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中的中国——蒋梦麟社会文谈
　
作者：关鸿 魏平

卷首语
  
    蒋梦麟，前清策论秀才，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回
国后为蔡元培所倚重，被推荐为北京大学校长。他还任过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
政院秘书长。抗战后期出任红十字会会长。
    抗战期间，他在昆明以北大校长身分任西南联大常委（另外两位常委为清华校长梅
贻琦和南开校长张伯岭），在躲避空袭的“空闲”中，陆陆续续用英文写成前半生的回
忆录《西潮》。《西潮》记录了自1842年到1941年在中国发生的重要事件，尤其后半段
为作者亲身经历，因此，蒋梦麟说，这本书“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
代史”。
    《西潮》中文本出现在台湾被称为“文化沙漠”的50年代，对当时的年轻人产生很
大影响，台湾农村青年几乎人手一册。这对蒋梦麟是极大的鼓舞，他决心撰写下半生的
自传，并定名为《新潮》。
    他在决定写《新潮》时说：“以前我写《西潮》，那是讲外来文化所予我们中国的
影响；现在我在这本《新潮》里，要讲的是中国文化因受外来文化所影响，自己所发生
的种种变化。”可见对蒋梦麟来说，《新潮》较《西潮》更为重要。可惜《新潮》仅开
了头，写了几章，他便病逝了。
    罗家伦在称赞蒋梦麟的写作风格时这样说：“这本书最难达到的境界，就是著者讲
这个极不平凡的时代的事实，而以极平易近人的口吻写出来，这正像蒋梦麟做人处世的
态度。若不是具有高度文化的修养，真是望尘莫及的。”罗家伦还引用王安石的两句诗
来形容蒋梦麟的生平与写作风格：“看似平常最奇绝，成如容易却艰难。”
    本书的第一辑是未完成的《新潮》五章和《西潮》中的三章，各自都能独立成篇。
第二辑是他写的几篇怀人纪事之作。
                　　　　　　　　　　　　　　　　　　 编者
    　　　　             　　　　　　　　　　　　　 1997年1月
  


新潮
  
    
引言
    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
    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个人的经验如此，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经验，也是如此。
    鸟兽能把经验传给它们自己的儿女，可是影响本能的变化是很有限的。
    小松鼠在秋天会跟着它们的父母挖地穴藏果物，小鸡在老母鸡的教导下懂得怎样逃
避在天空中盘旋的飞鹰，这些知识固然是从仿效得来的，但大部分却是本能的动作。
    学习的“习”字解释为“鸟数数飞”。不断地学飞叫做习。
    “学”字含有原理的意思多，“习”字含有仿效的意思多，所以孔子说“学而时习
之”。俗语通称“学习”，是含有两重意义的：一面根据思想而学，一面根据仿效而习。
故人类的进步是靠学与习交互而行的。
    学是学前人的经验，习是习前人的榜样。“以身作则”是说给人家可以练习的一个
榜样。“格物致知”是指示一条求学的道路，在事事物物里求知识。
    禽兽是靠本能生存的，而人类却能学能习，并能将学到的和习成的经验传给后代。
    我写这本书的用意，就是想把几十年的经验，传给现代的青年和后代的儿孙。我们
这一代所经验的无限苦痛，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的人们作指示和教训；当避免的要避免，
当保存的要保存，当改进的要改进，当推翻的要推翻。
    旧的忘不了，新的学不会，是我们过渡时代的人们的一个通病。左也不是，右也不
是，中也不是，是人们的一种痛苦。
    我们受了西方来的狂潮的激荡以后，国内一切思想制度都起了莫大的变化，势如洪
涛汹涌澎湃！我们叫这变化为新潮。
    以前我用英文写的一本书，名为《西潮》，是战后在美国出版的。后来又在台湾发
行了中文本。《西潮》是写由西方来的外力影响了内部的变动；《新潮》是写内部自力
的变动而形成的一股巨大潮流。虽然这种新潮的勃起，也可以说是受了西潮的激动，不
过并不完全是受外来的影响，而是由内部自己发展起来的。“五四”前后北京大学学生
罗家伦、傅斯年等发刊一本杂志，也叫《新潮》，当时英文译为“The Renais Asance”，
就是代表我国文化复兴的意义。当然本书采用《新潮》为名，是受了那本杂志的启示的，
而且这新潮之掀起，北京大学是很有关系的。
    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
风气，维持不堕。最近十余年来，把五四运动所提倡的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
从象牙之塔的学府里，移植于台湾广大的农村里，而得显著的实效。因此又得了不同的
经验。
    著者现在且把这几十年来在大陆和在台湾的前后的经验写出来，希望供青年们参考
和抉择。
    青年们，不要想找万灵丹啊！因为世界上是没有服了能使百病消散的万灵丹的。我
们要眼看天、脚踏地、看得远、站得稳，一步一步地前进，再前进！
  
    第一章
    我国自1937年始，经八年之长期抗战，敌军铁骑所至，毁坏了广大乡村之生产组织，
又因政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区域内征兵征粮，窒息了人力和物力。战事终了后数年，中
美两同盟国政府，想把萧条而生产落后之中国农村，用近代科学方法，重新建设起来，
于是合组了一个委员会，叫做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这个委员会的委
员们，为了要了解农村的实际状况和问题，便包了飞机，计划了一个旅程，以南京为中
心，分向全国各地作穿梭似的飞行。在考察的过程中，我们经常碰见我的学生来帮我们
的忙。
    有一次我们的包机临时在汉中降落，汉中位于汉水上游，是盆地中心，故物产丰富，
昔汉高祖因之以成帝业。我们一时心血来潮，想在这里推行农村建设工作。站在机场中
瞩目四望，但见阡陌纵横，麦浪迎风，极视线而无际，当年诸葛亮便是屯军于此、北伐
中原的。
    因为是临时降落，事先未曾与当局接洽。正在徘徊之际，有一妙龄女郎迎面走来问
我：“校长，您为什么到这儿来？”
    “你是哪一位？我们要找胡宗南将军。”
    “我是您的学生，我们有好几个同学在机场里服务。听说胡宗南将军正在开军事会
议，今天恐怕找不到他。”
    于是有几位学生引导我们到一个小饭店。菜肴十分可口，餐后颇有齿舌留香之感。
等到算帐的时候，胡将军的副官已先付了帐，使那几位学生因未做成东道而大为扫兴。
    饭后即直飞兰州，大家因目的未达，不免失望。以后胡将军虽曾派代表来广州请我
们再去，但我们已鼓不起勇气，婉辞谢绝了。
    农复会的同仁们，尤其是美国的朋友们，觉得很奇怪，何以一个当过校长的人，有
这么多的学生，几乎在全国各地的城市或乡间到处都会碰到？
    另一次在飞机上，一位美国朋友同我开玩笑说：“你在天空里难道还会碰见学生吗？”
    “那是不会有的了！”我回答。话未说完，有一位制服整洁、身材高大的飞行员，
走来向我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对着我叫了一声“校长”。
    “你是哪一位？”我问。
    “我是您的学生啊！”他回答。
    “你怎会在这里？”
    “我是副驾驶员。”
    “你是几时学了飞行的？”
    “是很早以前，由校长保送我学航空的。”
    这时我可抖了，我就很自豪地对机内同仁们说：“你们瞧，几十年苦校长不是白当
的吧，苦有苦的报酬啊！”
    谈笑间，飞机已接近台湾的上空了。
    我们向窗外望去，但见海天一色，清波荡漾，云朵在晚霞中向后飞渡，使我不觉顺
口吟出李商隐的两句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因为当时大陆情形，已够使人担心了！
    正在沉思的时候，在斜阳普照的一幅美景里，松山机场已经在望。映入眼帘的，一
边是丛林蓊郁的山峦，一边是阡陌纵横的田垅。虽然眼前风景如画，但当时我们所想的
只是如何工作的问题。美丽的宝岛风光，只有留待将来再欣赏了。
    回溯抗战初期，从台湾松山机场起飞的日本木更津飞机队，曾到杭州轰炸苋桥飞机
场。他们派了五架轰炸机，却没有驱逐机保护。到了杭州以后，我们苋桥的防御人员当
即迎战。五架敌机，竟打下了四架，另一架狼狈逃去，飞到绍兴附近，终于坠毁。我曾
经到那边去看过，见到那跳伞降落的日本飞行员。我问他，他不肯说什么。以后他才跟
管理他的我方人员说了，当五架日机从台湾起飞的时候，日方的司令官说：“杭州方面
没有高射炮，也没有驱逐机，你们放胆去炸好了。”
    这时见到当年日军轰炸机基地的松山机场，不禁勾起我那段回忆；那时在杭州我还
是第一次领教敌机轰炸的滋味，那恐怖的经验，竟使我永生难忘。
    下机后，便有省政府派来接我们的人上前寒暄，然后登车驶入市区。我坐的那一部
车子里，也有一位我以前的学生，他告诉我，这是省政府最好的一部汽车，专给我用的。
他并很幽默地说：“这部汽车，是以前的省主席夫人的座车，我们把它保留起来，今天
给校长坐。”我笑了笑说：“那位主席夫人是我的老朋友。”他听了谦恭一笑，也便不
讲什么话了。
    汽车不久便到了圆山桥附近的一个政府招待所，我们就在那里安顿下来。当时已经
有几位农业人员等在那里，报告台湾农业的近况，并讨论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推行工作。
后来我们到省政府去见省主席陈辞修先生，我们对他说，农复会的工作方针是两方面的，
好像一把两面快的剑，一面用之于社会，以推行公平的分配，一面则运用近代的科学方
法来增产。因为我们相信，只讲生产而不讲公平的分配，那么增加生产以后，会使富者
愈富，贫者愈贫，结果必会造成社会的纠纷，不但于事无补，恐怕对整个社会而论，反
而有害。如果只讲公平分配而不讲生产呢？结果等于分贫或均贫，而不是均富。我们的
目的是要均富，但均富并不是说平均分配，而是公平分配，使大家得到合乎公道的一份，
不是使人人得到大小一样、轻重相等的一份。我们一方面讲公道，一方面讲生产，这就
是我们的两边锋利的一把宝剑。这个政策，经我代表农复会说明之后，辞修先生听了非
常赞成，说：“好啊，我们很欢迎。”
    我们又说，公平分配最要紧的是土地改革，那便是耕者有其田。要讲生产，就必须
用近代的科学方法，否则生产量不会增加的。陈辞修先生说，他赞成这个办法，在他任
湖北省政府主席时，也曾经搞过土地改革，收效很大，所以他也想在台湾做。不过目前
的台湾百废待举，单凭他一个人与政府的力量，恐不易做到。经费既不够，技术人材也
不足，是不是农复会愿意帮忙？我当时就代幸农复会说：“只要省政府有推行土地改革
的决心，农复会一定尽量帮忙。”主席说：
    “好，我们就这样办吧！”
    经我们在全国好多地方视察之后，深觉最重要的首推水利问题。土地必须有水，才
能生产。至于其他各种生产方法，当然也应注意：台湾是亚热带地方，容易发生虫害，
而且传布极速，应加强防治；还要注意肥料，改良旧品种，介绍新品种。不过，要增加
生产，单靠技术和物质是不够的，组织农民也是不能忽视的一件事。我们曾经派人调查
过，台湾有个日治时代留存的农会制度。不过这个农会掌握在地主手中，它的宗旨并非
替农民谋福利，只是为以前的殖民政府在台湾调度粮食供给日本之用。实际上那只是政
府收购粮食的一个机关，我们建议把这种农会改组。辞修先生对我们的建议都很赞成。
商讨结果，决定一方面将农会改组为真正的农民的农会，一方面推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关于生产方面，则着重水利建设，注意施肥，因为台湾土地是没有大陆肥沃的。其余像
防治病虫害、改良品种以及各式各样的生产办法，我们都详尽地研究过，务求达到改善
国民生活的目的。
    离开省政府后，大家都觉得很愉快，感到这位省主席决断力很大，看来他的行政经
验很丰富，我们可尽量和他合作，以推行土地改革和耕者有其田的计划。
    由于这几个月的经验，我们深知政府方面如没有决心，那就什么事也不能做。现在
省主席既然有此重大决心，我们对于在台湾实行土地改革的计划，和统筹的农业计划，
都抱着很大的信心。
    于是我们到各处调查了一下台湾的情形，又看了几个试验场，并与农业界人士会谈
过，才乘飞机到了厦门。在鼓浪屿一个西式的旅馆里，我们开会讨论改进台湾农业与推
行土地改革的办法。这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离厦门不远的龙岩县帮助土地改革的工作，
已经有了相当的时间。据该县出来的人以及我们派去视察的人说，那里自土地改革以后，
生产的能力增加了，农民的耕作兴趣也提高了，社会一下子繁荣起来。因为人民有了属
于自己的土地之后，都加倍努力耕作。
    农民们因丰衣足食而显得很高兴，连土匪也没有了，熙熙攘攘的很太平。从这小地
方看来，台湾若能够把土地改革办成功，也会一样的安定而富庶。目前台湾农村的进步
和农民的快乐，在当时的龙岩县就已经看见具体而微的一部分，也因此增强了我们当时
主张土地改革的信心，知道土地改革的政策，对国民的生活水准的确可以提高。
    我们在鼓浪屿开会后，就飞往广州，又转飞成都，在那里研究四川土地改革的问题。
当时的省主席王陵基先生，对于这件事情，也相当热心，赞成在那里进行土他改革。台
湾做的是三七五减租，那儿做的是二五减租。二五减租与三七五减租，相差甚微。但今
日台湾所实行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就比较减租还要进一步了。那时候会里有两种意见，
一部分人主张非土地改革不能振兴农村，还有一部分人却不赞成用土地改革的方式来改
良农村。彼此虽然并未公开辩论，但对于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却各有主张。至于美国委员
方面的意见，似乎以为这个问题还是让中国委员们自己决定为是，故未公开表示赞成与
否，不过在谈论之间，还是赞成土地改革的。中国委员们虽然无人公开表示反对土地改
革，但积极主张非如此不能复兴农村的却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大概这少数人在那时候
的言论举动过于积极，所以有一位委员在背后批评我们说：“唉，那些人发神经病了，
一天到晚，只知道讲土地改革。”后来在台湾时，有人对我说，因为我在广东中央政治
会议中曾代表那少数人说过：“你们广东地主们，现在不肯推行土地改革，将来共产党
来了，不但你们的土地被夺去，连你们的头也会被杀下来。”所以有某君批评我说：
“糟了，这老头儿也变了。”
    “这老头儿”的确是变了，他生长在拥有数百亩良田的小地主家庭里，但远在1918
年的时候，他在浙江就跟在人家后面推行二五减租运动了。变了，时代变了。
    我们少数人的那些疯疯癫癫的言论和举动，毕竟感动了全体委员，都愿合力来推动
土地改革。于是我们就包了飞机飞到重庆，谒见张岳军长官请他帮忙。继飞回成都，劝
王陵基主席从速推行二五减租。
    王主席慷慨地说：“好，我们就这样做吧。我先把我所有的一千多亩田，实行二五
减租，不过问题在某巨公，他有好几千亩田呢。”他想了一会儿，就继续说道，“有法
子了，我自己实行后，就对他说，咱们先干了，老兄请你照办。不然，我就帮助你们的
佃户，向你要求减租。他现在没有枪杆儿，不敢不赞成。”我们听了这番话，心里觉得
好痛快。
    有一天我们在四川乡下，坐了几顶轿子，视察农村情形。
    我和轿夫边走边谈。四川人都健谈，虽是贩夫走卒，也不例外，这就是所谓摆龙门
阵。
    当时我问他们：“你们这里减租了没有？”
    “哦，听说有这回事，看见有告示，说要减租的。”
    “减了没有？”
    “啊！先生，政府的话，哪里靠得住？”
    “要是真能减租，好不好？”
    “那当然好极了！”
    由于这一段短短的谈话，足证一般农民是多么拥护土地改革的政策！
    到达目的地时，我的耳朵里似乎充满了人民微弱的呼声：
    “那——好——极——了。”这使我立下了一个志愿，一定要贯彻我们少数人的意
志，把二五减租做成功。
    于是我们留下一部分人在成都计划减租的办法。我则乘飞机自成都经桂林、广州到
香港，停了一晚，第二天便飞向台湾。
    那时台湾的土地改革政策，已完成了立法的程序。陈主席对省议会说：“我一切事
都听从民意，唯有这三七五减租案及连带的法案，务必请大家帮忙通过。”当然，握军
政大权的主席说那些话，到底含有几分“先礼后兵”的意义。
    于是，省议会果然好好地通过了主席的提案。十几年后，回想起来，这个法案真正
带来了台湾的安定与繁荣。
    我在农复会台湾办事处，曾亲自拟了一张电稿，给成都王主席。我记得稿里有“吾
兄当不让辞修兄专美于前”的一句话。这是一个“请将不如激将”的办法。
    第二天成都回电来了，其中有“一切当遵命办理”的一句谦虚话。
    天下事只有少数人肯发神经病，把一件事似疯如狂地向前推进，终有达到目的的一
天！
第二章
    前面所说的土地改革的情形，足证少数人疯狂似的热忱，是促使一件事情成功的重
要关键。但专靠热忱仍旧不够，还要明白所做的事与历史的关系。历史是无形的，看不
见的。但它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要做一件事，尤
其是比较重大的事情，一定要先弄清楚我们所负的使命是什么？看清楚这点，才不致失
之毫厘，谬以千里。
    我们对本身所担负的工作，先要有一种基本的看法，或者说应该根据一种基本的哲
学。这就是全盘问题里最重要的原则。这样，不论工作或解决问题，均可循此原则进行。
此外还要了解国际的大势，能看清这一点，那么你所做的一切，就不致于违反时代的精
神，若反其道而行，就会和世界的趋势扞格难通的。
    我们还该知道本身所处的环境的要求是什么，然后设法解决，而且要用科学的技术
去解决它。谁都知道近世的进步与中古世纪的落后，其主因就是近世有科学技术。用科
学技术，一两个人在短时间内便可完成古代千百人耗费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所以东
方的某些科学落后的国家，实应努力发展科学技术始能赶上时代！
    除上述各点外，政府的态度、社会的舆论也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我这几年做事的经
验，深感凡做一件事，如果得不到当局和社会上一般人的信任，即使成功，也是事倍功
半的，反之必可事半功倍。这几年来，台湾农村建设的成功，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不过，多产几十吨米，多养几百头猪，多出口几万斤橘子等等是看得见的有形的成
绩，但在这些有形的成绩后面，还有许多看不见却更重要的因素。我将在这本书里，时
时予以说明。
    1984年夏的一天早晨，我在南京红十字会总会办公室里办公时，来了一个电话，要
我亲自接听。我拿起听筒先说道：
    “我是蒋某人，你是哪一位？”我讲的是绍兴国语。对方一听我的绍兴国语，便用
他的宁波国语回答说：“这里是委员长公馆，委员长要请蒋先生中午来吃便饭。”绍兴
官话和宁波官话大致相似，所以这几句话，彼此都听得很清楚，知道没有弄错。到了十
二点钟，我依约前往。进了委员长公馆，招呼客人的就领我到一间饭厅里去。这里是我
很熟悉的地方，因为委员长常在此请我们吃饭的。当时我看到桌上有两副碗筷，一个主
座，一个客座，已经安排好了。不到几秒钟，委员长便走出来，说：“请坐、请坐，吃
点便饭吧！”我就依言坐下去了。委员长接着说：“我有一件事情，要请你去担任。”
我问：
    “什么事情啊？”他说：“现在有一个中美共同组织的开发农村的委员会，请你去
担任这个会的主任委员。”我说：“委员长，我现在正在办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
这个机构很大，凡是联合国援助我国抗战后期所剩下来的钱和物资，都由这个委员会处
理，这已经够忙了，而且都是关于工业方面的工作，范围很大，从上海到成都，从北方
到广州都在其内。”委员长说：“这个我都知道，我要你担任这个农村工作，就是因为
你担任工业工作的关系，农和工是不好分开的，我就是这个意思，你两个工作都要担任，
这两个工作不能分离的。”我也没有客气，就说：“委员长要我担任，我就担任了。”
他说：“你有什么意见没有？”我当即回答：“我有点意见。”接着我说道，“农村建
设如果不从改革土地着手，只是维持现状，是不会成功的。”委员长点头道：“对了，
你有什么办法？”我说：“我希望划出一个地区做试验，实行土地改革。”委员长问我：
    “你要划出什么地方？”我说：“我想划出无锡来，因为无锡是一个已经半工业化
的县份，那个地方有资本家、有地主，而且无锡的地主不一定靠土地生活，所以把他们
的土地拿来做土地改革，他们也不致于激烈反对。”委员长马上表示同意，说：“哦！
那可以的。”我又补充道：“我指定无锡，还有一个理由，因为土地改革是要地主拿出
土地来的，虽然无锡已相当工业化，但要地主们拿出土地来，总好像是与虎谋皮，是不
容易办到的事，那是可能要动用军队来打老虎的。无锡与南京邻近，容易派兵，将来我
们试验的时候，如果需用兵，不知委员长是不是可以派兵？”委员长果断地说：“可以，
要用兵的时候，当然派兵。好了，就这样做吧！其余的事情慢慢地想。你去负责任，要
什么人你去派，派了之后，你和行政院长商量好了，不必跟我说。我事情也忙，这件事
情，就请你全权去办吧。”
    “全权去办”这句话，今天回想起来，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之中，政府对于农
复会的工作和一班负责工作的人，只有信任，没有一点怀疑。所以我说，得到政府的信
任，是最重要的事。假如政府不信任，不但土地改革的问题不能解决，其他一切事情，
也都会办不通的。
    读前文，足证促成农村建设成功的几个重要因素，其形成绝非偶然。我们参考着历
史，根据基本哲学，采用近代科学的技术，再适应着社会的环境，随时随地研究，时时
与政府保持联络，十二年来，没有一天间断过，松懈过。我在本书里，不但要写农复会
在台湾的工作情形，同时还追溯一部分过去的事。这样写法，才能使读者明白我们工作
的过程，以及农复会所负的使命。
    农复会的基本哲学，前面已经说过。一方面要公平解决社会分配的问题，也就是所
谓社会公道的问题；一方面要采用近代的科学技术来解决各种生产问题。我们从事农村
工作的目的，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这个想法从何而来呢？这
也是一个偶然的事。往往有好多偶然的事，会发展为一个时代的历史。
    1947年我在伦敦参加一个国际学会，有一天学会里推举两个人出来说话，一个代表
西方的，就是现在很有名的英国历史家汤因比（Toynbee）；另一个代表东方说话的，他
们推举了我。汤因比当时说的话，我现在还记得。他把俄国与美国作了个比较，说：
“现在世界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社会公道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人民福利的问题；
另一个是国防问题，也就是一个国家维持军备的费用问题。这两个问题常常互相冲突。
如着重社会公道或社会福利，就得牺牲国防的经费。反之，如着重国防，就不能不牺牲
多数人民的利益。”
    他并举了两个例子说，“一个是俄国，正在拼命地建设国防，所以不得不把人民的
福利牺牲了，因此现在俄国的人民生活得很苦。可是美国就不同了，他们在大战以后，
便解散了庞大的军队，积极建设起各种公共事业，为人民谋幸福，以彻底维持社会公道。”
他又说，“现在这个世界好像一条沉下去的船，大家都想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立足。”
这个意思很明白，船沉了，哪里都是不安全的。
    汤因比讲完后便让我讲。我开头说：“如果世界像一条沉下去的船，那么中国就正
在这条船的最不安全的一面。”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家都很注意地听着。这话是我偶
然冲口说出来的，事前并未细想。不过记得离开南京的时候，有一次我和陈果夫先生谈
天时说过，“果夫先生啊！现在情形真不对了，这个政府要僵掉了，什么事情也办不通，
我们要做一件事，真吃力啊！简直推不动。在行政院两年的经验，我真够苦了。我曾经
和委员长说过，好多事情办不通，僵极了。”他问我为什么会僵极了，我一时又说不出
来，只觉得僵得很厉害，简直不能动了！后来果夫先生说：“唉！你这话是对的，我们
大家再跟委员长去谈谈吧。”我说：“既已僵了，他也没有办法。不过我们再去谈谈，
倒也不妨。”后来我即匆匆起程赴伦敦，并没有找委员长再谈过，但我心里总想着如这
个问题不能解决，就会影响整个中国的问题，这形成一团阴影，一直存在我的潜意识里，
所以当时轮到我说话的时候，便不自觉地冲口而出。
    国防啊！社会公道啊！从此便常在我耳边无声地呼喊着，并不断地提醒着我。以后
我就把“社会公道”保留了，而将“国防”改为“科学技术”和生产。但是我没有把经
过的原委向委员们说明。农复会的委员们接受了我的建议，遂定为农复会的基本政策—
—即一面讲公平分配，一面讲生产。
第三章
    土地问题是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汉唐宋元明清历代末期的变动，
都是由农村问题引起。最早的我不讲它了，让我从汉朝讲起。
    西汉的贾谊有句话，说明了当时土地与人民的关系。他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
无立锥之地。”从这句话里，可知当时田地都集中在豪富手里，真正耕种的农民，反而
一点土地都没有。这种情形，到西汉末年尤为显著。王莽知道情势严重，便想把土地问
题作个彻底的解决，于是拟定了一个土地政策，把天下所有的土地统统收归国有。但这
种土地国有政策很糟，无论是大地主、小地主以及佃农，都群起反对，不满的情绪日益
高涨，他们说：“我要地啊！”土地被国家收去以后，人民全都没有地，是不智之举，
所以后来人民终于起来反抗，结果造成了西汉末年的大乱。
    后来到了北魏、唐，对于土地问题，有了一个相当好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所谓授田
的办法。一个人出生后，便授给一份田地，男女都有规定的数量。这样暂时算解决了问
题。但是等到人口增多，土地就不敷分配了，等到国家已没有田再授给人民的时候，就
只好让人民自由去买卖，结果又回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状况。
    我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家里有几百亩良田，虽然是祖宗积下来的，但是我们就靠祖
宗的这点遗产，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在这种土地制度之下，有些人弄点鸦片抽抽，有
些人读读书，去参加科举考试，有些人游荡着无所事事。社会里有了一个不劳而获的阶
级，就会造成人心的不平，又因要保存资本的安全，土地就变为一种资本，购买土地成
了保存家产的一个最好办法。
    历代的造反以及朝代的改变，大都是因土地问题引起的。
    洪杨造反时，洪秀全的太平军有一个号召：“跟着来，大家有田了！”大家分到田，
当然谁都高兴。于是大家都跟了去。不过等到大局安定了以后，土地问题就不谈了。这
是什么缘故？
    因为起初一般百姓为了得到土地，跟了去。等到打进了城，放肆的机会来了，女子
玉帛，任由大家抢掠一番。一抢就糟了，这班乡下来的人，从此再不肯回田间去了。他
们心想，何必要种地呢，乡下老婆又丑又笨，城里人的老婆又美又伶俐，一抢就抢来了，
只要当兵，女子玉帛都有了，还种什么地。而且每次朝代换了之后，人口减少，好多人
被杀掉，地也就足够分配了。
    据说，关于湖南湘绣的来历，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我们知道刺绣中最讲究的是江
苏的苏绣，殊不知湘绣的得名是因战事而来。太平天国的时候，政府军里多半是湖南人，
所以后来有所谓“无湘不成军”的话。我们在大陆的时候，军队里也是湖南人多。刺绣
这东西，本来是苏州人的特长。这班湖南人，脾气憨憨的，怎会刺绣呢？但这是有道理
的。当战事结束，曾国藩把军队解散，这班三湘子弟也带了抢来或娶来的苏州老婆回去
了。苏州老婆到了湖南，把苏绣传开来，便成了湘绣。
    譬如在浙江的於潜、昌化两地，在洪秀全战乱以后，土地没有人种，以致过了好几
十年，人口还是不够，土地因此也都荒废了。那时候政府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就是以
田地分配给犯罪的人作为刑罚。譬如一个人犯了罪，县知事便判道：“好，你犯罪了，
罚你领二十亩地去。”这个乡下人说：
    “大老爷！求求你开恩，给我领两亩吧，我不要二十亩啊！”大老爷说：“那么你
拿十亩去！”这现象我们一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给了田人家不要呢？殊不知这个田要
用本钱去开辟的。试想一二十年没有耕种过的田，已长满了野草，要开辟当然是非常困
难的，同时人民死于战争太多，能出劳力的人手不够，何况有了田便要付税，这个税可
受不了。土地问题本来是很复杂的，每次朝代变更之后，人们何以便把这个问题忘了呢？
    这是因为人口减少，本来要土地的人，好多已经死掉了。等到太平若干年以后，人
口日渐增多，土地的分配又发生了困难。所以农村问题，尤其是土地问题，永远是中国
祸乱循环的根源。
    中山先生倡导耕者有其田，就是看到历史上这个重要问题的症结所在，想要解决它。
起初我不明白中山先生为什么特别重视耕者有其田，后来我到广东去工作才明白了。中
国土地制度之坏莫过于中山县。有一次我在广州碰到孙哲生先生，我说：“哲生兄！你
老太爷中山先生提倡耕者有其田，可是你们中山县土地制度最坏了。普通的比较正常的
办法所谓五五，是地主得五成，佃农得五成。后来慢慢改为三七，地主得七成，佃农得
三成，甚至一九都有，那就是地主得九成，佃农得一成。试问农民生活哪得不苦？他们
住在茅屋里边，穷得连粥也没得喝，幸亏中山县鱼产丰富，他们可以利用农闲时去捕鱼，
否则叫他们怎么生活呢？”中山先生因为看见农民生活困苦，所以提倡耕者有其田，是
有其社会背景的。有一次中山先生问梁士诒先生：“燕荪先生，袁项城赞成土地改革是
什么缘故？”梁士诒说：“那是当然的，因为北方土地生产力量差，而大多数农民都有
他们自己的土地，所以人们认为耕者有其田是当然的。袁项城又怎么会反对呢？”我国
南方和北方的情形不同，当我们到陕西、甘肃去做工作的时候，知道这两省本来就是耕
者有其田。只有在南方土壤肥沃的地方，土地才成了买卖的商品和财富的资本。这已经
不只是吃饭的问题，而且变为资本问题了。南北不同，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推行耕
者有其田，首先着重南方。
    中山先生有生之年，迄无机会实现他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只留下了一个主张，那
是民生主义里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国第一次试验此一政策是北伐成功以后在浙江开始的，
那是1939年。当时试行二五减租，由省党部和省政府联合推行。减租的结果，民间的经
济，很快就繁荣起来了。我记得那一年过年的时候，爆竹声似乎格外热烈。农民吃得好，
穿得漂亮，农村里洋溢着一片欢乐。但仅在浙江一省进行试验，当地的地主们当然不高
兴。其所以能够推行，是因国民军到达杭州以后，政府的权力有了后盾，所以省政府和
省党部决定要试办二五减租，当时是没有法定机关或民意机构可以反对的，像现在的台
湾，那就要经省议会通过了。那时是革命军训政时代，只要党部与政府合作即可。所以
一般地主即使要反对，也没有办法。不过他们心里是不愿意的，所以到后来，他们终于
买通了职业凶手，把进行二五减租的一个领袖——沈玄庐刺死了。以后，二五减租虽还
继续了一段时期，但是纠纷愈来愈多，地主想出种种的办法来阻挠，结果还是取消了。
今天在台湾已由三七五减租改为耕者有其田，在推行过程中，政府方面要是没有相当的
毅力是行不通的。我们在上面说过，台湾的土地改革是由政府竭力主张，经省议会的通
过后才办理的，而省议员们多是代表地主一方面的，所以要他们通过土地改革法案，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
    抗战期间，陈辞修先生任湖北省主席。因战时有安定社会的需要，他就在湖北推行
减租。眼看减租以后，民间的经济状况，果然好转起来了。经过这两次试验，并在前面
说过龙岩的实例，证明减租确能够使社会经济繁荣，因此政府才决定在台湾推行。若没
有湖北、浙江和龙岩的前例，或许大家还不会有这样的信心和热心。
    有一年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道格拉士（JusticeDouglas）到台湾来研究土地改革实
况。他曾问我台湾实行土地改革有无困难？我说要地主把地拿出来，当然经过了种种阻
难。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所谓与虎谋皮，即和老虎讲价钱要它把皮剥下来，你想老虎
肯吗？后来我看见他所写的一本书里有一章叫做“与虎谋皮”，并未说出何人所讲，只
说是在台湾时，听到一个人说的。
    有一年陈果夫先生在南京和我说，他竭力主张要把南京城里的地，尤其是现在还没
有造房子的地，统统由政府收购，来办土地改革。等到开会时，他把计划提出后，竟左
右碰壁，大多数人都不赞成。他不明白是什么缘故？后来才知道南京的地，多半早被政
府里的大官用很便宜的价钱收买了，所以要他们来通过他的计划，当然是很困难的。我
那时与陈果夫先生说：“果夫先生啊！南京的地是老虎皮，你要用强力，才能把老虎打
倒，剥下它的皮啊！你跟老虎商量，要想通过剥虎皮的法案，那是办不到的。”果夫先
生说：“真的，起初我不懂，后来我才懂。”
    1953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斯蒂文森（Mr．Adlai E．Stevenson）来台湾，曾到
农复会来讨论土地改革和农业生产问题。我代表农复会，作三分钟的致辞。在这短短时
间内，要包括欢迎辞并说明建设农村的基本哲学，其意义与我们初到台湾时省主席所讲
的大致相似。在此不妨译出来重述一遍。
    当我写讲辞时，曾经仔细考虑过，在极短的时间内对外国上宾讲话必须扼要中肯、
精密简明才好。后来斯氏在美国讲演或写作，常常引用我这欢迎辞里的话，译文如下：
  
        斯蒂文森先生！
    这是您第一次到台湾么？
    答：是。
    但是我们对于您觉得有一种亲密感，这亲密感是以您在美国几篇著名的讲演中得来
的。
    您的讲演，能把美国人民的理想人格化，并超越党派，透过国界，将此宣示于全世
界。
    这种人格化的理想，如空谷传音，波动了全世界千千万万人民的心弦。
    我们希望您能在这儿的农复会里，看见与您相同的精神，虽然看起来，不免渺小一
点。
    农复会的工作，是根据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社会的公道，换言之为公平分配；二是
物质的福利，换言之为增加生产。
    我们要想把这两者达成平衡的境界。单独的只讲社会公道或公平分配，其结果是均
贫。反过来说，若只讲生产，其结果会使富者更富，贫者仍贫，贫富悬隔的鸿沟，因此
更为加深。
    土地改革，为讲社会公道最要紧的工作。台湾的土地改革，在今年（1953年）年底
可完成。土地问题，自汉代以来，就是循环不已的人民叛变之源。好几个强大的朝代，
为农民革命狂潮所卷去。
    增产最基本的工作，是水利、肥料和病虫害之防治。
    很谨慎的能把分配与生产配合起来，在世界这角落里，是解决农村问题的一把钥匙。
    我们的眼看着天上的星，我们的脚踏着地下的草根，我们从农民那里学习不以我们
的幻想去教农民。
    我们的理想是很高的，我们的办法是很切实际的。
    斯蒂文森先生，我们想您会赞成的。
 第四章
    自从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我国大后方和沦陷区的一般民众，都相信最后的胜利，必
属于我。日本不自量力，居然和美国打上了，其结果一定会失败的，这是全国人民一致
的看法。
    人们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日本人看不到这一点，难道他们自己不觉得那样小的一
个岛国，就能够打倒英美两国联军的势力？竟胆敢偷袭珍珠港呢？他们的理由是：如不
把美国的海军毁掉，日本迟早要吃亏的，与其那时候被他们打，不如现在先打他们。日
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一方面采取了资本主义，一方面采取了帝国主义，双管齐下，同时
向国外发展。
    他们为了争取国外市场和扩展国家的势力，不择手段、不顾信义地向他国侵略着，
除非碰到强有力的阻止，他们是不会停止的。这就是日本突袭珍珠港的原因。只是他们
军阀的眼光短浅，太高估自己的力量了！
    自19世纪的中叶，以迄20世纪的中叶，这一百年的期间，西洋发展了一种资本主义。
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造成了一种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日本就是因为采取了资
本主义与帝国主义，而成为一个强国。我们呢？也想照日本的维新办法来富国强兵。日
本用资本主义来发展产业，以充实国库，然后再用以强兵。富国强兵是给他们做成功了。
那么我们呢？我们想富国，但是没有富国之道。因为我们中国人向来的思想，尤其是儒
家，是讲不患寡而患不均，不主张私人资本主义。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富国政策，不是
要发展私人资本，而是发展国家资本。如招商局、开滦煤矿以及铁道、银行（如大清银
行）等，都是国营的，私人资本向来不受重视，而且政府时时在设法阻止它的发展。因
为大家相信个人资本的发达，会造成社会的不均的。这种思想实违背了19世纪发展工商
业的基本条件——私人资本主义。因为国家资本所经营的工商业，没有同业间的竞争，
则必然影响其进步与发达，国库也就因而不丰，当然没有钱来强兵。数十年来，我们一
直希望富国强兵，而结果是国既愈搞愈穷，兵也愈养愈弱了。
    珍珠港事件以后，大家都认为最后的胜利必属于联军，但是在中国大陆和欧洲战场，
都还有一段艰苦的时间需要奋斗。
    那时候，我刚接任红十字会会长。由于职责的关系，我曾和一个学生，带了许多美
国红十字会赠送的药品，坐了一部美国红十字会赠送的很漂亮的大救护车，到后方去视
察红十字会的工作。我们从昆明到贵阳，再到桂林，然后转衡阳，再折回桂林，到湘西
镇远，又回到贵阳，最后又到了重庆。因为我们红十字会的总会在重庆，在那里稍事逗
留，即驶往昆明红十字会的办事处。由该地沿滇缅路西行，视察各地红十字会的工作，
到保山为止。在这几个礼拜的视察途中，看到好多极其残酷的事，使我心悸神伤，迄今
难忘。
    当时我是以红十字会的会长资格去视察各地壮丁收容所的。管收容所的人，见我带
了药品，便以为我是一位医生，因为里面生病的人很多，所以都让我进去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
    我问：“你们从哪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
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
“怎会只剩了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
老实说，能逃跑到哪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喝的水都没
有。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
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
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悚然！当时那十七个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
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来，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
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菌的溪水，能逃到哪里去呢！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
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粝，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
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
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
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疟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
极了！
    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就麻
木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
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
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得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
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
令人窒息欲呕。
    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檐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躺着不少病倒的
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了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问他怎样了？
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输赢的
数目很大，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家赌得兴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濒于死亡的壮丁。
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
    办兵役的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缺乏同情心，可
以说到处可见。
    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在山下
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檐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
行动，到时候如果没有大便，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
    有好多话都是壮丁亲口告诉我的。因为他们不防备我会报告政府，所以我到各兵营
里去，那些办兵役的人，都不曾注意我。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在少数。当然，
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
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会多不会少。”可惜我
把估计的方法忘记了。因为那时所根据的各项数字是军事秘密，我没有记录下来。现在
事过境迁，为保留史实计，我在这里写出来，反正不是官方的公文，只可作为野史的记
载看。
    我在赴滇缅路视察以前，曾飞往重庆一次。把预备好的一篇致军事最高当局的函稿，
给陈辞修将军看了。他长叹了一声说：“我把你的信递上去吧。”我说：“不要，我自
己会递的，何必让你得罪人呢？”
    于是我亲自将信送到军事最高当局的收发室，取了收条，收藏起来。不料等了好久
迄无消息。我就去问辞修将军有无消息？他说没有。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下便去找陈布雷
先生。布雷先生对此事也毫无所闻，但见许多查询。他知道此事重要，就面询军事最高
当局，有没有看见红十字会会长某某先生的信？答说没有。查询起来，此信还搁置在管
军事部门的秘书室里。最高当局看了信以后，就带一位极亲信的人，跑到重庆某壮丁营
里，亲自去调查，想不到调查的结果，完全证实了我的报告。于是把主持役政的某大员，
交付军事法庭。法庭不但查明了他的罪案，而且在他的住宅里搜出了大量金条和烟土，
于是依法把他判处死刑而枪毙了。
    当我从滇缅路视察完毕回昆明后，因恐第一份报告不会发生作用，又预备好第二份
视察报告，正准备再递上去，杜聿明长官得到某大员被捕的消息，来通知我说：“你的
报告已经发生效力，那位仁兄已被捕交给军事法庭了。”于是我就把预备好的第二份报
告烧了。
    过了几天，军政部长发了一个公文，送到红十字会昆明办事处来。内有最高军事当
局批示给军政部长的话。现在我所记得的为：“役政办法如此腐败，某之罪也。但该部
所司何事，腐败一至于此，可叹可叹。”可笑的是军政部的报告中竟说某处患病壮丁，
已送医院治疗。某处被狗吃过的壮丁尸体，已饬掩埋。这些话真是牛头不对马嘴，壮丁
早已死了，而且那地方并无医院，狗吃人肉也早已吃完了，还要埋什么呢？这真是“科
员政治”的彻底表现了。
    天下竟有这么凑巧的事，战后还都以前，内子陶曾谷先飞南京去找住房。经市政府
介绍了一所大宅子，她走进去一打听，才知道那正是被枪毙的那位仁兄的产业。我太太
吓了一跳，拔脚就走，陪去的人莫名其妙，忙问其故，我太太说：
    “啊呀！这幢房子的原主要向我先生讨命的呀！”
    平心而论，兵役办得这样糟糕，并非完全由于人事关系。
    即使主持人认真办理，好多缺点也没法补救：交通不便，徒步远行，体力消耗过甚；
食物不够，且不合卫生，易起疾病；
    饮水含微生物，饮之易致腹泻；蚊子肆虐，疟疾为灾。凡此种种，苟无近代科学设
施，虽有贤者负责，亦无重大改进之可能。后经中美当局之研究，从事有效之措施。其
最大的改革，为分区设立若干小型飞机场，将附近若干里内之壮丁，集合于机场，飞往
训练中心。自各村落至机场，沿途设有招呼站、卫生所，供给饮食医药。果然，此制度
实行后，壮丁在途中死亡者百中不过一二而已。
（附：1941年7月作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时一篇有关兵役状况的原视察报告）
    梦麟此次视察黔桂湘红十字会医务工作，道经贵阳至独山，计程二百三十公里。再
自贵阳至镇远，公路二百六十三公里，均东来壮丁必经之道。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
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所见所
闻，若隐蔽而不言，实有负钧座之知遇。谨举列上渎，幸赐垂鉴：
    （一）落伍壮丁手持竹杖，发长而矗立，形容枯槁，均向东行，盖其心必念家乡也，
沿途所见者十余人。
    （二）在马场坪见一落伍壮丁，年约二十左右，病卧街旁，询之，则以手划地作
“吾伤风”三字，问其自何来，曰：“宣化。”继曰：“头痛眼看不见。”遂嘱同行医
生以药物治之，并予以法币十元。翌晨，见其已能立起。同地又见落伍壮丁倒卧街旁，
以电棒照之，但略举目，已不能言语，翌晨死矣。
    （三）在离龙里县城一华里公路旁，午前十时左右，见一大黄狗在大嚼一死壮丁左
臂。
    （四）渝筑路上桐梓县，在寓所后面院子里见壮丁百数十人正在训练中，面黄肌瘦，
食时，见只给两中碗。旁观有中央军校毕业之李上校叹曰：“天哪！这种兵怎么打仗？
唉！办兵役的人啊！”
    （五）据黄平县长云：“有一湘人挑布担过重安江时，遇解送壮丁队，被执，坚拒
不肯去，被殴死。即掩埋路旁，露一足，乡人恐为犬所食，重埋之。湘人苏，送县署，
询之，得知其实。”
    （六）黄平县长见道旁卧病壮丁七人，送医院治之，死其六，其余一人病愈逸去。
    （七）据马场坪医生云：“有湘人十余人，挑布担迤逦而行，近贵定县，遇解送队，
数人被执，余者逃入县城报告。适一卡车至，持枪者拥湘人上车，向贵阳行驶。湘人赂
之，被释。方下车时，以枪击毙之曰：
    彼辈乃逃兵也。”
    （八）据镇远红十字分会长云：“分会有掩埋队，见有死而暴露者，有半死而活埋
者，有将死而击毙者。”
    （九）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只剩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
五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龙潭区来一千人，至筑仅余一百余
人。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级文武官吏医生教员，所言大致相同。
    （十）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
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
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第五章
    文化是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它会生长，会发展；也会衰老，会死亡。文化，如果能
够不断吸收新的养分，经常保持新陈代谢的作用，则古旧的文化，可以更新，即使衰老
了，也还可以复兴。
    历史上多少灿烂的文化，如巴比伦文化、迦太基文化、古埃及文化，在人类文化史
上，都像昙花般一现就销歇了，但也有若干文化，绵延不断，历久弥新。其间盈虚消长，
是值得我们深长思索的。
    大凡文化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内在的，基于生活的需要，人类有种
种生活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不得不想种种方法来创造，来发明，这是促进文化
发展的一个动力。另一个是外来的，基于环境的变迁，环境变迁多半是受外来的影响，
这是因为四周环境改变了，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就不得不采取新的适应方法，人类如不
能适应新的环境，就不能在这环境里生存。我们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因素总是交互影响
的。
    中国文化是少数古文化现在还巍然屹立的一枝。它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能不
断吸收新的文化与适应新的环境。
    历史上较早的较显著的一个例子发生在战国。
    战国时候的赵武灵王为了国家的生存，不管王公大臣和国内人民的反对，毅然采取
了匈奴的服装（胡服）和他们的骑射之术（骑在马上射箭）。胡服和骑射都是外国的东
西。他的叔叔公子成对此大表反对。他说：“臣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用
也，远方之所则效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道，逆人之心，臣愿王熟图之
也。”赵武灵王听了这席话，便自己亲自去向他叔叔说明。他说：“吾国东有齐、中山，
北有燕、东胡，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则何以守之哉。先时中山负齐
之强兵，侵略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微社稷之神灵，则鄗几于不守也。先君丑之。
故寡人变服骑射，欲以备四境之难，报中山之怨，而叔顺中国之俗，恶变服之名，以忘
鄗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上面这段话，把公子成说服了。于是下令变服，习骑射。
    胡服骑射的结果，中原出现了两种东西，一种是裤子，一种是骑射。中国人向来不
穿裤子，裤子是从胡人那面学来的。
    我们推想大概在打仗的时候，要骑在马上射箭，没有裤子不大便当。骑射在战术上
更是一个重大的改革。以前我们的箭是徒步的兵卒从地面发射的，也有站在战车上发射
的。自从胡人那儿学得了骑射以后，战车便少用了，甚至于不用了。这是因为战车太笨
重，在中原平地，没有山的地方，可以横行，可以打仗，但赵国（现在的山西）境内多
山，战车在山里无法使用，所以非采取骑射不能抵抗敌人。从此以后，战争的方法起了
革命性的改变，也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生存。
    骑射引进以后，马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种工具，所以有“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
之句。汉武帝在宫外好几千亩地里种了苜蓿。天马是指西域来的马，阿拉伯古称天方，
从那边来的马称天马。只要用苜蓿来饲养，所以要引进马，同时还要引进苜蓿。这时战
车不用了，原来徒步的兵卒，现在已成了马上的骑士，从此军队的活动范围变得既广且
远，运用也迅速了，因此战术便整个变了。
    虽然胡服骑射是外面来的，但进来以后，就慢慢地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东西了。我们
内部长期发展和适应的结果，到汉武帝时，中国已经繁殖了不少的马，战术也变得高明
了，所以能把匈奴逐出去。
    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国君，他一面发展中国的文化，同时发展军略，改进战术，
文治武功，都极一时之盛。凭了新发展的战术，引军西向，把匈奴赶得远远的。历史上
说：
    “匈奴远行，不知去向。”现在我们知道他们跑到欧洲去了，他们骚扰欧洲四百多
年，结果把罗马帝国毁了。
    所以外来的文化，如果能够采取适当，并适应本国的环境，是能够帮助解决本国问
题的。进来之后，便成了我们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再经过相当时期的发展，便可以产生
一种更高的新的文化。胡服骑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外来的文化，固然可以刺激本国文化的发展，而本国的文化，受了外来的影响，也
可以更适应环境。如果食而不化，便不会产生像汉代一样灿烂的文化。所以最危险的事
情是只以为我们自己的文化好，对外国来的瞧不上眼，这是很危险的事情。知识不够识
见近，往往患这种毛病。譬如义和团的事情，西太后以至于北方一班老先生，恨外国的
文化，用中国义和团的符咒、刀枪想打外国人，结果一败涂地。我们不是说外国来的都
是好的。外国来的东西，如果不能适应中国的需要，当然不会采取。外国来的东西对于
中国有好处的，是拒绝不了的。
    譬如我们的音乐，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国乐，大都是从西域外国来的。如琵琶，胡
琴、羌笛，好多乐器，都是外国来的。中国原来的音乐，只能在孔庙里听见。许多人都
不知我们现在所称的国乐，是受外国影响很大的。唐代的各种宫廷音乐，大都是西域来
的。现在日本宫廷里还代我们保存了一部分。我们中国人并不都是守旧的，我们一向很
愿意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我们这个民族能够这样长久存在，原因就是愿意向外国学习。
    又譬如佛教，是从东汉时起慢慢地进来的，到唐朝大盛。
    从东汉到宋朝（从2世纪到11世纪）经过八九百年的功夫，佛教变成了中国自己的思
想，与中国原有的儒道两家思想一直共存到现在。等到北宋的时候，宋儒起来了。宋儒
是我们原有的儒家思想受佛教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新思想，它把中国自己原有的思想改变
了。所以近人把宋儒叫新儒学。
    现在我们讲新儒学。我们现在称宋儒明儒之学为新儒学。
    新儒学有两派：一派以我国原有思想为主，所受佛教思想影响较轻，这派叫做程朱
学派，程指程灏、程颐兄弟，朱即朱熹；另一派以宋之陆象山、明之王阳明为领袖，所
以称为陆王派，这派受佛教思想较重，所含我国原来的思想较轻。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
陆王派对外来的佛教思想与中国本来的儒家思想是并重的。两派比较，则程朱一派较为
侧重儒家思想一些，这是两派的分别。陆王一派到了明朝，佛教思想格外浓厚，这是受
了禅宗思想的影响。陆王、程朱两派彼此互相诋毁，互相倾轧。陆象山曾作诗讥讽朱嘉，
他说：“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其实陆王与程朱两派，都同受佛教影响，
不过轻重之分而已。
    明朝末期，西洋耶稣会传教士来了，他们一面传布耶稣的教义，同时把西洋的科学
也传了进来。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的传入，影响了清代的学风。有清一代，因为受科学
的影响，考据之学，便成了清代学术的中心。
    近代西洋文化的输入，初期是由日本转译而来，稍后才直接从西洋输入。自西洋文
化直接从欧洲输入，中国文化就开始发生大变动了。这个大变动可以五口通商、割让香
港作为起点。此后，外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都一起汹涌地进来了。中国
所受影响，也愈来愈厉害。1898年戊戌变法，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想帮助光绪皇帝把中
国彻底改革，实行西化，但因当时反动的力量太大，变法没有成功。到1900年（庚子年）
的时候，忽然发生了一场反西化的义和团运动，他们想帮助清朝消灭外国人，所谓“扶
清灭洋”，就是他们的口号。这事闯下了很大的乱子，从此以后，中国的国势，便一天
不如一天了。
    日本乘这个机会，用西洋文化来打我们。起初是甲午战争，我们被打败以后，便把
台湾割让给日本。此后日本又继续不断向中国侵略。到第一次欧战时，日本的侵略格外
变本加厉。所谓的“二十一条”，就是在这时候提出来的。后来凡尔赛和会想把青岛让
给日本，消息传来，国内大表反对，学生反对得尤其厉害。这是一次纯粹的爱国运动。
由这次爱国运动，导出了一次要求文化改革与社会改革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之后，中
国人的思想，便起了极大的变动。日本一连串地侵略，我们一连串地抵抗。后来革命军
北伐，国民政府成立，与日本的冲突愈大，到1937年，日本开始大规模侵略我们，等到
袭击珍珠港的时候，日本人把世界各国都打上了。
    一直等到中国八年血战，才在同盟国共同协力下，把这个远东侵略国家打败了。
    所谓中华民族，本来由中国境内的各民族混合而成的。先秦时的记载中，就有东夷
西戎南蛮北狄之称。居住在东部地方的叫夷，西部的叫戎，南部的叫蛮，北部的叫狄。
这是我们历史上常常看见的名字，所谓蛮夷，所谓戎狄，都是异族的通称。这些异族，
不但散居我们国境四周，而且还杂处在我们国境之内。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只能
以文化为中心，来教育他们同化他们。春秋时候，所谓“诸夏而夷狄者则夷狄之，夷狄
而诸夏者则诸夏之”，就是这个意思。所谓夷狄，所谓诸夏，不是种族的差别，只是文
化的异同。夷狄而接受诸夏文化的，则夷狄也是诸夏，诸夏而采取夷狄文化的，则诸夏
也变为夷狄了。夷夏之分，本来如此。后来内部慢慢统一，就成了一个华夏大民族，一
个中国统一的民族。
    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称谓，是我们初期历史对外来民族的通称。到了汉
朝，凡从外国来的就叫胡，或称夷了。到了唐朝，外国来的就叫做番了。所以我们常常
称自己为汉人，称外国人为夷人。唐朝时自己称唐人，称外国人为番子。后来我们把自
己的国土称中国，旁的国家称外国。所以胡与汉、唐与番、中与外，都是中国与外国之
别。
    这些夷狄与中国本土民族相接触，外来的文化，与原有的文化，因接触而彼此吸收，
外国文化，经过中国吸收，便变为中国文化了。我们前面讲赵武灵王吸收胡人的战术、
胡人的骑射，到了汉朝便发展成功为一种新的战术。到了唐朝，吸收印度的文化，不但
是佛教，还有从佛教带来的美术。印度美术含有希腊的成分，这是亚历山大征略印度边
境时带来的，中国美术，尤其是雕刻内容都是深受影响的。外来文化的进入有两个途径，
其一是由冲突与战争而进来的，其二是由和平的交往而进来的。因为战争而进来的像胡
服骑射，因为文化交往而进来的像印度的佛教和希腊的美术。中国吸收了外国文化以后，
经过一个时期的融合，就成了中国文化了。
    中国文化受它的影响，从此便形成了光辉灿烂的新的文化，这在历史上都是有史可
鉴的。所以中华民族是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不是拒绝外来文化的民族。这是我们大家
要知道的。能够吸收外来的文化吸收得适当，而且能够把它适应于中国，这是中国文化
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以前我写过《西潮》，那是讲外来的文化所予我们中国的影响，现在我在这本《新
潮》里，要讲的是中国文化因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自己所生的种种变化。我们从历史上
知道，每次外来文化输入以后，经过相当时间，一定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这就是进步。
  


民国初年
  
    
急剧变化
    我在1917年6月间离美返国，美国正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欧战而忙着动员。离美前
夕，心情相当复杂，那晚睡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赫特莱楼，思潮起伏，一夜不曾阖眼。时
间慢慢消逝，终于东方发白。初夏的曙光从窗外爬藤的夹缝漏进房里，清晨的空气显得
特别温柔，蔷薇花瓣上满积着晶莹的露珠。附近图书馆前石阶上的圣母铜像，似乎怀着
沉重的心情在向我微笑道别，祝她抚育的义子一帆风顺。我站在窗前伫望着五年来朝夕
相伴的景物，不禁热泪盈眶。难道我就这样丢下我的朋友，永远离开这智慧的源泉吗？
但是学成回国是我的责任，因为我已享受了留美的特权。
    那天下午我在中央车站搭火车离开纽约前往俄亥俄州的一个城市。火车慢慢移动离
开车站时，我不住地回头望着挥手送别的美国朋友，直到无法再看到那些青年男女朋友
的影子时才坐下。
    一位朋友陪我到俄亥俄州去看他的朋友。男主人有事进城去了，由漂亮的女主人招
待我们。主人家里没有男孩，只有一位掌上明珠。这位黑发女郎明媚动人，长着一张鹅
蛋脸，而且热情洋溢，真是人见人爱。
    我们在那里住了两星期，正是大家忙着登记应召入伍的时候。第一批新兵正在集合
出发，队伍浩浩荡荡经过大街，开往营地受训。街道两旁人山人海，母亲们、妻子们、
朋友们纷纷向出征的勇士道别，有的拥吻不舍，有的泪流满面，就是旁观的人们也为之
鼻酸。
    做客期间，我们曾经数度在月明之夜划船游湖。湖上遍布着满长金色和银色水仙花
的小屿，萤火虫像流星样在夜空中闪烁，鱼儿在月色下跳跃嬉水，女孩子们则齐声欢唱。
我还记得一支她们喜欢唱的歌：
  
        六月的空气温暖而清新
    你为什么不肯打开你的瓣儿？
    难道你怕会有人
    悄悄地偷走你的心？
    青蛙们也嘶着粗野的歌喉随声和唱。女孩子们唱了一支又接着一支，直到晚风带来
寒意，大家才意识到夜色已深。于是我们弃舟登岸，在斜泻而下的月色中踏着遍沾露珠
的草地回家。
    时间在不知不觉间飞逝，两个礼拜的愉快生活旋告结束。
    我向朋友们道别，乘火车去旧金山。当搭乘的邮船慢慢离开金门海口时，我站在甲
板上望着东方，心里念念不忘在纽约的朋友们。再会吧，朋友们！再会吧，美国！
    回到上海时还是夏天。离开九年，上海已经变了。许多街道比以前宽阔，也比以前
平坦。租界范围之外也已经铺筑了许多新路。百货公司、高等旅馆、屋顶花园、游乐场、
跳舞场都比以前多了好几倍，上海已经追上纽约的风气了。
    离开祖国的几年之内，上海的学校也增加了好几倍，但是除了少数例外，所有学校
的经费都是由私人或中国政府负担的。少数例外的学校是多年以前公共租界当局兴办的。
自从这些落伍的学校在几十年前创立以来，租界当局的收入我想至少已经增加百倍。但
是还让中国人永远无知无识吧——
    这样，控制和剥削都比较方便。
    年轻女孩子已剪短头发，而且穿起高齐膝盖的短裙——
    哦！对不起，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指她们穿了仅到膝头的旗袍，当时流行的式样
就是如此。当时中国摩登女子的这种衣服是相当有道理的，从肩到膝，平直无华，料子
多半是绸缎，长短随时尚而定。这原是满洲旗人的长袍，于清军进关时男子被迫而穿着
的，清朝覆亡以后也被汉家女子采用，因此称为旗袍。
    到处可以看到穿着高跟鞋的青年妇女。当你听到人行道上高跟皮鞋的急骤的笃笃声
时，就能知道年轻的一代与她们的母亲已不大相同了。过去的羞怯之态已不复存在，也
许是穿着新式鞋子的结果，她们的身体发育也比以前健美了。从前女人是缠足的，天足
运动是中国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开始于日俄战争前后，但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进展始
终很慢。我想高跟鞋可能是促使天足运动迅速成功的原因，因为女人们看到别人穿起高
跟鞋婀娜多姿，自然就不愿意再把她们女儿的足硬挤到绣花鞋里了。
    男子已经剪掉辫子，但是仍旧没有舍弃长衫，因为大家已忘记了长衫本来就是旗服。
穿着长衫而没有辫子，看起来似乎很滑稽，但是不久之后，我也像大家一样穿起长衫来
了，因为无论革命与不革命，旗服究竟比较方便而且舒服。谁也不能抵抗既方便又舒服
的诱惑，这是人情之常。
    也有一些人仍旧留着辫子，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看不出剪辫子有什么好处。辫子已
经在中国人头上留了两百多年，就让它再留几百年也无所谓。任何运动中总不免有死硬
派的。
    在美国时，我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美国的东西。现在回国以后，我把办法刚刚
颠倒过来，喜欢用美国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东西，有时更可能用一种混合的尺度，一种
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尺度，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
    我可怜黄包车夫，他们为了几个铜板，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尤其在夏天，烈
日炙灼着他们的背脊，更是惨不忍睹。我的美国尺度告诉我，这太不人道。有时我碰到
一些野兽似的外国人简直拿黄包车夫当狗一样踢骂——其实我说“当狗一样踢骂”是不
对的，我在美国就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踢过狗。看到这种情形，我真是热血沸腾，很想
打抱不平，把这些衣冠禽兽踢回一顿。但是一想到支持他们的治外法权时，我只好压抑
了满腔气愤。我想起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古训。“懦夫！”我的美国尺度在讥笑我。
“忍耐！”祖先的中国尺度又在劝慰我。大家还是少坐黄包车，多乘公共汽车和电车吧！
但是这些可怜的黄包车夫又将何以为生？回到乡下种田吗？不可能，他们本来就是农村
的剩余劳力。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身强力壮的去当强盗，身体弱的去当小偷，
身体更弱的去当乞丐。那么怎么办？还是让他们拖黄包车吧！
    兜了半天圈子，结果还是老地方。
    那么就发展工业，让他们去做工吧。但是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工业又无法发展。
农村里农夫过剩，只要军阀们肯出钱，或者肯让他们到处掳掠，这些过剩的农夫随时可
以应募当兵，在这种情形下，欲求政府稳定势不可得。因此发展工业的路还是走不通。
    租界公园门口的告示牌已经有了改进，“犬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禁条已经修改为
“只准高等华人入内”。甚至一向趾高气扬的洋人，也开始发现有些值得尊重的东西，
正在中国抬头。
    关于上海的事，暂时谈到这里为止。
    上海这个华东大海港和商业中心，现在已经与向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和杭州由铁
路互相衔接。由上海到苏州的铁路再往西通到南京，在下关渡长江与津浦铁路衔接，往
北直通天津和当时的首都北京。上海往南的铁路止于杭州，尚未通到宁波。
    我的家乡余姚离宁波不远。宁波虽是五口通商的五口之一，但是始终未发展为重要
的商埠，因为上海迅速发展为世界大商埠之一，使宁波黯然无光。宁波与上海之间有三
家轮船公司的船只每夜对开一次，两家是英国公司，第三家就是招商局。许多年前我父
亲曾经拿这些轮船作蓝本，打造没有锅炉而使用手转木轮的“轮船”，结果无法行驶。
我从上海经宁波还乡，与我哥哥搭的就是这种轮船的二等舱。
    事隔二十年，乘客的生活无多大改变。过道和甲板上乘客挤得像沙丁鱼，一伸脚就
可能踩到别人。我们为了占住舱位，下午五点钟左右就上了船。小贩成群结队上船叫卖，
家常杂物，应有尽有，多半还是舶来品。水果贩提了香蕉、苹果和梨子上船售卖。我和
哥哥还因此辩论了一场。哥哥要买部分腐败的水果，因为比较便宜。“不行！”我说，
“买水果的钱固然省了，看医生的钱却多了。”
    “哈，哈——我吃烂梨子、烂苹果已经吃了好几年，”他说，“烂的味道反而好。
我从来没有吃出毛病。”他随手捡起一个又大又红然却烂了一部分的苹果，咬掉烂的一
部分，其余的全部落肚。我耸耸肩膀，他仰天大笑。
    天亮前我们经过宁波港口的镇海炮台。1885年中法战争时镇海炮台曾经发炮轰死一
位法军的海军上将。
    天亮了，码头上的喧嚷声震耳欲聋。脚夫们一拥上船拼命抢夺行李。一个不留神，
你的东西就会不翼而飞。我和哥哥好容易在人丛中挤下跳板，紧紧地跟在行李夫的背后，
唯恐他们提了我们的东西溜之大吉。
    宁波几乎与九年前一模一样。空气中充塞着咸鱼的气味，我对这种气味颇能安之若
素，因我从小就经常吃咸鱼。宁波是个鱼市，而且离宁波不远的地方就盛产食盐。我们
跟着行李夫到了车站，发现一列火车正准备升火开往我的家乡余姚。
    沿铁道我看到绵亘数里的稻田，稻波荡漾，稻花在秋晨的阳光下发光，整齐的稻田
在车窗前移动，像是一幅广袤无边的巨画。清晨的空气中洋溢着稻香，呵，这就是我的
家乡！
    火车进余姚车站时，我的一颗心兴奋得怦怦直跳。我们越过一座几百年前建造的大
石桥，桥下退落的潮水正顺着江流急泻而下。从桥洞里还可以看到钓翁们在江边垂钓。
这桥名曰武胜桥，意指英武常胜。因为四百年前当地居民为保卫余姚县城，曾与自日本
海入侵的倭寇屡次在桥头堡作战。这些倭寇大家都认为就是日本人。
    我们跑进院子时，秋阳高照，已是晌午时分。父亲站在大厅前的石阶上，两鬓斑白、
微露老态，但是身体显然很好，精神也很旺健。他的慈祥眼睛和含笑的双唇洋溢着慈父
的深情。我兄弟两人恭恭敬敬地向他老人家行了三鞠躬礼。旧式的叩头礼在某些人中已
经随着清朝的覆亡而成为历史陈迹了。
    父亲已经剪掉辫子，但是仍然穿着旧式布鞋。他说话不多，在这种场合，沉默胜似
千言万语。我们随即进入大厅。直背的椅子靠墙很对称地排列着，显见他的生活方式仍
然很少改变。正墙上悬着镶嵌贝壳的对联，右联是“海阔凭鱼跃”，左联是“天空任鸟
飞”。对联的中间是一幅墨竹，竹叶似乎受秋风吹拂，都倾向一边。这一切很可以显示
一种满足、安静而且安定的生活。
    大厅后面有一个小院子，长方形的大盘子里堆砌着山景，因此使高墙围的院子里凭
添山水之胜。小寺小塔高踞假山之上，四周则围绕着似乎已历数百年的小树。山坳里散
坐着小小的猴子，母猴的身旁则偎依着更小的小猴。这些微小的假猴显得那么玲珑可爱，
我真希望它们能够变成活猴一样大小而跳进我的怀里。小寺小塔之外还有一个小凉亭，
亭里长着一丛篁竹。假池子里则有唼喋的金鱼和探整觅食的小虾。这一切的一切，都使
人有置身自然之感。
    刘老丈听说我回家了，当天下午就来看我。在我童年时代，刘老丈曾经讲许多故事
给我们听，小孩子们都很喜欢他。
    那天下午，他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他告诉我，老百姓们听到革命成功的消息时欢
喜得什么似的。城里的人一夜之间就把辫子剪光了。年轻人买了西装，穿起来很像一群
猴子。他又告诉我，短裙与短发如何在后来侵入县城。革命以后，他那留了七十多年的
辫子居然也剪掉了，可见他对革命和民国仍然是很赞成的，起先他有点想不通，没有皇
帝坐龙庭，这个世界还成什么样子？但是过了一段时期以后，他才相信民国的总统，照
样可以保持天下太平。他说，反正天高皇帝远，地方治安本来就靠地方官府来维持。民
国以来，地方官府居然做得还不错。
    他说，五十年前太平军侵入县城时，许多脑袋连辫子一起落了地，现在我们虽然丢
掉辫子，脑袋总还存在。他一边说，一边用他皮包骨的手指摸着脑袋，样子非常滑稽，
因此引得大家都笑了。那天晚饭吃得比较早，饭后他告辞回家，暮色苍茫中不留神在庭
前石阶上滑了一下，幸亏旁边有人赶紧抓住他的肩膀，搀住他没有跌伤。他摇摇头自己
开自己的玩笑说：“三千年前姜太公八十遇文王，我刘太公八十要见阎王了。”说罢哈
哈大笑，兴高采烈地回家去了。
    几天之后消息传来，刘太公真的见阎王去了。对我而言，我失去了一位童年时代的
老朋友，而且再也听不到这位风趣的老人给我讲故事了。
    十五年前左右，姊姊和我创办的一所学校现在已经改为县立女子学校。大概有一百
名左右的女孩子正在读书。她们在操场上追逐嬉笑，荡秋千荡得半天高。新生一代的女
性正在成长。她们用风琴弹奏《史华尼河》和《迪伯拉莱》等西洋歌曲，流行的中国歌
更是声闻户外。
    我在家里住了一个星期左右，随后就到乡下去看看蒋村的老朋友。童年时代的小孩
子现在都已成人长大，当时的成年人现在已经是鬓发斑白的老人。至于当年的老人，现
在多已经入土长眠，只有极少数经历村中沧桑的老人还健在。
    村庄的情形倒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糟。早年的盗匪之灾已经敛迹，因为老百姓现在
已经能够适应新兴的行业，而且许多人已经到上海谋生去了。上海自工商业发展以后，
已经可以容纳不少人。任何变革都像分娩一样，总是有痛苦的，但是在分娩以后，产妇
随即恢复正常，而且因为添了小宝宝而沾沾自喜。中国一度厌恶的变革现在已经根深柢
固，无法动摇。而且越变越厉，中国也就身不由己地不断往前迈进——
    至于究竟往哪里跑，或者为什么往前跑，亿万百姓却了无所知。
    我的大伯母已经卧病好几个月，看到我回家非常高兴，吩咐我坐到她的床边，还伸
出颤巍巍的手来抚摸我的手，她告诉我过去十六年中谁生了儿子，谁结了婚，谁已故世。
她说世界变了，简直变得面目全非，女人已经不再纺纱织布，因为洋布又好又便宜。她
们已经没有多少事可以做，因此有些就与邻居吵架消磨光阴，有些则去念经拜菩萨。年
轻的一代都上学堂了。有些女孩则编织发网和网线餐巾销售到美国去，出息不错。很多
男孩子跑到上海工厂或机械公司当学徒，他们就了新行业，赚钱比以前多。现在村子里
种田的人很缺乏，不过强盗却也绝迹了。天下大概从此太平无事，夜里听到犬吠，大家
也不再像十年前那样提心吊胆。
    但是她发现进过学校的青年男女有些事实在要不得。他们说拜菩萨是迷信，又说向
祖先烧纸钱是愚蠢的事。他们认为根本没有灶神。庙宇里的菩萨塑像在他们看来不过是
泥塑木雕。他们认为应该把这些佛像一齐丢到河里，以便破除迷信。他们说男女应该平
等。女孩子说她们有权自行选择丈夫、离婚或者丈夫死了以后有权再嫁。又说旧日缠足
是残酷而不人道的办法。说外国药丸比中国药草好得多。他们说根本没有鬼，也没有灵
魂轮回这回事。人死了之后除了留下一堆化学元素的化合物之外什么也没有了。他们说
唯一不朽的东西就是为人民、为国家服务。
    一只肥肥的黑猫跳上床，在她枕旁咪咪直叫。她有气无力地问我：“美国也有猫吗？”
我说是的。再一看，她已经睡熟了。我轻轻地走出房间，黑猫则仍在她枕旁呼噜作响，
并且伸出软绵绵的爪子去碰碰老太太的脸颊。
    我和大伯母谈话时，我的侄女一直在旁边听着。我走出房间以后，她也赶紧追了出
来。她向我伸伸舌头，很淘气地对我说：“婆婆太老了，看不惯这种变化。”一个月之
后，这位老太太终于离开这个疯狂的、不断在变的世界。
    接着我去拜望三叔母。她的年岁也不小了，身体却很健壮。我的三叔父有很多田地，
而且养了许多鸡、鸭、鹅和猪。
    三叔母告诉我一个悲惨的故事。我的一位童年时代的朋友在上海，做黄金投机生意，
蚀了很多钱，结果失了业，回到村里赋闲。一年前他吞鸦片自杀，他的寡妇和子女弄得
一贫如洗，其中一位孩子就在皂荚树下小河中捉虾时淹死了。
    三叔母捉住一只又肥又大的阉鸡，而且亲自下厨。鸡烧得很鲜美，鸡之外还有鱼有
虾。
    三叔父告诉我，上一年大家开始用肥田粉种白菜，结果白菜大得非常，许多人认为
这种大得出奇的白菜一定有毒，纷纷把白菜拔起来丢掉。但三叔公却不肯丢，而且廉价
从别人那里买来腌起来，腌好的咸菜香脆可口。这位老人真够精明。
    小时候曾经抱过我的一位老太婆也到村子里来看我。她已经九十多岁，耳朵已经半
聋，却从她的村子走了四里多路来看我。她仔仔细细地把我从头到脚端详一番，看我并
无异样才安了心。她说，这位大孩子从前又瘦又小，而且很顽皮，他曾经在他哥哥的膝
头咬一口，留下紫色的齿印，结果自己号啕大哭，怪哥哥的膝盖碰痛了他的牙齿。
    “你记不记得那两位兄弟在父死之后分家的事？”她问我。
    两兄弟每人分到他们父亲的房子的一个边厢，又在大厅的正中树了一片竹墙，把大
厅平分为二。一位兄弟在他的那一半厅子里养了一头牛，另一位兄弟气不过，就把他的
半边厅子改为猪栏来报复。他们父亲留下一条船，结果也被锯为两半。
    这两位缺德的兄弟真该天诛地灭！后来祝融光顾，他们的房子烧得精光。老天爷有
眼的！
    他们把那块地基卖掉了。一位在上海做生意的富商后来在这块地上建了一座大洋房。
洋房完工时，她曾经进去参观，转弯抹角的走廊、楼梯和玻璃门，弄得她头昏眼花，进
去以后简直出不来。她试过沙发和弹簧床，一坐就深陷不起，真是吓了一大跳。最使她
惊奇的是屋主人从上海买来的一架机器。轮子一转，全屋子的灯泡都亮了，黑夜竟同白
昼一样亮。
    管机器的是她邻居的儿子。他是在上海学会开机器的。她做梦也想不到这位笨头笨
脑的孩子居然能够拨弄那样复杂的一件机器。她离得远远地看着飞转的轮子，唯恐被卷
进去碾成肉浆。
    她还注意到另一件怪事：厨房里没有灶神。这一家人而且不拜祖先。厨房里没有灶
神，她倒不大在乎，但是一个家庭怎么可以没有祖宗牌位？据说屋主人相信一种不拜其
他神佛的教。她可不愿意信这个教，因为她喜欢到所有的庙宇去跑跑，高兴拜哪位菩萨
就拜哪位。她倒也愿意拜拜屋主人相信的那位“菩萨”。因为上一年夏天她发疟疾时，
那个“庙”里的先生曾经给她金鸡纳霜丸，结果把她的病治好了。但是她希望也能向别
的菩萨跪下来叩头，求他们消灾赐福。
    她说她穷得常常无以为炊，饿肚子是常事。我父亲已经每月给她一点米救济她，但
是她的小孙女死了父母，现在靠她过活，因此吃了她一部分粮食。我拿出一张二十元的
钞票塞在她手里。她高高兴兴地走了，嘴里咕噜着：“从小时候起，我就知道这孩子心
肠好，心肠好。”
    有一天傍晚，我去祭扫母亲的坟墓，坟前点起一对蜡烛和一束香。没有风，香烟袅
袅地升起。我不知不觉地跪倒地上叩了几个头，童年的记忆复活了，一切恍如隔昨。我
似乎觉得自己仍然是个小孩子，像儿时一样地向母亲致敬，我希望母亲的魂魄能够张着
双臂欢迎我，抚慰我。我希望能够依在她怀里，听她甜美的催眠曲。我的一切思想和情
感都回复到童年时代。母亲去世时我才七岁，因此我对母爱的经验并不多，也许想象中
的母亲比真实的母亲更温柔，更亲密。至少，死去的母亲不会打你，你顽皮，她也不会
发脾气。
    从村子里到火车站，大约有三里路，中间是一片稻田。车站建在一个平静的湖泊岸
旁，这个湖叫牟山湖，土名西湖，是一个能灌溉好几万亩田的蓄水库。湖的三面环山，
山上盛产杨梅和竹笋。我步行至车站以后就搭乘火车到曹娥江边。铁路桥梁还没有完成，
因为从德国订的材料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迟迟未能到达，所以靠渡船渡江。通往杭州
的铁路工程也因缺乏材料停顿了。从此到杭州的一大段空隙由轮船来衔接。多数旅客都
愿意乘轮船，因为橹船太慢，大家不愿乘坐，所以旧式小船的生意非常清淡。
    傍晚时到达钱塘江边，再由小火轮渡过钱塘江，只花二十分钟。我中学时代的橹摇
的渡船已经不见了。
    日落前我到了杭州，住进一家俯瞰西湖的旅馆。太阳正落到雷峰塔背后，天上斜映
着一片彩霞。一边是尖削的保俶塔在夕阳余晖中矗立山顶，它的正对面，短矮的雷峰塔
衬着葱翠的山色蹲踞在西湖另一边的山坳里。玲珑的游船点缀着粼粼起绉的湖面。鱼儿
戏水，倦鸟归巢，暮霭像一层轻纱，慢慢地笼罩了湖滨山麓的丛林别墅。只有缕缕炊烟
飘散在夜空。
    我感到无比的宁静。时代虽然进步了，西湖却妩媚依旧。
    但是许多事情已经有了变化。我的冥想不久就被高跟鞋的笃笃声粉碎了，一群穿着
短裙、剪短了头发的摩登少女正踏着细碎的步子在湖滨散步。湖滨路在我中学时代原是
旗下营的所在。辛亥革命铲平了旗下营，后来一个新市区终于在这废墟上建立起来，街
道宽阔，但是两旁的半西式的建筑却并不美观。饭馆、戏院、酒店、茶楼已经取代占老
的旗下营而纷纷出现，同时还建了湖滨公园，以便招徕周末从上海乘火车来的游客。杭
州已经成为观光的中心了。
    我在十多年前读过书的浙江高等学堂已经停办，原址现已改为省长公署的办公厅。
从前宫殿式的抚台衙门已在革命期间被焚，在市中心留下一片长满野草闲花的长方形大
空地。
    革命波及杭州时不曾流半滴血。新军的将领会商之后黑夜中在杭州街头布下几尊轻
型火炮，结果未发一枪一弹就逼得抚台投降。新军放了把火焚毁抚台衙门，算是革命的
象征，火光照得全城通红。旗下营则据守他们的小城作势抵抗，后来经过谈判，革命军
承诺不伤害旗下营的任何人，清兵终于投降。旗人首领桂翰香代表旗下营接受条件，但
桂本人却被他的私人仇敌藉口他阴谋叛乱抓去枪毙了。新当选的都督汤寿潜是位有名的
文人，对于这件卑鄙的事非常气愤，闹着要辞职。但是这件事总算没有闹僵，后来汤寿
潜被召至南京，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之下担任交通部长。
    旗下新市区的东北已经建了五百间平房，安置旧日旗兵的家属。有些旗人已经与汉
人熔于一炉而离开了他们的安置区。几年之后，全体旗人都失去踪迹，一度养尊处优的
统治者已经与过去的被统治者汇为一流了。旗人从此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他们的生活情
景虽然始终回旋在我的记忆里，但是有关他们的故事已经渐渐成为民间传说。至于清朝
的崛起与没落，且让史家去记述吧！
    从前的文人雅士喜欢到古色古香的茶馆去，一面静静地品茗，一面凭窗欣赏湖光山
色，现在这些茶馆已经为不可抵御的现代文明所取代，只有一两家残留的老茶馆使人发
怀古之幽情，这种古趣盎然的茶馆当然还有人去，泡上一杯龙井，披阅唐宋诗词。这样
可以使人重新回到快乐的旧日子。
    我曾经提到杭州是蚕丝工业的中心。若干工厂已经采用纺织机器，但是许多小规模
的工厂仍旧使用手织机。一所工业专科学校已经成立，里面就有纺织的课程。受过化学
工程教育的毕业生在城里开办了几家小工厂，装了电动的机器。杭州已经有电灯、电话，
它似乎已经到了工业化的前夕了。
    我大约逗留了一个星期，重游了许多少年时代常去的名胜古迹。离商业中心较远的
地方，我发现旧式生活受现代文明的影响也较少。在山区或穷乡僻壤，旧日淳朴的生活
依然令人迷恋。参天古木和幽篁修竹所环绕的寺庙仍然像几百年以前一样的清幽安静。
和尚们的生活很少变化，仍旧和过去一样诵佛念经。乡下人还是和他们的祖先一样种茶
植桑，外国货固然也偶尔发现，但是数量微不足道。不过，现代文明的前锋已经到达，
学校里已经采用现代课本。在现代教育的影响下，虽然生活方式未曾改变，新生一代的
心理却正在转变。播在年轻人心中的新思想的种子，迟早是会发芽茁长的。
  
                                     军阀割据
    年轻时我注意到文官总比武官高些。朝廷命官红缨帽的顶子分几种不同的颜色。级
别最高的是红顶子，其次是粉红的，再其次是深蓝的、翠蓝的和白色的，最后是金黄的
也就是最低的一级。我常常看到戴粉红顶子的武官向级别比较低的蓝顶子文官叩头，心
里觉得很奇怪。据说历朝皇帝深恐武官擅权跋扈，所以特意让文官低控武官。历史告诉
我们，国家一旦受军阀控制，必定要形成割据的局面。晚唐的历史就是最好的教训，俗
语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因此大家都瞧不起军人。记得邻村有一位品行不
端的人去当兵，在他告假返乡时，大家把他看做瘟神似的，都远远地避开他。人们有个
牢不可破的观念，认为当兵的都是坏人，可鄙、可怕而且可憎。
    在另一方面，国家的武力如果一蹶不振，碰到外来侵略就毫无能力抵抗了。宋朝亡
于蒙古，明朝亡于满洲鞑靼，情形就是如此。前临深渊，后是魔鬼，我们究将何去何从？
    最要紧的是救中国——北方由陆路来的和东南由海道来的强敌都得应付。那么，怎
么办？赶快建立一支装备现代武器的现代化军队吧！士兵必须训练有素，而且精忠报国。
我们怎么可以瞧不起军人呢？他们是保卫国土的英雄，是中国的救星，有了他们，中国
才可以免受西方列强的分割。鄙视他们，千万不可以——我们必须提高军人的地位，尊
敬他们，甚至崇拜他们。不然谁又肯当兵？
    大家的心理开始转变了。穷则变，变则通。我们建立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装备外
国武器，穿着新式制服，而且还有军乐队。我见过这样的一队现代军队的行军阵容，洋
鼓洋号前导，精神饱满，步伐整齐，令人肃然起敬。我看得出神，恍惚自己已经成人长
大，正在行列中迈步前进——向胜利进军，我站在静静围观的群众中，心里喜不自胜。
这是我首次看到现代的军队。是的，我们必须尊敬士兵和军官。从此以后，只有好男儿
才配当兵，我们必须依赖他们恢复中国过去的光荣。从前的旧式军队中，士兵穿着马甲、
佩着弓箭，或者背着欧洲国家废弃不用卖给中国的旧枪，与今天的现代军队比起来真是
差得太远了！
    我在杭州浙江高等学堂读书时，一位高等学堂的老学生刚从日本士官学校回来探望
师友。他穿着崭新的军服，腰间佩着长剑，剑鞘闪闪发光。这就是中国军队的未来将领，
我们无不怀着钦敬的心情热烈地欢迎他。
    许多这样的未来将领正从日本回国，受命组织新军。几年之内新军部队渐次建立，
驻在国内各军略要地。中国已经武装起来保卫她自己了。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军的训练也许不及政府军那样精良，但是革命军的将领和
士兵却充满着爱国热情，随时准备为国牺牲。革命号角一响，政府新军相继向孙中山先
生投诚。短短几个月之内，统治了中国几百年的清朝帝室就像秋风落叶般消逝了。全国
人民欢欣鼓舞，中国已经获得新生，前途光明灿烂。清政府训练新军，结果自速灭亡，
让他们去自怨自艾吧！让我们为这些受过现代训练的将领的优越表现欢呼！
    但是胜利的狂欢不久就成为过去。庆祝的烛光终于化为黑烟而熄灭。新军将领们对
清廷反目无情，对革命更无所爱。
    他们已经尝到权势的滋味，绝不肯轻易放弃；而且食髓知味，渴望攫取更大更高的
权势，结果你抢我夺、自相残杀起来。
    孙中山先生已经在民国元年即1912年回国。革命军和清政府谈判结果：宣统皇帝退
位，民国接着成立。革命军同意让小溥仪仍旧住在紫禁城里。革命人士准备草拟宪法，
成立参议会，选举总统。不久临时参议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中山先生不久辞职，让位给袁世凯。后来新选的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总统，不过，那
多少是威胁利诱的结果，于是政权又再度落到反动分子的手里去了。袁世凯原来是清朝
的官吏，负责训练新军，他一度失宠于清廷，革命爆发后被召回北京。
    孙先生认为他对国家所能提供的贡献，最重要的还是建筑铁路，因此他甘愿主持国
有铁道而让袁世凯统治国家，但是孙先生不久就觉醒了。袁世凯上台时，他很清楚他的
实力在于他所控制的军队。他把国会看做一个惹人讨厌却又无可避免的东西，不过他想，
只要他能控制军队，国会除了给他一点小麻烦外，绝对奈何他不得。这位国家的新元首
在强大的军队支持之下，竟然篡窃了许多并不属于总统的权力。他随时威胁恐吓异己，
甚至不惜采取卑鄙的暗杀手段。在政治上，他很懂得“分而治之”的那一套，竭力在中
山先生的国民党内部制造摩擦。他更进一步鼓励成立许多小政党，企图削弱国民党的力
量。
    他接着采取步骤来削除国民党的武力。他首先暗杀国民党的政治领袖宋教仁，接着
下令解除南方各省所有国民党将领的督军职务，企图激起各省的反抗，然后加以武力扫
荡。孙中山先生想发动二次革命而没有成功。这时候袁世凯差不多已经以武力控制全国，
于是藉口这次“叛变”，预备取消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南方被他镇压住以后，他
的野心越来越大，亟欲攫取更大的权力和尊荣。1915年他正预备自立为皇帝时，各省纷
纷通电反对，因此被逼放弃皇帝梦，旋即忧伤而死。
    1917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建立根据地，希望在那里成立一支军队的核心，发动新
革命而推翻军阀，不料在1922年反被广州军阀陈炯明所推翻。不过翌年孙先生终于在广
州成立新政府，国民革命运动声势得以重振。但这仅是一个开端。
    自从野心勃勃而不择手段的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国一直四分五裂，各省之间内战频
仍，政局扰攘达十二年之久，直至1928年蒋总司令北伐成功，国家才重归统一。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十六年来中国政权一直掌握在军阀手里。内战一次接着一次发
生。这些内战多半还是外国势力怂恿和支持的。内战的结果，国力损耗，民主凋敝，并
且为日本侵略铺了路。革命前途似乎黑暗一片。内战中获胜的军阀趾高气扬，野心越来
越大，不断争取更大的权力。被击败的军阀则夹起尾巴躲到天津和上海的租界里待机再
起，机会一来就重启战衅，使人民又增加一场灾祸。
    一度被鄙视、后来受尊重的军人，现在又再度被人鄙视了。
知识分子的觉醒
    我从杭州到上海以后就进当时最大的书局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同时兼了江苏省教育
会的一名理事，膳宿就由教育会供给。但是年轻人干不惯磨桌子的生活，一年之后我就
辞职了。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银钱往来也在翌年清结。
    我与几位朋友在国立北京大学和江苏省教育会赞助下开始发行《新教育》月刊，由
我任主编。杂志创办后六个月就销到一万份。它的主要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
进化的社会”。
    那时正是欧战后不久，自由与民主正风靡全世界，威尔逊主义已引起中国有识之士
的注意。中国青年正浸淫于战后由欧美涌至的新思想。报纸与杂志均以大篇幅报导国际
新闻和近代发展。中国已经开始追上世界的新思潮了。
    《新青年》正在鼓吹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以求中国新生。这本思想
激进的杂志原为几年前陈独秀所创办，后来由北京大学的一群教授共同编辑。《新青年》
在介绍新思想时，自然而然对旧信仰和旧传统展开激烈的攻击。有些投稿人甚至高喊
“打倒孔家店”！这些激烈的言论固然招致一般读者的强烈反感，但是全国青年却已普
遍沾染知识革命的情绪。
    孙中山先生于1918年移居上海。我们前面已经谈过新诞生的民国的坎坷命运，而且
一部分正受着割据各省的军阀统治。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最强大的据点是南方和上海。
1917年，国民党成立新政府对抗北京政府，以求维护革命人士所致力的原则，并进而推
广于全国。当时广州的南方政府是由总裁控制的。若干参加分子的政治见解非常肤浅，
孙先生无法同意，乃离粤北上定居沪滨，从事中国实业计划的研究。
    他的目光远超乎当时的政治纷争之外，他的实业计划如果顺利实现，可以解除人民
贫困，使国家富强，并使中国跻于现代工业化国家之林。根据中山先生的计划，中国的
工业建设分为食衣住行四大类。这些都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孙先生就根据这些因素计
划中国的工业建设。
    他设计了贯串中国广大领土内所有重要商业路线和军运路线的铁路网和军路网。他
定下发展中国商埠和海港计划，也定下疏浚河流、水利建设、荒地开垦等的计划大纲。
他又设计了发展天然资源和建设轻重工业的蓝图。他鉴于中国森林砍伐过度，又定下在
华北、华中造林的计划。
    他对工业发展规定了两个原则：凡是可以由私人经营的就归私人经营；私人能力所
不及或可能造成垄断的则归国家经营。政府有责鼓励私人企业，并以法律保护之。苛捐
杂税必须废除，币制必须改善并予统一；官方干涉和障碍必须清除；交通必须发展以利
商品的流通。
    铁道、公路、疏浚河流、水利、垦荒、商埠、海港等都规定由国家主持。政府并须
在山西省建立大规模的煤铁工厂。
    欢迎外国资本，并将雇用外国专家。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第一位有过现代科学训练的政治家。
    他的科学知识和精确的计算实在惊人。为了计划中国的工业发展，他亲自绘制地图
和表格，并收集资料，详加核对。实业计划中所包括的河床和港湾的深度和层次等细节
他无不了如指掌。有一次我给他一张导淮委员会的淮河水利图，他马上把它在地板上展
开，非常认真地加以研究。后来我发现这幅水利图在他书房的壁上挂着。
    在他仔细研究工业建设的有关问题和解决办法以后，他就用英文写下来。打字工作
全部归孙夫人负责，校阅原稿的工作则由余日章和我负责。一切资料数字都详予核对，
如果有什么建议，孙先生无不乐予考虑。凡是孙先生所计划的工作，无论是政治的、哲
学的、科学的或其他，他都以极大的热忱去进行。他虚怀若谷，对于任何建议和批评都
乐于接受。
    因为他的眼光和计划超越了他的时代，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常常觉得他的计划不切
实际，常常引用“知之非艰，行之唯艰”的传统观念来答复他。他对这些人的短视常常
感到困扰。当他在四十年前倡导革命运动时，他就曾遭遇到同样的障碍。后来他写了一
篇叫《心理建设》的文章，提倡知难行易的学说。中西思想重点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就
是中国人重应用，而西洋人重理知。中国人重实际，所以常常过分强调实践过程中的困
难，有时是实在的困难，有时只是想象的，以致忽视实际问题背后的原理原则。凡是经
常接触抽象原则和理论的人，或者熟悉如何由问题中找出基本原则的人，都不难了解中
山先生的立论。在另一方面，凡是惯常注重近功实利而不耐深思熟虑的人，可就不容易
了解中山先生的主张了。在清室式微的日子里，中国并不缺乏锐意改革的人，但是真能
洞烛病根，且能策定治本计划的人却很少。孙先生深知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同时对中
国的发展前途具有远大的眼光，因此他深感超越近功近利的原理原则的重要，他知道只
有高瞻远瞩的知识才能彻底了解问题的本质。
    只要我们把握这种基本的知识，实践起来就不会有不可解除的困难了。真正的困难
在于发现基本的道理。事实上，不知真知灼见的事情，必能便利地进行，而在许多地方，
即使所知不深，亦能推行无阻。例如水泥匠和木匠，只要他们照着建筑师的吩咐去做，
即使他们不懂得建筑学，也照样能执行复杂的建筑蓝图。医药方面的情况更明显，诊断
常常比用药困难，医科学生知道得很清楚，在他研究医学之前，他必须对生理学和解剖
学先有相当的了解，而在研究生理学和解剖学之前则又得先研究物理与化学等普通科学。
每一种科学都是许多为学问而学问的人们经过几百年继续不断研究所积聚的结果。由此
可见医学的基础知识之获得比行医远为艰难。
    与孙先生同时代的人只求近功，不肯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症结所在，希望不必根据
历史、社会学、心理学、科学等所得的知识，就把事情办好，更不愿根据科学知识来订
定国家的建设计划。因此他们诬蔑孙先生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他们的“现实
的”眼光根本看不到远大的问题，更不知道他们自己的缺点就是无知和浅见，缺乏实际
能力倒在其次。以实在而论，他们自己认为知道的东西，实只限于浅薄的个人经验或不
过根据一种常识的推断。这样的知识虽然容易获得，但以此为实践基础反常常会遭受最
后的失败。
    在西洋人看起来，这些或许只是理论与实践，或者知识与行为的哲学论争，似乎与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不生关系。但是中山先生却把它看得很严重，认为心理建设是其他建
设的基础，不论是政治建设、实业建设或社会建设。有一天我和罗志希同杜威先生谒见
孙先生谈到知难行易问题，杜威教授对中山先生说：“过重实用，则反不切实用。在西
方没有人相信‘知’是一件容易的事。”
    《新教育》月刊，一方面受到思想界革命风气的影响，一方面因为我个人受到中山
先生的启示，所以在教学法上主张自发自动，强调儿童的需要，拥护杜威教授在他的
《民主与教育》中所提出的主张。在中国的教育原理方面，《新教育》拥护孟子的性善
主义，因此认为教育就是使儿童的本性得到正常的发展。事实上孔子以后，中国教育的
主流一直都遵循着性善的原则，不过年代一久，所谓人性中的“善”就慢慢地变为受古
代传统所规范的某些道德教条了。因此我们的主张在理论上似很新鲜，实践起来却可能
离本来的原则很远很远，所谓“发展本性”在事实上可能变为只是遵守传统教条。
    中国发生的实际情形正是如此。
    自从卢梭、裴斯塔洛齐、福禄培，以及后来的杜威等人的学说被介绍至中国思想界
以后，大家对孟子学说开始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中国儿童应该从不合现代需要的刻板
的行为规律中解放出来。我们应该诱导儿童自行思想，协助他们根据他们本身的需要，
而不是根据大人的需要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应该启发儿童对自然环境的兴趣。
根据儿童心理学的原则，儿童只能看做儿童；他不是一个小大人，不能单拿知识来填，
更不应拿书本来填，教育应该帮助儿童在心智、身体和团体活动各方面成长。
    这些就是指导《新教育》的思想原则。读者不难觉察，这与当时国内的革命思想是
恰好符合的。《新教育》月刊与北京大学师生间知识上的密切关系，终于使我在第二年
跑进这个知识革命的大旋涡，担任了教育学教授，并于校长蔡先生请假时代理校长。
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
    如果你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
越漾越远，越漾越大。北京曾为五朝京城，历时一千余年，因此成为保守势力的中心，
慈禧太后就在这里的龙座上统治着全中国。光绪皇帝在1898年变法维新，结果有如昙花
一现，所留下的唯一痕迹只是国立北京大学，当时称为京师大学堂或直呼为大学堂，维
新运动短暂的潮水已经消退而成为历史陈迹，只留下一些贝壳，星散在这恬静的古都里
供人凭吊，但是在北京大学里，却集结着好些蕴蓄珍珠的活贝。由于命运之神的摆布，
北京大学终于在短短三十年历史之内对中国文化与思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的是蔡孑民先生（元培）。蔡先生在1916年出任北京大
学校长，他是中国文化所孕育出来的著名学者，但是充满了西洋学人的精神，尤其是古
希腊文化的自由研究精神。他的“为学问而学问”的信仰，植根于对古希腊文化的透彻
了解，这种信仰与中国“学以致用”的思想适成强烈的对照。蔡先生对学问的看法，基
本上是与中山先生的看法一致的，不过孙先生的见解来自自然科学，蔡先生的见解则导
源于希腊哲学。
    这位著名的学者认为，美的欣赏比宗教信仰更重要。这是与希腊文化交融的一个耐
人寻味的实例。蔡先生的思想中融合着中国学者对自然的传统爱好和希腊人对美的敏感，
结果产生对西洋雕塑和中国雕刻的爱好，他喜爱中国的山水画，也喜爱西洋油画，对中
西建筑和中西音乐都一样喜欢。他对宗教的看法基本上是中国人的传统见解，认为宗教
不过是道德的一部分。他希望以爱美的习惯来提高青年的道德观念，这也就是古语所谓
“移风易俗莫大于乐”的传统信念。高尚的道德基于七情调和，要做到七情调和则必须
透过艺术和音乐或与音乐有密切关系的诗歌。
    蔡先生崇信自然科学。他不但相信科学可以产生发明、机器以及其他实益，并且相
信科学可以培养有系统的思想和研究的心理习惯，有了系统的思想和研究，才有定理定
则的发现。定理定则则是一切真知灼见的基础。
    蔡先生年轻时锋芒很露。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
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
张保存清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
推翻清廷，否则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蔡先生在早年写过许多才华横溢、见解精辟的文章，与当时四平八稳、言之无物的
科举八股适成强烈的对照。有一位浙江省老举人曾经告诉我，蔡元培写过一篇怪文，一
开头就引用《礼记》里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缴卷时间到时，他就把这
篇文章缴给考官。蔡先生就在这场乡试里中了举人。后来他又考取进士，当时他不过三
十岁左右。
    以后就成为翰林。
    蔡先生晚年表现了中国文人的一切优点，同时虚怀若谷，乐于接受西洋观念。他那
从眼镜上面望出来的两只眼睛，机警而沉着；他的语调虽然平板，但是从容、清晰、流
利而恳挚。他从来不疾言厉色对人，但是在气愤时，他的话也会变得非常快捷、严厉、
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样的简单明了，也像绒布下面冒出来的匕首那样的尖锐。
    他的身材矮小，但是行动沉稳。他读书时，伸出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着书页，似乎
是一目十行地读，而且有过目不忘之称。他对自然和艺术的爱好使他的心境平静、思想
崇高、趣味雅洁，态度恳切而平和，生活朴素而谦抑。他虚怀若谷，对于任何意见、批
评或建议都欣然接纳。
    当时的总统黎元洪选派了这位杰出的学者出任北大校长。北大在蔡校长主持之下，
开始一连串的重大改革。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领域一直是由文学独霸的，现在，北京
大学却使科学与文学分庭抗礼了。历史、哲学和四书五经也要根据现代的科学方法来研
究。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蓬勃一时。
    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
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
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
    这情形很像中国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重演。蔡先生就
是中国的老哲人苏格拉底，同时，如果不是全国到处有同情他的人，蔡先生也很可能遭
遇苏格拉底同样的命运。在南方建有坚强根据地的国民党党员中，同情蔡先生的人尤其
多。但是中国的和外国的保守人士却一直指责北京大学鼓吹三无主义——无宗教、无政
府、无家庭——
    与苏格拉底被古希腊人指责戕害青年心灵的情形如出一辙。
    争辩不足以消除这些毫无根据的猜疑，只有历史才能证明它们的虚妄。历史不是已
经证明了苏格拉底的清白无罪吗？
    我已经提到蔡先生提倡美学以替代宗教，提倡自由研究以追求真理。北大文学院院
长陈仲甫（独秀）则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认为那是使中国现代化的两种武器。自由研
究导致思想自由，科学破坏了旧信仰，民主则确立了民权的主张。
    同时，哲学教授胡适之（适）那时正在进行文学革命，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以
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白话比较接近中国的口语，因此比较易学易懂。它是表达思想的
比较良好也比较容易的工具。在过去知识原是士大夫阶级的专利品，推行白话的目的就
是普及知识。白话运动推行结果，全国各地产生了无数的青年作家。几年之后，教育部
下令全国小学校一律采用白话为教学工具。
    北大是北京知识沙漠上的绿洲。知识革命的种子在这块小小的绿洲上很快地发育滋
长。三年之中，知识革命的风气已经遍布整个北京大学。
    这里让我们追述一些往事。一个运动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必有其前因与后果。
在知识活动的蓬勃气氛下，一种思想上和道德上的不安迅即在学生之中发展开来。我曾
经谈过学生如何因细故而闹学潮的情形，那主要是受了18世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
号的法国政治思想的影响，同时青年们认为中国的迟迟没有进步，并且因而招致外国侵
略应由清廷负其咎，因此掀起学潮表示反抗。
    第一次学潮于1902年发生于上海南洋公学，即所谓罢学风潮。我在前篇已经讲过。
几年之后，这种学生反抗运动终至变质而流为对付学校厨子的“饭厅风潮”。最后学校
当局想出“请君入瓮”的办法，把伙食交由学生自己办理。不过零星的风潮仍旧持续了
十五六年之久。有一次饭厅风潮甚至导致惨剧。杭州的一所中学，学生与厨子发生纠纷，
厨子愤而在饭里下了毒药，结果十多位学生中毒而死。我在惨案发生后去过这所中学，
发现许多学生正在卧床呻吟，另有十多具棺木停放在操场上，等待死者家属前来认领葬
殓。
    表现于学潮的反抗情绪固然渐成过去，反抗力量却转移到革命思想上的发展，而且
在学校之外获得广大的支持，终至发展为政治革命而于1911年推翻清王朝。
    第二度的学生反抗运动突然在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此即所谓五四运动。事情
经过是这样的：消息从巴黎和会传到中国，说欧战中的战胜国已经决定把山东半岛上的
青岛送给日本。青岛原是由中国租借给德国的海港，欧战期间，日军从德军手中夺取青
岛。中国已经对德宣战，战后这块租地自然毫无疑问地应该归还中国。消息传来，举国
哗然。
    北京学生在一群北大学生领导下举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三千学生举行群
众大会，并在街头游行示威，反对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高喊：“还我青岛！”“抵制
日货！”“打倒卖国贼！”写着同样的标语的旗帜满街飘扬。
    当时的北京政府仍旧在军人的掌握之下，仅有民主政体和议会政治的外表，在广州
的中山先生的国民党以及其余各地的拥护者，虽然努力设法维护辛亥革命所艰辛缔造的
民主政制，却未着实效。北京政府的要员中有三位敢犯众怒的亲日分子，他们的政治立
场是尽人皆知的。这三位亲日分子——
    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和另一位要员章宗祥——
    结果就成为学生愤恨的对象。群众蜂拥至曹宅，因为传说那里正在举行秘密会议，
学生破门而入，满屋子搜索这三位卖国贼。曹汝霖和陆宗舆从后门溜走了，章宗祥则被
群众抓到打伤。学生们以为已经把他打死了，于是一哄而散，离去前把所有的东西砸得
稀烂，并且在屋子里放了一把火。
    这时武装警察和宪兵已经赶到，把屋子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逮捕了近六十位学生带
往司令部，其余的一千多名学生跟在后面不肯散，各自承应对这次事件负责，要求入狱。
结果全体被关到北京大学第三院（法学院），外面由宪警严密驻守。
    有关这次游行示威的消息，遭到严密的检查与封锁。但是有几个学生终于蒙过政府
的耳目，透过天津租界的一个外国机构发出一通电报。这电报就是5月5日上海各报新闻
的唯一来源。
    5日早晨报纸到达我手里时，我正在吃早餐。各报的首版都用大字标题刊登这条新闻，
内容大致如下：
  
        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三亲日要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遭学
生围殴。曹汝霖住宅被焚，数千人于大队宪警监视下拘留于北京大学第三院。群众领袖
被捕，下落不明。
    除此简短新闻外，别无其他报道。
    这消息震动了整个上海市。当天下午，公共团体如教育会、商会、职业工会等纷纷
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把那三位大员撤职，同时释放被捕或被扣的学生。第二天一整天，
全上海都焦急地等待着政府的答复，但是杳无消息。于是全市学生开始罢课，提出与各
团体相同的要求，同时开始进行街头演说。
    第二天早晨，各校男女学生成群结队沿着南京路挨户访问，劝告店家罢市。各商店
有的出于同情，有的出于惧怕，就把店门关起来了。许多人则仿照左邻右舍的榜样，也
纷纷关门歇市。不到一个钟头，南京路上的所有店家全都关上了大门，警察干涉无效。
    罢市风潮迅即蔓延开来了，到了中午时，全上海的店都关了门。成千成万的人在街
头聚谈观望，交通几乎阻塞。租界巡捕束手无策。男女童子军代替巡捕在街头维持秩序，
指挥交通。由剪了短发的女童子军来维持人潮汹涌的大街的秩序，在上海公共租界倒真
是一件新鲜的事。中国人和外国人同样觉得奇怪，为什么群众这么乐意接受这些小孩子
的指挥，而对巡捕们却大发脾气。
    几天之内，罢课成为全国性的风潮。上海附近各城市的商店和商业机构全都关了门。
上海是长江流域下游的商业中心，这个大都市的心脏停止跳动以后，附近各城市也就随
着瘫痪、停止活动，倒不一定是对学生表示同情。
    租界当局听说自来水厂和电灯厂的雇员要参加罢工，大起惊慌。后来经过商会和学
生代表的调停，这些人才算被劝住没有罢工。各方压力继续了一个多星期，北京政府终
于屈服，亲日三官员被迫辞职，全体学生均获释放。
    各地学生既然得到全国人士的同情与支持，不免因这次胜利而骄矜自喜。各学府与
政府也从此无有宁日。北京学生获得这次胜利以后，继续煽动群众，攻击政府的腐败以
及他们认为束缚青年思想的旧传统。学生们因为得到全国舆论的支持，已经战胜了政府。
参加游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愿意做的事。学生们因为有较
好的组织，比较敢言，比较冲动，顾虑比较少，所以打了头阵，并且因此拨动了全国人
民的心弦。
    亲日官员辞职，被捕学生释放，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全面罢课罢市风潮歇止以后，大
家以为五四事件就此结束，至少暂时如此。但是北京大学本身却成了问题。蔡校长显然
因为事情闹大而感到意外，这时已经辞职而悄然离开北京。临行在报上登了一则启事引
《白虎通》里的几句话说：“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他先到天津，
然后到上海，最后悄然到了杭州，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住处就在著名的西湖旁边，临
湖依山，环境非常优美，他希望能像传统的文人雅士，就此息影山林。虽然大家一再敦
劝，他仍旧不肯回到北大。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
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
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因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
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人说
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是太歪曲事实了。
    他最后同意由我前往北京大学代理他的职务。我因情势所迫，只好勉强同意担负起
这副重担，我于是在7月间偕学生会代表张国焘乘了火车，前赴北京。到了北京大学，初
次遇见了当时北大学生——以后任台大校长的傅孟真（斯年）和现在台湾任国史馆长的
罗志希（家伦）。两位是北大“五四”的健将，不但善于谋略，而且各自舞着犀利的一
支笔，好比公孙大娘舞剑似的，光芒四照。他们约好了好多同学，组织了一个新潮社，
出版了一种杂志，叫做《新潮》，向旧思想进攻。我现在写《西潮》，实在自从“五四”
以后，中国本土，已卷起了汹涌澎湃的新潮，而影响了中国将来的命运。然而“五四”
之起因，实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帝国主义之崩溃，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所
以毕竟还是与西潮有关。
    我到校以后，学生团体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当时的演说中，有如下一段：
    ……故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西洋文化先进国家到今日之地位，系累世文化
积聚而成，非旦夕可几。
    千百年来，经多少学问家累世不断的劳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国之要道，
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
几？当法国之围困德国时，有德国学者费希德在围城中之大学演讲，而作致国民书曰：
“增进德国之文化，以救德国。”国人行之，遂树普鲁士败法之基础。故救国当谋文化
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贡者，唯有青年学生。
    ……
    暴风雨过去以后，乌云渐散，霁日重现，蔡先生也于9月间重回北大复职视事。
    北大再度改组，基础益臻健全。新设总务处，由总务长处理校中庶务。原有处室也
有所调整，使成为一个系统化的有机体，教务长负责教务。校中最高立法机构是评议会，
会员由教授互选，教务长、总务长以及各院院长为当然会员。评议会有权制订各项规程，
授予学位，并维持学生风纪。各行政委员会则负责行政工作。北大于是走上教授治校的
道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治校的准则。学生自治会受到鼓
励，以实现民主精神。
    此后七年中，虽然政治上狂风暴雨迭起，北大却在有勇气、有远见的人士主持下，
引满帆篷，安稳前进。图书馆的藏书大量增加，实验设备也大见改善。国际知名学者如
杜威和罗素，相继应邀来校担任客座教授。
    这两位西方的哲学家，对中国的文化运动各有贡献。杜威引导中国青年，根据个人
和社会的需要，来研究教育和社会问题。毋庸讳言的，以这样的方式来考虑问题，自然
要引起许多其他的问题，在当时变化比较迟钝的中国实际社会中自然会产生许多纠纷。
国民党的一位领袖胡汉民先生有一次对我说，各校风潮迭起，就是受了杜威学说的影响。
此可以代表一部分人士对于杜威影响的估计。他的学说使学生对社会问题发生兴趣也是
事实。这种情绪对后来的反军阀运动却有很大的贡献。
    罗素则使青年人开始对社会进化的原理发生兴趣。研究这些进化的原理的结果，使
青年人同时反对宗教和帝国主义。
    传教士和英国使馆都不欢迎罗素。他住在一个中国旅馆里，拒绝接见他本国使馆的
官员。我曾经听到一位英国使馆的官员表示，他们很后悔让罗素先生来华访问。罗素教
授曾在北京染患严重的肺炎，医生们一度认为已经无药可救。他病愈后，我听到一位女
传教士说：“他好了么？那是很可惜的。”我转告罗素先生，他听了哈哈大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思想界，自由风气非常浓厚，无论是研究社会问题或社
会原理，总使惯于思索的人们难于安枕，使感情奔放的人们趋向行动。战后欧洲的西洋
思想就是在这种气氛下介绍进来的。各式各样的主义都在中国活跃一时。大体而论，知
识分子大都循着西方民主途径前进，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受到1917年俄国革命的鼓励
而向往马克思主义。《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辞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职务，成为中国共
产运动的领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促使知识分子普遍同情俄国革命。第三国际
于1923年派越飞到北京与中国知识分子接触。某晚，北京撷英饭店有一次欢迎越飞的宴
会。蔡校长于席中致欢迎词说：“俄国革命已经予中国的革命运动极大的鼓励。”
    俄国曾经一再宣布，准备把北满的中东铁路归还中国，并且希望中国能够顺利扫除
军阀，驱除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苏俄对中国的这番好意，受到所有知识分子以及一般
老百姓的欢迎。
    在这同时，许多留学欧美大学的杰出科学家也纷纷回国领导学生，从事科学研究。
教员与学生都出了许多刊物。音乐协会、艺术协会、体育协会、图书馆学会等纷纷成立，
多如雨后春笋。教授李守常（大钊）并领导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当时北京报
纸附栏，称这研究会为“马神庙某大学之牛克斯研究会”，不过作为嘲笑之对象而已。
马神庙者北京大学所在地也。此时北大已经敞开大门招收女生。北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第
一所给男女学生同等待遇的高等学府。教员和学生在学术自由和自由研究的空气里，工
作得非常和谐而愉快。
    北大所发生的影响非常深远。北京古都静水中所投下的每一颗知识之石，余波都会
到达全国的每一角落。甚至各地的中学也沿袭了北大的组织制度，提倡思想自由，开始
招收女生。北大发起任何运动，进步的报纸、杂志和政党无不纷起响应。国民革命的势
力，就在这种氛围中日渐扩展，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这一环境中渐具雏型。
    军阀之间的冲突正在这古都的附近间歇进行着。在这些时断时续的战事中，北京各
城门有一次关闭几达一星期之久。
    枪炮声通常在薄暮时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有一次，我们曾经跑到北京饭
店的屋顶去眺望炮火，那真叫做隔岸观火，你可以欣赏夜空中交织的火网，但是绝无被
火花灼伤的危险。炮弹拖着长长的火光，在空中飞驰，像是千万条彩虹互相交织；隆隆
的炮声震得屋顶摇摇晃晃，像是遭到轻微的地震。从黄昏到清晨，炮火一直不停。我回
家上床时，根本不能把耳朵贴着枕头睡，因为这样炮声显得特别响亮。因此我只能仰天
躺着睡，让耳朵朝着天花板，同时注意到电灯罩子在微微摇晃，玻璃也嘎嘎作响。我有
一只德国种的狼犬，名叫狼儿，它被炮声吵得无法再在地板上安睡，一直哼个不停。
    它的耳朵一贴到地板，它就惊跳起来，哼唧几声之后，它冲到房门旁，拼命在门上
抓，它一定以为怪声是我卧房的地板下面发出来的。第二天早上，我骂了它一顿，说它
上一晚不该那么捣乱。它似乎自知理屈，只用两只眼睛怯生生地望着我。早餐时我到处
找不到狼儿，从此再不见它的踪影。大概它跑出去想找块安静地，夜里不会有恶作剧的
魔鬼在地下大敲大擂，好让它安安稳稳地睡觉。不过，我想它大概是很失望的。
    有一天，我和一位朋友在围城中沿着顺城门大街散步。老百姓还是照常操作，毫无
紧张的样子。拉黄包车和坐黄包车的也与平常毫无异样。我们从西单牌楼转到西长安街，
然后又转到中央公园。皇宫前半门谯楼上的黄色琉璃瓦，在夕阳下映着澄碧的秋空闪闪
发亮。我们在一棵古柏的浓荫下选了一个地方坐下。这些古老的柏树是几百年前清朝的
开国皇帝种植的，有的排成长列，有的围成方形。空气中充塞着柏树的芳香，微风带着
这些醉人的香味吹拂着我们的面庞。我们围坐在桌子旁，静听着邻座酒客的议论。大家
都在议论战事，猜测着谁会胜利．谁将入据北京。谁胜谁败，大家好像都不在乎。操心
又怎么样？北京已经见过不少的战事，饱经沧桑之后，北京还不是依然故我？沉默的午
门谯楼就是见证。
    “城门都关了，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叫条鱼吃吃。”我的朋友说。
    堂倌拿了一条活生生的鱼来问我们：“先生们喜欢怎么个烧法？”
    “一鱼两吃。一半醋溜，一半红烧。”
    鱼烧好端上来了，有一碟似乎不大新鲜。
    “这是怎么回事？这一半是死鱼呀！”我的朋友质问堂倌，堂倌鞠了一躬，只是嘻
嘻地笑。
    “哦，我知道了！这条鱼一定是从城墙跳进来的，碰到地的一边碰死了，另一边却
仍然活着。”我代为解释。
    堂倌再度跑过来时，我的朋友从桌上抓起一把空酒壶，翻过来给他看：“怎么！你
给我们一把空酒壶呀！”
    “对不起，”堂倌笑嘻嘻地说，“酒烫跑了！”他马上给我们重新拿了一壶。当然，
两壶酒都记在我们帐上。
    我们在黄昏时回家。那天晚上，战斗停止了，我又想起狼儿。这一晚，它大概可以
在城里找个地方，安静地睡一觉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政府已经易手。皇宫依然无
恙。老百姓照常过活。各城门大开，成千成万的人从乡下挑着蔬菜、肉类、鸡蛋、鱼虾
涌进北京城。小孩子们在战场上捡起废弹壳，以几块钱的代价在街头出售。许多人拿这
些炮弹壳制花瓶。
    城外有些人家破人亡，我亦失掉了我的狼儿。
    一般而论，在这些漫长痛苦的日子里，因战事而丧失的生命财产并不严重。使中国
陷于瘫痪而成为邻邦侵略之目标的，实为人心之动荡、交通之破坏、经济之崩溃以及国
民安定生活之遭破坏。国家陷于四分五裂，全国性的建设计划几乎成为不可能。中国当
务之急就是统一。
    蔡校长赴欧旅行时，我又再度代理北大校长。这时我接到中山先生一封信，对北大
的各种运动大加奖誉，最后并勉励我：“率领三千子弟，助我革命。”
    孙先生可惜未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他的希望的终于实现，不过短短数年之后，他的继
承人蒋总司令率领革命军从广州北伐，所向披靡，先至长江流域，继至黄河流域，终至
抵达北京。开始于北京，随后遍及全国各阶层的革命运动，已先为这次国民革命军的新
胜利奠定了心理的基础。
扰攘不安的岁月
    蔡校长和胡适之他们料得不错，学生们在“五四”胜利之后，果然为成功之酒陶醉
了。这不是蔡校长等的力量或者国内的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因为不满的情绪已经在中
国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土壤上根深柢固。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
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
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
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
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
噘起嘴巴、咬牙切齿地随时预备揍人。
    有一次，北大的评议会通过一项办法，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这可威胁到他们的
荷包了，数百学生马上集合示威，反对此项规定。蔡校长赶到现场告诉他们，必须服从
学校规则。学生们却把他的话当耳边风。群众涌进教室和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
的”规定的人算帐。蔡校长告诉他们，讲义费的规定应由他单独负责。
    “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
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群众在他面前围了个半圆形。蔡校长向他们逼近几步，他们就往后退几步，始终保
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
    群众渐渐散去，他也回到了办公室。门外仍旧聚着五十名左右的学生，要求取消讲
义费的规定。走廊上挤满了好奇的围观者。事情成了僵局。后来教务长顾孟余先生答应
考虑延期收费，才算把事情解决。所谓延期，自然是无限延搁。这就是当时全国所知的
北大讲义风潮。
    闹得最凶的人往往躲在人们背后高声叫骂，我注意到这些捣乱分子之中有一位高个
子青年，因为他个子太高，所以无法逃出别人的视线。我不认识他，后来被学校开除的
一批人之中，也没有他的名字。若干年之后，我发现他已经成为神气十足的官儿，我一
眼就认出他来。他的相貌决不会让人认错，他的叫骂声仍旧萦回在我的耳畔。他已经成
为手腕圆滑的政客，而且是位手辣心黑的贪官，抗战胜利后不久故世，留下一大堆造孽
钱。
    几年之后，发生了一次反对我自己的风潮，因为我拒绝考虑他们的要求。一群学生
关起学校大门，把我关在办公室。
    胡适之先生打电话给我，问我愿不愿意找警察来解围，但是我谢绝了。大门关闭了
近两小时。那些下课后要回家的人在里面吵着要出去，在门外准备来上课的人则吵着要
进来。群众领袖无法应付他们自己同学的抗议，最后只好打开大门。我走出办公室时，
后面跟着一二十人，随跟随骂着。我回过头来时，发现有几个学生紧盯在我背后。北大
评议会决定开除我所能记得的以及后来查出的闹事学生。
    好几年以后，我偶然经过昆明中央航空学校的校园。航空学校原来在杭州，战时迁
到昆明。忽然一位漂亮的青年军官走到我面前，他向我行过军礼告诉我，他就是被北京
大学开除的一位学生。我马上认出他那诚实的面孔和健美的体格。
    闹学潮时紧追在我背后所表现的那副丑恶的样子已经完全转变了，他的眼睛闪耀着
快乐的光辉，唇边荡漾着笑意。这次邂逅使我们彼此都很高兴。航空学校的校长告诉我，
这位青年军官是他们最优秀的飞行员和教官之一。
    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学生运动中包含各式各样的分子。那些能对奋斗的目标深信不疑、
不论这些目标事实上是否正确、而且愿意对他们的行为负责的人，结果总证明是好公民，
而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却多半成为社会的不良分子。
    学生们所选择的攻击目标，常常是政府无法解决或者未能圆满解决的国际问题，因
此，他们常能获得国人的同情，他们的力量也就在此。中日之间的“事件”日渐增多以
后，学生的示威游行常常被日本人解释为反日运动。纠纷的根源在于二十一条要求和凡
尔赛和约所引起的山东问题。自从远东均势破坏以后，日本几乎享有控制中国的特权。
门户开放政策已经取代瓜分中国的政策，但是门户开放政策必须以均势为基础，均势一
旦破坏，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任由日本宰割，另一条路就是自我振作，随
时随地与日本打个分明。
    学生们决定奋起作战，起先是游行、示威、罢课和抵制日货，接着就转而攻击北京
政府，因为他们认为一切毛病都出在北京政府身上。他们发现没有重要的国际问题或国
内问题足资攻击时，他们就与学校当局作对。原因在于青年心理上的不稳。一旦他们受
到刺激而采取行动时，这种不稳的情绪就爆发了。想压制这种澎湃的情绪是很困难的。
    若干学生团体，包括青年共产党员，开始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劳工运动以及工人
的不稳情绪。沿海商埠的工人正蠢蠢欲动。铁路工人和工厂工人已开始骚动，而且蔓延
各地。
    他们不久就与学生携手，参加群众大会和游行。劳工运动是不可轻侮的武器。在广
州的国民党政府，曾以总罢工瘫痪香港，使这个英国殖民地在工商业上成为荒漠，历时
十八个月之久。
    全国性的反英情绪是1925年的上海五卅惨案激起的。5月30日那一天，一群同情劳工
运动的人在上海大马路（南京路）游行示威，公共租界当局竟然下令向群众开枪，好几
个人中弹身死，伤者更不计其数。工人、商人和学生在国民党及共产党领导之下，随即
发动全面罢工、罢市、罢课，上海再度变为死城。6月23日，广州的学生、工人、商人和
军人继起响应，发动反英示威游行。群众行近沙面租界时，驻防英军又向群众开枪。于
是香港各界亦开始罢工、罢市、罢课，使香港也变为死城。北京英国使馆的华籍雇员，
在学生鼓动之下，也进行同情罢工，致使这批英国外交官员很久都没有厨子和听差侍候。
    自从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彼此呼应以后，游行示威者人数动以万计，北京不时有各
式人等参加的群众大会出现，街头游行行列常常长达数里，群众手摇旗帜，高呼口号，
无不慷慨激昂。一位白俄看到这种情形时，不觉怵然心惊。他曾经在俄国看到不少这样
的集会，他说这是革命即将来临的征兆，因此他担心是否能继续在中国平安住下去。
    学生们找不到游行示威的机会，曾经拿学校当局作为斗争的对象，工人的情形亦复
如此。他们找不到示威的对象时，就把一股怨气发泄在雇主的身上。中央政府或地方政
府对付罢工工人，可比对付学生简单多了。他们有时用武力来弹压罢工工人，有时就干
脆拿机关枪来扫射。
    段祺瑞执政的政府显然认为机关枪是对付一切群众行动的不二法宝，因此，在一群
学生包围执政府时，段执政就老实不客气下令用机关枪扫射。我在事前曾经得到消息，
说政府已经下令，学生如果包围执政府，军队就开枪。因此我警告学生不可冒险，并设
法阻止他们参加，但是他们已经在校内列队集合，准备出发，不肯听我的劝告。结果他
们一到了执政府，子弹就像雨点一样落到他们头上了。
    我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得到发生惨剧的消息后马上赶到出事地点。段执政官邸门前的
广场上，男女学生伤亡枕藉，连伤者与死者都难辨别。救护车来了以后，把所有留着一
口气的全部运走，最后留下二十多具死尸，仍旧躺在地上。许多重伤的在送医院的途中
死去，更有许多人则在手术台上断了气。我们向各医院调查之后，发现死伤人数当在一
百以上。这个数目还不包括经包扎后即行回家的人在内。
    段祺瑞政府的这种行动，引起全国普遍的抗议，段政府后来终于垮台，此为原因之
一。
    学生势力这样强大而且这样嚣张跋扈，除了我前面所谈到的原因之外，另一原因是
这些学生多半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子女，学生的反抗运动，也可以说等于子女对父母的反
抗。做父母的最感棘手的问题就是对付桀桀不驯的子女，尤其是这些子女的行为偏偏又
受到邻居们的支持。工人们的情形可就不同了，他们的父母或亲戚，既不是政府大员，
也不是社会闻人，因此他们命中注定要挨警察的皮鞭或军队的刺刀。只有在学生领导之
下，或者与学生合作时，工人才能表现较大的力量。
    学生运动在校内享有教师的同情，在校外又有国民党党员和共产党党员的支持，因
此势力更见强大。此外还牵涉到其他的政治势力，故而情形越来越复杂，声势也越来越
浩大。
    学生运动自从1919年开始以来，背后一直有教员在支持，就是清代时的首次学潮，
也是教员支持的。
    后来教员也发生罢教事件，要求北京政府发放欠薪，情势更趋复杂。北大以及其他
七个国立大专学校的教员，一直不能按时领到薪水。他们常常两三个月才能领到半个月
的薪俸。他们一罢课，通常可以从教育部挤出半个月至一个月的薪水。
    有一次，好几百位教员在大群学生簇拥之下占据了整个教育部的办公厅，要求发给
欠薪。八个国立学校的校长也到了教育部，担任居间调停的工作。教员与学生联合起来，
强迫马邻翼教育次长和八位校长一齐前往总统府，要求发薪水。
    这位次长走到教育部门口时，藉口天在下雨，不肯继续往外走。一位走在他旁边的
学生汪翰，马上把自己的雨伞打开递给他，并且很直率地说：“喏，这把雨伞你拿去！”
于是这位次长只好无可奈何地继续前进，后面跟着八位心里同样不怎么乐意的校长。群
众走近总统府时，宪兵、警察赶紧关起大门。教员与学生在门外吵着要进去。忽然大门
打开了，大群武装宪警蜂拥而出，刺刀乱刺，枪把乱劈。上了年纪的教员和年轻的女学
生纷纷跌到沟里，有的满身泥泞，有的一脸血迹，叫的叫，哭的哭，乱成一片。法政大
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学教授李大钊挺身与士兵理论，责备他们
毫无同情心，不该欺侮饿肚皮的穷教员。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了一大块，
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
    “你们只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这位马教授后来被送到法国医院诊治，政府派了一位曾任省长的要员前往慰问并致
歉意。坐在病榻旁的马教授的老母说：“这孩子是我的独子，政府几乎要他的命，请问
这是什么道理？”
    曾任省长的那位要员回答道：“老伯母请放心，小侄略知相法，我看这位老弟的相
貌，红光焕发，前途必有一步大运。
    老伯母福寿无疆，只管放心就是。至于那些无知士兵无法无天，政府至感抱歉。老
伯母，小侄向您道歉。”
    老太太居然被哄得安静下来，病房里其余的人却几乎笑出声来了。躺在医院病床上
的其他教员，也都因为这位要员的风趣而面露笑容。
    这个事件总算这样过去了。
    另有一次，教员们涌到财政部要求发放欠薪，部里的人一个个从后门溜走，结果留
下一所空房子。有一次学生们因为不满政府应付某一强国的外交政策，冲进外交部打烂
一面大镜和好些精致的坐椅。学生、教员和工人联合起来罢工罢课，反对北京政府和侵
略中国权益的列强。多事的那几年里，差不多没有一个月不发生一两次风潮，不是罢课
就是罢工。
    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是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
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时，不论在校内校
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
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每次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吓一跳。他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
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
    我讲这些话，决不是开玩笑。我记下这些往事以后，又做了场恶梦，有时看到青年
男女横尸北京街头，有时又看到宪兵包围北京大学要求交出群众领袖。梦中惊醒之后，
辗转反侧，无法安枕，一闭上眼睛，一幕幕的悲剧就重新出现。
    有一天，我和一位老教授在北京中央公园的柏树下喝茶。
    这位老教授曾经说过一段话，颇足代表当时扰攘不安的情形：
    这里闹风潮，那里闹风潮，到处闹风潮——昨天罢课，今天罢工，明天罢市，天天
罢、罢、罢。校长先生，你预备怎么办？这情形究竟到哪一天才结束。有人说，新的精
神已经诞生，但是我说，旧日安宁的精神倒真是死了！
  


中国生活面面观
  
    
陋规制度
    凡是亲见清室覆亡的人都知道：清政府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制度的腐败。
公务人员的薪水只是点缀品，实际上全靠陋规来维持。陋规是不公开的公家收支，为政
府及社会所默认的。以现在用语来说，好像我们大家所称的黑市。
    这种办法削弱了公务人员的公德心，也使他们把不规则的收入看成理所当然的事。
清廷对官吏的这种收入视若当然，常说“规矩如此”，竟把陋规变成规矩了。这些官吏
对下属营私舞弊也就开只眼闭只眼。如果拿一棵树来比喻政府的话，这种陋规的毒汁可
以说已经流遍树上的每一枝叶和每一根芽。
    政府只要求税收机关向国库缴纳定额的税款。主持税收的官吏可以利用各式各样的
藉口和理由，在正规赋税之外加征各种规费。这样一来，如果有一两银子到了国库，至
少也另有一两银子成了陋规金。在清朝末年，漏入私人腰包的钱远较缴入国库的钱为多。
清廷需用浩繁，只好一味向官吏索取。官吏向民间搜刮，结果官场陋规越来越多，人民
负担也越来越重。乾隆皇帝几次下江南，开支浩大，都靠官吏孝敬、民间搜刮而来，清
代在乾隆朝为极盛时代，而衰运亦在此时开始。
    清代后期，征税和捐官等方法均未能使清廷达到筹款的目的。因此不得不乞灵于借
贷外债，而以出让铁路建筑权或矿产开采权为交换条件。这自然是饮鸩止渴的办法。现
在或许还有人记得清廷将四川省内铁路收归国有，以为转让筑路权予外国公司之张本，
结果触发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时逢光绪帝国丧，地方士绅披麻带孝，头顶“德宗景皇
帝神位”，长跪于总督衙门之前，哭呼先帝，保佑四川，不使铁路收归国有，弄得政府
啼笑皆非。
    所谓陋规制度究竟是怎么一种办法呢？中国当时分为二十二个行省，大约包括两千
个县。县的行政首长是知县，他不但掌管一县的财政，同时还是一县的司法官。他的薪
水每月不过数两银子，简直微不足道。因此他的一切费用都只能在陋规金上开支。如果
上级官员经过他那一县，他除了负责招待之外，还得供应旅途一切需要财物。对于上级
官员的随员也得送“礼”，所谓“礼”通常都是送的钱。
    我的故乡余姚城外的姚江岸边有一座接官亭，这是各县都有的。如果有上级官员过
境，知县就在这里迎候。大约六十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发现亭子附近聚了一大堆人。我
赶过去一看，原来是大家在观望学台和他的随行人员在纷纷下船……这位学台正预备去
宁波主持郡试。前一日，知县已经从老百姓手中“抓”去好几条大船，那条专为这位学
台预备的船上装了好几只加封条的箱子，至于箱子里面装些什么，自然只有经手的人才
知道了。
    我遥望着学台等一行换了船，学台踏上最华丽的一条，随后这条载着官吏和陋规礼
金的小型船队就扬帆顺着退潮驶往宁波去了。那种气派使我顿生“大丈夫当如是也”的
感触。我心里说从今以后一定要用功读书，以便将来有一天也当个学台以享受封藏在箱
子里面的神秘礼物。
    知县还得经常给藩台的幕僚送礼，否则他就别想他们给他在藩台面前说好话；如果
搞得不好，这些师爷们还可能在公事上吹毛求疵呢。各种礼金加起来，一个知县为保宦
海一帆风顺所花的钱就很可观了。同时人情世故也告诉他必须未雨绸缪，何况他还得养
活一家大小以及跟随他的一班人呢！
    有靠山的候补知县无不垂涎收入比较大的县份。以我的故乡余姚县而论，就我所能
记忆的，没有一个知县在我们的县里任职一年以上。正常的任期是三年，一位知县如果
当上三年，大概可以搜刮到十万元叮当作响的银洋。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因此藩台
只派些代理知县，任期通常一年。这样一来，候补知县们的分肥机会也就比较多了。
    知县任满离职时，通常都得正式拜谒藩台一次，藩台总要问一声他的缺好不好。当
时对于所补的职位叫做缺，也就是等于问他得到了多少陋规金。他的亲戚朋友与他谈话，
也常常以同样的问题做开场白，说：“老兄，你的缺想必很好吧？”
    经手政府收入的官吏，官阶越高，漏入他私人腰包的数目也越大。据说上海道台每
年可以获利十万两银子。所以上海道的缺，是全国缺中最肥的。富庶省份的藩台、督抚
以及北京有势力的王公大臣，每年的收入也都很可观。
    连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学者政治家曾国藩也赞成陋规制度。他曾在一封信里为陋规
制度辩护，认为要顺利推行政务，就不得不如此。他说一个官吏的必要开支太大，而且
还得赡养一家和亲戚。咸丰、同治年间住在北京的名士李莼客曾在日记里抱怨总督张之
洞送他的礼太轻。过了几天日记里又有一段记载，为：“午后至陶然亭，张之洞来，我
避之。”可见张之洞从陋规金中提出来赠李莼客的礼太轻，结果就得罪了这位名士了。
    在清代，有前程的候补官员只要花很少的钱，甚至不必出钱，就会有仆从跟随他们。
这些仆从们会含辛茹苦地追随不舍，希望有朝一日他们的主人时来运转，他们也就可以
分享陋规了。如果真的吉星高照，主子和奴才就沆瀣一气，大刮一笔。如果流年不利，
官爵迟迟不能到手，仆从们也还株守不去，直至最后一线希望消灭时为止。一些倒霉的
主人，受不住饥寒煎熬，只好悬梁自尽，以求解脱。我在杭州读书时，曾经听说有一位
赋闲多年的候补知县，因为受不住债主催逼，结果在大除夕自缢了。
    变相的陋规恶习甚至流布于小康之家，厨子买菜时要揩油，仆人购买家用杂物时也
要捞一笔。尤其在北平，仆人们来买东西时，商店照规矩会自动把价格提高一成，作为
仆人们的佣金，这在北平通俗叫做底子钱。
    这种变相的陋规之风甚至吹到外国而进入拿破仑的家里。拿破仑有个中国厨子，服
务周到而忠心。这位伟大的法国将军临死时记起他的忠仆，就吩咐他的左右说：“你们
要好好地待他，因为他的国家将来是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的。不过这位中国
朋友很爱钱的，你们给他五百法郎吧！”
    自然，中国人并非个个如此。哥伦比亚大学的丁良（译音）中国文学讲座基金，就
是为纪念一位中国洗衣工人而设的，基金的来源是他一生辛勤浆洗衣服的积蓄。丁良临
死时把一袋金子交给他的东家，托付他做一点有益于中国的事。这位东家就拿这笔钱，
再加上他自己的一笔捐款，在哥大设置了中国文学讲座，来纪念这位爱国的洗衣工人。
    陋规之风更弥漫了整个厘金制度。厘金制度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章鱼把它的触须伸展
到全国的每一条交通线上，吮吸着国内工商业的血液。厘金是在太平天国时期设置的，
旨在筹措战费以供应清军士卒。太平军虽然被平定，厘金却始终未取消。
    厘金方面的陋规大致是这样的：凡是懂得如何敲诈老百姓的人都可以向政府经纪人
出价投标，只要他出价高，譬如说一年二十万块钱，他就可以获得在某一关卡或若干关
卡征收厘金的权利。这些关卡通常设在官道上的货物必经之地，得标的人就成为此一关
卡的厘卡委员，受权向过往的客商征税。
    如果他能在一年之内收到三十万块钱，他把二十万缴政府，其余的钱就归他本人及
其合伙者所有。因此他规定大多数的货物都得抽税，以便充实自己的私囊。
    有一次我看到一条装西瓜的木船从关卡附近的一座桥下经过。这条船马上被岸上伸
下来的一根竹柄挠钩拦住了，同时岸上跳下好几位稽查，用铁棒往西瓜堆里乱戳乱插。
西瓜主人慌了手脚，恳求他们手下留情，同时答应他们，要缴多少税就缴多少税。税缴
过以后，这位可怜的农夫才得继续驾船前进。
    小商人和农夫对厘金无不深恶痛绝，如果有机会，每一个人都愿意把关卡砸个稀烂。
有一次，一群青年士子乘船去参加科举，途经一处厘金关卡，卡上着令停船，他们却根
本不予理睬。稽查们扣住船只，并且开始搜检行李。这群士子蜂拥上岸，冲进关卡，见
物就砸，结果把关卡打得落花流水。
    只留下那面象征朝廷权威的上面写着“奉旨征收厘金”的旗子低垂在空中。围观的
群众以不胜钦慕的目光伫望着这些士子扬长而去。
    辛亥革命以后，陋规制度逐渐被戢止，厘金制度亦于稍后废止，官吏的薪俸也提高
了，但是贪污案件还是屡见不鲜，仆役间的揩油风气迄今未衰。有位太太骂她的厨子揩
油揩得太贪心，结果与厨子大吵其架。有人批评这厨子贪心得像条饿狼，他的答复是：
“如果一个人不贪心，他也就不会当厨子了。”
    北京某大使馆大使的厨子每买一个鸡蛋，就向主人索价一毛，大使秘书的厨子为主
人买蛋，却只索价五分钱一个。大使夫人问：“为什么我买鸡蛋要比秘书太太多花钱呢？”
她的厨子答道：“太太，大使的薪水要比秘书先生的高呀！”汽车主人也常常发现汽油
箱“漏”油，原因就是司机“揩”油。不必要的修理，更使保养费大得惊人。
    自从1927年国民党执政以来，中国一直在设法阻遏政府中的贪污风气，并且规定了
几种对贪污舞弊的严厉罚则。但是陋规制度在清朝以前就已存在。数百年的积习，不是
几年之内，甚至二三十年之内所能完全革除的。自从现代财政制度建立，公家道德逐渐
提高以后，中国已经革除了很多积弊。
    行政技术正与时俱进，相信她在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达到组织健全的现代国家的水
准，征收赋税和控制财政的有效办法也会渐次建立。不幸当时内乱外患并重，致使功败
垂成。
    我们中国人一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认为邪恶的产生只是缺乏正当的教育而使善良
的本性湮没。中国社会风气的败坏导源于腐朽的财政制度，而非缺乏责任感。但是这种
制度对社会风气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因此我们迄今仍蒙受其遗毒。
    实际的例子已经指出，补救之道在于建立良好的制度来接替腐败的制度。单单废止
坏制度，还是不够的。英国人为中国建立的关税制度，一开始就摆脱了陋规的恶劣影响。
海关雇员都经过良好的训练，薪俸也相当优厚，退休之后还有充裕的养老金。徇情偏私
的情形很少发生。中国为了保证偿付外债而把国家重要收入的控制权交付给外国政府，
这原是国家的奇耻大辱，而且严重威胁到主权的完整，但是因此而建立的健全关税制度
却是中国的意外收获。
    邮政也是根据西方制度建立的。创办迄今，行政效率始终很高，就在漫长的内战时
期，邮递工作也从未中断。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区与中国大后方之间，邮递一直畅通无
阻，邮差们常常穿越火线把邮件送达收件人手里。
    盐务机构是另一实例。八年抗战期间，人民的这种日用必需品始终供应无缺。
    治黄河的河督衙门从前一向以陋规制度闻名于世，事实上著名的山东菜和河南菜就
是这些食厌珍馐、腰缠万贯的治黄老爷们光顾的结果。同样，扬州菜之所以出名，就是
因为贪图口福的扬州盐商而来。
    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以后，改由受过现代训练的工程师主持疏浚工作，陋规制度也
就随滚滚河水冲入黄河去了。老饕已随陋规制度消失，只有烹饪艺术依旧存在。美食家
至今对扬州名菜赞不绝口，但是自从组织完善的现代化盐务制度建立以后，倡导扬州菜
的盐商已无法立足了。
    这些成就可以说是依赖外国协助而来的。但是我要请问：
    这些成就究竟由于外国人的良好道德，还是由于他们介绍到中国来的良好制度呢？
没有健全的品德，这些制度固然无法实行，但是单凭外国人的道德难道就能收到预期的
效果吗？单凭少数高居要津的外国专家就能够制止千千万万中国职员的不法行为吗？海
关、盐务、邮政之所以成功，还是靠良好制度下的基层中国职员的通力合作。这就是孟
子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中国的现代银行制度和铁道管理也是值得称道的实例。
    一般而论，银行与铁路的行政效率很高，而且没有银钱上的重大舞弊案件。
    中国的现代大学除了实事求是的学术立场之外，也是经费从无私弊的又一实例。抗
战期间，因为物价高昂，教授生活非常清苦，但是他们始终辛苦工作，力求维持学术水
准。绝大多数的学生，除了接受现代训练之外，在教授和大学当局的良好影响之下，对
于如何诚实而有效地运用公款，也自然养成正确的观念和良好的习惯。
    最重要的是对公款处理的态度已经起了根本的转变，过去大家都默认甚至赞扬陋规
制度，到了抗战以前的几年，有识之士不但讨厌它而且随时加以讥讽。这种风气的转变，
再加采用现代方法，当时我们相信对于将来公共行政各方面的经费处理，必将发生良好
的影响。
    要消灭仆役、厨子和司机的揩油行为可难得多了。或许要经过五六十年之后才能提
高这些人的经济地位，在他们的经济地位确切提高以前，我们无法奢望他们临财不苟。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也许我们已经不容易找到愿意当家庭仆役的人了。抗战时我在昆
明居留的八年期间，我倒在我们的佣人中碰到过一位男仆、一位女佣和一位司机从来没
有揩过油。
社会组织和社会进步
    一般人都说中国的四万万人像一盘散沙，如果说中国的人口是由许多自治的小单位
构成的，倒更切近事实。中国的民主体制包括千千万万的这种单位，由几千年来累积下
来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生活理想疏松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或大或小的单
位是以家庭、行业和传统为基础而形成的。个人由这些共同的关系与各自治团体发生联
系，因此团体内各分子的关系比对广大的社会更为亲切。他们对地方问题比对国家大事
了解较深。这就是立宪国会失败的症结，也是老百姓听凭军阀统治的原因。我们在前面
曾经一再提到“天高皇帝远”的观念，帝制时代的这种观念就是由上述心理状态产生的。
    个人如非特殊事故与所属社会破裂，永远是小单位的一部分，但是各单位之间并无
全国性的组织使其密切团结。这是中国国民生活中的优点，同时也是弱点。好处在于使
中国生活民主，虽经数百年之战乱以及异族之入侵而仍能屹立无恙，坏处在于中央政权
软弱无能，因而易遭异族侵凌。
    中国人民生活中这些单位的存在是有它历史的背景的。
    它们是几千年历史演变的结果。我们的祖先逐渐向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迁移时，他
们总是成群结队而行，在各地构成许多独立的部落，这些部落后来便发展为自治的村庄
或乡镇。广大的中华帝国就是千百年来由这些聚族而居者向边疆和平原拓殖而形成的。
近年来由于研究中国各地方言的结果，我们已经追溯出这种发展的途径。我们发现广东
话与唐朝的口语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多数的广东人是唐人的后裔。迁到广
东较晚的移民又另行形成不同的部落，所说的方言也迥然不同，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客家
话。客家话所显示的语言特征是属于近世的。甚至长江流域各地方言之间的些许差别，
也可以隐约显示拓殖过程中的先后。
    10世纪时，唐朝覆亡，中国北方普遍遭塞外入侵的异族蹂躏，因而也加速了中国人
口的南迁。南方各省，尤其是广东、湖北和浙江一带，不易遭受外族的侵略，所受战祸
较轻，因此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蓄水库，并在过去六七十年内灌溉了新中国大块的土地。
    如果要使某一改革对国家统一与团结切实有效，这种改革必须直接使这些古老的区
域单位在家庭制度上、行业上和传统上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反过来说，这些单位系共
同的语言、文化和生活理想所维系，那么任何经由共同语言所产生的文化和理想的变化，
也势必影响这些社会集团的生活，并且进而影响国家的生活。
    外国商品开始影响中国行业时，中国就开始变化了，维系中国社会的三条绳索之一
因而松散。这是受现代影响的最初改变，这种改变人们是不大知道的。以后现代思想经
由书籍、报纸和学校制度等输入中国，又松散了传统这一条绳索。
    最后留下来的一条绳索——家庭的联系，也终于不得不随其他两条绳索一起松散。
    人们因探索新的有效的团结而引起各式各样的纷乱。首先受到新思潮影响的是学生，
首先闹事的也是他们；新兴工业的工人丧失了旧日行业的维系力量，因此也就跟着学生
一起滋生事端。军阀之间的内战、宪政的失败以及败坏风气的陋规制度，既未阻止旧有
社会组织的瓦解，亦未阻滞社会的进步。军阀所引起的祸患只是中国广大的“社会之海”
面上的泡沫。不论有没有互相残杀的军阀，或者声誉扫地的国会，或者败坏风气的陋规，
海面底下的潜流仍在滚滚而进。军阀、国会、陋规只是浮面上的祸患，那些自治单位本
身仍然宁静如恒，在道德方面也洁净无瑕。
    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尤其在唐朝末年以后中国的国防一直非常脆弱，因为侵略她
的异族全部组织严密，随时准备作战，而中国的社会组织却是升平世界的产物。国防部
队是由太平无事的社会中征募来的，维持这些军队的中央政府也只是一个和平社会上层
的空架子。
    明室领导下的汉族之所以能推翻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并非由于汉人本身的军事力
量，而是由于蒙古人本身力量的衰竭。成吉思汗的子孙在欧亚两大陆连年征战之后，武
力已消耗殆尽。明成祖御宇期间，曾经组织成一支强大的军队，并且征服了满洲的大部
分，但是成祖驾崩以后，这支军队的实力也就日趋式微。骁勇善战的满洲人在关外崛起
以后，明室对他们简直束手无策，结果没有经过激烈战斗，明朝就亡在满洲人手里了。
清室入主中国一百余年以后，结果也染上了汉人的和平习气，等到西方列强的兵舰来攻
击中国时，清室也是同样束手无策。
    日本研究历史的结果，认为历史是会重演的，因此就在1894年发动对中国大陆的攻
击。到那一年为止，日本的设想并没有错。但是自从中国学到西方的“诀窍”以后，中
国的历史演变途径就开始转向了。日本不是对这种转变懵然无知，就是有意防患于未然。
无论动机如何，日本终于在三十年之后又向中国大陆发动了另一次战争，结果发现它的
途程上障碍重重，使它大感意外。
    日本遭遇的障碍就是中国的社会进步，日本已经看到高踞中国社会之上的腐败无能
的北京帝制政府，这个政府的财政力量已经被陋规腐蚀殆尽，稍后日本又在水面上看到
互相征战的军阀，但是它对过去五十年间在中国的浩瀚海洋之中缓慢地然而不断地涌动
的潜流，却茫然无知。
    在过去，秘密帮会是全国性组织的维系力量。帮会弟兄生活于乡村单位之外而聚集
于大城市附近或通商要津。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互相保护、抵制压迫，但是这种动机有时
候会堕落为不法买卖，他们在内乱时可以表现相当大的力量，但是以之应付外国侵略却
无多大用处。他们缺乏现代思想，也根本不懂什么叫社会进步。
    现在的情形可不同了，全国千千万万自治单位的边缘，已经围集了充满国家观念和
爱国热情的人，他们反对地域偏见和家族观念。这些人像蜜蜂一样绕着蜂巢喧嚷不休，
最后就在蜂巢边缘聚集起来。从蜂巢里面溜出来参加巢外集团的个人越来越多。外面围
集的群众数量增加以后，他们开始闯进蜂巢，终至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生活。同时他们开
始把自己组织为全国性的社会，把中国作为他们的共同蜂巢。
    中国现代的全国性社团就是这样形成的。轮船、公路、铁路、航空等交通网的迅速
扩展，更加速了社团发展的过程。教育会、商会、工会、科学团体、工程学会、政治学
会等社团都纷纷成立全国性组织。所有政党，包括国民党以及意见与其相左的政党，都
鼓励人民考虑全国性的问题。大专学校吸收了家庭的分子，而把他们塑造成国家的领袖。
学校都在努力把国家民族观念和爱国心灌输到新生一代正在发育的心灵里。
    虽然内战频仍，各省的公立学校甚至在国家统一之前就已经增加了好几倍。私人常
常以创办学校来表达他们的爱国忠忱。千千万万的小学毕业生，跑进本乡本土的自治社
会，把爱国观念散布到全国的每一角落。
    中日正沿长城作战时，我在内地旅行，途中看到一个孤单的小孩在扮军人做游戏。
他把一棵树当作假想敌，拿他的匕首猛刺这棵树。然后他又想象敌人向他还击，他装出
自卫的姿势，接着躺倒在地上，闭起眼睛自言自语说：“我为国牺牲了！”显然他在想
象自己为保卫国家而抵抗日本侵略。抗战后期，我在后方边荒地区看到一个小孩拿铲子
挖了一个小坟。
    坟挖成以后，他在坟上立了一个木牌，上书“汉奸。那时少数重庆政要已经出亡投
靠日本去了。有一次，一位矿冶工程师经过某山区，那里离最近的学校也有好几里路，
他却看到几位小孩在他们村墙上书写“三民主义万岁”，这些例子可以显示全国性的团
结力量已经替代地方性的维系力量而兴起了。
    小孩子们在新的教育制度影响之下，大家都能够拿纸折飞机抛在空中滑翔。他们制
造小小的抽水机，也能做玩具汽车。他们开始养成研究机械的习惯，这对国家的未来工
业化运动是个良好的基础。
    近年来轻工业的发展，从地方单位吸收了许多人，他们开始彼此联系，组成全国性
的团体。广播从空中给人民带来许多新观念。风俗习惯、迷信、方言、民歌、宗教、家
庭工业、垂危的本地行业以及苦难农民的经济情况，都经过仔细调查，并且根据高等学
府和学术团体所收集的资料很科学地加以研究。中国已开始从科学研究中了解自己了。
    五十年的动荡已经促使人们思索。他们的人生观开始转变了。他们希望在侵略威胁
下从事有效的组织，以团结全国的力量，同时为国家的进步辛勤工作，期望能在混乱中
创造安全。这种新生的社会意识和国家意识或许还不够坚强，因为它还不能充分应付现
代战争。但是这种意识可以产生坚忍不拔的意志来进行坚强的抵抗。从这一方面来看，
社会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力量是惊人的。
迷人的北京
    正像巴黎继承了古罗马帝国的精神，北京也继承了中华帝国黄金时代的精神。巴黎
是西方都市之都，北京则是东方的都市之都。如果你到过巴黎，你会觉得它不但是法国
人的都市，而且是你自己的都市；同样，北京不仅是中国人的都市，也是全世界人士的
都市。住在巴黎和北京的人都会说：
    “这是我的城市，我愿意永远住在这里。”
    我在北京住了十五年，直到1937年抗战开始，才离开北京。回想过去的日子，甚至
连北京飞扬的尘土都富于愉快的联想。我怀念北京的尘土，希望有一天能再看看这些尘
土。清晨旭日初升，阳光照在纸窗上，窗外爬藤的阴影则在纸窗上随风摆动。红木书桌
上，已在一夜之间铺上一层薄薄的尘土。
    拿起鸡毛帚，轻轻地拂去桌上的尘土，你会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乐趣，然后你再拂
去笔筒和砚台上的灰尘。笔筒，刻着山水风景，你可以顺便欣赏一番，砚台或许是几百
年来许多文人学士用过的，他们也像你一样曾经小心翼翼地拂拭过它。
    乾隆间出窑的瓷器、周代的铜器、四千年前用于卜筮的商代甲骨，也有待你仔细揩
擦。还有静静地躺在书架上的线装书，这些书是西方还不懂得印刷术以前印的。用你的
手指碰一碰这些书的封面，你会发现飞扬的尘土已经一视同仁地光顾到这些古籍。
    拂去案头杂物上的灰尘，你会觉得已经圆满地完成这一早晨的初步工作。阳光映耀、
藤影摇曳的纸窗在向你微笑，纤尘不染的书桌以及案头摆设的古董在向你点头，于是你
心满意足地开始处理你这一天的工作。
    这种古色古香的气氛可以使你回想到孔夫子设帐授徒的春秋时代；或者景教徒初至
中国的唐朝时代；或者耶稣会传教士在明朝制造天文仪器的时代；或是拿破仑长驱直入
俄罗斯，迫得饮街灯灯油的时代；或者回想到成吉思汗派遣他的常胜军直入多瑙河盆地，
建立横跨欧亚两大洲的蒙古帝国，并且把北京定为他的一位儿子的京城。我们可以从北
京正确地了解历史，因为北京不仅像大自然一样伟大，而且像历史一样悠久。它曾是五
个朝代的京城，一代继替一代兴起，一代又接着一代覆亡，但是北京却始终屹立无恙。
    皇宫建筑都是长方形的，而且很对称地安排得像一张安乐椅，中间有一个宽阔的长
方形天井，天井中央摆着一只青铜镀金的大香炉，点了香时，香烟就袅袅地升入天空。
宫门前站着一排排的铜鹿，宫门口则有雄踞着的一对对石狮或铜狮把守。这种三面围着
雄伟建筑的天井，数目在一百以上，星罗棋布在紫禁城内。紫禁城的周围是一座长方形
的黄色城墙，城墙四角矗立着黄瓦的碉楼。北京皇城由元朝开始建造，明朝时曾予改建，
清朝再予以改良而成目前的景况。
    碰到晴空澄碧、艳阳高照的日子，宫殿屋顶的黄色釉瓦就闪耀生辉。在暮霭四合或
曙色初露之时，紫禁城的大门——
    午门——上的谯楼映着苍茫的天色，很像半空中的碉堡。在万里无云的月夜，这些
谯楼更像是月亮中的神仙宫阙，可望而不可即。
    民国成立以后，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暂时仍统治着北京的这个城中之城，少数残留
的清廷官吏还每隔半月觐见一次。
    这些官吏穿着旧日官服聚集在紫禁城的后门听候召见，仍执君巨之礼。1924年冯玉
祥入京，终于把溥仪逐出了紫禁城。
    政变后不久，我受命入故宫监督政府的一个委员会逐屋封闭各门。当时宫内还留有
几个太监，我从他们口中得到好些有关宫廷生活的知识，以及过去许多关于皇帝、皇后、
王子、公主等等的趣闻轶事。
    其中一则故事涉及一面从天花板一直垂到墙脚的大镜子，据说慈禧太后喜欢坐在这
面镜子前，看看她自己究竟有多威严。有一天陕西抚台奉命入宫觐见，他进门后首先看
到镜子里的太后，于是马上跪倒对镜中人大叩其头。
    “那么太后怎么样呢？我想她一定很生气吧！”我说。
    “哦，不，不！她笑了，而且很和蔼地对他说：‘你弄错了，那是镜子呀！’”我
遇到几个曾经侍候过王子读书的太监，但是这几个太监竟然全都目不识丁。宫廷规矩禁
止他们受教育，因此他们对于王子念些什么始终毫无所知。
    走廊上挂着许多鸟架，上面站着红色、黄色以及蓝色的鹦鹉，嘴里说着公主们花了
不少时间教它们的话：“请进！客来了。倒茶……”一只蓝色的鹦鹉这样对我说，那只
红色的和那只黄色的就跟着喊：“倒茶！倒茶！”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蓝色的鹦鹉。金鱼
在宫中的水池中追逐嬉戏，有白色的、黑色的、红色的和金色的。其中有许多几乎长达
一尺，它们的潜望镜一样的眼睛朝天望着，它们的丝绸样的尾巴好像好几柄相连的扇子
在水中摇曳生姿。
    溥仪住的宫殿看起来很俗气，大厅中央摆着一张似乎很粗俗的长长的外国桌子，桌
子四周放着几张丑陋的椅子，桌子上摆着一对粉红色的玻璃花瓶。这房间看起来倒很像
美国乡下的次等客栈，真想不到就是中国皇帝的居室。所有的精华家具和艺术珍品已经
被弃置而收拾到后宫去了。通商口岸的粗俗的西方文明已经侵入到皇宫，对照之下，使
人觉得没有再比这更不调和的了。低级杂志四散各处，新切开的半只苹果和一盒新打开
的饼干还放在桌子上。溥仪显然因事起仓猝，匆匆出走，无暇收拾房间。
    后来各宫启封清点艺术珍藏时，奇珍拱壁之多实在惊人。
    其中有足以乱真的玉琢西瓜，有“雨过天青”色的瓷器，有经历三千年沧桑的铜器，
还有皇帝御用的玉玺。
    唐宋元明清的历代名画，更是美不胜收。有些山水画，描写大自然的美丽和谐，使
人神游其中，乐而忘返；有些名家画的马维妙维肖，跃然纸上；鱼儿遨游水中，栩栩如
生；鹅嘶鸡啼，如闻其声；竹影扶疏，迎风摇曳；荷塘新叶，晨露欲滴；兰蕙飘香，清
芬可挹。中国的名画，不仅力求外貌的近似，而且要表现动态、声音、色泽和特征，希
望启发想象，甚至激发情感。换一句话说，就是要描摹事物的神韵。
    这个委员会包括一百多职员，两年中翻箱倒箧，搜遍了皇宫的每一个角落，把历代
帝王积聚下来的千万件奇珍异宝一一登记点检。有些仓库密密层层满是蜘蛛网，有些仓
库的灰尘几乎可以没过足踝，显见已经百年以上无人问津。有些古物已经好久好久没有
人碰过，究竟多少，谁也不知道。
    最后故宫终于开放，同时故宫博物院成立，主持古物展览事宜。一般民众，尤其是
年轻的一代，总算大开眼界，有机会欣赏几百年来中国艺术丰富而伟大的成就。北京本
来就是艺术中心，鉴赏家很多，艺术家也不少，故宫博物院开放以后，更使北京生色不
少。过去深藏在皇宫后院的东西，现在大家都可以欣赏了，过去只有皇室才能接触的东
西，现在已经公诸大众。抗战初期，政府就把故宫古物南运，由北平而南京而西南内地。
战后运回南京，复因战乱而运至台湾。现在台中所陈列之古物，就是从北平故宫运来的。
    科学是心智探究自然法则的表现，艺术则是心灵对自然实体所感所触的表现。艺术
是人生的一种表现，它使人生更丰富，更美满；科学是心智活动的产物，旨在满足知识
上的欲望，结果就创造物质文明。在现代文明里，艺术与科学必须携手合作，才能使人
生圆满无缺。
    紫禁城之西，有三个互相衔接的湖，叫南海、中海和北海，湖与湖之间的小溪上有
似驼背形的石桥，沿湖遍植百年古木，湖里盛开着荷花，环湖的山峰上矗立着金黄色琉
璃瓦、朱红柱子和雕梁画栋的亭子。据说有一次在湖中捕到一条鱼，鱼身上还挂着一块
写着明朝永乐年间放生的金牌。
    中海之中有个瀛台，那是一个周围遍植荷花的小岛，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后，光绪
皇帝就被慈禧太后囚禁在瀛台，后来在1909年死在那里。小岛上建着许多庭院宽敞的宫
殿。长着绿苔的古树高高地覆盖着设计复杂的宫殿上的黄瓦，各亭台之间有迂回曲折的
朱红色的走廊互相连接。御花园中建有假山，洞穴怪石毕具，使人恍如置身深山之中。
至于不幸的光绪皇帝是否在这美丽的监狱里乐而忘忧，那恐怕只有光绪皇帝自己和跟随
他的人才知道了。在他被幽禁的寂寞的日子里，他一直受着身心病痛的困扰，最后还是
死神解脱了他的痛苦。
    湖水原先是用石渠从西山转引来的泉水。公路旁边至今仍可发现部分残留的渠道。
北京的下水道系统更是旧日的一项伟大的工程成就。用以排泄市内污水的地下沟渠很像
现代地道车的隧道。到了清朝末期，所有这些下水道都淤塞了，但是每年检查一次下水
道的制度却维持到清朝末年。早年时，检查人员必须身入下水道，从这一头查到那一头，
看看有没有需要修补的地方。后来下水道垃圾淤塞，这些检查人员就用一种非常巧妙的
手段来欺蒙他们的上司：两个穿制服的检查员在下水道的一端爬下去躲起来，另外两个
穿着同样制服的检查员则预先躲在另一端，检查官骑马到了出口处时，事先躲在那里的
检查员也就爬出来了。这个例子也说明了这个下水道系统表面上虽然仍旧存在，但是它
的实质和精神却因多年来阳奉阴违的结果而烟消云散了。清朝末年，这类事情在政府各
部门都有发生，所以清廷终于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实在毫不足奇。
    北京满城都是树木。私人住宅的宽敞的庭院和花园里到处是枝叶扶疏、满长青苔的
参天古木。如果你站在煤山或其他高地眺望北京，整个城市简直像是建在森林里面。平
行交叉的街道像是棋盘上纵横的线条交织着北京的“林园”。根据由来已久的皇家规矩，
北京城里只许种树，不准砍树。年代一久，大家已经忘记了这规矩，却在无形中养成了
爱护树木的良好习惯——这个例子说明了制度本身虽然已经被遗忘，但是制度的精神却
已深植人心。中国新生的秘密就在这里。
    在北京住过的人，很少人会忘记蔚蓝天空下屋瓦闪闪发光的宫殿和其他公共建筑。
颐和园和公园里有几百年前栽种的古松。有的成行成列，有的则围成方形，空气中充塞
着松香。烹调精美的酒楼饭馆随时可以满足老饕们的胃口。古董铺陈列着五光十色的古
玩玉器，使鉴赏家目不暇接。公共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的书架上保存着几千年来的智慧
结晶，年代最久远的是商代的甲骨，这些甲骨使我们对中国历史上雾样迷蒙的时代开始
有了概念。此外还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天坛，它使我们体会到自然的伟大和人类精神的崇
高。
    现代的国立北京大学建立于1898年，直接继承了国子监的传统，在几百年积累下来
的文化氛围中，北京大学的成立几乎可以说只是昨天的事。北大不仅是原有文化的中心，
而且是现代知识的源泉。学者、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和科学家从各方汇集到北京，在
这古城的和谐氛围中发展他们的心智，培育他们的心灵。古代的文物、现代思想的影响
以及对将来的希望，在这里汇为一股智慧的巨流，全国青年纷纷来此古城，畅饮这智慧
的甘泉。
杭州、南京、上海、北京
    杭州富山水之胜，上海是洋货的集散地，南京充满了革命精神，北京则是历代帝都，
也是艺术和悠闲之都。我出生在浙江省的一个小村里，童年时生活在农夫工匠之间，与
他们的孩子共同嬉戏。少年时代在杭州读书，后来又在上海继续求学。留美回国以后，
因为工作的关系先住在上海，继至北京、南京、杭州，最后又回到北京，一直到抗战开
始。
    就地理来说，北京位于黄河流域的华北平原，离天津不远。其余三地则是长江流域
的南方城市。杭州位于杭州湾口钱塘江之岸，与北京之间从前有运河可通。运河全长两
千零七十四公里，横越长江、黄河两大河，至今仍有一部分可通舟楫。一千三百多年前，
隋炀帝动员全国人力，筑此运河，河成而隋亡。宋皮日休有诗云：“人道隋亡是此河，
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论禹功不较多。”
    上海在杭州的东北，踞黄浦江之岸。黄浦江位于长江口而入东海，所谓东海实际上
是太平洋不可分的一部分，仅仅名称不同而已。南京离海较远，位于沪杭两地的西北，
雄踞长江南岸。自南京沿长江东下可达扬州，运河即在此越江入江南，马可·波罗曾在
元朝扬州当过太守。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四城之间现在均有铁路互通，也都可以说
是太平洋沿岸的城市。
    长江下游的江南都市，气候大致差不多，春秋两季的天气尤其温煦宜人。杨柳发芽
就表示春天到了，游春的人喜欢采摘新枝回家装饰门户，表示迎春。树叶转红则表示秋
天到了，夕阳红叶曾给诗人带来不少灵感。春天有一段雨季，雨水较多，其余三季晴雨
参半，夏天不太热，冬天也不太冷。
    土壤非常肥沃，主要农作物是稻，养蚕是普遍的家庭副业，鱼、虾、蟹、蚌、鳗、
牛、羊、猪、蔬菜、水果遍地皆是，著名的扬州菜就是拿这些东西做材料的。
    上海是长江流域的金融中心。上海的繁荣应该归功于外国人的工商活动，外国资本
是上海经济结构的基础，外国商人和资本家因而成为上海的贵族阶级，住在上海的人都
得向这些洋人低头。这些洋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圈子，许多外国人虽然在上海住了十几
年，中国对他们却仍然是个“谜一样的地方”。他们住在富丽幽邃的花园洋房里，有恭
顺的中国仆人侍候着，生活得有如王公贵族。主人们靠剥削致富，仆人们则靠揩油分肥。
他们的俱乐部拒绝华人参加，似乎没有一个华人值得结识；他们的图书馆也没有一本值
得一读的书。他们自大、无知、顽固，而且充满种族歧视，就是对于他们自己国内的科
学发明和艺术创造也不闻不问，对于正在中国或他们本国发展的新思想和新潮流更无所
知。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赚钱。
    地位仅仅次于这些洋人的是中国买办。他们像洋主子一样无知，也像洋主子一样富
足。中国商人非常尊敬外国银行里和洋行里的买办。买办们张大嘴巴向洋主子讨肉骨头
时，他们的同胞也就流着口水，不胜羡慕地大摇其尾巴。买办阶级很像炼金术士，可以
点铜成银，他们的洋主子则点银成金。买办们花了一部分银子去讨小老婆，他们的洋主
子却高明多了，只要在“女朋友”身上花点金子。
    上海的第三等人物是商人。他们从买办手中购买洋货，赚了钱以后就汇钱回家买田
置产。他们偶尔回乡探亲时，自然而然触动了乡下人的“灵机”，因此到上海做生意的
人也越来越多。
    我所谈的上海种种情形，多半是身经目睹的，绝无夸张之词，因为我的许多亲戚就
是在上海做生意的，其中有些还是买办，我对他们的生活思想知道得很清楚。同时，我
认得不少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也听过不少关于他们的故事。开明的外国人，尤其是我所
熟悉的美国人，每当我们谈起上海时，总是紧蹙双眉，摇头叹息。
    第四等人是工厂工人。他们是农村的过剩人口，因为在农村无法过活，结果放弃耕
作而到上海来赚钱。他们是贫民窟的居民。
    第五等人，也就是最低贱的一等人，是拉人力车的苦力。
    他们多半来自江北的贫苦县份。这些名为万物之灵的动物，拖着人力车，像牛马一
样满街奔跑。这种又便宜又方便的交通工具使上海的活动川流不息，使上海商业动脉中
的血液保持循环的，就是人力车苦力。
    这五等人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般人所说的“租界心理”，一种崇拜权势、讲究表
面的心理。权势包括财力、武力、治外法权等等，表面功夫则表现于绘画、书法、歌唱、
音乐以及生活各方面的肤浅庸俗。我们通称这种“租界心理”为“海派”。与“海派”
相对的作风则叫“京派”，也就是北京派。
    “京派”崇尚意义深刻的艺术，力求完美。上海是金融的海洋，但是在知识上却是
一片沙漠。
    上海人一天到晚都像蚂蚁觅食一样忙忙碌碌。他们越敛越多，也就越受人尊重。在
上海，无论中国文化或西洋文明都是糟糕透顶。中国人误解西方文明，西洋人也误解中
国文化；中国人仇恨外国人，外国人也瞧中国人不起，谁都不能说谁没有理由。但是他
们有一个共通之点——同样地没有文化；也有一个共同的谅解——敛财。这两种因素终
使上海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成为金钱上的难兄难弟——“你刮我的钱，我揩你的油。”
    沙漠之中还是有绿洲的，上海的可取之处也就在此。在本世纪的最初十年里，治外
法权曾使上海成为革命思想和革命书籍的避难所和交换处。进化论和民主思想的种子最
初就散播在这些绿洲上，之后又随风飘散到中国的各文化中心。科学和民主的种子在其
他各地发育滋长为合抱大树，在上海的却始终高不盈尺。在1921年到1923年期间，上海
因受治外法权的庇护，军阀无法染指，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工业曾有急速的发展。留学
生回国掌握金融和工业大权以后，中国更开始利用管理和生产上的外国诀窍，不过这些
诀窍多半是直接从欧美学来的，与上海的外国人关系较小。
    北京的生活可就不同了。除了美丽的宫殿和宫内园苑之外，我们第一个印象是北京
城内似乎只有两个阶级：拉人力车和被人力车拉的。但是你在北京住久了以后，你会发
现被人力车拉的也分好几个阶级。不过要找出一个上层阶级倒也不容易，大家彼此和睦
相处，所不同的只是职业而已。在过去，旗人出生以后就是贵族，但这些贵族现在已经
与平民大众融为一体。大家都生而平等，要出人头地，就得靠自己努力。唯一的贵族阶
级是有学问的人——画家、书法家、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以及近代的科学
家和工程师。
    一眼就能辨别真伪的艺术鉴赏家，制作各式各样艺术品的工匠，脑中装着活目录的
书商，替你篆刻图章、使你俨然有名重百世之感的金石家，美化你的客厅卧室的地毯设
计师，大家融融洽洽地生活在一起，有的陶醉于自己的鉴赏力，有的则以能为别人制造
艺术品而自豪。鉴赏、技艺，也是北京生活的特征。
    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抽空以不同的方式来欣赏美丽的东西。你可以逛逛古老的书
铺，与店主人聊上一阵，欣赏一番书架上的古籍和新书，神游于古今知识的宝库之中，
只要你有兴致，你不妨在这里消磨两三个钟头，临走时店伙还会很客气地请你再度光临。
除非你自己高兴，你不一定要买书。
    如果你有兴致，你可以跑进古董铺，欣赏书画珠宝，包括贵重的真品和巧妙的赝品。
无论你买不买，都会受到欢迎，但是等到你真的对这些东西发生兴趣时，就是要你拿出
留着吃晚饭的最后一块钱，你也在所不惜了。
    你也可以跑到戏院里去，欣赏名伶唱戏。他们多半唱得无懈可击，声声动人心弦。
要不然你就跑到故宫博物院，去欣赏历代天才所创造的艺术珍品，我在前面所提到的
“京派”作风就是在这种永远追求完美、追求更深远的人生意义的氛围下产生的。
    如果你高兴，你也可以跑到皇宫内苑所改的中央公园，坐在长满青苔的古树下品茗，
或者坐在假山的古石上闲眺池中的白鹅嬉水。在星期天，你可以骑驴，或者坐人力车，
或者乘汽车到西山去凭吊名胜古迹，呼吸充塞着古松芳香的空气。
    寻求正当娱乐时，学者、艺术家、工匠、科学家和工程师一致欣赏古老的北京。工
作时，他们各自在不同的行业中埋头努力。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从事研究，希望对人类
的知识宝库提供贡献；工程师拿起计算尺和绘图仪器，设计未来建设的蓝图；学者们埋
头在书堆里，希望从历史教训里找寻未来的理想；工匠们在努力创造美丽的器皿；艺术
家从自然和历史文物里获得灵感，用灵巧的手指把心目中的形象表达于画纸或其他材料
上。
    连年战乱并没有使北京受到多大的影响，政府虽然一再更迭，这个可爱的古城仍然
还是老样子。我在前面曾经提到，国都迁至南京以后，北京已经改名为北平，但是在精
神上，北平仍旧是北京。随着国都的迁移，北京的一部分也转到政府的新址，例如一部
分学者和艺术家，建筑式样和艺术珍藏，但是北平的气氛和情趣却始终未变。铁路和飞
机使这两个城市的血液彼此交流，结果两蒙其利。
    南京和北京不同，它是个必须从废墟上重建的城市。新都里充满着拆除旧屋、建筑
新厦的精神，北京的人固然也憧憬着未来，他们却始终浸淫于旧日的光辉里，但是南京
除了历史记忆之外，并无足资依赖的过去，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因此大家都在思考、计
划和工作，生活也跟着这些活动而显得紧张。每个人都忙着开会和执行命令，空气永远
是那么紧张，北京的悠闲精神无法在南京发荣滋长。
    街上行人熙来攘往，人力车夫争先恐后，就是懒洋洋的驴子也受了急急忙忙的行人
车辆的感染而加紧了脚步。每月都有新道路和新建筑出现，到处在发展，而且是急速地
发展。
    甚至连娱乐都得花很大气力去争取。饭馆只能在拥挤的角落里供应饭菜。新店面尚
未建筑完工，人们在花园里栽花种木，焦急地等待着花木长大。你需要东西全得临时设
法。除非你不断地积极工作，否则你就会落伍；你必须努力不懈，才能追上时代精神。
经过六七年的辛勤工作之后，南京终于成为崭新而繁荣的都市了。旧日废墟正在迅速地
消失，思考、计划和工作的精神不断在发展，而且扩散到各省的其他城市，国家的前途
也因而大放光明。
    你为了急追赶上世界的进步潮流，计划或许很远大，甚至已经跑在时代的前头，但
是实际行动势必无法赶上你的思想。你可以栽花种木，但是你不能使它们在一夜之间长
大成荫；铁道公路必须一尺一码地铺筑，改革计划也不能在旦夕之间实现。于是，你可
能要问：我们又何必这样惶惶不可终日呢？
    当时有几句流行的话，颇足代表一般人的感慨，这几句话是：“议而不决，决而不
办，办而不通。”当然，实际的情形并不至于如此之糟，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无可置疑的：
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工作成绩不如理想。其实，这就是进步的精神。
    杭州与前面所谈的三个城市都有一点相像，但是与它们又都不同。在古文化上，杭
州有点像北京，因为它是“学人之省”的首府，但是缺少北京的雄伟。杭州像上海一样
带点商业色彩，但是色调比较轻淡，同时因为没有洋主子存在，故有表现个性的自由；
在改革和建设的精神上，它有点像南京，但是气魄较小。杭州究竟只是中国一省里的城
市，北京和南京却是全国性的都市。
    杭州最大的资产是西湖。西湖不但饶山水之胜，而且使人联想到历代文人雅士的风
流韵事，但是杭州的缺点也就在此。由于杭州人把西湖视如拱璧，眼光也就局限于此；
他们甚至自欺欺人地以为西湖比太平洋还伟大，并且足与天堂媲美。他们已经被“上有
天堂，下有苏杭”的俗谚所催眠而信以为真。他们想：且别管苏州怎么样，杭州就在这
里，所以这里也就是天堂。
    自我来台湾以后，从经验中证实，杭州确是天堂，因为既无地震，又无台风。
    杭州人的心目中只有西湖，你如果在这里住得太久，你不免有沉醉于西湖的危险。
此种情况，自古已然。昔人有诗为证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
得游人醉，却把杭州作汴州。”
    但是，从南京传播过来的改革和建设的精神终于把杭州从沉醉中唤醒了。揉揉眼睛
以后，它渐渐看出浙江省未来发展的远景以及它在重建中国的过程中所应担负的任务。
    北京也有它辽阔宁静的一面。从城外西山之顶可以鸟瞰北京内外：永定河蜿蜒于广
漠的田野之间；向东可以看到城内的塔尖；向西可以看到横跨永定河之上的卢沟桥，它
像一条沉睡的巨龙，不理会战争，也不理会和平，在这条年代久远的长桥之下，挟着黄
河的河水日以继夜地、经年累月地奔流着。
    永定是永远安定或者永久和平的意思。和平真能永维不坠吗？国人存着这个希望，
因此也就给这条河取了这么个名字。但是我们并未努力保持和平，结果和平从我们手上
溜走，随着卢沟桥下的河水奔腾而去。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未经宣战而发动了对卢
沟桥的攻击，终使烽火燃遍了整个中国。为步步胜利所陶醉的日本，把在中国的战火日
积月累地贮搜在魔盒里滋长，终至1941年12月7日变为一道金光向珍珠港闪击。
  


现代世界中的中国
  
    
中国与日本——谈敌我之短长
    日本在培利上将到达以前，只是中国文化的一支而且是很单纯的一支。自从这位海
军上将到过以后，日本就变为中西文化的混合体了。除非你能同时了解中国和西方，否
则你就无法了解日本。
    但是单单了解日本中西两种文化的来源是不够的。分支可能与它们的主体相似，但
是并不完全相同。把相似的东西看成完全相同而遽下断语，很可能差以毫厘而谬以千里。
同时，两种文化的混合，还可能使原来文化变质。
    中国大陆文化在日本的支流导源于唐朝。唐代文化中许多可贵的成分，其中包括从
西域输入的印度文化与从伊斯兰民族间接输入的希腊文化，在中国因千余年来历经异族
侵略，已逐渐衰落，但在日本却被保留下来了。唐代的舞蹈、音乐、美术、习俗和尚武
精神，都还留在日本。如果你想了解一点唐代文化，你最好还是到日本去一趟。日本以
唐代文化为基础，其中包括儒家思想与唐代所吸收的佛教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又在南
宋时代（日本鎌仓时代）输入宋儒朱子之学。盖随禅僧而俱来者，因此造成在日本儒佛
一致之思想。寻至明末之际，德川氏本其向来保护禅僧研究儒学之素志，于开府江户
（东京古名）时，广招儒者讲学刻书，极一时之盛。并藉新政权之威力，使儒家之学为
此后日本兴国之张本，而为日本发展了道德、政治、经济、史学，甚至数学，并且流入
民间之教育，日本虽于晋初从朝鲜输入了《论语》、《千字文》，而在明末又输入了阳
明之学，但经世之学的中心则在朱子之学。到了咸同之间，明治维新，以儒家经世之学
与西洋近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交汇，遂在短短数十年里成为史无前例的东西两洋文
化的大结合，而致日本于盛强之境，并予文化祖国的中国以极大的鼓励与兴奋。在我幼
年时代，我们一辈青年，都奉日本为师，希望日本反哺文化之母鸟而帮助中国复兴。惜
乎日本秉国的军阀，知尽忠于己，而不知施恕于人，知义而不知仁、见小而不见大、识
近而不识远，致使中国近六十年之历史成为中日关系之惨痛史，终至鹬蚌相争，渔翁得
利，真是历史上很大的一幕悲剧。
  
        我们此后应把中国文化广称为大陆文化，作为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共有之文化，
亦犹希罗文化（希腊罗马合流之文化）之为欧美各国共同之文化。若在文化方面抱狭义
之国家主义，则反将文化之价值减低了。
    实际言之，唐代文化所包含外来因素既广且多，在当时已成为国际文化，因其来甚
渐，故国人不自觉耳。日本于吸收唐代文化时，亦于不知不觉中吸收了当时的国际文化，
此亦日本之大幸也。
    日本善于效法。它效法唐宋的文化而定立国之基础，它效法英国建立海军；效法德
国训练陆军；效法美国发展工业。
    它效法19世纪的西方建立殖民帝国——只可惜晚了一步。它效法德国闪电战术而发
动珍珠港的突击——只可惜太远了一点。
    我很钦佩日本的善于模仿，这是中国所做不到的，因为她在这方面似乎有点笨脚。
但中国创造能力弥补了这一缺憾，她创造又创造，一直到唐代衰亡。此后千余年历经异
族侵略、饥馑、疾病等灾祸，终至精疲力竭。
    美国的情形和日本很相似，美国文化是欧洲文化的一支，所不同的是从英国来的早
期殖民者是带着爱好自由的种子而俱来的。因此美国创造又创造，直到它成为世界上最
工业化的国家，同时也是最重理想和人道的国家。美国的伟大就在于这两种矛盾因素的
融合。
    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空前成就，应该完全归功于依循西方路线所进行的改革。这些
改革是在世袭的统治阶级领导下完成的。他们孕育于尚武精神之中，效法他国并使之适
应本国，对于领袖和祖国更是精忠不二。他们统治下的老百姓，最大的美德就是拥护领
袖，服从命令。因此从明治初年开始的日本改革运动，始终是坚定不移地朝着固定目标
前进。
    回头看看我们自己：中国的改革却必须从基层开始，也就是由下而上的。我们没有
世袭的统治阶级，除了相当于贵族的士大夫阶级之外，也没有贵族阶级，要使这辽阔的
国度里的人民万众一心，必须仰仗老百姓之间的学者领袖来驱策督导。因此改革的过程
必然很缓慢，而且迂回曲折。政治领袖像孙中山先生，学者领袖像章太炎、梁任公、蔡
孑民诸先生，都是来自民间的学者。他们来自民间，又带着能根据他们的社会理想和知
识上的远见而深入民间。
    现代日本是统治阶级建立起来的，现代中国系平民百姓所缔造。因此，在日本当一
个领袖要容易得多，他可以任意独裁，他要人民做什么，人民就会做什么；在中国当一
个领袖的却必须教育人民，而且真正地领导人民——这是一种远为困难的才能，他必须
具备超人的才智和创造能力。
    中国在采取改革措施方面每较迟缓，但是她一旦决心改革，她总希望能够做得比较
彻底。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她从制造炮弹着手，进而从事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乃至介
绍西方思想。她扬弃了旧的信仰，另行建立新的，直至这些信仰成为她生活中不可分的
一部分为止。她是一位学者，一位道德哲学家，也是一位艺术家。她的文化是从她的生
活发展而来的。她不会轻易满足于西方的思想观念，除非她能把这些观念彻底同化而纳
之于她的生活之中。因此与日本比起来，中国的思想是现代化的，但是她的社会和工业
建设却仍旧落在日本之后。这是这位哲学家兼梦想家的天性使然。
    中国人胸襟宽大，生活民主，而且能自力创造，但是她缺乏组织、纪律和尚武精神。
她是学者之国，最受尊敬的是学问，最受珍视的是文化，但是保卫国土的武力则尚待建
立，中国的优点正是她的弱点所在。
    日本的情形也是优劣互见，日本人是位斗士，也是位很干练的行政人员。日本所吸
收的西方文明只是军事方面的上层结构，并未触及人民较深一层的生活和思想，它的上
层结构固然现代化了，它的精神和观念却仍然是中世纪的。对这种情形，读者自然不会
感到惊奇，因为封建制度废除的时间甚短，故封建精神在明治时代仍然存在，中国则在
西历纪元以前就已经废除了。
    日本对同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只有部分的成功。例如日本对忠和恕这两个重要
的道德观念只学到忠，却无法了解恕。这或许受政治与地理环境之影响而使然，然而日
本人之不能以恕道待人，却是事实。忠和恕是中国生活的两大指导原则，忠在封建国家
或黩武国家是必不可少的品德，恕则是学者的美德。日本一向坚执己见，不肯考虑别人
的观点。日本人胸襟狭窄，连他们自己都有此感觉，这种褊狭的心理使他们无法具备建
立洲际殖民帝国所必须的领导能力。他们有野心，有武力，但是缺乏政治家风度。所以
他们藉武力而建立的“东亚共荣圈”，只如空中楼阁，顷刻幻灭。忠和恕在中国却是携
手同行的。她不但忠贞，而且处处为人设想。中国并不觉得忠于她自己的思想观念就应
该排斥他人的观点。她常常设身处地考虑别人的观点，这就是所谓恕。日本人对恕的观
念很薄弱，所以不克了解中国。
    日本的行为很像一个身体健壮的顽童。他抓住了公羊的两只角不许它动，公羊急得
乱叫乱跳，用角来撞他，结果他不是被迫放手，就是被撞倒地上。他想不通这只公羊为
什么这样不听话。可怜的孩子！他应该想想如果有人抓住他的两只耳朵，他的反应又如
何？他应该设身处地想一想，这样他就会了解中国了。
    使日本人变为好战民族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他们的一种错误信念，他们认为日本是
个神圣的国家，系神所缔造，而且应该根据神的意志行事，并且征服世界。这种心理是
由军阀御用的历史学家歪曲史实所造成的，为西洋人或中国人所不易了解，但是日本人
却的确如此深信不疑。中国人也相信神佛，但是中国人把神佛当作道德的监护者，而不
是战争的呵护者。日本人却认为日本称霸是神的旨意。
    从悠远的年代以来，日本的统治阶级一直相信神佛在战时总是站在大日本这一边的。
当年元军没有征服日本，他们就认为那是神佛以无边的法力保护的结果，认为摧毁忽必
烈庞大舰队的台风就是神佛的意旨。我修改本稿时，已在战后十多年了，还在日本箱根
遇见一位老尼。她说人们应该信佛，日本打败元朝军队，就靠佛的法力的。日本人一直
相信历代天皇都是神的嫡亲后裔。直至战后，日本历史学家得到言论自由，才用科学方
法，把那些凝结在教科书里的神话，一口气吹散了。
    中国某大学的一位教授，原是东京帝大的毕业生，他曾做过一件发人深省的历史研
究工作，说明了这种宗教性的爱国狂热如何发展为日本帝国主义。这种宗教性的爱国狂
热表现于军人日常生活者更是屡见不鲜。中日战争期间，几乎所有日本士兵身上都带着
佛教或神道的护身符。我曾经见过许多由中国士兵从战场捡回来的这种护身符。中国士
兵因为见得多了，就把这些护身符看作敌人装备中必备的一部分，除了偶尔拿它们开开
玩笑之外，并不拿它们当回事。
    其次美国空军与日本入侵飞机发生空战之后，我曾经权充向导，领了一群美国官兵，
乘吉普车经过好几里崎岖的山路，去看一架被击落坠毁的日本轰炸机残骸。我们从飞行
员的尸体上和口袋里发现常见的佛教和神道的护身符，符上满是血迹，且已为枪弹所洞
穿。一位美军上尉从日本飞行员尸体上捡出一块布符，问我那是什么。我告诉他那是符。
    “那是做什么用的？”上尉问道。
    “求神佛保佑。”我回答说。
    “不过，佛好像并没有保佑他——”他翻过布符，想看看上面无法辨认的符号究竟
说些什么，说了一声“我真不懂”，接着随手把布符往上一丢，就立刻把它忘了。中国
人也像这位美国军官一样，对于这种刀枪不入的表征始终一笑置之。世界各地人士也是
如此。
    那次空战时，我曾经看到七架敌机冒着白烟回旋下坠。其他的搜索队也从敌机残骸
中捡回许多类似的符箓，以及弹药、地图和科学图表。这是中世纪迷信和现代科学的一
种奇怪的混合，但是日本人绝不以为那是迷信。一种存在于冥冥之中的神圣力量驱策着
他们为国家奋斗，神佛则随时随地在呵护他们，护符只是那种神圣力量的象征而已。
    有一对我很熟识的黄氏夫妇住在陷落后的香港，他们很了解日本人的心理，当一个
日本士兵进他们房子盘查时，他们就送了一尊佛像给他。这个日本兵由香港赴九龙时，
所乘小船不意覆没，船上乘客除他之外全体没顶。他后来回来向黄氏夫妇道谢，因为他
相信是那尊佛像救了他的命。但是按照中国人的想法，他之没有被淹死，不过是运气而
已。
    世界人士对于日本人在战时的宗教狂热所知不多，因为日本人自己在他们的宣传中
很少提到它。在中国，现代科学已经削弱了旧的信仰，而且成为使旧信仰解体的一个因
素；但是在日本，现代科学却反而成为神的一种有力武器，使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团结一
致。这种由强烈的宗教性的爱国心所形成的心理背景，终使日本军阀无理可喻，使日本
兵难于制服，使日本本身成为世界的一个威胁——这就是宗教狂热与现代科学结合的结
果。
    任何国家有这样一位疯狂的邻居都会头痛。在过去六十年的动乱的年月里，日本又
岂仅使我国头痛而已！
    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责备从明治以来至战事结束这一时代之日本历史学家，他们
仰军阀鼻息，无古太史之风，其中虽偶有若干史家，敢批军阀逆鳞，但在环境逼迫之下，
亦属孤掌难鸣，遂使日本历史为神权迷信和军权崇拜之护符。我在碰见那老尼的同一天，
在箱根的一家理发店理发。店主自称，其祖若父，曾在封建时代为将军武士们束发整容。
他幼时曾听人们说，天皇的祖宗是中国人，从中国来的，这些话现在大家敢说了，以前
没有人敢说，说了要杀头的。可见这些天皇非神说，早在武士阶级及民间流传。他还有
几句有趣的话，我们可以在此作一插曲。他好蓄古钱，在他的小小搜集里，倒点缀了宋
金明清四朝的铜钱，及相当时代的日本钱。
    他说日本钱是用日本铜在中国铸的。最有趣味的是，若把大正、昭和两代的硬币排
列成行，则可见自中日战争开始以后，硬币步步缩小，战事越久，钱缩得越小，在最后
一两年间，缩小到了几乎等于鹅眼。他很幽默地指着说，这是代表“东亚共荣圈”的。
从民间流传的关于天皇源流故事看来，可以推想到日本历史虽受军阀之制，而民间却仍
保存着乃祖若宗世代相传之口史，为军阀所不能毁灭者。
    战后因思想言论自由，近年来新出版的日本史是值得我们一读的。昔韩宣子适鲁，
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读日本最近出版之日本历史并各种学术的书籍，几
乎使我与宣子有同样的感叹！
    六七十年来，我国与日本所定的国策，同为富国强兵。日本所走的路线为资本主义
与军国主义，用资本主义所产生的财富来养兵，军阀与财阀联合操纵军政大权。他们的
权力超越一切党派与学派。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日本，一战而胜中国，再战而胜帝俄，
三战横冲直撞而轰炸到珍珠港。
    我国为何想富国而国不富，想强兵而兵不强呢？
    第一，内政问题。日本倒幕尊皇，政权统一已数十年。我国初则保皇革命，国是未
定。继则军阀割据，全国扰攘。等到国民革命军统一全国的时候，却逢日本侵略，哪里
还谈得到富国强兵呢？
    第二，经济思想问题。我国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经济思想，先天上已有不赞
成资本主义的色彩，数十年来一般士大夫复颇有仰慕王安石统制经济之倾向，故对西洋
资本主义，虽不一定反对，却不热心拥护。这个事实，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只以此而论，
就可知道建设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是怎样的不容易了。
    第三，门户开放问题。中国明清两代均采取锁国主义。日本在德川时代亦采取锁国
主义。19世纪之资本主义迫开了两国之门。在中国称之为通商，日本称之为开国。然日
本之开国发之于统一之政府，故全国一致而收实效。中国则此开彼闭，前迎后拒，步骤
至不一致。故开国之实效未显，而瓜分之祸兆已见。
    以上对于中国与日本的比较，对日本之批评，大部分是抗战期间我在重庆所想到而
记下来的。当全国被日军蹂躏、千千万万人民在日军铁蹄下牺牲生命财产的期间，我这
记录似乎相当客观和公平。这是出于儒家忠恕平衡的传统观念，而日本却缺少了一个恕
字。对日和约，我国主张维持日本皇室，放弃赔款要求，遣送全体俘虏返国，凡此种种，
虽出于政治远见，根本思想还是出于恕道。我国人知道“不念旧恶”为维持和平的要道，
所以这种和约，为全国人民所拥护。
    停战以后，我视察了好多日本俘虏营（湘西、汉口、南京等地），未曾看见当地民
众对日俘有嘲笑或侮辱的举动，这使我感觉到中国人民度量的宽宏。
    日本战败后十余年来，其国内思想颇有变动，有些地方和我们在战前所见和战时所
论的颇有不同，如民主主义之抬头、思想和言论之充分自由、神道迷信之渐趋薄弱、历
史之重史实而放弃传统的虚伪、工业化之加速与产品的进步、学术研究之加速发达，凡
此种种，影响日本本身之将来与东亚之局势者必甚大。
    欧洲之西德与远东之日本，已居冷战中重要地位。西德则站在西方民主阵线而为其
重要的一环，日本则表面似倾向西方，而其内心则犹站在三岔路口，游移未定。亲西方
乎？中立乎？抑或倾向共产主义集团乎？现在日本各种不同之政见，归纳起来，不外乎
此三点。这是日本的内心烦恼，亦是它本身的课题，而亦为西方民主集团的课题。①    　　①本章全文经宋越伦先生之口译，得嘉治隆一先生之指教，而关于日本历史方面指正
尤多，特此志谢，但其文责仍由作者负之。
敌机轰炸中谈中国文化
    东方与西方不同，因为两者的文化不同。但是你仍旧可以找出东西文化之间的相似
之点。无论两种文化如何相似，不可能完全相同，每一文化的特点也必有异于他种文化。
就西方而论，不同的文化特征使德国人异于英国人，同时也使法国人不同于荷兰人。但
是他们之间仍有共通的特征，这些特征使西方国家在文化上结为一体，泛称西方文化。
这些特征又使他们与东方各国显出不同。因此，文化上的异同，不应该由表面上的类似
之点来判断，而应该由各别的基本特征来论定。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从三方面来讨论中国文化的特征：
    （一）中国文化之吸收力；
    （二）道德与理智；
    （三）中国人的人情。
    （一）中国文化之吸收力
    大约五十年前，当我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外国人和前进的中国人都常常说，中国
很像一块绝少吸收能力、甚至毫无吸收能力的岩石，那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已经停滞不前，
而且成为化石，因此中国已经变得无可救药地保守。她一直我行我素，谁也不能使这位
“支那人”改变分毫。
    这种说法表面上似乎言之成理，但是结果却证明完全错误。从五口通商开始，至18
94年中日战争为止，中国似乎一直在抗拒西方影响。但是在以前的几百年内，她曾经吸
收了许多先后进入她生活之中的外来东西。
    在音乐方面，现在所谓的国乐，实际上多半是用起源于外国的乐器来弹奏的。胡琴、
笛和七弦琴，都是几百年前从土耳其斯坦传入的。我们现在仍旧保留着中国的古琴，但
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欣赏，至于能弹古琴的人就更少了。
    从外国介绍到中国的食品更不计其数：西瓜、黄瓜、葡萄和胡椒是好几百年前传入
中国的；甘薯、落花生、玉蜀黍则是最近几百年传入的；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洋山芋、
蕃茄、花菜、白菜和堇菜也传入了中国。切成小块，用酱油红烧的牛排，也已经变为一
道中国菜；锅巴虾仁加蕃茄汁更是一种新花样；中菜筵席有时也要加上冰淇淋、咖啡和
金山橙子。柑橘原是中国的土产，后来出洋赴美，在加利福尼亚经过园艺试验家褒朋克
改良后，带着新的头衔又回到了本乡，与中国留学生从美国大学带着硕士、博士的头衔
学成归国的情形差不多。中国柑橘还在很久很久以前传到德国，想不到柑橘到了德国却
变成苹果，因为德国人把中国柑橘叫做“中国苹果”。
    凡是值得吸收的精神食粮或知识养分，不论来自何方，中国总是随时准备欢迎的。
明朝时，耶稣会传教士把天文、数学和《圣经》传到中国。大学士徐光启，不但从他们
学习天算，而且还信仰了天主，把他在上海徐家汇的住所作为天主教的活动中心。我们
从耶稣会传教士那儿学到西方的天文学，有些人因此而成为天主教徒。五口通商以后，
徐家汇天文台一直是沿海航行的指针。
    明末清初有位学者黄梨洲，他非常佩服耶稣会传教士传入的天文学。他曾说过这样
一句话，中国有许多学问因自己没有好好地保存，所以有不少已经流到外国去了。有一
次他告诉一位朋友说：就天文学而论，我们与西方学者比起来，实在幼稚得很。可见中
国学者是如何虚怀若谷！
    事实上正因为有伟大的吸收能力，中国才能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历经沧桑而屹立
不坠。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能够不随时吸收外国因素而可维系不坠。我想这是不必由历
史学家来证明的。西方各国文化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和相互影响，彰彰在人耳目，毋庸争
辩。但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相互作用却比较不太明显。剑桥大学的尼邓教授曾经
告诉我，火药的膨胀性导致蒸汽机的发明，而儒家的性善学说则影响了法国大光明时代
学派的思想。许多东西曾经悄无声息地从东方流传到西方。至于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
我想还是让西洋人自己来告诉我们吧。
    但是我们除了音乐、食物之类以外，并没有经由西面和北面陆上边界吸收其他的东
西。这些区域里的民族，所能提供的精神食粮事实上很少，因此我们转而求诸印度。在
艺术方面，我国的绘画和建筑都有佛教的影响，佛教思想在中国哲学方面更占着重要的
地位，佛教经典甚至影响了中国文学的风格和辞藻。
    在耶稣会传教士到达中国之前好几百年，中国人已经吸收了佛教的道德观念，但是
对佛教的超世哲学却未加以理睬，佛教传入中国虽已有千百年的历史，而且千千万万的
佛教寺院也占据着城市和山区的最好位置，但是佛教的基本哲学和宗教在中国人的思想
里仍然是陌生的。学者们对佛教保持友善或容忍的态度，一般老百姓把它当做中国的诸
多宗教之一来崇拜，但是它始终还是外国的东西。在重实用的中国人看起来，佛教的超
知识主义并无可取。超知识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存在，是因为它含有道德教训，并且在
遇到苦难的时候，可以作为精神上的避风港。中国人只想把外国因素吸收进来充实自己
的思想体系，但是他们绝不肯放弃自己的思想体系而完全向外国投降。
    中国人凭藉容忍的美德，对于无法吸收的任何思想体系都有巧妙的应付办法，这就
是先吸收一部分，让余留的部分与本国产物和平共存。因此亿万人口中的一部分就接纳
了外国的思想文化，成为佛教徒、回教徒或基督教徒，大家和睦相处，互不干扰。
    中国历史上最有趣味的两件事，一件是关于道家思想的。
    我们把它劈成了两半，一半为老庄哲学，以此立身，为任自然而无为，以此治国为
无为而治。另一半成为道教，起于东汉张道陵之五斗米道。流入特殊社会而成帮会，两
千年来，揭竿而起，改朝换代，都是与帮会有关系的。流入通俗社会则成道教。既拜神
也拜佛，台湾之“拜拜”即此。通俗所迷信之阎罗王，本为印度婆罗门教冥府之司狱吏，
由佛教于无意中传来中国而入了道教。至轮回之说，入了道教而亦忘其来源矣。
    另一件是把佛教也劈为两半。宗教部分入了道教，哲学部分则合道家而入了儒家。
老子之无为主义，凑合了佛家之无为主义，使佛学在中国思想系统里生了根。故宋儒常
把老佛并称。
    自宋以来之儒家，可以说没有不涉猎道家哲学与佛学的。
    儒家之洒脱思想，实因受其影响而来。
    中国之学人，以儒立身，以道处事，近年以来加上了一项以科学处事。美国本年6月
份《幸福》杂志，以幽默的口气，谓台湾有人对美国人说，台湾的建设靠三子。一孔子，
二老子，三鬼子。问什么叫鬼子，则笑谓“洋鬼子”。
    现在让我们再回头看一看过去五十年间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情形。在衣着方面，过
去三十年间西化的趋势最为显著。
    呢帽和草帽已经取代旧式的帽子和头巾，昔日电影中所看到的辫子已失了踪迹，女
人都已烫了头发。短裙、丝袜和尼龙袜已使中国妇女有机会显示她们的玉腿。女人的足
更已经历一次重大的革命，西式鞋子使她们放弃了传统的缠足恶习，结果使她们的健康
大为改善。健康的母亲生育健康的子女，天足运动对于一代的影响至为明显，现代的儿
童不但比从前的儿童健康，而且远较活泼，不但行动比较迅速，心智也远较敏锐。
    在社交方面，男女可以自由交际，与过去授受不亲的习俗适成强烈的对照。民法中
规定：婚姻不必再由父母安排；青年男女成年以后，有权自行选择对象。男女同校已经
成为通例，男女分校倒反成了例外。
    在住的方面，一向左右屋基选择的风水迷信已经渐为现代的建筑理论所替代。在若
干实例中，古代的艺术风格固然因其华丽或雄伟而保留了下来，但是大家首先考虑的还
是阳光、空气、便利、舒适、卫生等要件。现代房屋已经装置抽水马桶、洋瓷浴盆和暖
气设备。硬背椅子和硬板床已经渐为沙发及弹簧床垫所取代。
    中国菜肴花样繁多，因为我们随时愿意吸收外国成分。西菜比较简单，我想主要是
因为不大愿意采用外国材料的缘故。
    不错，茶是好几世纪以前从中国传入欧洲的，香料也是由东方传去。哥伦布就是为
了寻找到印度的通商捷径而无意中发现新大陆的。有人告诉我，渥斯特郡辣酱油也是从
中国酱油发展而来的。但是除此以外，西菜始终很少受东方的影响。美国的杂碎店固然
数以万计，而且美国人也很喜欢杂碎，但是除此以外，他们就很少知道别的中国菜了。
    中国却一直不断地在吸收外国东西，有时候经过审慎选择，有时候则不分皂白，乱
学一气——不但食物方面如此，就是衣着、建筑、思想、风俗习惯等等也是如此。吸收
的过程多半是不自觉的，很像一棵树通过树根从土壤吸收养分。吸收养分是成长中树木
的本能，否则它就不会再长大。
    中国由新疆输入外国文化并加吸收的过程很缓慢，千余年来只点点滴滴地传入了少
许外国东西，因此是逐步接受这些东西的，有时间慢馒加以消化。大体上这是一种不自
觉的过程，因此并未改变中国文化的主流，很像磁石吸引铁屑，铁屑聚集在磁石上，但
是磁石的位置并未改变。
    由华东沿海输入的西方文化，却是如潮涌至，奔腾澎湃，声势慑人，而且是在短短
五十年之内涌到的。西方文化在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正是盛极一时，要想吸收这种
文化，真像一顿要吃下好几天的食物。如果说中国还不至于胀得胃痛难熬，至少已有点
感觉不舒服。因此中国一度非常讨厌西方文化，她惧怕它，诅咒它，甚至踢翻饭桌，懊
丧万分地离席而去，结果发现饭菜仍从四面八方向她塞过来。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反感，
正像一个人吃得过饱而闹胃痛以后对食物的反感。1898年的康梁维新运动，只是吃得过
量的毛病；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则是一次严重而复杂的消化不良症，结果中国硬被拖
上手术台，由西医来开刀，这些西医就是八国联军。
    这次医药费相当可观，共计四亿五千万两银子，而且她几乎在这次手术中丧命。
    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事实上也不过是说：健全的胃比它所接受
的食物对健康更重要。因此中国很想稳步前进，不敢放步飞奔。但是西方文化的潮流却
不肯等她。西潮冲激着她的东海岸，泛滥了富庶的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并且很快弥漫
到黄河流域。虽然她最近闹了一场严重的胃病，她也不得不再吃一点比较重要的食物。
    到了1902年，胃口最佳的学生已为时代精神所沾染，革命成为新生的一代的口头禅。
他们革命的对象包括教育上的、政治上的、道德上的，以及知识上的各种传统观念和制
度，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在这班青年人看起来不过是旧日文化的骸骨，毫无值得迷恋
之处。他们如饥如渴地追求西方观念，想藉此抵消传统的各种影响。
    五口通商后不久，中国即已建立兵工厂、码头、机器厂和外语学校，翻译了基本科
学的书籍，而且派学生留学美国。
    因为她在抵抗西方列强的保卫战中屡遭败北，于是决定先行建立一支海军。一支小
型的海军倒是真的建立起来了，结果却在1894年被日本所毁灭。日本是无法容忍中国有
海军的。
    海军既然建不成，中国就进一步进行政治、陆军和教育上的改革。北京的清政府开
始准备采取西方的立宪政制，它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组织了现代化的军队和警察，并
且派遣了大批学生出洋留学。这可算是中国文化有史以来首次自觉地大规模吸收外国文
明，其结果对往后国民生活发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教育上的改革，因为这些改革的计划最完善，眼光最远大，而且是针对
新兴一代而发的，传统观念对这班年轻人的影响最小。后来这些年龄相若的学生逐渐成
长而在政府中掌握大权，他们又采取了更多的西洋方法，使较年轻的一代有更佳的机会
吸收新的观念思想。这年轻的一代接着握权以后，他们又进一步从事西化工作，更多的
新措施也随之介绍到政府、军队和学校等部门。因此新兴的每一代都比前一代更现代化。
    1919年北京的学生运动，北大教授所强调的科学和现代民主观念，以及胡适教授所
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自觉地致力吸收西方思想的开端，这种努力在过去只限于工业和
政治方面。这次自觉的努力比较更接近中国文化的中心，同时中国文化史也随之转入新
页。因为中国正想藉此追上世界潮流。
    中国文化把罗盘指向西方以后，逐渐调整航线，以期适应西方文化的主流。在今后
五十年内，它在保持本身特点的同时，亦必将驶进世界未来文化共同的航道而前进。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从西化运动中获得很多好处。妇女与男子享受同等的社会地
位，享受结婚和再嫁的自由，并且解放缠足，这就是受到西方尊重妇女的影响而来的。
西方医药也阻遏了猖獗的时疫，麻醉药的应用已使千万病人在施行手术时免除痛苦。机
器和发明已经改进了生产技术，对于人民的生活提供了重大的贡献。现代作战武器增加
了杀伤的能力，因而也导致了更大的生命损失。现代科学已经拓宽了知识范围，中国的
史学、哲学和文学的研究工作已采用了科学方法。大家一向信守不疑的迷信，也因科学
真理的启示而渐渐失势。我们吸收西方思想的能力越来越强，我国的文化亦将越见丰富。
中国的现代化工作越广泛彻底，则与中国国民生活结着不解缘的贫穷和疾病两大祸患亦
将随之逐渐消灭。在这一方面，我认为现代化运动和西化运动，即使并非完全相同，也
是不可分的，因为现代化运动肇始于西方，而且已经毫无间断地向前迈进。中国无法取
此而舍彼。
    西方被迫现代化，多少有点像中国之被迫西化。现代发明浪潮所经之处，随即改变
了生产的方式，招致分配和控制的问题，并进而引起其他新的问题。人类必须适应日新
月异·231·蒋梦麟社会文谈的环境，进步就是由环境的不断改变和人类的不断适应新的
环境产生的。你不妨看一看法国革命以后的欧洲情形，你或许会发现自从罗马帝国以来，
欧洲大陆在表面上几无多大改变。但是你如果再仔细看看工业革命以后五十年来的欧洲
情形，你一定会发现许多显著的变化。再隔五十年之后，你又会发现整个欧洲大陆和美
洲都已遍布了铁路网，一列列的火车则像千万条蜈蚣爬行在铁路上。烟囱高耸入云的工
厂像蜂房一样集中在工业大城市里，装载工业成品的轮船在港口穿梭进出，准备把工厂
产品运送到世界的每一角落。
    半世纪以前，这些轮船曾经把自来火、时辰钟、洋油灯、玩具以及其他实用和巧妙
的外国货带到中国。我童年时在安宁的乡村里就曾经玩过这些洋货。我们天真而不自觉
地吸收这些新鲜的玩艺儿，实际上正是一次大转变的开端，这次转变结果使中国步上现
代化之途，同时也经历了相伴而生的苦难、扰攘、危险以及旧中国恬静生活的迅速消逝。
    中国在此以前所吸收的外国东西，不论是自觉的或是不自觉的，都曾使人民生活更
见充实丰富，而且并未导致任何纷扰。但是自从西方工业制品和思想制度传入以后，麻
烦就来了。正像现代的磺胺药品，它们固然可以治病，但是有时候也会引起严重的副作
用，甚至致人于死。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吸收西方文化而避免严重的副作用。此
项工作有赖于实验与科学研究，因为实验和科学研究是推动心理、社会、工业各项建设
的基本工具。不过这些工具仍然是西方的产物。
  
        （二）道德与理智
    我在加州大学伦理学班上初次读到希腊哲学家的著作时，我开始觉得中国古代思想
家始终囿于道德范围之内，希腊哲学家则有敏锐深刻的理智。后来我读了更多有关希腊
生活和文化的书籍以后，更使我深信古代中国思想和古希腊思想之间的确存在着这种鲜
明的对照，同时我相信就是东西文化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也许过于武断，但
是据我后来的经验来说，我并未发现有予以修正的必要，而且我至今仍如此深信不疑。
    我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曾不断努力使国人了解发展理智的重要，无论是上课或写
作，我总是经常提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名字，以致若干上海小报讥讽我
是“满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人”。我发现并没有多少人听我这一套，结果只好自认
失败而放弃了这项工作，同时改变策略而鼓吹自然科学的研究。事实上这是一种先后倒
置的办法，我不再坚持让大家先去看看源头，反而引大家先去看看水流。他们看到水流
以后，自然而然会探本穷源。
    有人曾经请教一位著名的中国科学家，为什么中国未曾发展自然科学。他提出四个
理由：第一，中国学者相信阴阳是宇宙中相辅相成的两大原则；第二，他们相信金、木、
水、火、土五行是构成宇宙的五大要素，并把这种对物质世界的分析应用到人类生活以
及医药方面；第三，中国人的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这是精确计算的大敌；第四，中国
学者不肯用手，鄙夷体力劳动。
    这些很可能都是自然科学发展的障碍，但是即使没有这些障碍，我也不相信自然科
学就能发展起来，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是实用。我在美国时常常发现，如果有人拿东西给美国人看，
他们多半会说：“这很有趣呀！”碰到同样情形时，中国人的反应却多半是：“这有什
么用处？”这真是中国俗语所谓的“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心理状态的不同，所表现
的兴趣也就不同了。我们中国对一种东西的用途，比对这种东西的本身更感兴趣。
    中国思想对一切事物的观察都以这些事物对人的关系为基础，看它们有无道德上的
应用价值，有无艺术价值，是否富于诗意，是否切合实用。古希腊的科学思想源于埃及
与巴比伦。巴比伦的天文学和埃及的几何学与中国的天文学、数学一样，都以实际应用
为目的。但是希腊学者具有重理知的特性，他们概括并简化各种科学原则，希望由此求
出这些科学的通理。这种追求通理的过程为天然律的发现铺平了道路。
    对希腊人而言，一共有两个世界：即官觉世界与理性世界。官觉有时会弄玄虚，所
以哲学家不能信赖他官觉的印象，而必须发展他的理性。柏拉图坚主研究几何学，并不
是为了几何学的实际用途，而是想发展思想的抽象力，并训练心智以使能正确而活泼地
思考。柏拉图把思想的抽象力和正确的思考能力应用在伦理与政治上，结果奠定了西方
社会哲学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把它们应用在研究具体事物的真实性上，结果奠定了物质
科学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相信由官觉所得知识的真实性。他并有惊人的分析的理智力，他的这种
理智力几乎在任何学问上都留有痕迹。他认为正确的知识不但需要正确地运用理性，同
时也牵涉到官觉的正确运用；科学的进步则同时仰赖推理能力和观察能力的发展。亚里
士多德从应用数学演绎出若干通则，研究与探讨这些原则是一种心智的锻炼，他便由此
训练出一种有力而深刻的理智力。凭着这种训练有素的理智力以及官觉的正确运用，他
创造了一套成为现代科学基础的知识系统，使西方思想系统化的逻辑和知识理论也同是
这种理智锻炼的产物。
    中国思想集中于伦理关系的发展上。我们之对天然律发生兴趣，只是因为它们有时
可以作为行为的准则。四书之一的《大学》曾经提出一套知识系统，告诉我们应该先从
格物着手，然后才能致知。知识是心智发展的动力。
    到此为止，我们所谈的还是属于知识方面的。讨论再进一步以后，道德的意味就加
强了。心智发展是修身的一部分，修身则是齐家的基础。齐家而后方能治国，国治而后
方能平天下。从格物致知到平天下恰恰形成一个完整的、非常实际的、道德上的理想体
系。在中国人看起来，世界和平绝非梦想，而是实际的道德体系。因为国家的安定必然
是与国际和平密切关联的。离开此目标的任何知识都是次要的或无关痛痒的。
    在这种学问态度之下，查问地球究竟绕日而行，抑或太阳绕地球而运行，原是无关
痛痒的事。
    再说，我们何苦为沸水的膨胀力而伤脑筋？瓦特实在太傻了！我们中国人倒是对沸
水的嘶嘶声更感兴趣，因为这种声音可以使我们联想到煮茗待客的情调。那该多么富于
诗意。
    苹果落地是自然的道理。中国人可以在这件事情中找出道德意义。他们会说，一样
东西成熟了自然就掉下来。因此，你如果好好地做一件事情，自然就会得到应有的结果，
为此多伤脑筋毫无好处。如果你家花园里的苹果不是往地下落，而是往天上飞，那倒可
能使中国人惴惴不安，认为老百姓即将遭逢劫难。彗星出现，或者其他习见情形失常，
中国人就是如此解释的。只有牛顿这种人才会从苹果落地想到地心吸力上面去。
    我一度鼓吹发展理智，结果徒劳无功，原因不言而喻。这些古希腊人物和他们的学
说对中国有什么用？在我们中国人的眼光里，自然科学的价值只是因为它们能够产生实
际的用途。希腊哲学家离现代自然科学太远了，他们还有些什么实际用途呢？我们中国
人对科学的用途是欣赏的，但是对为科学而科学的观念却不愿领教。中国学者的座右铭
就是“学以致用”。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中国未能发展纯粹科学是毫不足奇的，因为纯粹科学是知识
兴趣的表现，而非实际应用的产物。我们曾经建造长城和运河，也曾建设伟大的水利工
程，我国建筑式样的宏丽，我们的宫殿和庙宇，都曾获得举世人士的激赏。这些工程足
与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成就相提并论，但是它们并不是从纯粹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因此它们无论如何伟大，也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直到现代工程技术输入以后，才见
转机。如果没有纯粹科学，现代工程科学根本无法达到目前的巅峰状态。中国人所发明
的指南针和火药曾使全世界普受其利，但是发现火药爆炸的膨胀原理，把这原理应用于
沸水，并进而发明蒸汽机的，结果还是西洋人。
    在中国，发明通常止于直接的实际用途。我们不像希腊人那样肯在原理原则上探讨，
也不像现代欧洲人那样设法从个别的发现中归纳出普遍的定律。现代欧洲人的这种习性
是从古希腊继承来的，不过较诸希腊时代更进步而已。中国人一旦达到一件新发明的实
用目的，就会马上止步不前，因此中国科学的发展是孤立无援的，也没有科学思想作为
导向的明灯。科学发展在中国停滞不进，就是因为我们太重实际。
    我并不是说中国人不根据逻辑思考，而是说我们国人的思想没有受到精密的系统的
训练。这缺点已经反映在中国哲学、政治组织、社会组织以及日常生活之中。世界其余
各地的人民普遍享受现代科学的光明和工业社会的福利以后，这种缺点在中国已经更见
显著。
    除了重实际之外，我们中国人还充满着强烈的道德观念。
    也可以说正因为我们注意道德，我们才重实际。因为道德系指行为而言，行为则必
然要凭实际结果来判断。希腊人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方面曾有离奇的幻想和推测，但是
我们对行为却不可能有同样的幻想和推测。
    有时候我们也可能闯出重实际、重道德的思想常规，但是我们一旦发觉离开伦理范
围太远时，我们马上就会收回心灵的触角。宋代的朱子就曾有一次超越过道德的范围。
他从山顶上发现的贝壳而推断到山脉的成因。他认为山势的起伏显示千万年以前的山脉
一定是一种流体，山顶上的贝壳正可以证明，目前的山峰一度曾是深渊之底。至于这种
流体何时凝结为山脉，以及海底如何突出水面而成高峰等等问题，他却无法解答了。他
的推断也就到此为止，深恐冒险前进要栽筋斗。在朱子之前以及朱子之后都曾有过同样
的观察自然的例子，但是中国思想家在理论方面的探讨一向是谨慎的，唯恐远离伦理关
系的范围。
    中国人当然不是缺乏理知的民族，但是他们的理知活动却局限于道德与实用的范围。
他们像蚕一样作茧自缚，自立知识活动的界限。他们深爱自己的道德之茧，而且安居不
出。
    中国人的生活就是一种乐天知命的生活。中国哲学的目标是安定。求进步？算了吧
——进步势将招致对现状的不满，不满现状则会破坏安定。中国人很满意现实世界，从
来不想对大自然作深入的探讨。中国未曾发展自然科学，只是因为她根本无意于此。
    希腊人却大不相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可以上天入地，无远弗届。整个宇宙都是希
腊理知活动的范围。希腊人觉得运用理智，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他们不管它是否切合实
际，也不管它与道德伦理有没有关系。据说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一位学生曾经这样
问过老师：“我学这些东西能得到些什么呢？”欧几里德吩咐他的仆人说：“既然他一
定要从所学的里面得到些东西，你就给他六个铜板让他走吧。”希腊人甚至对道德也发
展了一套伦理学，以理知的研究来检讨道德的正确性。苏格拉底就是因此而招致了麻烦，
被控以危险的研究毒害青年的心灵。
    自然科学之能发展到目前的阶段，首先得归功于希腊人对大自然的观念以及对有系
统的智力训练的爱好，中间经过文艺复兴、宗教革命、法国革命，后来又受到工业革命
的大刺激。工业革命使工具和技术逐渐改进。西欧在自然科学的后期发展中，从未忽视
科学的实际用途。不断的发明和发现更进一步刺激科学研究。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齐头
并进，并相辅相成。
    五口通商以后，现代科学开始涓涓滴滴地流传到中国时，引起中国学者注意的还是
科学的实用价值。他们建立了兵工厂和轮船码头。他们附带翻译了基本科学的书籍，但
对于究竟是太阳绕地球运行或者是地球绕太阳运行的问题，他们仍未感觉兴趣。在他们
看起来，那是无足轻重的，因为无论谁绕谁转，对人都没有实际的影响。三百多年前耶
稣会传教士把天文学、数学传到中国时，学者们马上发生兴趣，因为这些科学可以纠正
当时中国日历上的许多错误。不但计算日子、月份、年份缺不得日历，就是播种、收获，
日历也是不可或缺的。
    20世纪初叶，进化论传入中国，我国学者马上发现它的实用的道德价值。应用“物
竞天择，适者生存”这项天然律，他们得到一项结论，知道世界各国正在互相竞争以求
生存，而且经过天择之后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中国会不会是适者？她会不会生存呢？她
必须竞争，为生存而竞争！进化论如需证据，只要看街头大狗和小狗打架，小狗会被大
狗咬死，小虫碰到大虫，小虫会被大虫吃掉的事实。俗语说：“大虫吃小虫，小虫吃眯
眯虫。”这已经足够证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正确性了，又何必向达尔文讨证据
呢？他们就这样轻易地为达尔文的科学研究披上了一件道德的外衣。下面就是他们道德
化的结果，他们说：“弱肉强食。”中国既然是弱国，那就得当心被虎视眈眈的列强吃
掉才行。
    进化论的另一面则被应用于历史上，照中国过去学者的历史观，世运是循环的。受
了达尔文学说影响以后，他们相信世运是依直线进行的，不进则退，或者停住不动。这
种历史观的转变，对中国学者对进步这一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阴阳和五行等观念显然是从直接观察大自然得来。拿这些观念来理性化宇宙的变幻
和人类的行为已经绰有余裕。我们不必作精密的计算，更不必动手。我猜想，中国学者
如果有兴趣从事体力劳动，他们宁愿去制作实用的东西，或者美丽的艺术品，而不愿在
科学实验室里从事试验。大家仍旧只根据自己的兴趣去思想，去行动。磁针永远是指向
磁极的。
    这样的心理状态自然不是纯粹科学的园地。不过中国已在慢慢地、不断地改变她的
态度，她已经从应用科学进而研究纯粹科学，从纯粹科学进而接触到新的思想方法，最
后终于切实修正了她的心理状态。我们已经在道德宇宙的墙上开了一扇窗子，凭窗可以
眺望长满科学与发明果实的理智的宇宙。
    这种心理状态的改变已经使大自然有了新的价值，从此以后，大自然不再仅仅是道
德家或诗人心目中的大自然，而且是纯粹科学家心目中的大自然。对现代中国人而言，
宇宙不仅是我国先贤圣哲心目中的道德宇宙，而且是古希腊人心目中的理智宇宙。
    道德家观察大自然的目的在于发现有利伦理道德的自然法则。科学家观察大自然则
是为了发现自然法则，满足知识上的兴趣，也就是为知识而求知识。中国所吸收的现代
科学已经穿越她那道德宇宙的藩篱，近代中国学人正深入各处探求真理。他们的思想越
来越大胆，像一只小舟在浩瀚的海洋上扬帆前进搜寻秘密的宝藏。这种知识上的解放已
经使年轻的一代对某些传统观念采取了批评的态度，对道德、政治和社会习俗予以严厉
的检讨，其影响至为深远。年纪较大的一代忧虑宁静的道德乐园将被毁灭，惋叹太平盛
世渐成过去，年轻的一代则为建筑新的知识之宫而竟日忙碌。
    我想这就是西方对中国的最大贡献。
    在相反的一方面，把中国的学问加以整理研究，也可能对现代科学世界提供重大的
贡献，希腊人研究巴比伦和埃及科学的结果就是如此。近年来对中国建筑、医学和实用
植物学的初步科学研究已经有了可喜的成绩。
    世界各国的文化奠基于不同的宇宙观。中国人所想的是一个道德的宇宙，并以此为
基础而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希腊人所想的是一个理智的宇宙，也以此为基础而发展了他
们的文化。今日欧洲人的道德观念导源于基督教教义——一个上帝所启示的道德的宇宙，
但中国人的道德宇宙是自然法则所启示的。基督徒努力想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天国，中国
人却只想建立一个和平安定的王国。
    中国道德观念本诸自然，基督的道德观念则本诸神权；在中国人看起来，神只是大
自然的一部分，在基督徒看起来，大自然却是上帝所创造的。由此可见，基督教教义与
科学之间的矛盾必然是很严重的，西方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如此；科学与中国的道德观念
之间的矛盾却比较缓和，因为二者的出发点都是大自然，所不同的只是发展的方向。
    有人说过，基督教思想是天国的或神国的，中国思想是为人世的，希腊思想是不为
人世的，换言之，即越出人世以外的。引导人类发现自然法则的就是这种超越人世的思
想。自然法则是现代科学的基础，有了现代科学，然后才有现代发明。这种不为人世的
思想在科学上应用的结果，如果说未为世界带来和平与安定，至少也已为世界带来繁荣。
    据我个人的看法，欧洲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基督教的道德宇宙与希腊的理智宇宙之
间的一部斗争史。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和法国革命，都不过是长久淹没在道德宇宙下的
理智宇宙的重现而已，这些运动事实上只是同一潮流中的不同阶段。最后工业革命爆发，
理智宇宙经过几百年的不断发展，终于涌出水面，奔腾澎湃，横扫全球。工业革命狂潮
的前锋，在我童年时代前后已经突然冲到中国；它冲破了我们的道德宇宙，破坏了我们
的安定生活。《西潮》所讲的正是这些故事。
    道德宇宙不可能产生理智宇宙的果实，理智宇宙也不可能产生道德宇宙的果实。科
学之果只能在理智之园成长，在基督教教义或中国的道德观念之下，不可能产生任何科
学。
    不错，我们发现古时的墨子也有过科学思想，但是那只是他哲学体系中无关紧要的
一部分，这些科学思想只是行星的卫星，墨子的哲学体系基本上仍旧是属于道德方面的。
    科学的发展有赖于人们全力以赴，需要对超越人世以外的真理持有梦寐以求的热忱，
并且有赖于不屈不挠、无休无止的思维和不偏不倚的精神去探索真理，无论身心，均须
不辞劳瘁，越挫越奋。换一句话说，科学是人的整个灵魂从事知识活动的结果。仅凭玩
票的态度，或者偶尔探讨大自然的奥秘，或者意态阑珊，不求甚解，绝不可能使人类荣
获科学的桂冠。
    在现代科学影响之下，中国正在建立起一个新的道德体系，扬弃了迷信和那些对大
自然似是而非的推断，经过理智探究的考验，并受到社会科学结论的支持，这些结论是
根据对社会的实地调查而获得的。
    在另一方面，我们绝不可忘记中国旧的道德体系，这个旧体系是经过千百年长期的
经验和历代的不断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建立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或工具包括四书五经、
一般文学、雕刻、音乐、家庭、戏剧、神佛、庙宇甚至玩具，这个道德体系曾使中国人
诚实可靠，使中国社会安定平静，并使中国文化历久不衰。道德观念如忠、孝、仁、义、
诚、信、中庸、谦冲、诚实等等，都曾对中国人的心情个性有过重大贡献。现代科学所
导致的知识上的忠实态度，自将使几千年来道德教训所产生的这些美德，更为发扬光大。
    一片新的知识园地将与新的道德观念同时建立起来，以供新中国富于创造能力天才
的发展。我们将在儒家知识系统的本干上移接西方的科学知识。儒家的知识系统从探究
事物或大自然出发，而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归趋；西方的科学知识系统也同样从探究事物
或大自然出发，但以事物本身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归趋，发展的方向稍有不同。
    道德宇宙与理智宇宙将和在西方一样在中国平行并存，一个保持安定，一个促成进
步。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觅得中庸之道。
    （三）中国人的人情
    我们说，学以致用，那么所谓“用”又是什么呢？这里有两大原则：第一是有益于
世道人心，第二是有益于国计民生。这是为世俗所熟知的，亦即《左传》里所说的“正
德利用厚主”。这两大原则是先贤圣哲几千年来训诲的总结，他们所说所论，最后总是
归结到这两点。学者们从先贤学到这些原则，然后又把所学传播给老百姓。老百姓在这
种影响之下已逐渐而不自觉地形成一种重常识与重人情的心理。他们根据上述两大原则，
随时要问这样东西有什么用，那样东西又有什么用。
    轮船、火车传到中国时，大家都很愿意搭乘，因为它们走得比较快。他们采用洋油
灯，因为洋油灯比较亮。电话、电报使消息传递更为便利，而且不像邮寄或者专差送递
那样迟缓。有了钟表以后，可以不必看太阳就知道正确的时刻。大家购买西方货品，因
为它们能够满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需要。
    传教士到了中国以后，到处设立学校和医院。中国人异口同声地说：这些人真了不
起啊，他们为患病者诊疗，又使贫穷的子弟受教育。当中国人上礼拜堂听福音时，许多
人的眼睛却瞅在医院和学校上面；他们的手里虽然拿着《圣经》，眼睛却偷偷地瞅着牧
师从西方故乡带来的实用货品。我父亲与当地的一位牧师交了朋友，因为这位牧师替我
们修好了抽水机，并且还送给我们咳嗽药和金鸡纳霜。他非常诚实，而且对邻居很客气。
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人不但实际，而且最重道德。那么，他们所宣扬的宗教怎
么样？哦，那是一个好宗教，它是劝人为善的。那么，他们的上帝呢？哦，当然，当然。
你说他们的上帝吗？他是个好上帝呀。我们要把它与其他好神佛一齐供奉在庙宇里。我
们应崇拜它，在它的面前点起香烛。但是它不肯与你们的偶像并供在庙宇里又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就给它也塑个偶像吧！不行，那怎么可以？它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
帝就在你身上，而不是在偶像上。哦，是的，是的。不过它不在我身上时，也许喜欢托
身在偶像上呢。不，它住在天堂。是，是，我知道，其他神佛不也都是住在天上吗？不
过，他也许愿意到下界来玩玩，拿庙宇作旅馆暂住。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庙宇里祭拜它
了。不行，它是独一无二的神——你崇拜它，就不能崇拜其他的神佛。
    这可使中国人颇费踌躇了。最后他们说，好吧，你们崇拜你们的上帝，我们还是崇
拜我们的神佛算了。“信者有，不信者无。”中国对宗教的包容并蓄，其故在此。
    西方人所了解的现代法律观念在中国尚未充分发展。中国人以为最好是不打官司。
不必诉诸法律就能解决纠纷不是很好吗？还是妥协算了！让我们喝杯茶、请朋友评个理，
事情不就完了？这样可以不必费那么多钱，不必那么麻烦，而且也公平得多。打官司有
什么用？你常常可以在县城附近的大路旁边看到一些石碑，上面刻着“莫打官司”四个
大字。
    这或许就是中国人不重法律的原因。但是现代工商业发达以后，社会也跟着变得复
杂了，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法律也成为必须的东西，法律成为必须时，通达人情的中
国人自将设法发展法律观念。但是，如果能凭饮杯茶、评个理就解决事端，法院的负担
不是减轻了吗？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批评家说这是消极的，“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才算积
极。不错，这说法很正确。但是中国人基于实际的考虑，还是宁愿采取消极的作风。你
也许喜欢大蒜，于是你就想强迫别人也吃大蒜。那是积极的做法。我也许觉得大蒜味道
好，别人却未必有同样的感觉，他们也许像太太小姐怕老鼠一样怕大蒜。如果你不爱好
臭味冲天的大蒜，难道你会高兴别人硬塞给你吃吗？不，当然不。那么，你又何必硬塞
给别人呢？这是消极的，可是很聪明。因为坚持积极的办法很可能惹出麻烦，消极的作
风则可避免麻烦。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自然，更高的理想应该是爱敌如己。但是历史上究竟有多少
人能爱敌如己呢？这似乎要把你的马车赶上天边的一颗星星，事实上，那是达不到的。
以直报怨则是比较实际的想法。所以中国人宁舍理想而求实际。
    音乐有没有用处？当然很有用。它可以陶冶性情，可以移风易俗。
    艺术有没有用处？当然很有用。艺术可以培养人民的高尚情操，有益于世道人心。
花卉草木、宫殿庙宇、山水名画、诗词歌赋、陶瓷钟鼎、雕塑篆刻等等，都足以启发人
的高尚情操。
    一个人为什么必须诚实呢？因为你如果不诚实、不可靠，人们就不会相信你，你在
事业上和社交上也会因此失败，不诚实是不合算的。诚实不但是美德，它的实际效果对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大的价值。
    中国人爱好幽默。为什么？因为幽默的话不会得罪人，而且你可从幽默中觅得无限
的乐趣。你如果常常提些无伤大雅而有趣的建议，你一定可以与大家处得更好。幽默使
朋友聚晤更觉融洽，使人生更富乐趣。
    有恒为成功之本。只要有恒心，铁杵磨成针。
    有一个夏天的下午，杜威教授、胡适之先生和我三个人在北平西山看到一只屎克螂
正在推着一个小小的泥团上山坡。它先用前腿来推，然后又用后腿，接着又改用边腿。
泥团一点一点往上滚，后来不知怎么一来，泥团忽然滚回原地，屎克螂则紧攀在泥团上
翻滚下坡。它又从头做起，重新推着泥团上坡，但是结果仍旧遭遇同样的挫败。它一次
接一次地尝试，但是一次接一次地失败。适之先生和我都说，它的恒心毅力实在可佩。
杜威教授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却实在可怜。这真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同一东西却有不同的两面。这位杰出的哲学家是道地的西方子弟，他的两位学生却是道
地的东方子弟。西方惋叹屎克螂之缺乏智慧，东方则赞赏它之富于毅力。
    中国人多半乐天知命。中国人如果有粗茶淡饭足以果腹，有简陋的房屋足以安身，
有足够的衣服可以御寒，他就心满意足了。这种安于俭朴生活的态度使中国亿万人民满
足而快乐，但是阻滞了中国的进步。除非中国能够工业化，她无法使人民达到高度的物
质繁荣。或许在今后的一段长时间内，她的亿万人民仍须安贫乐道。
    中国人深爱大自然，这不是指探求自然法则方面的努力，而是指培养自然爱好者的
诗意、美感或道德意识。月下徘徊，松下闲坐，静听溪水细语低吟，可以使人心神舒坦。
观春花之怒放感觉宇宙充满了蓬勃的精神，见落叶之飘零则感觉衰景的凄凉。
    中国人从大自然领悟到人性的崇高。北京有一个天坛，是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这
个天坛就是昔日皇帝祭天之所。一个秋天的夜晚，万里无云，皓月当空，银色的月光倾
泻在大理石的台阶上，同时也弥漫了我四周的广大空间。我站在天坛的中央，忽然之间
我觉得自己与天地融而为一。
    这次突然升华的经验使我了解中国人为什么把天、地、人视为不可分的一体。他们
因相信天、地、人三位一体，使日常生活中不足道的人升入庄严崇高的精神境界。茫无
边际的空间、灿烂的太阳、澄明的月亮、浩繁的星辰、葱翠的树木、时序的代谢、滋润
五谷的甘霖时雨、灌溉田地的江河溪涧、奔腾澎湃的海浪江潮、高接云霄的重峦叠嶂，
这一切的一切，都培养了人的崇高精神。人生于自然，亦养于自然；他从大自然学到好
好做人的道理。大自然与人是二而为一的。
    大自然这样善良、仁慈、诚挚而且慷慨，人既然是大自然不可分的一部分，人的本
性必然也是善良、仁慈、诚挚而且慷慨的。中国人的性善的信念就是由此而来，邪恶只
是善良的本性堕落的结果。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和政治家始终信赖人的善良本性，就是这
个缘故。伟大政治家如孙中山先生，伟大教育家如蔡孑民先生，把任何人都看成好人，
不管他是张三、李四，除非张三或李四确实证明是邪恶的。他们随时准备饶恕别人的过
错，忘记别人的罪愆。他们的伟大和开明就在这里。所以我国俗语有“宰相腹内可撑船”
之说，并且又用虚怀若谷来形容学者的气度。
    大自然是中国的国师。她的道德观念和她的一切文物都建筑于大自然之上。中国文
化既不足以控制自然，便只好追随自然。中西之不同亦即在此。道德家和诗人的责任则
是追随自然，科学家的责任是控制自然。中国年轻一代在西方文明影响之下，已经开始
转变——从诗意的道德的自然欣赏转变到科学的自然研究。中国此后将不单凭感觉和常
识的观察来了解自然，而且要凭理知的与科学的探讨来了解自然。中国将会更真切地认
识自然，更有效地控制自然，使国家臻于富强，使人民改善生活。
    有人以为科学会破坏自然的美感，其实未必如此。我现在一面握笔属稿，一面抬头
眺望窗外，欣赏着花园中在雨后显得特别清新的松树和竹丛。在竹丛的外边，我还可以
看到长江平静徐缓地在山城重庆旁边流过。大自然的美感使我心旷神怡。但是我如果以
植物学观点来观察树木，我会想到它们细胞的生长，树液的循环，不过这种想法并不致
于破坏我的美感。如果我以地理学的观点来看长江，我可能想到挟带污泥的江水之下的
河床，亿万年之前，这河床或许只是一块干燥的陆地，也可能是深海之底。这些思想虽
然在我脑海掠过，但是长江优美的印象却始终保留在我心里，甚至使我产生更丰富的联
想。如果说对于细胞作用的知识足以破坏一个人对松树或竹丛的美感，那是不可想象的。
我觉得科学的了解只有使大自然显得更奇妙，更美丽。
    中国人因为热爱大自然的美丽，同时感觉大自然力量之不可抗拒，心里慢慢就形成
了一种强烈的宿命论。无论人类如何努力，大自然不会改变它的途径。因此，洪水和旱
灾都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人们不得不听任命运的摆布。既然命中注定如此，他们也就
不妨把它看得轻松点。天命不可违，何必庸人自扰？我们发现中国的许多苦力也笑容满
面，原因正在此。苦难是命中注定的，何不逆来顺受？
    抗战期间，中国人民表现了无比的忍受艰难困苦的能力，秘密就在此。尽力而为之，
其余的听天由命就是了。你最好乐天知命。秋天的明月、六月的微风、春天的花朵、冬
天的白雪，一切等待你去欣赏，不论你是贫是富。
  
    二次大战期间看现代文化
    现代文化始于欧洲，美国文化不过是欧洲文化的一支而已。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自
己发展出来的，历史悠久，而且品级很高。现代思潮从欧美涌到后，中国才开始现代化。
在过去五十年内，她已经逐渐蜕变而追上时代潮流，在蜕变过程中曾经遭受许多无可避
免的苦难。中国已经身不由己地被西潮冲到现代世界之中了。
    现代文化是个笼统的名词。它可以给人许多不同的印象。
    它可以指更多更优良的作战武器，使人类互相残杀，直至大家死光为止。它也可以
指更优越的生产方法，使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安适和奢华，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准。现代文
化也可以指同时促成现代战争和高级生活水准的科学和发明。它可以指人类追求客观真
理、控制自然的欲望，也可以指动员资源和财富的交通建设和组织制度。对民主国家而
言，它可以代表民主政治，对极权国家而言，它又可以代表极权政治。
    这一切的一切，或许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以叫现代文化——至于究竟什么最重要，
或者什么最标准，似乎没有任何两个人的意见会完全相同。那么，在过去多灾多难的五
十年中，中国究竟在做些什么呢？她可以说一直在黑暗中摸索。
    有时候，她似乎已掉进陷阱，正像一只苍蝇被蜜糖引诱到灭亡之路。有时候，她又
似乎是被一群武装强盗所包围，非逼她屈服不可。她自然不甘屈服，于是就设法弄到武
器来自卫。
    总而言之，她一直在挣扎，在暗中摸索，最后发现了西方文化的亮光，这亮光里有
善也有恶，有祸也有福。
    哪些是她应该努力吸收的善因，哪些又是她必须拒斥的祸根呢？这问题似乎没有一
致的结论，个人之间与团体之间都是如此。她所遭遇的祸患，也可能在后来证明竟是福
祉。鸦片是列强用枪炮硬加到她身上的祸害，但是她却因此而获得现代科学的种子。在
另一方面，她接纳的福祉在后来却又可能夹带着意想不到的祸患。例如我们因为过分相
信制度和组织，竟然忘记了人格和责任感的重要。因缺乏对这些品德的强调而使新制度
新组织无法收效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
    少数以剥削他人为生的人，生活水准确是提高了。汽车进口了，但是他们从来不设
法自己制造。事实上要靠成千的农夫，每人生产几百担谷子，才能赚换一辆进口汽车的
外汇。
    现代都市里的电灯、无线电、抽水马桶等等现代物质享受，也必须千千万万农夫的
血汗来偿付。我们以入超来提高生活水准，结果使国家越来越贫困。但是生活水准是必
须提高的，因此而产生的祸害只有靠增加生产来补救。为了增加生产，我们必须利用科
学耕种、农业机械和水利系统。
    这种工作势将引起其他新的问题。我们吃足了现代文化的苦头，然而我们又必须接
受更多的现代文化。我们如果一次吃得太多，结果就会完全吐出来。如果我们吃得太少，
却又会不够营养。现代文化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就是这样。无论如何，中国还是不得不
跟着世界各国摸索前进。
    西方在过去一百年中，每一发明总是导致另一发明，一种思想必定引发另一种思想，
一次进步之后接着必有另一次进步，一次繁荣必定导致另一次繁荣，一次战争之后必有
另一次战争。唯有和平不会导致和平，继和平而来的必是战争。
    这就是这个世界在现代文化下前进的情形。中国是否必须追随世界其余各国亦步亦
趋呢？
    大家都在担忧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另一次大战争真的发生的话，很可能仍
像第一次大战一样爆发于东欧和中欧，也可能像第二次大战一样爆发于中国的东三省。
中欧的人民想在别处找个生存空间，至于中国的东北，则是别国人民想在那里找生存空
间。中欧是个人口稠密的区域，境内的纷扰很容易蔓延到其他区域；中国的东三省则是
个辽阔的真空地带，很容易招惹外来的纷扰。两者都可能是战争的导火线，战争如果真
的发生，势将再度牵涉整个世界，未来浩劫实不堪设想。
    确保东方导火线不着火的责任，自然要落在中国的肩膀上。因此今后二三十年间，
中国在政治、社会、经济和工业各方面的发展，对于世界和平自将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一个强盛兴旺的中国与西方列强合作之下，即使不能完全消弭战争的危机，至少也可使
战争危机大为减低。西方列强如能与中国合作，不但同盟国家均蒙其利，即对整个世界
的和平亦大有裨益。西方国家在今后五六十年内至少应该协助中国开发天然资源，在今
后二十年内尤其需要协助中国进行经济复原和社会重建的工作。
    在西方潮流侵入中国以前，几百年来的祸患可说完全导源于满洲和蒙古。甲午中日
战争之后，日本一跃而为世界强国，遂即与帝俄抢夺东北的控制权，终至触发日俄之战。
日本处心积虑，想利用东三省作为征服全中国的跳板，结果发生九一八事变。如果唐朝
覆亡以后的历史发展能够给我们一点教训的话，我们就很有理由相信，东三省今后仍系
中国的乱源，除非中国成为强大富足的国家，并且填补好满洲的真空状态。
    在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和工业的工作上，中国需要时间和有利的条件从事试验。这些
条件就是和平和安全。国内和平有赖于国家的统一，国家安全则有赖于国际间的了解。
只有在东北成为和平中心时，中国才有安全可言。
    我们必须从头做起，设法把广大的东北领土从战乱之源转化为和平的重镇。在这件
艰巨的工作上，我希望全世界——
    尤其是美国、英国和苏俄——能够与中国合作。如果真能合作，这件工作自然会成
功，那不但是中国之福，也是全世界之福。
    1921年，我承上海市商会及各教育团体的推选，并受广州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
政府的支持，曾以非官方观察员身分列席华盛顿会议。翌年我又到欧洲访问现代文化的
发祥地。那时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欧洲各国正忙于战后复员，主要的战胜
国则忙于确保永久和平。但是当时似乎没有一个国家意识到，实际上他们正在帮着散布
下一次大战的种子。
    法国已经精疲力竭，渴望能有永久和平。法国目不转睛地监视着莱茵河彼岸，因为
威胁她国家生存的危机就是从那里来的。法国的防御心理后来表现在马奇诺防线上，认
为有了这道防线，就可以高枕无忧，不致于再受德国攻击了。秦始皇筑长城以御鞑靼，
法国则筑马奇诺防线以抵御德国的侵略。但是中国的祸患结果并非来自长城以外，而是
发于长城之内，法国及其“固若金汤”的防线，命运亦复如是。
    英国忙于欧洲的经济复兴，并在设法维持欧陆的均势。战败的德国正在休养将息。
帝俄已经覆亡，一种新的政治实验正在地广人众的苏俄进行。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的欧洲政治情势。
    美国因为不愿卷入欧洲纷扰的旋涡，已经从多事的欧陆撤退而召开华盛顿会议；九
国公约就是在这次会议中签订的。
    此项公约取代了英日同盟，所谓山东问题，经过会外磋商后，亦告解决，日本对华
的二十一条要求终于静悄悄地被送进坟墓。巴黎和会中曾决定把青岛赠送给日本，所谓
山东问题就是因此而起的。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的愤慨终于触发了学生运动，在中日关
系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在此后二十年间，对中国政治和文化上的发展也有莫大的
影响。巴黎和会的决定使同情中国的美国政界人士也大伤脑筋，终至演化为棘手的政治
问题。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以打抱不平自任，承诺为中国伸雪因凡尔赛和约而遭受的冤抑，
因此，美国固然从欧洲脱身，却又卷入了太平洋的旋涡。二十年后的珍珠港事变即种因
于此。
    美国虽然是国际联盟的倡导者，结果却并未参加国联的实际行动；法国唯一的愿望
是避免纠纷，防御心理弥漫全国；
    英国的注意力集中在维持欧陆均势上面。如此种种，以致国际联盟形同虚设。国联
只会唁唁狂吠却从来不会咬人，但是会员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还是一古脑儿往国际联
盟推，结果国联就成了国际难题的垃圾堆。中国无法应付东北问题的困难时，也把这些
难题推到国联身上，因为日本是国联的会员国。法国对沈阳事变漠不关心，英国所关切
的只是欧洲大陆的均势，唯恐卷入远东纠纷，因此国联连向日本吠几声的胆量都没有，
结果只懒洋洋地打了几个哈欠。如果说那是默认既成事实，未始不可。
    国联虽然一事无成，却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教训。世界人士可以从它的失败中，学习
如何策划未来的和平。国联诞生于美国之理想，结果因会员国间利益之冲突，以及列强
间的野心而夭折。
    凡尔赛和约订立后约二十年间，世局演变大致如此。由凡尔赛和约播下的战争种子
在世界每一角落里像野草一样蔓生滋长，这些野草终于着火燃烧，火势遍及全球。
    但是政治究竟只是过眼云烟，转瞬即成历史陈迹。恒久存在的根本问题是文化。我
们无法否认欧洲已经发展了现代科学和民主制度，为人类带来了许多幸福。
    在我看起来，德国是个遍地是望远镜、显微镜和试验管的国家。该国的发明日新月
异、突飞猛进，以至上海人甚至把高级舶来品统称为茄门货（德国货）。德国人在物质
发明上的确称得上能手，但是在国际关系上却似乎碌碌无能。我想，这或许就是他们无
法与其他国家和睦相处的原因。他们透过望远镜或显微镜看人，目光焦点不是太远就是
太近，因而无法了解人类的行为和情感。他们不可能把国际关系或人类情绪放到试管里
去观察它们的反应。在人类活动的广大领域里，德国人常常抓不到人性的要点或缺点。
他们已经发展了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特殊才智，但是欠缺常识。他们的特长使他们在科
学上穷根究柢，对世界作出了许多特殊贡献，但是他们在常识方面的欠缺，却使德国和
其他国家同受其害。
    英国人刚刚与德国人相反。这是个常识丰富的民族，也是应付国际关系的能手。他
们对国际事务的看法以及有关的政策富于弹性和适应性。他们从来不让绳子拉紧到要断
的程度。如果拉着绳子另一端的力量比较强，英国人就会放松一点免得绳子拉断。如果
拉着另一端的力量比较弱，英国人就会得寸进尺地把绳子拉过来，直至人家脱手为止。
但是他们绝不会放弃自己拿着的这一端——他们会坚持到底，不顾后果。在国际关系和
殖民政策上，英国人的这种特性随处可见。
    英国人的特性中，除了弹性和适应性之外，同时还有容忍、中庸、体谅、公平以及
妥协的精神。他们的见解从来不走极端，而且始终在努力了解别人的观点，希望自己能
因此适应别人，或者使别人来接受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爱好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憎
恶无法适应不同情况的刻板规律。
    英国的拘谨矜持几乎到了冷酷的程度，这是英国人最受其他民族讨厌的一种特性，
而且常常因此引起猜疑误会。这种特性使英国人丧失了许多朋友。但是当你对他们有较
深的认识时，或者说当他们对你了解较深时，你就会愿意与他们交朋友了。
    这许多特性凑合在一起时，英国的民主政治才成为可能。
    因为民主不是抽象的东西，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民主政治包含着民主先进国家的
所有特长。翻开英国的宪政史，你会发现其中充满了偏执、迫害、腐败和残忍的史实。
许多生命，包括一位君主，曾经为民主牺牲。英国实行民主的经验的确值得我们好好研
究。
    不过，我们必须记住一项事实：英国的民主政治在联合王国实现统一之后才迅速发
展，美国的民主政治也是在南北战争之后才突飞猛进。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统一与安全
同时并进时，有组织的民主政治才能实现。英国幸而是小岛组成的王国，四围有海洋保
护着。在古代，外国侵入英国是不容易的，因此英国人得以永久安全，有足够的时间从
事民主实验。在民主的孕育和实验期间，英国的生存始终未受外来侵略的威胁。
    美国的情形也很相似。北美大陆本身就是一个大岛，周围的海洋使它不受外来的侵
略。从英国来的早期殖民者带来爱好自由的种子，这些种子遂即生长为自由大树，海洋
则保护了这些大树，免受外来侵略者的斧斤之扰。经过约一百年的发荣滋长，美国的民
主已经根深柢固，不但人事方面普遍进行实验，即在物质方面也是如此，换一句话说，
科学研究之风已吹遍美国的每一角落。美国的民主固然由英国模型发展而来，美国的科
学却受德国之惠不浅。
    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是英国学院和德国大学的混合体，打个比喻，美国的学术服装
是由一件英国袍子和一顶德国帽子拼合而成的。美国大学里男女学生的友好相处与交际
自由，建立了自由研究的基础。知识不受严格的管制；人与人的关系是经由学生团体的
自由接触而建立的；年轻一代的目光并未受到望远镜、显微镜或试验管的局限；凡是有
兴趣的人都可以接受一种普遍文化的陶冶。
    在大学部和研究院里，美国学生普遍接受研究方法的训练。德国学者的彻底精神普
受赞许与提倡，但是这种彻底精神直到我进大学的时代才充分发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间，中国旧国旗中的红黄蓝白黑五色一度只剩下黑白两色，理由是德国颜料因战事关系
已经无法再输入中国。纽约一位美国化学家告诉我，在德国，常是好几位专家共同研究
一种颜料，在美国却是一位化学家同时研究好几种颜料。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目前
的情况已经有了改变，因为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美国人民已经深获德国彻底精神的诀窍。
    英国民主和德国精神在美国携手并进，相得益彰。美国以其丰富的天然资源、强大
的组织能力以及对大规模建设的热诚，已经一跃而登民主国家的首座。有一天，重庆的
美国大使馆举行酒会，会中一位英国外交官对我说：“英国美国化了，俄国美国化了，
中国也美国化了。”
    “英国在哪一方面美国化了呢？”我问道。
    “好莱坞电影就是一个例子。”他回答说。
    “那么俄国呢——你是不是指大工业？”
    “是的。”
    这使我联想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社会改革和工业发展，这一切都带着浓
厚的美国色彩。但是我并没有忘记：中国也已使冲击着她海岸的汪洋染上了她自己的色
彩。
    这位英国外交官用手指着缀有四十八颗星星的美国国旗，带点幽默地转身问站在他
身边的一位美国高级将领说：
    “这上面是六行星星，每行八颗。如果你们增加一个新的州时，你们预备怎么安排？”
    “呃，我想它们排成七行，每行七颗星就成了。但是你问这个干什么？你心里所想
的是哪一个新的州？”
    “英格兰。”这位外交官回答说。我们大家都笑了。这当然只是一个笑话，但是从
笑话里，我们可以看出时代的潮流。
    昔日西方在东方争取殖民地时，西方列强除了美国之外都曾或先或后地侵略过中国，
甚至连葡萄牙也从广东省咬走一小块土地——澳门，而美国取自中国的唯一东西是治外
法权。现在美国与英国都已放弃了在华的治外法权，英国虽然仍旧保持香港，却已交还
了所有的租界。全世界虽然历经战争惨祸，国际乌云之中已经透露出一线曙光了。希望
这一线曙光，在大战胜利之后，能够渐渐扩大而成为光芒万丈的霁日。
    美国已经决意参加未来的国际和平组织，并已经英勇地参加战斗，为永久和平而战
斗。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正在形成中。中、美、英、苏俄如能合力谋求和平，再由一个
有效的世界组织来维护和平，则永久和平并非不可能的。
    就中国而论，在未来的二十年或者三十年里，她必须加倍努力，从事建设和复兴。
今后二三十年将是中国的兴衰关头。我们的努力能否成功，要看我们有无远大的眼光、
有无领导人才以及盟国与我们合作的程度而定。盟国与我们合作的程度，又要看我们国
际的政治发展以及我们对国内投资所采取的政策而定。战争的破坏，敌骑的蹂躏，更使
我们的复兴工作倍显困难。
    在另一方面，中国必须完成双重的任务：第一是使她自己富强；第二是协力确保世
界和平。在儒家的政治哲学里，世界和平是最终的目的。中山先生根据儒家哲学，也把
世界和平定为他的三民主义的目标。
    我们如果能够渡过这二三十年的难关，自然就可以驾轻就熟，继续进行更远大的改
革和建设，为中国创造辉煌的将来，到那时候，中国自然就有资格协助世界确保永久的
和平了。
    有许多地方，中国仍得向西方学习。自从唐朝覆亡以后，中国曾经一再被来自附近
亚洲地区的异族所征服。唐亡以后中国文化的衰退，就是蛮夷戎狄不断蹂躏中国的结果。
异族一再入寇中原，加上饥馑、疾病和内乱，终使中国元气大衰，人民创造能力大为削
弱。西方影响开始侵入中国时，正是中国文化陷于最低潮的时候。
    现在我们中国人一提到唐代文化，不禁眉飞色舞，心向往之，满望能恢复旧日的光
荣。唐代的文化比起后来宋代禁欲主义的文化要近人情得多。如果我们能从唐代文化得
到些灵感与鼓舞，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从唐人的绘画里，我们深深赞叹唐人体格的强
健。唐代的音乐、舞蹈、诗歌、绘画和书法都有登峰造极的成就，后世少能望其项背。
    但是中国要想回到历史上的这个辉煌时代是不可能的。
    千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恢复过去的光荣，但是我们的文化却始终在走下坡。因为
环境已经改变了。唐代文化赖以滋长的肥沃土壤，已经被历代祸乱的浪潮冲刷殆尽，但
是我们如果能避免重蹈唐朝覆亡的复辙，转向在艺术、科学、军事、政治、卫生、财富
各方面均有高度成就的现代文明国家如美国等学习，我们或者会发现唐代的光荣将有重
临的一日。在维护和平的工作上，中国的职责将是相当重大的。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
不少次的战争，但是这些战争多半属于国内革命的性质，对外的比较少。国内战事多半
是被压迫的农民和苦难的人民反抗腐败的政府所引起。至于对外战争，性质上也是防御
多于攻击。中国受外国侵略的多，侵略外国的少，从筑万里长城的秦始皇开始，中国就
一直希望能闭关自守，长城本身就是防御心理的象征。
    孔子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教训和孟子的民主观念，都使中国适于做一个不
愿欺凌其他民族的现代民主国家。
    中国在战后必须强调的是现代科学和民主政治；科学方面应注重生产方法的应用，
民主方面应强调国家的统一。科学和民主是现代进步国家的孪生工具，也是达到强盛、
繁荣和持久和平的关键。
    中国人民深通人情，特别注重待人接物的修养，生活思想习于民主，这一切都使中
国具备现代民主国家的坚强基础。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的民主社会组织相当松泛。中国人对于个人自由的强烈
爱好并未能与现代社会意识齐头并进，强烈的家族观念已经阻滞了使个人结合为广大团
体的过程。不过这种褊狭的观念正在迅速衰退，现代社团已经在大城市里相继出现。进
一步工业化之后，家族关系自将越来越松弛，个人社会化的程度也将越来越深。
    在知识方面，中国人看待事物的态度使自己深通人情，但是也使其忽视概括与抽象
的重要。中国人以诗人、艺术家和道德家的心情热爱自然，因而胸怀宽大，心平气和。
但是这种对自然的爱好尚未推展到对自然法则的研究，人类要控制自然，必须靠这些法
则为武器。以中国文化同化能力之强，她必定能慢慢地吸收西方在科学上的贡献；以中
国天然资源之富，人民智慧之高，科学的发展将使她前途呈现无限光明。物质文明发展
之后，她的道德和艺术更将发扬光大，她的文学和哲学也将在现代逻辑方法和科学思想
影响下更见突出而有系统。
    在这个初步的和平与繁荣的新基础上，中国将可建立新的防卫力量来维护和平。只
有战斗中的伙伴才有资格成为和平时期的伙伴。中国八年抗战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已使
举世人士刮目相看。
    现代科学，特别是发明和工业上的成就，将与中国的艺术宝藏和完美道德交织交融。
一种新的文化正在形成，这种新文化对世界进步一定会作出重大的贡献。
  


试为蔡先生写一篇简照
  
    光绪己亥年的秋天，一个秋月当空的晚上，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佳宾会集，
杯盘交错，似乎《兰亭修楔》和《桃园结义》在那盛会里杂演着！
    忽地里有一位文质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风流、韶华三十余的才子，在席间高举了
酒杯，大声道：“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
    大家一阵大笑，掌声如雨打芭蕉。
    这位才子，是二十岁前后中了举人，接连成了进士、翰林院编修的近世的越中徐文
长。酒量如海，才气磅礴。论到读书，一目十行；讲起作文，斗酒百篇。
    一位年龄较长的同学对我们这样说：这是我们学校里的新监督，山阴才子蔡鹤卿先
生。孑民是中年改称的号。
    先生作文，非常怪僻。乡试里的文章，有这样触目的一句：“夫饮食男女，人生之
大欲存焉。”他就以这篇文章中了举人。有一位浙中科举出身的老前辈，曾经把这篇文
章的一大段背给我听过，可惜我只记得这一句了。
    记得我第一次受先生的课，是反切学。帮、旁、茫，当、汤、堂、囊之类，先生说：
你们读书先要识字，这是查字典应该知道的反切。
    二三十年后先生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学生因为不肯交讲义费，聚了几百人，要求
免费，其势汹汹。先生坚执校纪，不肯通融，秩序大乱。先生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
目大声道：“我跟你们决斗。”包围先生的学生们纷纷后退。
    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达
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
    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
    先生平时作文适如其人，平淡冲和。但一遇大事，则奇气立见。“杀君马者道旁儿，
民亦劳止，汔可小休。”这是先生五四运动时出京后所登之启事。
    先生做人之道，出于孔孟之教，一本于忠、恕两字。知忠，不与世苟同；知恕，能
容人而养成宽宏大度。
    先生平时与梁任公先生甚少往还。任公逝世后，先生在政治会议席上，邀我共同提
案，请政府明令褒扬。此案经胡展堂先生之反对而自动撤销。
    我们中国人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在不知不觉间不受老子的影响的，先生亦不能例外，
故先生处事，时持“水到渠成”的态度。不与人争功，不与事争时，别人性急了，先生
常说“慢慢来”。
    一位在科举时代极负盛名的才子，中年而成为儒家风度的学者。经德、法两国之留
学，而极力提倡美育与科学。在教育部时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在北京大学时主张一切学
问当以科学为基础。
    在中国过渡时代，以一身而兼东西两文化之长，立己立人，一本于此。到老其志不
衰，至死其操不变。敬为挽曰：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
                            （原载1940年3月24日重庆《中央日报》）


蔡先生不朽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得丹青照后人。”这句诗，是说人的身体迟早必死，唯精神
可以不死。精神不死，是谓不朽。先生死矣，而先生之精神不朽。今请言先生不朽之精
神。
    学术自由之精神
    先生之治学也，不坚执己见，不与人苟同。其主持北京大学，凡持之有故、言之成
理者，悉听其自由发展。
    宽宏大度之精神
    先生心目中无恶人，喜与人以做好人的机会，先生相信人人可以成好人。先生非不
知人之有好恶之别，但视恶人为不过未达到好人之境地而已。若一旦放下屠刀，即便成
佛。故先生虽从善如流，而未尝疾恶如仇。俗语说：“宰相肚里好撑船。”古语：“有
容乃大。”此先生之所以量大如海，百川归之而不觉其盈。
    安贫乐道之精神
    先圣有言：“为仁不富。”又曰：“富贵不能淫。”蔡先生安贫乐道，自奉俭而遇
人厚，律己严而待人宽。
    科学求真之精神
    先生尝言，求学是求真理，唯有重科学方法后始能得真理。故先生之治北京大学也，
重学术自由，而尤重科学方法。
    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而先生应运而生，集两大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
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之所以成一代大师欤！
                              （原载1940年3月24日重庆《扫荡报》）
  


追忆中山先生
  
    我在此文中所要讲的，只是我与中山先生个人关系中的几件小事。
    先生从事革命时，我还只是一个学生。虽然对于革命很有兴趣，但因学业关系，行
动上并未参加。1908年（光绪末年）我到旧金山卜技利加州大学读书，那时先生时时路
过旧金山，但直到1909年（宣统元年）某日，我才有机会与先生见面。见面地点是旧金
山唐人区Stockton街一个小旅馆里，那一天晚上由一位朋友介绍去见先生。这位朋友就
是湖北刘麻子，即朋友们都叫他麻哥的刘成禺（禺生）先生。我和他是加州大学同学，
又同是旧金山《大同日报》的主编。《大同日报》是中山先生的机关报，因这关系，所
以与先生很容易见面。麻哥为人很有趣味，喜欢讲笑话。中山先生亦戏称其为麻哥而不
名。中山先生虽不大说笑话，但极爱听笑话。每听笑话，常表示欣赏的态度。
    第一次在Stockton街谒见先生，所谈多为中国情形，美国时事，若干有关学术方面
的事情，详细已不能记忆。其余则为麻哥的笑话，故空气极轻松愉快。中山先生第一次
给我的印象是意志坚强、识见远大、思想周密、记忆力好，对人则温厚和蔼，虽是第一
次见面，使人觉得好像老朋友一样。大凡历史上伟大人物往往能令人一见如故，所以我
与中山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很不正式的，很随便的。
    此后，先生在旧金山时，因报纸关系，时时见面。武昌起义时，我尚在报馆撰文，
刘亦在。而先生来，谓国内有消息，武昌起义了。闻讯大家都很高兴，约同去吃饭，一
问大家都没钱，经理唐琼昌先生谓他有，遂同去报馆隔壁江南楼吃饭。谈的很多，亦极
随便。大家偶然讲起《烧饼歌》事，中山先生谓刘基所撰一说是靠不住的，实洪秀全时
人所造。又连带讲到刘伯温的故事。一次，明太祖对刘基说：“本来是沿途打劫，哪知
道弄假成真。”刘谓此话讲不得，让我看看有没有人窃听。朝外面一看，只一小太监。
问之，但以手指耳，复指其口，原来是个耳聋口哑的人。于是这小太监得免于死。大家
听了大笑。
    我讲这些话，不过要青年知道许多伟大人物不是不可亲近的，亦与我们一样极富人
情味的。所谓“圣人不失赤子之心”，就是此意。
    过了几天，先生动身经欧返国。临行时把一本RobertBsParliamentaryLaw交给我，
要我与麻哥把它译出来，并说中国人开会发言，无秩序，无方法。这本书将来会有用的。
我和刘没有能译，后来还是先生自己译出来的。这就是《民权初步》。原书我带到北平，
到对日抗战时遗失了。先生时时不忘学术，经常手不释卷，所以他知识广博。自1909年
至1911年期间与先生见面时，所讨论的多属学问方面的问题。
    1917年至1919年期间，在沪与先生复经常见面。几乎每晚往马利南路孙公馆看先生
及夫人。此时，先生正着手草英文《实业计划》，并要大家帮他赶写。我邀同余日章先
生帮先生撰写。每草一章，即由夫人用打字机打出。我与胡展堂、朱执信、廖仲恺、陈
少白、戴季陶、张溥泉、居觉生、林子超、邹海滨诸先生，即于此时认识。
    有一时期，季陶先生想到美国去读书，托我向先生请求。
    先生说：“老了，还读什么书。”我据实报告戴先生。戴先生就自己去向先生请求。
先生说：“好、好，你去。”一面抽开屉斗，拿出一块银洋给季陶先生说：“这你拿去
做学费吧。”季陶先生说：“先生给我开玩笑吧？”先生说：“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
电影好了。”
    先生平生不喜食肉，以蔬菜及鱼类为常食。一日席间，我笑语先生是Fishtarian，
先生笑谓以Fishtarian代替Vegetarian，很对。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北大校长蔡孑民先生离平南来，北大学生要他回去。他要
我去代行校务。我于到平后不久，即收到先生一信。其中有句话，到现在还记得，那就
是：“率领三千子弟，助我革命。”以后，我常住北平，唯有事南下，必晋谒先生。
    北平导淮委员会绘有导淮详细地图。我知先生喜研工程，因设法一张带沪送予先生。
先生一见即就地板上摊开，席图而坐，逐步逐段，仔细研究。该图以后即张挂于先生书
房墙上。
    杜威先生来华，我曾介绍去见先生，讨论知难行易问题。
    西方学者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们谈得很投机。杜威先生是个大哲学家，但亦是
极富人情味的，有时讲一两句笑话，先生则有时讲一两句幽默风趣话。他俩的会见，给
我的印象是极有趣味的。
    1921年，太平洋会议在美举行。上海各界不放心北京政府。上海商会、教育会、全
国商业联合会等各团体推我与余日章两人以国民代表身分前往参加。我因欲取得护法政
府之同意，赴粤谒先生。先生欣然同意我等参加，并即电美华侨一致欢迎。那时北京政
府想要妥协，是我们联合一批朋友共同反对阻止的。
    1922年，于太平洋会议后取道欧洲返国。先到粤复命，并电告先生。至港，见郭复
初先生乘轮来接，始知陈炯明叛变，先生避难舰上，无法晋谒。因由港返沪。
    1924年，先生为求南北统一北上。余至天津张园谒见，告以段执政对善后会议无诚
意。先生说：“那末我们要继续革命。”先生到平以后，一直卧病。1925年3月12日在北
平铁狮子胡同顾少川先生宅逝世。我闻讯赶到，先生已不能言语了。
    先生在北平协和医院卧病时，有中医陆仲安曾以黄芰医好胡适之先生病。有人推荐
陆为先生医。先生说他是学西医的，他知道中医靠着经验也能把病医好，西医根据科学
有时也会医不好，但西医之于科学如船之有罗盘，中医根据经验如船之不用罗盘，用罗
盘的有时会到不了岸，不用罗盘的有时也会到岸，不过他还是相信罗盘。
    以上所叙，是我个人所知道的关于先生的几件日常琐事。
    自旧金山小客栈开始，一直到先生在平逝世为止。所记都是小事，但从这许多小事
里，或者可以反映当年一部分大事。
                            （原载《国父九十诞辰纪念论文集》）


忆孟真
  
    12月20日午前，孟真来农复会参与会议，对于各项讨论的问题他曾贡献了很多宝贵
的意见。其见解之明澈，观察之精密，与会的中美两国人士，无不钦佩。他忽尔讲中国
话，忽尔讲英国话，庄谐杂出，庄中有谐，谐中有庄，娓娓动听，我们开了两个钟头的
会，他讲的话，比任何人多。孟真是一向如此的。他讲的话虽多，人不嫌其多，有时他
会说得太多，我们因为是老朋友，我就不客气地说：“孟真，你说得太多了，请你停止
吧！”他一面笑，一面就停止说话了，我们的顾问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社会学教授安得
生先生会后对我说：“你太不客气了，你为何那样直率地停止他说话。”我回答说：
“不要紧，我们老朋友，向来如此的。”我记得好几年前有两次，我拿起手杖来要打他，
他一面退，一面大笑，因为我辩他不过，他是有辩才的，急得我只好用手杖打他。
    同日午后，他在省参议会报告，他就在那里去世了。我于第二天早晨看报才知道，
那时我有说不出的难过，我就跑到殡仪馆里吊唁了一番，回到办公室做了一副挽联，自
己写就送了去，算是做了一个永别的纪念。挽联说：
                学府痛师道，
                举国惜大才。
    孟真办台湾大学，鞠躬尽瘁，以短促的几个年头，使校风蒸蒸日上，全校师生爱戴，
今兹逝世，真使人有栋折梁摧之感。
    孟真之学，是通学，其才则天才，古今为学，专学易，通学难，所谓通学就是古今
所说之通才。
    孟真博古通今，求知兴趣广阔，故他于发抒议论的时候，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
他于观察国内外大势，溯源别流，剖析因果，所以他的结论，往往能见人之所不能见，
能道人之所不能道。他对于研究学问，也用同一方法，故以学识而论，孟真真是中国的
通才。
    但通才之源，出于天才，天才是天之赋，不可以侥幸而致。国难方殷，斯人云亡，
焉得不使举国叹惜！
    我识孟真远在1919年，他是五四运动领袖之一，当时有人要毁掉他，造了一个谣言，
说他受某烟草公司的津贴。某烟草公司，有日本股份，当时全国反日，所以奸人造这个
谣言。我在上海看见报上载这个消息，我就写信去安慰他。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见过面，
到这年7月里，我代表蔡孑民先生，到北平去代他处理北京大学校务。我们两人才首次见
面，他肥胖的身材，穿了一件蓝布大褂，高谈阔论了一番五四运动的来踪去迹。那年他
刚才毕业，但还在北大西斋住了一些时，此后他就离校出洋去了。我们直至1922年方才
在英国见面，他那时在学心理学，后来我在德国，接到他的一封信，他劝我不要无目的
似地在德、奥、法、意各国乱跑。他提出两个问题要我研究：第一个是比较各国大学行
政制度；第二个是各国大学学术的重心和学生的训练。这可证明他不但留心自己的学业，
而且要向人家贡献他的意见。
    他后来在广东中山大学担任教授。我在北平，他在广东，彼此不见面好几年。直到
后来他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见面的机会就多了。
    当时我在南京教育部，中央研究院也在同一街上，两个机关的大门正对着，所以见
面的机会特多。当我在1930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研究所搬到北平，也在北平
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
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
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
    在那个时期，我才知道孟真办事十分细心，考虑十分周密，对于人的心理也十分了
解，毫无莽撞的行动。还有一个特点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就是他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
么。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其中毫无夹带别的意思，但有时因此会得罪人。
    12月17日为北京大学五十二周年纪念。他演说中有几句话说他自己。他说梦麟先生
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
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
恭维。”他走下讲台以后，我笑着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
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他笑着就溜走了。
    孟真为学办事议论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则不遗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
今往矣，惜哉。
                      （原载1950年12月30日台北《中央日报》）
  


谈中国新文艺运动
  
    
——为纪念“五四”与文艺节而作
一、北京大学与学术自由
    记得我幼年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常听到绍兴一位翰林和一位举人的大号，翰林是蔡
鹤卿先生，举人是徐伯荪先生。后来又听说绍兴中学有位教务长周豫才先生。如果只讲
这三个号，现在的人们可能都很陌生，以为不过是三个绍兴土老儿。
    但当我把他们的大名字讲出来，大家就会知道了。其中两位对近代文坛影响很大，
一位为近代中国革命而贡献了生命。
    上面所说的翰林就是我们知道的蔡元培先生。鹤卿是他的号，后来另号孑民，旧号
就很少人知道了。他是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党员，与中山先生是很好的朋友，当他点翰
林的时候，年纪很轻，后来又到德国和法国去留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的校长。他在北
京大学时，倡导学术自由，为中国学术界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这个主张，虽受希腊哲
学家讲学自由的影响，但根本上还是从中国儒家“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的原则推演出来的。他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网罗全国各式各样的人才：有国学名宿刘
申叔（师培）、黄季刚（侃）诸先生；有带着辫子、玩世不恭、国际闻名而中西学问渊
博的辜汤生（鸿铭）先生；有带辫子主张复辟，时来北京大学做客的罗叔蕴（振玉）先
生和王静庵（国维）先生，他们两位都是研究甲骨文专家；有首先提倡民主与科学，后
又发起组织共产党，结果被共产党开除而被称为取消派的陈独秀先生；还有提倡文学革
命为我们所熟知的胡适之先生等，都被网罗在北京大学之内。自从这颗学术自由的种子
播下之后，中国近代学术界便开出了一朵灿烂奇葩，各种思想都从这颗种子而萌芽茁长。
二、鲁迅兄弟
    讲到周豫才先生，这个绍兴土老儿，与近代中国文坛关系很大，他为中国文艺创造
了一种特殊的风格。众所周知的鲁迅，就是周豫才先生，名树人。他本来是一个预备学
幕友（绍兴师爷）的人，后来弃了绍兴人世传的旧业，改习水师，又弃水师赴日本学医。
最后到北京教育部当佥事，并在北京大学教几点钟课。他住在绍兴会馆，收入不多，因
为穷，就写点文章，以稿费补助衣食费用的不足。他很健谈，但一口绍兴官话，除了同
乡外，旁的人听了有点费力。碰到谈得投机的，他便无话不谈。一副绍兴师爷的态度，
那深刻而锋利的谈话，极尽刻薄、幽默与风趣之能事。我所知道他的早年作品，如《狂
人日记》（1918年）、《阿Q正传》（1921年），都只为了好玩，舞文弄墨，对旧礼教和
社会现状挖苦讽刺一番，以逞一己之快。这种文学，在当时是受人欢迎的，因为当时的
人们多半不满于现实，心中苦闷，他便代表大众以文字发泄出来了。
    鲁迅有个兄弟叫周作人，号岂明，也在北京大学当教授，他的写作风格很轻松，对
人生看得很淡泊，有些所谓道家气味。他曾在日本研究希腊文，可用希腊文读书。两兄
弟彼此训练不同，意见也相左。哥哥常在弟弟家里闹架，弟弟讨了个日本太太，跟鲁迅
格格不入，闹得更厉害，由此可见他们家庭的一般情形了。
    提到鲁迅的笔法锋利与深刻，我们可以他的《狂人日记》为例。多年前我读过这书，
至今还记得书中那狂人看见隔壁邻舍赵家的一只狗，竟认为那只狗不怀好意，不然为什
么看他几眼？他这种描写，使我感到自己也和那狂人一样，想象着那只狗的眼睛，便觉
得可怕。这就是鲁迅文字写得深刻的地方。
三、绍兴师爷阿Q正传
    现在让我把《阿Q正传》写作的背景谈一谈。
    当辛亥革命的时候，革命军到了绍兴，当地的土豪劣绅，摇身一变，就成了革命党
人，做了革命党的新官吏。这班新官吏，比清朝官吏更坏，加倍鱼肉乡民，阿Q就在这种
新的统治之下牺牲了生命。
    阿Q代表无知乡民，被人欺侮，受官吏压迫。在广大的农村里，成了全国被压迫者的
代表人物。鲁迅把他描写出来，成为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的一派文艺。对于乡村现状，
作锋利和深刻的批评。其中却包含了不少挖苦词句和幽默口吻，这也是吸引读者的一个
诀窍。
    作者幼时常听绍兴师爷们谈天或讲故事，其锋利、深刻、幽默、挖苦，正与《阿Q正
传》相似。若把那些片段的故事凑合组织起来，也会成为类似《阿Q正传》的作品。
    酒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绍兴黄酒，味醇而性和，人多喜爱。现在我们在台湾所喝
的黄酒，就是仿造绍兴酒的。阿Q有时喝了几杯黄酒，胆就壮了，话也敢多说了。有时却
在这种情况之下闯了祸，酒醒后，一切仍归幻灭。
    “刑名钱谷酒，会稽之美。”这是越谚所称道的。刑名讲刑法，钱谷讲民法，统称
为绍兴师爷。宋室南渡时把中央的图书律令，搬到了绍兴。前清末造，我们在绍兴的大
宅子门前常见有“南渡世家”匾额，大概与宋室南渡有关系。绍兴人就把南渡的文物当
吃饭家伙，享受了七百多年的专利，使全国官署没有一处无绍兴人，所谓“无绍不成衙”，
因为熟谙法令律例故知追求事实，辨别是非；亦善于歪曲事实，使是非混淆。因此养成
了一种尖锐锋利的目光、精密深刻的头脑、舞文弄笔的习惯，相沿而成一种锋利、深刻、
含幽默、好挖苦的士风，便产生了一部《阿Q正传》。
    至于徐伯荪先生，就是革命前辈徐锡麟先生，也就是在安庆刺杀巡抚恩铭，后来被
挖出心肝致祭恩铭的人。他的事业在革命政治方面，与文艺无关，所以我在这里不谈了。
四、胡适之先生与白话文运动
    现在让我谈一谈胡适之先生，他的文学革命有几个要点（1917年）：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
    （三）“要说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四）“是什么时代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他所提倡的白话文，对于普及文化的功劳很大，这是思想工具的革命，用白话文代
替文言写作，使全国易于运用，只要稍稍训练一下，就可用文字发表自己的思想了。
    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当白话文开始通行的时候，学校里的墙壁上，匿名揭帖忽然增
加。因为以前或用打油诗骂人，或用其他韵文论事，总要古文有相当根底才行，不然就
会被人骂为不通而失其效用。白话文则无论阿猫阿狗都会写上几句。
    白话文运动，既由北京大学的教授所发动，因为这些发起者是著名大学里的著名学
者，也就把白话文的地位提高了。
    没有几年，全国青年，便都改用白话文。后来教育部又采用白话文编辑学校课本因
而通行全国。这一思想工具的改变，关系十分重大。迄今我们无论写什么文章，讨论什
么学问，都已采用白话文了。这就是文学革命中改革文字工具的结果。
    白话文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快呢？那自然是因为文言不容易写，而白话文却是容易
写的，因此白话文成为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们所需要的一种文字工具。另一个原因是
书坊的投机，书坊因为青年要看白话文，出了许多似白话而非白话的书，虽然为谋利，
但作用却是很大的。
五、陈独秀与文学革命
    那时候，陈独秀正在北京大学担任文学院长（1916年就职），也极力推动文学革命。
他的《文学革命论》（1917年）提出三点：
    （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他的《新青年》自上海迁到了北平以后，便成为北京大学的一班朋友、一班教授和
教授的朋友们提倡文学革命和一切改革运动的中心。
    “五四”之后，文学研究会于1920年在北平成立。其主张可以沈雁冰（茅盾）为代
表，在他的《近代文学何以重要》一文里，提出五点：
    （一）“因为近代文学不是贵族的玩具……而是社会的工具，是平民文学。”
    （二）“不是一部分贵族生活的反映，而是大多数平民生活的反映。”
    （三）“不是部分贵族的娇笑唾骂、喜怒哀乐的回声，而是大多数平民要求人道正
义的呼声。”
    （四）“不是守旧的退化文学，而是向前的猛求的真理文学。”
    （五）“不是空想的虚无的文学，而是科学的真实的。”
    陈独秀在《新青年》里，推崇两位先生：一位是赛先生，一位是德先生。赛先生代
表科学（赛因斯），德先生代表民主（德谟克拉西）。由此可知他的根本思想本来是西
方思想——
    民主与科学，那么为什么又要在《新青年》里发表一些激烈的思想呢？因为当时社
会上还有很多旧的制度、旧的传统和旧的习惯在束缚和压迫着人民，所以他对旧社会制
度和旧礼教都曾竭力攻击。这样，大家才误会《新青年》是主张三无主义的，即无政府、
无家庭、无上帝。后来人家又硬把三无主义加到北京大学一班教授的身上，那就距离事
实更远了。
    凡是一种新运动的兴起，旧社会的人们总是不易接受的，往往会用种种方法去破坏
它，制造出种种谣言来诬蔑它，使它站不住。事实上北京大学只是主张“道并行而不相
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凡教授和学生的思想，学校向来是任其自由发展，不加干涉。
这也就是战国儒家的思想。
    这里我来谈谈陈独秀。他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我常常和他说：“我们两个人，
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
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已经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
‘同病相怜’。”
    陈独秀的许多激烈的言论，是因为由习惯传下来的各种旧思想，妨碍着民主与科学
的发展而引起的。所以他主张打倒原来的习惯与旧有的思想。但这不是他最后的目的，
而只是一种手段与方法，用于建立一个民主与科学的新社会。他后来到底不能与共产党
相容。正统的共产党骂他是托洛茨基派，后来又骂他是取消派，说他要把共产党取消了。
    陈独秀的口才很好，为人风趣，与他谈天，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当他离开北京大学
以后，有一次因为他发传单而被警察捉去，后来由安徽同乡保了出来。以后还有几次也
几乎被捕。一天，我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他说：“我们要捉你的朋友了，你通
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我知道了这消息，便和一个学生跑到他住
的地方（刘叔雅——文典的家里），叫他马上逃走。李大钊陪他坐了骡车从小路逃到天
津。为什么坐骡车要李大钊同去呢？因为李大钊是河北人，他会说河北乡下话，路径又
熟，容易逃出去。记得他们逃到山里的小村子后，李大钊曾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
“夜寂人静，青灯如豆。”因为他们住在乡下的一个古庙里，晚上点了很小的油灯，所
以有青灯如豆之语。那时我国政权还没有统一，北平方面要捉陈独秀，但旁的地方并不
捉他，只要逃出北平警察厅的势力范围之外，便无危险。
    我和陈独秀常讲笑话。我是一个秀才，陈独秀也是一个秀才。秀才有两种：一种是
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了，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这种
策论秀才已经有几分洋气了，没有八股秀才值钱。有一次陈独秀同我：“唉！你这个秀
才是什么秀才？”
    “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
    他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我就向他作了一个
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陈独秀起初的思想并没有像后来共产党提出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这种主张。
最初，他只是替贫穷的人民打抱不平。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引用了《水浒传》的一首诗：
    “赤日炎炎如火烧，田中禾稻半枯焦，农夫心中如刀割，分子王孙把扇摇。”他以
这首诗反映出农民的痛苦和富人的坐享其成。因此他主张改革社会，认为非改革社会不
能实现民主；要实行民主，便要同时提倡科学。
六、陈独秀的最后见解
    后来我们的特务人员，在上海拘捕了陈独秀，关在南京拘留所里。我常常去看他，
并常向他说：“仲甫先生！你写一本书，讲讲共产党在中国发展的经过，怎样？”他说：
“哦！做不得，做不得，现在只好谈风月，不谈政治。”这话也是真的，因为当局特许
他的女朋友随便去看他和他谈风月。后来他被释放出来，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
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的，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有一次我忽然接到他的一封信，说我们
寄给他的津贴没有收到，是不是已经停止了？我写回信说没有停止，照常寄的。大概抗
战时期，交通困难，邮兑较慢之故。没想到我这封信发出后不久，他就死了。
    在他去世前，曾有一篇文章，说明他对世界局势的见解，油印了分寄给朋友们，我
也接到了一份。后来朋友们把这几篇文章和其他文件汇集起来，出了一本单行本，叫做
《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其中对于战事的推想有两个可能的结论，而对于将来世界局势
之预测，他认为：“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
英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1940年）
    其所主张“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的原文里，指出了七点：“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
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
之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
    他说：“这都是大众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鲜血斗争的七百余年，才得到
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
    以上是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见解的要点，也就是西欧民主政治的根本条件。这
与独裁的无产阶级专政，正相反地针对着。
    某年在重庆举行的一个盛大的酒会中，周恩来对我说：
    “今年的5月27日是仲甫（独秀）先生逝世纪念日，延安方面开了一个盛大的纪念会，
您想这是应该的么？”
    我点头微笑而说了一个“是”。
    周恩来是很机警的，他觉得情形有点尴尬，急忙接着说：
    “他后来变成了托派，那是不对的啊！”（托派为托洛茨基派的简称）
    我含笑而不答。
七、李大钊与毛泽东
    在我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前我曾代理校长好几年，在那一段时期，李守常是校长室的
秘书主任，同时兼图书馆主任，所以我们每天都见面。我们都知道他是讲普罗经济的。
其实他的经济学，是侧重社会主义的。那时候还有一班人在北京大学里设立了一个马克
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上一般人和学术界都以为这个研究会也不过和人们主张社会主义或
平民主义一样，讲讲而已。所以那时的报尾巴有段话嘲笑它说：“北京马神庙的某大学
里有个牛克斯主义研究会。”这种嘲笑，表示大家看它不起。后来为了种种关系，马克
思主义竟深入青年的脑筋里去了。那时候人们都认为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差不多，不过
比较新鲜一点。至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大家为了学术上的兴趣，也只是谈谈罢了。
守常在文学方面，也是主张用白话文写作的，等到陈独秀被共产党开除的时候，李守常
早已被张作霖捉去处死了。李守常是一个旧式的读书人，对责任非常忠心，人亦温和厚
道。
    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长室
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
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
的职位。于是我就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
    “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这个数目，现在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根
据我的记忆，明明是十七元，罗志希却说是十八元，据他后来告诉我，李守常介绍毛泽
东，是他建议的。这些我当时并不知情，只知道是校长室秘书主任兼图书馆主任来和我
说的。后来我在昆明，毛泽东有一个很简单的自传从延安寄来，里面说是十九元。或许
毛泽东所写的十九元是以后增薪时加上去的。罗志希所记的十八元，可能是因为我国的
薪给，习惯上都是双数，不会是十七元的单数。总而言之，这些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事。
    有一次，英国一位议员来华，他听到了这个我不甚愿意讲的故事，就说：“那时候
你给他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总之只是十几元，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也许
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我说那也难说，好多有钱的人也变成了共产党了。就是
毛泽东不变，旁的人也会变的，不在乎姓毛的姓王的。社会上发生某种问题，总有某些
人会出来的。
八、西欧个性主义思想的引进
    现在我讲一讲周作人。上面我已经说过他在日本时曾学过希腊文的，因为研究希腊
文，所以是很注意个性主义的。个性主义气味浓厚的易卜生的问题剧，最初由周岂明介
绍进来的《傀儡家庭》就是其中之一。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是《傀儡家庭》男女
主角的易位，以女子玩弄男子，做爱情的游戏。“五四”以后女子在家庭中起了反叛，
就是受了易卜生的娜拉与丁玲的莎菲的影响。他哥哥鲁迅因为要打倒社会种种恶势力，
所以具有一种激烈的反抗精神。周作人却完全不同，他的文章总是平平稳稳，是一种温
和的写实主义。他谈起天来也总是慢条斯理从不性急。有一次，一个日本人到北京大学
来讲中日文化合作。周作人能讲很好的日语，那天，他跟日本人说：“谈到中日文化合
作，我没有看见日本人的文化，我倒看见他们的武化。你们都是带着枪炮来的，哪里有
文化，只有武化。”日本人也没有法子驳他。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地说，
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于是，
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
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
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
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结果如何，因后来我离开南
京时很仓促，没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没有去打听。
    北平讲文艺的有一个组织，名叫新月社，是胡适之、徐志摩诸人常去的地方，有时
我也跟了他们去玩。但我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因为学生闹的乱子相当多，学校行政工作
也相当繁忙，我就无意管其他的事。不过新月社这班人我都认识。
    我好像在戏院后台，看演员们在前台怎样演唱，又怎样化装、改装和卸装。
    我对陈独秀、周作人、鲁迅等人都很熟。他们都与北京大学有密切的关系。
    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
什么都知道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
同时常听他们的谈论。古语所谓：“家近通衢，不问而多知。”我在大学多年，虽对各
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理。
    徐志摩毕业于北京大学，以后赴剑桥大学研究。我于1922年在剑桥住了几个星期。
常与哲学家罗素、经济学家凯恩斯、政治学家拉斯基及徐志摩等晨夕相见，讨论中国文
化问题。后来他回到北京大学讲英国文学。他的作品，看起来很轻松也很明白，当然是
以个性主义与自由主义为背景的。陆小曼则写写小品文章，谈谈恋爱。因为那时候女子
刚从旧社会解放出来，也和青年男子一样，大家都想尝尝恋爱的滋味。
    当时讲文艺后来变成共产党的文艺领袖的几位人物，如沈雁冰（茅盾）、郭沫若、
丁玲诸人都是讲西欧个性主义与自由主义一派思想的。此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
是他们对当时社会的一切都感觉不满。
九、社会改革与共产主义思想
    初期的文艺运动，可说毫无红色的倾向，偶或有一点，也不过谈谈而已。但是社会
上种种缺点，却不是空口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所能补救。徒然讲科学和民主，不能解决社
会问题。
    刚在这时候，共产党提出了阶级斗争的口号，强调阶级斗争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唯
一的途径。运用阶级斗争，才可以打倒旧礼教旧传统的风俗习惯。连城隍庙与土地堂也
要一齐捣毁，最后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班讲文学的人，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因国家扰攘
不安，家道中落，只有靠微薄的薪水生活，所以经济情形不好。经济情形一不好，大家
便同情共产主义，至少在口头上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了。
    把俄国思想引进我国，另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俄国的文学。因为俄国的文学作品
也是揭露俄国社会的不平，所以中国人很喜欢看。譬如我个人，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
曾选读一门用英文讲的俄国文学，美国人听了似不十分感兴趣。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反
对政府的腐败、社会的不平和贵族的专制的。这种不平之鸣，很容易获得中国人的同情，
就是因有这种打抱不平的心理，才使得俄国文学作品在中国青年群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青年人对于俄国文学既然很有兴趣，也就连带着对于俄国的共产主义发生兴趣而予
以研究了。这便是俄国思想渗入我国的一个原因。
    后来俄国在政治方面向我国表示，愿意取消不平等条约，退还铁路，退还满洲一切
权利等，这当然是青年群众听欢迎的。此为促成俄国思想进来的另一个原因。基于这几
个因素，共产主义便在我国慢慢地传播开来了。
    初期的文化运动，根本上是民主的科学的，慢慢的因为这抽象的民主科学不能解决
实际问题，青年心理便有点动摇起来了，俄国思想便乘这个机会渗入。于是，他们利用
民主的潮流，掌握了领导群众的实权。那时民主这一名词，已经深植在青年们的心里，
不能再放弃了。共产党便利用这个方法把青年们引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边去。所以我
国后期的文艺发展，是受俄国共产主义的影响而推动的。这种心理的形成等于为共产党
铺了一条路。我国文艺发展到这种趋势，政府方面因不懂得本国社会日趋没落的背景，
故只用两个简单的办法去应付：一个办法是禁封书局、抓人。结果愈禁，人家愈要看。
抓人的范围愈广，便把鳝鱼当蛇，一齐捉起来，鳝鱼也从此对蛇表同情了。另一个办法
是自己来创作文艺。但这种作品，由于政府自己对社会上各种问题负有责任，病者讳疾，
而且和广大的民众脱了节，对于社会不满意的情绪，知之不深，觉之不切，因此这些文
艺作品都是些不痛不痒的东西。后来共产党把文艺移花接木地从西欧思想变成了俄国思
想，从此民主思想变成了阶级思想，个性主义变成了集体主义。这一来共产党的势力在
文艺界便强大起来，而文艺，便慢慢地与实际政治脱离，只好以文艺为文艺，或讲历史，
或讲考据，都钻入了各人的象牙之塔。共产党呢？不论是工人群众或知识青年，从城镇
到农村都被他们渗透进去。等到我们察觉时，共产主义思想已经弥漫全国了。这种思想
和俄共土共两个军力联合起来，结成三位一体。
十、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文学革命是要把旧的思想重新估计其价值，并用白话文来表达思想，以科学方法研
究问题。对内是讨论社会问题与思想问题，对外是输入西洋的文艺和思想。早期输入的
西洋思想都是民主主义和个性主义。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集体主义是后来的。在“五
四”前后的中国，民生凋敝，政治腐败，无论何人都感不满，要说话的人们利用白话文
为工具，来批评旧时代的社会思想和种种腐败的情形，觉得便利不少。例如已在前面说
过的《阿Q正传》，就是批评绍兴政治上和社会上的黑暗面，对阿Q所受的苦难，表示同
情。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利用狂人的心理，深刻地咒骂吃人的礼教。这类情形若用
古文来描写就不容易达意了。其他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白话
文小说，都是攻击当时社会的腐败。至于明清时代的《水浒传》、《儒林外史》、《红
楼梦》等书也都是用白话文写的。由此可知用白话文来描写事物，不自今日始，不过把
它的地位提高罢了。而提倡它的又是在我国学术界地位很高的北京大学，所以一经提倡，
便全国风行。
    当时一般反对旧思想的人们，因各有不同的背景和经验，所以反对旧社会的目的也
不同。他们在政治方面的见解固然不同，即文化方面的见解也各异，大概根本上都受西
欧个性主义的影响。人们用自己的意见，来批评社会，批评历史，这是早期一般人在文
学上的表现。后来有人觉得文学革命既已成功，进一步便要讲革命的文学了。文学革命
掉一掉头，便是革命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问题就多了。所谓革命文学，就是
要讲文学怎么样提倡革命。于是思想革命、政治革命、道德革命、家庭革命，五花八门
的革命问题都来了。
    大家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说我们需要原则，要先提出主义
来，然后照这个主义去研究问题。
    另一种说我们少谈主义，要先把问题解决，等到所有问题解决了，我们的目的也达
到了。“五四”以后有一部分赞成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多谈问题少讲主义这一派。另一
批人像李守常、陈仲甫等，则主张如要解决问题，必先提出主义来。要讨论一切问题，
就该先定几个原则，主义就是原则。因此无形中成为两派：一派是专门研究主义。实际
上专门谈问题也会引到主义上去的，专门讲主义呢？主义本身不能解决问题，最后还是
讲到问题方面去。另一派主张要用科学方法解决一切问题，科学应该笼罩一切。还有人
说只讲科学是不够的，问题后面还有哲学。当时有一班人喜欢德国一派的哲学，于是讲
科学的人们把德国哲学称为玄学。他们反对黑格尔哲学、康德哲学。他们说这些是玄学
鬼，应该打倒的，他们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一切问题。所以“五四”以后的学术界，
有“问题与主义”的辩论和“科学与玄学”的辩论，其影响当时人们的思想很大。
    自俄国文学流入我国，共产主义与阶级斗争便跟了进来。
    同时俄国又不断地宣传取消不平等条约，要平等待我，这是很有吸引力的，共产党
以俄国的共产主义和俄国的文学，渗透到学校里，再由学生们传到工厂和农村。他们充
分利用所有的机会，用文艺作为宣传思想和战斗的工具。
    “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增强了人民对于社会与政府的不满，为国民革命军铺了
一条胜利之路，对于北伐的成功大有帮助。其后之革命文学，因为共产党善于利用，也
为共产党的策略和主义铺了一条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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