是在那些民主掌舵的地方，都迅速出现了全盘否定这种制度的理论。
这种理论声称，多数人的统治是毫无意义的，还是应当由最优秀的人来统治国家，尽管
最优秀的人是少数人，但他们最有治国之术。种种迹象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各种不同的
反民主流派的追随者的人数呈有增无减之势，民主推举的最高领导人表现得越拙劣，人
们对他们的蔑视心理就越强烈，因此，反对民主的人数就越多。
然而，反民主的理论有着严重的思维缺陷。究竟什么是最好的或最好的一批人？没
有评判标准。波兰共和国的人民把一位钢琴演奏家推选为国家首脑，因为波兰人民认为
他是当代最优秀的波兰人。实际上国家领导人必须具备的素质无疑与一位音乐家必须具
有的素质大为不同。我们大概可以把反民主人士常常挂在嘴边的“最好的”这一表达方
式理解为，最好的，就是指那些最适合从事政府领导工作的个人或若干人，尽管他们也
许不太懂得音乐或对其他事情不那么在行。但是，同样的政治问题仍没能得到解决，即
究竟谁最适合？是迪斯雷利最适合？还是格拉斯通最佳？托利党人看中的是这位，辉格
党推举的是那位。如果不让大多数人来选择，那么究竟由谁来作最终的决定呢？
这里，我们触及到所有的反民主理论的一个共同的核心问题，不管这些理论是来自
贵族阶层的遗老遗少，还是出自世袭诸侯的追随者，或是来源于工联主义、布尔什维克
和社会主义者，这个核心问题就是暴力论。反民主的理论主张少数人有权使用暴力夺取
国家权利，从而达到统治大多数人的目的。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有其道义上的理由，因
为这些少数派真正理解统治的力量。评价某人是不是最佳人选，主要看他是否具有独立
的统治能力、指挥能力和号召力，看他是否具有敢于违背大多数人的意志奋勇向上，从
而出人头地，成为统治者的胆识和本领，如此等等。在暴力这个问题上，无论是法国工
联主义行动派理论，鲁登道夫和希特勒的理论，还是列宁和托洛斯基的理论，都具有惊
人的一致性。
人们可以用不同的理由来驳斥这种理论，也可以根据个人的世界观、宗教信仰提出
有力的论据，作出各种不同的判断和评价。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无法达成统一的认识。我
们也不可能逐一分析和解释这些不同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大都是无关紧要的。研究民
主的基本观点，对于我们分析这个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少数人认为他们有权使用暴力，藉以成为高居他人之上的统治者。如果这一主张占
居上风，就会造成永无休止的内战。而内战与我们如今实行的社会劳动分工是水火不相
容的。现代的劳动分工经济需要以持久的和平作为保障。如果我们面对着持续内战和无
休止的内部争斗，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将劳动分工倒退到至少以地区经济为单位的水平，
甚至倒退到以村镇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水平。也就是说，在商品输入被切断的情况
下仍可以独立维持食品供给。它意味着生产力的巨大倒退，也意味着地球只能养活现有
总人口的一小部分。反民主的思想体系要使人们退回到中世纪的经济秩序里去，每座城
市、每个村寨、甚至每所独立的住宅都是设防的堡垒，它们均可在紧急情况下实行自卫
防御。而且每个地区的经济都必须尽可能地自给自足，以减少对其他地区的依赖。
民主主义者也同样赞成让那些最优秀的人来统治国家。但是他们主张，个人或某些
人要想证明他们是合适的统治者，最好的方法是说服人民，使人民自觉自愿地把管理政
府的任务交给他们，绝不能用武力迫使人民接受他们的要求。如果其能力、品行和诸如
此类的条件和理由不足以说服人民，而且不足以赢得人民的信任，那么，他们就没有理
由抱怨人民没有选举他们，而是推选了一些其他的候选人。
毋庸讳言，现实生活中，那些背离自由主义的民主原则，依靠欺骗和诱惑上台掌权
的现象是有的，而且为数不少。此外，还有一些聪明睿智的人，当发现自己的人民或全
世界人民在通往毁灭的道路上徘徊，而他们此时又没有力量说服人们接受其正确的思想，
而允许他们采用的方法又不足以解决问题时，他们就会产生一种采取断然措施、拯救全
体人民非我莫属的念头。此时此刻，强人政治、暴力统治以及少数派掌权的独裁主张就
会冒头，而且可以立即找到其支持者。但自由主义认为，暴力从来就不是解决危机问题
的手段。少数人的专制独裁永远不会持久，即使他们成功地使大多数人相信了他们统治
的必要性，或至少让人相信他们的统治带来的好处，其统治也不会持久。为了保住他们
的统治地位，最终还是不得不使用暴力。
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肆无忌惮地使用武力政策不能长期维持统治的例子。这里仅列举
一个最近发生的、也许是人们最为熟悉的例子，以便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当布尔什
维克夺取了俄国政权时，他们仅仅只是人民中的少数派，其纲领也只得到了极少数俄国
人民的赞同，大多数人对他们的土地社会化纲领并不感兴趣。那些被布尔什维克称为
“贫农”的农民唯一想干的事情是瓜分地主的士地。恰恰是这个由农民、而不是由马克
思主义领袖提出的土改纲领得到了贯彻实施。列宁和托洛斯基不但承认了农民的土改纲
领，而且还将这一纲领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纲领，藉以团结一切力量来保卫政权，保卫他
们自己，藉以抵抗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干预与进攻。这一举措使布尔什维克赢得了大多数
俄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自实行土改以来，布尔什维克没有以违背大多数居民的意愿的
方式，而以赞成和支持他们的方式实行统治。布尔什维克面前只有两种选择的可能性，
要么接受农民的土改纲领；要么放弃政权。他们选择了前者，因此保住了政权。第三种
可能——即以武力压制广大农民的意志，强行贯彻自己的纲领——是根本不存在的。布
尔什维克同那些意志坚定、组织严密的少数派一样，采用暴力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并且
已将其统治维持了一段时间。但从长远观点看，他们的政权也会与其他少数派掌握的政
权一样，不可能维持得太久。在俄国，形形色色的“白色”行动均以失败告终，究其原
因，是因为这些行动违背了广大俄国人民的意愿。即使这种“白色”行动有一天终获成
功，其胜利者也必须尊重人民的意愿，他不可能改变土改的既成事实，不可能把被剥夺
的财产重新还给地主。
只有那些得到被统治者拥护的人才能长期执掌政权。谁要想按照他的意志统治世界，
他就必须力求用智慧争取统治权。那种违背人民的意愿，企图长期维持一个人民拒绝接
受的制度的做法是绝对行不通的。那些企图以战争的方式、使用暴力夺取政权的人，最
终是注定要失败的。暴力夺权、挑动战争，其后果与人民推举的坏政府造成的不良后果
相比较，前者造成的危害要远远大得多。违背人民的意志，同时又要他们感到幸福，这
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10·法西斯的批判
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得到全面贯彻实施，但它却在十九世纪里成功
地使它的几个最重要的原则得到了人们无可争辩的认同。在1914年之前，即使那些最冥
顽不化、最尖刻的反对者也不得不允许自由主义的一些原则发挥效力。俄国是自由主义
的光芒照耀不到的地方，但沙皇专制政权在迫害它的反对派时，不得不顾忌欧洲自由主
义者的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国对其国内的反对派无论多么残酷无情，但
它们在镇压对手时也不得不作出某种程度的节制。
但是，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掌握政权后，他们便认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
时代已经结束了。于是，他们立刻抛弃了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后一丝顾忌。这些第
三国际的政党在斗争中为达到其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凡是没有表示无条件赞成他们的
观点，凡是没有声明他们唯一正确并敢于同他们争长论短的人，均要被判处死刑，第三
国际毫不迟疑地将他们及其家属，甚至未成年的孩子统统斩尽杀绝。所有这一切都发生
在第三国际的统治区域之内以及在他们的势力所能及的地方。
毫无顾忌地灭绝反对派，以执行公务的名义进行谋杀。第三国际的这些所作所为引
起了一场抵抗运动。除共产党以外，自由主义的反对派们如梦初醒，他们直到此时一直
相信，即使与一个他们最痛恨的敌人作斗争也应当顾忌自由主义的某些原则，不论他们
多么不情愿，但也不得不将诸如谋杀之类的手段从他们的战斗纲领中删掉。他们在对撰
写敌对文章以及发表不同言论的人进行迫害和压制的时候，不得不有所收敛，有所限制。
现在他们总算看清楚了，眼前的对手不留情面，无所不用其极。第三国际的敌人——军
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觉得他们自己受了自由主义的欺骗。他们认为，之所以无法对革
命党施加打击，就是因为自由主义者碍手碍脚。假如没有自由主义的阻碍，他们早就把
革命运动的萌芽淹没在血泊之中了。他们一再后悔地说，正是由于这种忍让，这种多余
的顾忌，才使革命的思想得以扩散，得以发展。他们还认为，自由主义的原则削弱了他
们的力量，假如几年前就想到对革命运动的任何企图均实施无情镇压，那么第三国际就
不会取得自1917年以来的这些成功。如果真要打起来，他们自已就是最好的枪手和熟练
的刀剑手。与第三国际的杀手相比，他们觉得自已毫不逊色。
这种反对第三国际的运动一般被称为法西斯主义运动。在众多的国家之中，意大利
的法西斯运动组织最为严密，来势最为凶猛。法西斯运动的基本思想是以其人之道，还
治其人之身，在反对第三国际的斗争中，他们要像其对手一样，采用同样的手段，无情
地消灭对手。第三国际对待它的敌人以及敌对思想所采取的灭绝手段与卫生员消灭细菌
一样。在斗争中，任何条约和协议对自己均无丝毫的约束力，可以撒弥天大谎，可以造
谣中伤，甚至允许犯罪作恶。法西斯主义者也将照搬并实行这一套斗争方法。他们之所
以还没有完全摆脱某些对自由主义观点的顾忌，之所以尚未完全背离某些传统的道德准
则，那是因为他们的运动是一场群众运动，他们尚不能将群众头脑中对几个世纪以来文
明发展的记忆一下子全部清除殆尽。此外，还因为意大利人与乌拉尔山脉两边的野蛮民
族的文明程度不同，乌拉尔山脉两侧的民族，就其文明程度而言，无异于森林或沙漠之
中的强盗，他们不断地对文明国家进行抢劫和掠夺，藉以获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这些
区别使法西斯主义者不能像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分子那样行事，不可能完全摆脱自由主义
思想的影响。只有当苏维埃的追随者进行新的谋杀，犯下新的暴行，造成新的刺激时，
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才会摆脱传统的法律和道德的制约，进而采取针锋相对的、流血的敌
对行动。法西斯分子以及与法西斯相似的政党所作所为是由于对布尔什维克分子和共产
党行为的愤怒而引起的反应和冲动行为。如果这种愤怒逐渐平息，那么法西斯的政策就
会逐渐进入较温和的轨道，而且预计还将日趋温和。
传统的自由主义观念深入人心，其影响力是造成这种温和的事态发展的原因。但是，
无论这种温和的趋势发展多快，走得多远，我们都不能无视这一事实，即右翼政党向法
西斯政党过渡的策略表明，它们已在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中获益匪浅，而这一事实在不
久前人们都还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相当多的人赞同法西斯分子所作所为。究其原因，
虽然法西斯政党的经济、政治纲领是反自由主义的，其政策是干预主义的，但它还远没
发展到推行一种毫无意义的、毫无节制的毁灭性政策的地步，它也没有像共产党那样被
打上人类文明的最凶恶敌人的标记。有许多人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法西斯经济政策所带来
的种种祸害，但他们都认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苏维埃主义造成的祸害相比，法西斯
的祸害至少要小一些。大多数公开或暗地的追随者以及钦佩者正在为法西斯的迅速崛起
而欢呼雀跃。
毋庸置疑，在武力进攻面前，人们必须用武力保卫自已。在使用武器对付布尔什维
克的武器时，如果杀戮弱者或无辜，那就大错特错了。自由主义者从不赞成这种行为。
自由主义的策略与法西斯主义的策略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不在使用武器来抵御武装进犯方
面，而是对暴力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的基本估计上。法西斯主义的对内政策即将造成的
最大危害是笃信暴力的决定性作用。它认为，要想谋取胜利，必须持久地使用暴力来贯
彻其主张，这是他们的最高准则。如果法西斯的对手们也怀着同样的取胜心理，采用同
样的暴力手段，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就会导致内战和战乱，最终强者称霸。
久而久之，那些少数派——其中也不乏精明干练、能力很强的人才——将无力抗御多数
派的攻击。如何将他们的政党变成多数派？这是一个决定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纯粹的
精神、智力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用思想的武器去解决，永远不可能用暴力手段去解决。
若想使自己的事业赢得支持者和追随者，仅靠武力是行不通的，也就是说，赤裸裸的暴
力手段不可能赢得公众，使用这种手段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公众对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卑劣行径的普遍愤慨，使法西斯主义赢得了广泛的
同情。如今，法西斯主义真可谓是凯歌高奏。然而，如果有一天布尔什维克的暴行给人
们的新鲜印象逐渐被人淡忘的话，社会主义的纲领仍然会在广大群众中产生新的吸引力。
到那时，法西斯主义者除了对社会主义思想及其传播者进行压制和迫害之外，别无它法。
假如法西斯真想同社会主义作斗争，那么它必须使用思想斗争这一武器，而与社会主义
作斗争唯一有效的思想武器就是自由主义。
人们常言，要想促成一个事业，其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为它制造几名烈士或殉道者。
这话虽然不错，但仍不太确切。真正让受迫害、受压制的人们强大起来的方法不是让他
们以殉道者为榜样慷慨赴义，而是使用武力去镇压他们。武力镇压与运用思想武器是两
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其效果恰恰相反。武力镇压往往是自身虚弱和无能的表现，因为他
们拿不出比对方更好、更富有成果的思想武器。这一根本性的错误最终将会导致法西斯
主义在一些国家的胜利仅仅是围绕着私有财产问题的一系列长期斗争中的一个偶然事件
或一个插曲。下一个插曲将是共产主义的胜利。但是，最终决定斗争胜负的不是武器，
而是人的思想。正确的思想可以将人们将组织起来，告诉他们应该用手中的武器向谁开
火，为谁而战。人的思想是决定斗争胜负的唯一武器。
关于法西斯主义对内政策及其方针的论述就到此为止。法西斯主义笃信武力的外交
政策将在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引起一系列毫无休止的战争，从而将全部现代文
明毁于一旦。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无须对此作进一步阐述。保障当代经
济和文化的持续发展，需要人们维护各国人民之间的和睦与和平。那种笃信武力，企图
采用暴力侵犯别国人民，进而独霸世界的意识形态一旦统治了人民的头脑，各国人民之
间的和平就会无法实现。不可否认的是，法西斯主义及其类似的独裁努力完全是出于一
种最良好的愿望，它此时介入了欧洲的生活，是为了拯救欧洲的文明。法西斯主义在这
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但是这种政策并非能保证长期取胜的良策。它仅仅
是一种符合眼前利益的权宜之计，任何超出这一范围的过高估价都是极其错误的。
11·政府作用的极限
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机器的任务只有一个，这就是保护人身安全和健康；保护人身
自由和私有财产；抵御任何暴力侵犯和侵略。一切超出这一职能范围的政府行为都是罪
恶。一个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去侵犯生命、健康，侵犯自由和私有财产的政府，必然
是一个很坏的政府。
然而，雅各布·伯克哈特却认为，权力本身就是个坏东西，不论谁行使它都不会有
好的结果。权力会导致滥用。不但那些独裁君主和贵族滥用权力，而且黎民百姓也很容
易出现越轨行为，他们也会滥用民主政治体制赋予他们的权力。
美国禁止从事酒精饮料的生产和贸易。虽然其他国家还没有像美国那样对酒精饮料
采取严格的限制，但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禁止鸦片、可卡因以及一些类似毒品的销售。人
们普遍认为，禁毒辑毒是国家立法和行政部门保护个人的一个重要职责。甚至连那些反
对扩大政府职能范围的人也觉得，国家在这方面采取限制个人自由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
只有那些失去理智的教条主义者才会反对这种禁令。国家在这一方面干预个人生活的举
措得到了广泛认同，甚至连彻底的自由主义反对派也引经据典地论证实行这种禁令的必
要性，而且由此推论出个人的全面自由是个罪恶的结论。因此，他们还认为，国家有必
要对个人自由实行约束和限制。但是，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应当限制个人自由，而在于
这种限制究竟要达到什么程度为止？
所有的毒品都有害于人身健康，这是显而易见的。关于饮用少量酒精和滥用酒精对
人身健康的危害程度的争论，也不是本文研究的范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酒精、
可卡因、吗啡是危害人们生活、健康、工作和消遣的最危险、最可怕的敌人。所以功利
主义者把消费毒品称为罪恶的习惯。但这还远远不能证明国家是否必须采用禁止贸易的
手段来压制这种罪恶的习惯，它既未证明国家干预是不是抵制这种罪恶的最适合、最有
效的手段，也没说明假如国家的干预获得成功，是否还会带来比酒精和吗啡更危险、更
恶劣的其他后果。
对于那些了解吸食毒品以及过量吸食毒品的严重后果的人而言，即使国家不限制毒
品的生产和贸易，他们也不会消费毒品，他们仍会过着节制有度的生活。但问题在于，
是否应当由国家采取措施，迫使那些不愿意、或缺乏足够克制力的人也边上一种节制有
度的生活？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应当由那些有理智、而且认识到酒精、吗啡因和可卡
因的危害性的人来回答。这是因为，大多数居民如果拥有规定少数人的生活方式的权力，
那么，他们就永远不可能阻止毒品泛滥。人们难免会问，为什么不禁止诸如尼古丁之类
的毒品呢？为什么国家不规定食品的消费种类？为什么国家不明文规定哪种食品可以食
用，哪些食品对人体有害，必须禁止食用？同样，在体育运动方面，也有许多人爱干一
些力所不及的事情，为什么国家不干预？性生活也如此，在现实生活中，只有极少数人
的性生活是节制有度的，让那些年老体迈的人停止性生活，或让他们至少在这方面节制
一些则显得尤为困难。国家是否在这方面也应采取干预措施呢？许多人还谈到，那些不
良文章和读物的危害比所有的毒品都大得多，难道还要继续听任那些迎合人们低级下流
的本能、毒害人们灵魂的出版物畅行无阻吗？难道应当让那些伤风败俗的图片继续泛滥，
让那些肮脏的话剧继续上演吗？一言以蔽之，难道还要让那些诱导人们不道德的东西招
摇过市吗？难道还要允许那些谩骂的话语和诽谤的文章来葬送人们对上帝和教会的敬畏
吗？我们明显看到，一旦我们放弃了不允许国家机器干涉任何私人生活的原则立场，那
么，国家势必会对个人生活的每个细节制定规则，实行限制。个人自由就会因此被剥夺，
个人就会变成集体的奴隶，成为多数人的奴仆。人们不难想象，如此之大的权力，一旦
它被居心不良的当权者滥用，会导致多么恶劣的后果。这种权力即使被那些品德高尚的
人掌握，也会使世界变成一个鬼神的墓地。人类的进步大都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即
从一小部分人偏离大多数人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直到他们的行为最终得到大多数人
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形成了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如果将权力赋予多数人，让他
们规定少数人可以想什么，可以谈什么，可以做什么，那么，人类的一切进步都会就此
中止。
人们并不否认，禁止吗啡一类的毒品与反对“不良书刊”是两种迥然不同的事物。
其区别在于，前者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后者则不然。美利坚合众国的方法论
者和基础论者正是趁开展禁止酒精运动之机开始了他们迫害进化论者的行动，在美国的
一些州，他们成功地将达尔文主义者逐出学校的大门。苏维埃俄国则压制任何言论自由。
一本书能否出版，完全取决于那些既无教养又无文化的狂热分子的主观臆断，这些人充
斥了政府领导部门，他们大权在握，说一不二。
当代人有一种唯命是从的倾向，只要某事不合心愿，就指望上级颁布禁令。虽然他
们并不完全赞同禁令的全部内容，但也乐于贯彻执行，不敢越雷池半步。这些事实表明，
奴性意识根深蒂固。要想将奴仆意识转变成公民意识，需要人们进行长期的自我教育。
一个自由的人应当容忍他人想其之不想，为其之不为。应该克服那种只要是他觉得不妥
当事情就打电话报警的习惯。
12·宽容
自由主义完全是一种关于人类生活以及人类相互合作与交往的学说。宗教王国则是
超脱尘世的。自由主义与宗教这两者可以互不干扰地并存下去。如果两者之间发生了冲
突，责任不在自由主义一方。因为自由主义既未超出自己的领域，又未侵入信仰和世界
观的范畴。但是，自由主义认为教会是一个政治权势集团，教会不但要调整人与来世之
间的关系，而且还力图按照他们的观点来安排尘世间的事情。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冲突
在所难免。
自由主义在与教会的冲突中获得了巨大胜利，教会不得不永远地放弃了数千年来一
直牢牢掌握在其手中的权利。如今，焚烧异教徒的火刑，宗教法庭的迫害以及宗教战争
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今天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居然曾经有人把那些在空空的四
壁之内虔诚地为自己的信仰祷告的人拖上法庭，监禁、拷打，甚至施以火刑将其活活烧
死。虽然如今再也没有人去点燃焚烧异教徒的火刑柴堆，但那些不宽容的现象却比比皆
是。
自由主义毫不妥协地反对任何不宽容的行为。如果人们在人类
的和平合作中发现了社会发展的目标，他们就不会容忍牧师和宗教狂破坏和干扰和
平。自由主义声明，它对每一种宗教信仰以及每一种世界观均持宽容态度。自由主义之
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它对这些“高级玩意儿”抱着无关紧要、漠然置之的态度，而
是因为它坚信，保障社会内部的和平与和谐是高于一切的头等大事。自由主义主张容忍
一切不同的意见，容忍所有的教会与教派，同时，自由主义者也要求这些人约束自己的
行为，避免一切不容忍其他人或其他教派的现象和越轨行为。教会甚至提出了由它来包
揽青少年的学习和教育的要求，在一个以和平合作为基础的社会制度里，教会的这一要
求是非分的，因此也是不可能满足的。自由主义认为，在信徒自愿的前提之下，教会可
以做它想做的一切事情，保留一切它应当拥有的权利。但是，绝不允许教会差强人意，
强迫那些不愿与它发生任何关系的人服从它的意旨。
自由主义的这些基本原则在教会及其信徒中引起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仇视心理。实际
上，这些原则虽然使教会无法利用自已的力量，或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迫使人们皈依它
们，但它在另一方面也保护了教会，使它避免了来自其他教会及教派的强制宣传和干预。
自由主义拿走了教会的一部分权利，但从另一方面却还给它了另一部分权利。即使那些
狂热的宗教信徒也不得不承认，自由主义并没有剥夺他们信仰中的任何东西。
那些在某一地区占居上风，并且乐而不疲地迫害异教徒的教派也纷纷要求在其势力
所不及，或仍处在少数派地位的地区多一点宽容。它们的这种要求与自由主义主张的宽
容毫无共同之处。自由主义主张宽容是出于原则，而不是为了投机。它要求人们对那些
毫无意义的理论、学说，对那些荒唐可笑的假教义以及对那些天真愚笨的迷信持宽容态
度，即使对那些它认为有害社会、使人堕落的学说或看法，人们也应予以容忍。自由主
义主张宽容，并不是因为它赞成这些学说的内容，而是基于它对宽容的认识。自由主义
认为，只有宽容才能创造并保障社会的和平与和谐；没有和平，人类就会倒退到很久以
前的野蛮和贫困时代。
自由主义利用思想武器反对愚昧和无知，反对谬误和邪恶，而不是采用野蛮的暴力
和压制手段。
13·国家与反社会的行为
国家是一部强制和镇压机器。它的这一功能既适用于“值夜班的国家”，也同样是
其他类型的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特性。一切与国家有关的事物都与强制和
暴力密切相关。镇压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是国家的主要职责。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除上
述职能之外，国家还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讲求实际、富有逻辑性的罗马人在一束木棒中插一把大斧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自
命为哲学的晦涩的神秘主义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夸大国家的功能，他们在近现代对国
家的吹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谢林认为，国家是绝对生活的最直观、最明晰的图象，
是至高无上的世界灵魂显示的一个阶段，国家为其存在而存在，国家的作用就是为了保
护其存在这一核心。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绝对理性的体现，客观精神只有在国家中才能
得以实现。国家是向有机现实前进的一种合乎道德的精神，是现实和道德思想的一种公
开的、明晰的物质意志的体现。在神化和崇拜国家方面，唯心主义哲学的徒子徒孙们比
其先师更有过之。他们深受这种学说的诱激，其言论越来越远地背离了真理。例如，尼
采把国家称之为一切庞然大物中最冷酷的庞然大物。其实，国家既不冷，也不热，它只
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国家这一概念的名义下，是一样活生生的人在操纵着国家机器，
处理政府事务。一切国家行为都是人的行为，人为的弊端给人造成了痛苦。维护社会的
这一目标使国家机关的行为具有合法性，但由此带来的弊端并不因其合法性而不能称其
为弊端，深受其害的人最能感受到弊端的存在。
与人为恶的人，不但给他人造成不幸，而且也损害了他自已。没有什么东西比法律
的贫乏给人们造成的损害更大了。黎民百姓心中充满了恐惧感、奴役感和奉承心态，而
统治者和他们的听差们则充满了自信、自负和骄傲自大感。这两种心态都是社会生活的
毒素。
自由主义试图消除国家官员与公民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的毒素。自由主义者并没
有亦步亦趋地跟在浪漫主义者身后去庇护那些违法乱纪的反社会行为，也不愿学他们那
样去控诉法官和警察，控诉社会制度的不公正问题。自由主义者坚信，国家权力和刑事
法庭是社会在任何情况下都须臾不可缺少的机构。但是，他们还认为，刑罚的目的只有
一个，即尽最大可能地制止和排除危害社会的行为。刑事处罚不应当成为报复和复仇的
工具。犯罪作恶的人应该落入法网，受到法律制裁，但他们不应当成为法官、警察以及
某些有私刑拷打欲的民众发泄其仇恨，满足其虐待欲的对象。
建立在“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之上的强制暴力的最恶劣表现是，为了达到获得大多
数人的支持的目的，持续不断地压制那些萌芽之中的新生事物。人类社会离不开国家机
构。但是，人类社会的一切进步都不得不在克服了国家以及国家的强制暴力的阻碍之后
才能得以实现。毫不奇怪，所有给人类带来新思想的人都对国家和法律没有好感。为此，
他们受到了那些不可救药的国家神秘主义者和国家主义的崇拜者的责难和抱怨。尽管自
由主义不一定赞同这些人的“新思想”，但它却能理解他们。如果他们的政治倾向超出
了自由主义可以理解的范围，譬如他们过于夸大个人权利，甚至反对国家、拒绝国家，
那么，自由主义就会反对他们的做法。自由主义认为，暴力反抗是打破少数人压迫大多
数人这一局面的最后手段，借助其思想获得政权的少数人必须始终如一地致力于利用思
想的力量使自己变成多数。国家在行使其权力时必须保障个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的
充分自由。公民的权利不能被限制在这样的范围之内，即：当他们的想法与操纵国家机
器的那些人的想法不一致时，他们只有一个选择，要么服从，要么摧毁国家机器。
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第二章 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1·国民经济的组织
在实行劳动分工的社会里，人们对劳动的分工与协作方式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设想。
我们可以将这些设想区分为五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其一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人们
可以将发达的私有制形式称之为资本主义制度；其二是在私有制前提下，定期地没收私
有者的财产并对其实行再会分配的社会制度；其二是工联主义制度；其四是生产资料的
公有制，这种制度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名称闻名于世；其正是干预主义制度。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历史悠久，它贯穿于人类以动物状态向现代文明的高级阶段的全
部历史发展过程之中。私有制的反对者力图证明，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并不存在着完整
的私有制，因为一部分可利用的耕地被周期性地再分配。他们企图从私有制“仅仅只是
一个历史范畴”这一论断中推导出消灭私有制无害的结论。他们这种论证的逻辑错误太
明显了，以至于我们无法就此问题与他们作进一步探讨。在远古时期的社会合作中尽管
还没有财产的私有制度，但这一事实丝毫不能说明人类在进入较高级的文明阶段后仍然
没有财产的私有制。如果历史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证明什么的话，那么，它仅仅说明，任
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在没有私有制的前提下以严重的贫困以及半动物的蛮荒状况下崛起。
早期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反对者们所反对的并不是私有制本身，而是反对财富分配
不公现象。为了消除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公，他们建议定期对财产实行重新分配，或至
少对他们所处的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生产资料——士地进行重新分配。至今在那些以从事
原始农业生产为主，经济、文化尚不发达的国家里，平均分配、平均主义的思想依然十
分盛行。人们习惯地将这种主张称为农业社会主义，实际上这种称呼并不确切，因为这
种思想和主张与社会主义毫无关联。首开社会主义先河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并没有在
农村实行将土地变成公有财产的社会主义，而是实行了把士地平均分配给农民的农业社
会主义。在其他大部分东欧国家，借土地改革的名义将大农场主的士地分配给农民，是
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一些政党追求的理想。详细地分析和研究这样的制度显得有些多余。
几乎没有人否认，实行这种改革的唯一成就就是减少了农业收成。只有在那些农业生产
方式尚处在原始状态的地方，这种改革所导致的生产率下降的现象才不致于发生。人们
承认，摧毁一个拥有现代化设施的农场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行为。在工业和交通领域照此
方法实行平均分配则更是不可思议，因为一条铁路、一座钢厂和一个机器制造厂不可能
被拆御开来。只有在人们要把建立在不限制私有财产基础上、并且实行劳动分工的国民
经济摧毁，使之倒退为自给自足的农庄经济时，才能向定期实行财产分配的方向迈进。
工联主义者企图将平均分配财产的主张引入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中来。工联主义者既
不想把生产资料平均分配给个人，也不愿将它交给社会，而是要将它分配给在有关企业
或生产部门中就业的工人。由于不同的生产部门情况差异很大，人与物的生产要素的结
合情况各不相同，采用这种方法绝对不可能实现财产分配的公正化。假如按照工联主义
的主张分配生产资料，那么从一开始某些生产部门的工人就会比其他部门的工人分得更
多的财产。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实行这一方案必然导致的问题和困难。在经济生活中，常
常有必要将资本和劳动力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进行转移。按工联主义的办法，我们怎
么能够将某一生产部门的资金抽调到另一个生产部门，以便后者得到更多的资金配置呢？
或者还可以把工人抽调到另一个生产部门，从而使后者的人均资金占有量变少吗？资金
和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进行转移，这一事实证明工联主义的主张荒谬到了极点，
而且毫无任何社会意义。我们假定，在某一社会团体上建立一个有权实行这种转移的最
高权力机构，那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再也不是工联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事实上，工
联主义的主张如此荒谬，以至于只有那些看不清事物本质、头脑混乱的人才会赞同他们
的原则。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在这个社会组织内，一切生产资料的所
有权和使用权都属于社会共有，由一个类似强制机器的国家来支配它们。至于是否按照
平均主义原则或其他的什么方法分配红利的问题，对我们评价社会主义是无关紧要的。
此外，社会主义国家机器是否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和财富，并由国家分配给各个企业管理，
或将财产交给名义上的所有者管理？或者按照社会化的原则，一切“所有者”只有权按
照国家下达的指令使用他占有的生产资料？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分析社会主义也不具
有决定性的意义，假如由政府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向谁出售？以什么价格出售？
那么，在这个社会里只剩下了一个名义上的私有财产，事实上一切财产都已经社会化了。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生活的驱动力再也不是企业家或财产所有者的赢利动机，而变成了
被迫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被动地服从上级的命令了。
最后，我们再来谈谈干预主义。现在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观点，即干预主义观点。干
预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者之间还存在着社会组织的第三种可能形式，即
通过来自上级的垂直命令(即干预)手段，对私有制实行调整、控制和领导。
有关对财产实行周期性再分配的学说以及工联主义的主张，我们在下文不再提及。
无需对这两种体系进行进一步分析，现实生活中也不会有任何有份量的人物支持它们。
我们只打算研究社会主义、干预主义和资本主义等问题。
2·私有制及其批判者
人的生活并非充满了幸福，地球并非天堂。社会组织对此并没有罪过，但是人们却
习惯于将责任归咎于它。我们的文明以及一切文明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制度。
那些想批判现代文明的人，都是从批判私有财产制度入手。一切使批评家不满意的东西，
全都是因为私有制造成的，特别是那些恰恰从根本上是因为人们人为限制和压制财产的
私有制，导致它无法发挥全部的社会影响的恶劣现象，也被说成是私有制的过错。
批判家惯用的手段是给人们勾画出一幅图景，如果按他们的设想去做，一切都会变
得美伦美奂。他们把自已装扮成世界上无所不能的主宰者，把别人的愿望说成这恰恰是
他们自已也追求的愿望，借此从思想上抹掉一切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每个为强者鼓吹
权益的人，也觉得自己是强者；每个赞同奴隶制的人，他从来也不曾想到，他自己本人
也可能会变成奴隶；每个迫使他人做违心事的人，都是为了针对别人而不是他自己，那
些鼓吹寡头政治的人，他本身也属于寡头政治家；谁热衷于开明专制或独裁统治，他就
会毫无自知之明地幻想着自已扮演一个开明专制君主或独裁者的角色，或者幻想自己能
够成为专制君主的君主，独裁者的独裁者。就像没有任何人愿意将他自己置于弱者、被
压迫者、被强奸者、无任何特权、甚至是没有任何权力的仆人的位置一样。同样，那些
主张社会主义的人是想要担任社会主义里的总经理或总经理的上司这一角色，而不是社
会主义本身或别的什么。社会主义的梦想告诉人们，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比生活在这种
制度下更美好了。
一些文献为了证明这些白日梦想家的梦想合情合理，创造出一个对利润率和生产率
进行比较的固定格式。这些文献的作者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与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
截然不同，一切背离社会主义理想的事物都是落后的、非建设性的。私有制经济不能适
应国民经济中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这个论点长期以来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最严厉的抨
击要点。直到最近几年人们才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我们所论证的大部分情况中，社
会主义公共团体与资本主义公共团体的处事方法别无二致。即使在那些事实上存在着两
种社会制度的矛盾和冲突的地方，社会主义制度也必须毫不迟疑地实行在资本主义制度
中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原则，现实生活告诉我们，一些人背离这些正确的原则，导致了失
败，但他们依然把这些失败变成批判、控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理由。生产率的概念逐
渐变成了主观意识，它永远也不能成为客观批判的出发点。
那么，这些白日梦想家的冥思苦想究竟是什么？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没有什么价值。
总之，在他们梦想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充满了工作热情，具有服从感和献身精神，准
时、准确无误地执行他的命令。但问题是，怎样才能让这个梦想在活生生的人类社会中
实现呢？那种简单统计及计算得出的假设——即一旦将资本主义多年来创造的经济成果
进行平均分配，就可以满足全社会所有成员的需求，并可以保证足够每个人生存的需要
——是完全错误的。社会主义不可能通过这种途径来达到明显提高广大居民生活水平的
目标。他们向所有人许诺的财富和优裕的生活，只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比资本主
义具有更高效率，而且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节省大量的多余和非生产性开支的前提条件下
才能实现。
首先，我们来思考后一个问题，即取消一切生产和推销商品所需的花费，也就是由
于竞争以及做商品广告造成的开支。很明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这方面的开支。
但是，人们不要忘记，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的分配机构所需的开支也不小，也许
比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竞争和广告推销费用更大。然而，对此类支出的意义的评价并非决
定性的。社会主义者毫不犹豫并理所当然地假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生产率至少与
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相同。他们试图证明，前者比后者更高。然而，事情却并非社会
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理所当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量与生产的类型密切相关。对各种
生产的单个分析表明，工人的切身利益与他正从事的那部分工作的产量有着最密切的内
在联系，其意义是决定性的。只有当每个工人最大限度地使出他的力量，因为其劳动成
果决定了工资收入的高低，而且每个企业家都竭力提高生产效益，即用比他的竞争对手
更少的资本和劳动消费来进行生产，资本主义经济才能创造出如此之多的物质财富。那
种把资本主义商品推销机构的高额开支当作攻击对象的错误作法，可以看作是一种目光
短浅的行为。有人指责资本主义浪费，因为在繁华的商业街上有许多领带商店，还有更
多的烟草商店，他们恰恰没有看到，这些销售组织仅仅只是具有极高生产效率的生产组
织的最后一个环节。由于这个生产机器是私有财产，所以它取得了生产的一切进步，并
且会不断取得进步。企业家唯有坚持不懈地参与竞争，假如他不能用最有效的方式生产，
那么他就会被别人毫不留情的吞并或消化掉。因此，他们必须不断地改进生产方法和扩
大生产规模。失去了这种刺激，生产不会进步，实施新的生产方法也不再具有其经济性。
如果提出取消商品广告可以节省多少费用这一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们不禁要问，
如果提出取消了生产厂家的商品广告，那么究竟应该生产多少产品？这个问题是那些主
张取消商品广告的人所无法回答的。
只有先工作，先生产，才能谈到消费。消费的多寡取决于工作量和生产量的大小。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最典型特征。因为这种制度将这一动因传递到该社会的每一个
人身上，促使每个人创造出最高的生产效益，取得最多的劳动成果。而在社会主义制度
中，每个人的劳动与他所得到的利益两者之间缺乏直接的联系。工作的动因不是他自己
劳动所得，而是来自上级的命令，工人生产量的多寡取决于他们自己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关于这种生产组织为什么没有可行性的一个明显的证据，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提出。
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受到谴责的另一问题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享有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