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

作者：N．维纳

陈步 译

序言：一个偶然性的宇宙观念
  
    二十世纪的发端不单是一个百年期间的结束和另一个世纪的开始，它还标志着更多
的东西。在我们还没有完成政治的过渡之前，亦即从在整体上是被和平统治着的上一个
世纪过渡到我们刚刚经历过的充满战争的这半个世纪之前，人们的观点早就有了真正的
变化。这个变化也许首先是在科学中表露出来，但这个影响过科学之物，完全可能是独
自导致了我们今天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文学和艺术之间所看到的那种显著的裂痕。
    牛顿物理学曾经从十七世纪末统治到十九世纪末而几乎听不到反对的声音，它所描
述的宇宙是一个其中所有事物都是精确地依据规律而发生着的宇宙，是一个细致而严密
地组织起来的、其中全部未来事件都严格地取决于全部过去事件的宇宙。这样一幅图景
决不是实验所能作出充分证明或是充分驳斥的图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关于世界的
概念，是人们以之补充实验但在某些方面要比任何能用实验验证的都要更加普遍的东西。
我们决计没有办法用我们的一些不完备的实验来考查这组或那组物理定律是否可以验证
到最后一位小数。但是，牛顿的观点就迫使人们把物理学陈述得并且用公式表示成好象
它真的是受着这类定律支配的样子。现在，这种观点在物理学中已经不居统治地位了，
而对推翻这种观点出力最多的人就是德国的玻耳兹曼(Bolzmann)和美国的吉布斯(Gibbe)。
    这两位物理学家都是彻底地应用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新观念的。他们在物理学中所大
量引进的统计学，也许不算什么新事物，因为麦克斯韦（Mexwell）和别的一些人早已认
为极大量粒子的世界必然地要用统计方法来处理了。但是，玻耳兹曼和吉布斯所做的是
以更加彻底的方式把统计学引入物理学中来，使得统计方法不仅对于具有高度复杂的系
统有效，而且对于象力场中的单个粒子这样简单的系统同样有效。
    统计学是一门关于分布的科学，而这些现代科学家心目中所考虑的分布，不是和相
同粒子的巨大数量有关，而是和一个物理系统由之出发的各种各样的位置和速度有关。
换言之，在牛顿体系中，同样一些物理定律可以应用到从不同位置出发并具有不同动量
的不同物理系统；新的统计学家则以新的眼光来对待这个问题。他们的确保留了这样一
条原理：某些系统可以依其总能量而和其他系统区别开来，但他们放弃了一条假设，按
照这条假设，凡总能量相同的系统都可以作出大体明确的区分，而且永远可用既定的因
果定律来描述。
    实际上，在牛顿的工作里就已经蕴含着一个重要的统计方面的保留了，虽然在牛顿
活着的十八世纪里人们完全忽视了它。物理测量从来都不是精确的；我们对于一部机器
或者其他动力学系统所要说明的，其实都跟初始位置和动量完全精确给定时（那是从来
没有的事）我们必定预期到的事情无关，而真正涉及的都是它们大体准确给定时我们所
要预期到的事情。这就意味着，我们所知道的，不是全部的初始条件，而是关于它们的
某种分布。换言之，物理学的实用部分都不能不考虑到事件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吉布
斯的功绩就在于他首次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科学方法来考察这种偶然性。
    科学史家要寻求历史发展的单一线索，那是徒劳的。吉布斯的工作，虽然裁得很好，
但缝得很坏，由他开头的这项活计是留给别人去完工的。他用作工作基础的直观，一般
讲，是在一类继续保持其类的同一性的物理系统中，任一物理系统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
最终会再现该类全部系统在任一给定时刻所表现出来的分布。换言之，在某些情况下，
一个系统如果保持足够长时间的运转，那它就会遍历一切与其能量相容的位置和动量的
分布的。
    但是，后面这个命题除了适用于简单系统外，既不真实，也不可能。但虽然如此，
我们还有另外一条取得吉布斯所需的、用以支持其假说的种种成果的道路。历史上有过
这样一桩巧事：正当吉布斯在纽哈文进行工作的时候，有人在巴黎也正对这条道路进行
着非常彻底的勘查；然而巴黎的工作和纽哈文的工作在1920年以前未曾有成效地结合起
来。我以为，对于这种结合所得到的头胎婴儿，我有助产的光荣。
    吉布斯不得不使用量度论和几率论作为研究工具，这两者至少已有二十五年的历史
并且显然不合乎他的需要。可是，在同一时候，巴黎的玻雷耳（sorel）和勒贝格（Leb
esgue）正在设计一种已被证明为切合于吉布斯思想的积分理论。玻雷耳是位数学家，已
经在几率论方面成名，有极好的物理学见识。为了通向这种量度论，他做过工作，但他
没有达到足以形成完整理论的阶段。这事是由他的学生勒贝格来完成的。勒贝格完全是
另一个样子的人，他既没有物理学的见识，也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但虽然如此，勒贝格
解决了玻雷耳留下的问题，只不过他把这个问题的答案仅仅看作研究傅立叶（Fourier）
级数和纯粹数学的其他分支的一种工具。后来当他们同时都成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
时，他们彼此之间展开了一场争论，只在经过多次的相互非难之后，他们才一起得到了
院士的荣誉。但是，玻雷耳继续坚持勒贝格和他自己的工作之作为物理工具的重要性；
然而，我以为，我自己才是把勒贝格积分在1920年应用于一个特殊的物理问题即布朗运
动问题上的第一个人。
    这桩事情出现在吉布斯逝世很久之后，而吉布斯的工作在这二十年中一直是科学上
的神秘问题之一，这类问题有人研究，尽管看来是不应该去研究的。许多人都具有远远
跑在他们时代前面的直观能力；在数学物理学中，这种情况尤其真实。早在吉布斯所需
的几率论产生之前，他就把几率引进物理学了。但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我相信，我们
必须把二十世纪物理学的第一次大革命归功于吉布斯，而不是归功于爱因斯坦、海森堡
或是普朗克。
    这个革命所产生的影响就是今天的物理学不再要求去探讨那种总是会发生的事情，
而是去探讨将以绝对优势的几率而发生的事情了。起初，在吉布斯自己的工作中，这种
偶然性的观点是叠加于牛顿的基础上的，其中，我们要来讨论其几率问题的基元都是遵
从全部牛顿定律的系统。吉布斯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新的理论，但是，与它相容的种
种置换却和牛顿所考虑的那些置换相同。从那时起，物理学中所发生的情况就是把牛顿
僵硬的基础加以抛弃或改变；到现在，吉布斯的偶然性已经完全明朗地成为物理学的全
部基础了。的确，这方面的讨论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而且，爱因斯坦以及从某些方面
看来的德布罗意（de Broolie）还是认为严格决定论的世界要比偶然性的世界更为合意
些；但是，这些伟大的科学家都是以防御的姿态来和年轻一代的绝对优势力量作战的。
    已经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变化，这就是，在几率性的世界里，我们不再讨论和这个特
定的、作为整体的真实宇宙有关的量和陈述，代之而提出的是在大量的类似的宇宙中可
只找到答案的种种问题。于是，机遇，就不仅是作为物理学的数学工具，而且是作为物
理学的部分经纬，被人们接受下来了。
    承认世界中有着一个非完全决定论的几乎是非理性的要素；这在某一方面讲来，和
弗洛依德（Freud）之承认人类行为和思想中有着一个根深蒂固的非理性的成分，是并行
不悖的。在现在这个政治混乱一如理智混乱的世界里，有一种天然趋势要把吉布斯、弗
洛依德以及现代几率理论的创始者们归为一类，把他们作为一单个思潮的代表人物；然
而，我不想强人接受这个观点。在吉布斯-勒贝格的思想方法和弗洛依德的直观的但略带
推论的方法之间，距离太大了。然而，就他们都承认宇宙自身的结构中存在着机遇这一
基本要素而言，他们是彼此相近的，也和圣·奥古斯汀的传统相近。因为，这个随机要
素，这个有机的不完备性，无需过分夸张，我们就可见把它看作恶，看作圣·奥古斯汀
表征作不完备性的那种消极的恶，而不是摩尼教徒的积极的、敌意的恶。
    本书旨在说明吉布斯的观点对于现代生活的影响，说明我们通过该观点在发展着的
科学中所引起的具有本质意义的变化和它间接地在我们一般生活态度上所引起的变化。
因此，后面各章既有技术性的叙述，也有哲学的内容，后者涉及我们就我们所面对的新
世界要做什么并应该怎么对待它的问题。
    重复一下：吉布斯的革新就在于他不是考虑一个世界，而是考虑能够回答有关我们
周围环境的为数有限的一组问题的全部世界。他的中心思想在于我们对一组世界所能给
出的问题答案在范围更大的一组世界中的可见程度如何。除此以外，吉布斯还有一个学
说，他认为，这个几率是随着宇宙的愈来愈者而自然地增大的。这个几率的量度叫做熵，
而熵的特征趋势就是一定要增大的。
    随着熵的增大，宇宙和宇宙中的一切闭合系统将自然地趋于变质并且丧失掉它们的
特殊性，从最小的可见状态运动到最大的可见状态，从其中存在着种种特点和形式的有
组织和有差异的状态运动到混沌的和单调的状态。在吉布斯的宇宙中，秩序是最小可见
的，混沌是最大可见的。但当整个宇宙（如果真的有整个宇宙的话）趋于衰退时，其中
就有一些局部区域，其发展方向看来是和整个宇宙的发展方向相反，同时它们内部的组
织程度有着暂时的和有限的增加趋势。生命就在这些局部区域的几个地方找到了它的寄
居地。控制论这门新兴科学就是从这个观点为核心而开始其发展的。
 
  


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
第一章：历史上的控制论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我一直在信息论的许多分支中进行研究。除了有关
消息传递的电工理论外，信息论还有一个更加广大的领域，它不仅包括了语言的研究，
而且包括了消息作为机器的和社会的控制手段的研究，包括了计算机和其他诸如此类的
自动机的发展，包括了心理学和神经系统的某些考虑以及一个新的带有试行性质的科学
方法论在内。这个范围更加广大的信息论乃是一种几率性的理论，乃是W．吉布斯所开创
的思潮的固有部分，这我在序言中已经讲过了。
    直到最近，还没有现成的字眼来表达这一复合观念，为了要用一个单词来概括这一
整个领域，我觉得非去创造一个新词不可。于是，有了“控制论”一词，它是我从希腊
字Ku bernetes或“舵手”推究出来的，而英文“governer”（管理人）一字也就是这个
希腊字的最后引申。后来我偶然发现，这个字早被安培（AmPere）用到政治科学方面了，
同时还被一位波兰科学家从另一角度引用过，两者使用的时间都在十九世纪初期。
    我曾经写过一本多少是专门性质的著作，题为《控制论》，发表于1948年。为了应
大家的要求，使控制论的观念能为一般人所接受，我在1950年发表了《人有人的用处》
一书初版。从那时到现在，这门学科已经从申农（Claude Shannon）、韦佛（Warren W
eaver）两位博士和我共同提出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观念发展成为一个确定的研究领域了。
所以，我趁重版本书的机会，把它改写得合乎最新的情况，同时删掉原书结构中的若干
缺点和前后不一致的地方。
    在初版所给出的关于控制论的定义中，我把通讯和控制归为一类。我为什么这样做
呢，当我和别人通讯时，我给他一个消息，而当他给我回讯时，他送回一个相关的消息，
这个消息包含着首先是他理解的而不是我理解的信息。当我去控制别人的行动时，我得
给他通个消息，尽管这个消息是命令式的，但其发送的技术与报道事实的技术并无不同。
何况，如果要使我的控制成为有效，我就必须审理来自他那边的任何消息，这些消息表
明命令之被理解与否和它已被执行了没有。
    本书的主题在于阐明我们只能通过消息的研究和社会通讯设备的研究来理解社会；
阐明在这些消息和通讯设备的未来发展中，人与机器之间、机器与人之间以及机器与机
器之间的消息，势必要在社会中占居日益重要的地位。
    当我给机器发出一道命令时，这情况和我给人发出一道命令的情况并无本质的不同。
换言之，就我的意识范围而言，我所知道的只是发出的命令和送回的应答信号。对我个
人说来，信号在其中介阶段是通过一部机器抑是通过一个人，这桩事情是无关紧要的，
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会使我跟信号的关系发生太大的变化。因此，工程上的控
制理论，不论是人的、动物的或是机械的，都是信息论的组成部分。
    当然，在消息中和在控制问题中都有种种细节的差异，这不仅在生命体和机器之间
如此，而且在它们各自更小的范围里也是如此。控制论的目的就在于发展语言和种种技
术，使我们能够真正地解决控制和通讯的一般问题，但它也要在某些概念的指导之下找
到一套专用的思想和技术来区分控制和通讯的种种特殊表现形式的。
    我们用来控制我们环境的命令都是我们给予环境的信息。这些命令，和任何形式的
信息一样，要在传输的过程中解体。它们一般是以不太清晰的形式到达的，当然不会比
它们发送出来的时候更加清晰。在控制和通讯中，我们一定要和组织性降低与含义受损
的自然趋势作斗争，亦即要和吉布斯所讲的增熵趋势作斗争。本书有很多地方谈到个体
内部和个体之间的通讯限度。人是束缚在他自己的感官所能知觉到的世界中的。举凡他
所收到的信息都得通过他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来进行调整，只在经过存贮、核对和选择的
特定过程之后，它才进入效应器，一般是他的肌肉。这些效应器又作用于外界，同时通
过运动感觉器官末梢这类成受器再反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而运动感觉器官所收到的信
息又和他过去存游的信息结合在一起去影响未来的行动。
    信息这个名称的内容就是我们对外界进行调节并使我们的调节为外界所了解时而与
外界交换来的东西。接收信息和使用信息的过程就是我们对外界环境中的种种偶然性进
行调节并在该环境中有效地生活着的过程。现代生活的种种需要及其复杂性对信息过程
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要求，我们的出版社、博物馆、科学实验室、大学、图书馆和教
科书都不得不去满足该过程的种种需要，否则就会失去它们存在的目的。所谓有效地生
活就是拥有足够的信息来生活。由此可知，通讯和控制之作为个人内在生活的本质就跟
它们之作为个人社会生活的本质一样。
    通讯问题的研究在科学史上所处的地位既非微不足道和碰巧做出的，也不是什么空
前的创举。远在牛顿之前，这类问题就在物理学中，特别是在费尔马（Fermat）、惠更
斯（Huggens）和莱布尼兹（Leibnitz）的工作中流行开了；他们这几位都对物理学感到
兴趣，而他们兴趣的集中所在，不是力学，而是光学，即关于视觉映象的传递问题。
    费尔马以其最小化（minimization）原理推进了光学的研究，这个原理说，在光程
的任意一段足够短的区间上，光是以最少的时间通过的。惠更斯提出了现在称之为“惠
更斯原理”的草创形式，这个原理说，光从一光源向外传播时，便在此光源的周围形成
某种类似于一个小球面的东西，它由次级光源组成，而次级光源的光接下去的传播方式
和初级光源的传播方式完全相同。莱布尼兹则从另一方面把整个世界看成一种称之为
“单子”的实体的集合，单子的活动就是在上帝安排的预定谐和的基础上相互知觉，而
且，非常清楚，莱布尼兹主要是用光学术语来考虑这种相互作用的。除了这种知觉外，
单子没有“窗户”，因此，依据莱布尼兹的见解，一切机械的相互作用实际上都只不过
是光学上的相互作用的微妙推论而已。
    在莱布尼兹这方面的哲学中，处处都表现出了作者对于光学和消息的偏爱。这种偏
爱在他的两个最根本的观念中充分体现出来，这两个观念就是：Characteristica Univ
ersalis，或普适科学语言；Calculus Ratiocinator，或逻辑演算。这个Calculus Rat
ioci－nator 在当时虽然并不完善，但却是现代数理逻辑的直系祖先。
    受着通讯思想支配的莱布尼兹在许多方面都是本书思想的知识前驱，因为他对机器
计算和自动机也感到兴趣。在本书中，我的种种见解和莱布尼兹的见解相距很远，但是，
我所讨论的问题却是道道地地的莱布尼兹的问题。莱布尼兹的计算机器只不过是他对计
算语言即推理演算感到兴趣的一种表现，而推理演算，在他的心目中，又只不过是他的
全部人造语言这一思想的推广。由此可知，即使是他的计算机器，莱布尼兹所偏爱的也
主要是语言和通讯。
    到了上一世纪中叶，C．麦克斯韦及其先驱者法拉第（Faraday）的工作再次引起了
物理学家对于光学的注意；人们这时把光看作电的一种形式，而电又可以归结为某种媒
质的机制，它是奇怪的、坚硬的但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叫做以太。在当时，人们假定以
太是弥漫在大气中、星际空间中和一切透明物质中的。c．麦克斯韦的光学工作就在于数
学地发展了以前法拉第令人信服的但不是数学形式表示出来的思想。见太的研究向人提
出了其答案都很含糊的若干问题，例如，通过以太的物质运动问题。迈克耳逊（Michel
 son）和莫莱（Morley）在九十年代的著名实验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进行的，实验
给出了完全意想不到的答案：绝对无法证明通过以太的物质运动。
    对于这个实验所提出的种种问题，第一次作出满意解答的乃是洛伦兹（LorentZ）的
解答。洛伦兹指出：要是我们把那些使物质结合起来的力本身看成是电学性质的或光学
性质的，那我们就应该从迈克再逊一莫莱实验预期到反面的结果。然而，在1905年，爱
因斯坦把洛伦兹的这些思想翻改成为如下的形式：绝对运动的不可观测性与其说是物质
的任何特殊结构所决定的，不如说是物理学上的一项公设。就我们的角度看来，在爱因
斯坦的工作中，重要之点是，光和物质处于同等的地位，这和牛顿以前的著作所提出的
观点相同，而不是象牛顿那样地把所有东西都隶属于物质和力学。
    爱因斯坦在阐释自己的见解时，把观测者作了多种多样的使用：观测者既可以是静
止的，也可以是运动着的。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如果不同时引进消息的观念，如果
事实上不重新强调物理学的准莱布尼兹状态（其倾向还是光学的），那就不可能把观测
者引进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吉布斯的统计力学乃是截然不同的东西。爱因斯坦基本
上还是使用绝对严格的动力学术语来探讨问题的，并没有引进几率观念，这和牛顿相同。
与此相反，吉布斯的工作从第一步起就是几率性的。然而，这两个人的工作方向都代表
了物理学观点的更替，即在某种意义说来，用观测时方才存在的世界来代替实际存在的
世界，而物理学上古老的朴素实在论则让位给某种也许会使巴克莱大主教眉开眼笑的东
西了。
    在这个地方，讨论一下本书序言中曾经提到的与熵有关的若干概念，对我们说来是
恰当的。如前所述，熵的观念代表了吉布斯力学和牛顿力学之间的几个极为重要的分歧。
在吉布斯的观点中，我们有一个物理量，它不属于我们这个外在世界，而属于一组可能
的外在世界，因而它出现于我们对这个外在世界所能提出的若干特定问题的答案中。物
理学现在不去探讨那个可以看作全面答复全部有关问题的外在宇宙了，它变成了对于某
些极为有限的问题作出答案的帐单。事实上，我们现在研究的东西和我们可以收进并发
出的一切可能的输入和输出的稍息毫无关系，我们所关心的只是极为特殊的输入和输出
的消息理论，包括这类消息只给我们有限信息量的测量方法在内。
    招息自身就是模式和组织的一种形式。的确，我们可以把消息集会看作其中有熵的
东西，就象我们对待外在世界状态的集会一样。正如熵是组织解体的量度，消息集合所
具有的信息则是该集合的组织性的量度。事实上，一个消息所具有的信息本质上可见解
释作该消息的负熵，解释作该消息的几率的负对数。这也就是说，愈是可见的消息，提
供的信息就愈少。例如，陈词滥调的意义就不如伟大的诗篇。
    我已经提到莱布尼兹对于自动机的兴趣，这个兴趣曾经碰巧被他的同时代人巴斯卡
（Pascal）分享过，巴斯卡对于我们现在称之为台式加法机的发展有过真正的贡献。莱
布尼兹把调准在同一时刻的时钟给出时间的一致性看作单子预定谐和的模型。这是因为，
体现他那个时代的自动机技术就是钟表匠的技术。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在八音盒顶上跳着
舞的小人儿的动作。它们是按照模式而运动的，但这个模式是预先安排的，而小人儿的
过去活动对并未来活动的模式实际无关。它们偏离原定模式的几率等于零。的确，这里
也有消息的传递，但消息只从八音盒的机械装置传给小人儿，到此就停住了。除了和八
音盒预定谐和的机构发生上述单向的通讯外，小人儿自身并没有和外界通讯的痕迹。它
们都是又瞎又聋而又哑的东西。一点儿也离不开约定化了模式而改变其活动的。
    把它们的行为和人的行为或者任何确具中等智力的动物的行为例如一只小猫的行为
作个比较。我叫唤小猫，它就抬头看我。我发给它一个消息，它用它的感官来接收，这
从它的行动中可以看出。小猫饿了，因而发出悲鸣。这时它是消息的发送者。小猫在摆
弄一个悬吊着的小线球时，当球摆向左边，小猫就用左爪去抓它。这时，在小猫自己的
神经系统之内，通过它的关节、肌肉和健等某些神经末梢，既发送又接收着性质非常复
杂的消息；借助这些器官发出的神经消息，动物便能觉察到自己组织的实际位置及其张
力。只有通过这些器官，人的手工技巧这一类东西方是可能的。
    我已经把八音盒上小人儿的预先安排好的行为作为一方，又把人和动物的因事而异
的行为作为另一方，进行过一番比较。但是，我们一定不要把八音盒设想作一切机器行
为的典型。
    比较古老的机器，特别是比较古老的制造自动机的种种尝试，事实上都是在闭合式
钟表的基础上搞起来的。但是，现代自动机器，诸如自控导弹、近炸信管、自动开门装
置、化工厂的控制仪器以及执行军事或工业职能的其他现代自动机器装备，都是具有感
觉器官的，亦即具有接收外界消息的接收器。它们可以简单得象光电管那样，当光落在
它们上面时就发生电变化，从而能够在暗处识别光；也可以复杂得象一架电视机那样。
它们可以从一根受到张力作用的导线所产生的电导率变化来测定张力，也可以借助温差
电偶（这种仪器是由两种不同的金属片的相互接触来构成的，当接触点之一加热时就有
电流产生）来测量温度。在科学仪器制造者的宝库中，每种仪器都是一个可能的感觉器
官，都可以通过专用电子仪器的介入从远处把它的读数记录下来。由此可知，这类机器
是受到它与外界的关系所制约的，从而也受到外界所发生的事件的制约。我们现在有这
种机器，而且从某个时候起就已经有了。
    借助消息而作用于外界的机器也是常见的。自动光电开门装置是每个经过纽约宾夕
法尼亚车站的人都知道的东西，这类装置同样也用在许多别的建筑物里。当一束光线被
截断的消息送到仪器时，这个消息刺激门并使它打开，于是旅客得以通行了。
    以这种类型的用感官来激励的机器到执行某项任务的机器，其间有许多步骤，或者
简单得象电门的情况那样，或者具有我们工程技术限度之内的事实上是具有任意复杂程
度的机器。一个复杂的动作乃是这样一种动作：为了取得对于外界的一种影响（我们称
之为输出），而在这种动作中引入了可以含有大量组合的数据（我们称之为输入）。这
些组合既有当下放进的数据，又有从过去存贮的数据（我们称之为记忆件取出的纪录。
这些组合都记录在机器中。迄今已经制成的最复杂的、能把输入数据变成输出数据的机
器就是快速电子计算机，对于这种机器，我打算在后面比较详细地谈论它。这些机器的
行为样式是由特种输入来决定的，这种输入往往是用穿孔卡片、穿孔纸带或磁化导线来
构成，它决定机器据以进行的某种不同于过去所进行的操作方式。在控制中，由于经常
使用穿孔带或磁带，所以，放进这些机器中用以指示机器组合信息的操作方式的数据，
统称为程序带。
    我讲过，人和动物都有运动感觉，它们就是据此来保持自己肌肉的位置和张力的纪
录。为了使任何机器能对变动不居的外环境作出有效的动作，那就必须把它自己动作后
果的信息作为使它继续动作下去所需的信息的组成部分再提供给它。举例说，当我们操
纵着一架电梯时，只打开电梯栏的栅门是不够的，因为我们所给的命令应该使电梯在我
们开栅门的时候恰好到达门前。重要之点是，开门的释放机械要由电梯实际到达门前这
一事实来决定，否则，要是没有什么东西挡住电梯的话，乘客就会踏进空阱里去。这种
以机器的实际演绩（actual Performance）而非以其预期演绩（expected Performance）
为依据的控制就是反馈；机器作这种控制时需要使用种种感觉元件，这些感觉元件由起
动元件来激发，它们执行着预报器或监视器的职务，亦即执行着对一项演绩作出指示的
职务。正是这些机构的职能使组织解体的力学趋势变到控制，亦即它们使熵的正常方向
发生了暂时的和局部的逆转。
    我刚才提到了电梯作为反馈的一例。还有其他许多例子，其反馈的重要性更为显著。
例如，大炮瞄准手从他的观测仪取得信息，然后把它传给大炮，于是大炮便向某个方向
瞄准并使炮弹在一定时刻击中活靶。但是，大炮是要在一切气候条件下使用的。在某种
气候条件下，滑润油暖化了，大炮就转动得很灵快。在另外一些气候条件下，滑润油冻
住了或是掺进沙子了，那么，大炮回答我们的命令就会慢一些。当大炮对我们的命令应
答不灵，滞后于命令时，要是我们给它一个补充推进以加强这些命令，则瞄准手的误差
就会减低下来。通常，为了取得尽可能准确的演绩，我们便给大炮加上一个反馈控制元
件，把大炮滞后于指定位置的程度纪录下来，再利用这个差数给大炮以一个补充的推进。
    的确，我们必须采取预防措施来使这个推进不至于过猛，如果过猛，大炮就会越过
指定的位置，势必还要通过一系列的振荡才能把它拉回来，这个振荡可能变得愈来愈大，
这便导致了严重的不稳定。如果反馈系统自身是可控的，换言之，如果它自身的熵趋势
还可以用其他控制机构来遏制，并且保持在足够严格的限度之内，那么，上述情况就不
会发生，而反馈的存在就增加了大炮演绩的稳定性。换言之，大炮的演绩很摩擦负载的
关系就很少，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大炮的演绩不因滑润油的粘结而产生滞延。
    在人的活动中存在着与上述情况非常相似的东西。当我去取一根雪茄，我不是有意
使用某些特定肌肉的。在许多情况下，我的确不知道它们是哪些肌肉。我所做的只不过
使某一反馈机制亦即某一反射发生作用，其中我尚未取得雪茄的效果变成对滞后的肌肉
（不管是什么肌肉）一个新的、加强的命合。按照这个办法，一个前后完全同一的随意
命会就可以使我们从各种各样的初始位置出发来完成相同的任务，而与由于肌肉的疲劳
所引起的伸缩能力的降低无关。同样，当我驾驶一辆汽李，我对车辆所作的一系列控制
不是单纯取决于我对道路的印象以及我对之要做的驾驶工作。要是我发现车辆太偏向公
路右边了，这个发现就会使我把它驶向左边。这种控制是取决于车辆的实际演绩的，不
单是取决于公路的情况；正是这种控制办法使我可以用大体相同的效率来驾驶一辆轻便
的奥斯汀骄车或者驾驶一辆重型卡车，用不着为了驾驶这两者而去形成不同的驾驶习惯。
我在本书专门讨论机器的一章里将更多地讲到这个问题，我们将在该处讨论到，研究演
绩有缺陷的、类似于人的机制中所发生的缺陷的机器可以对神经病理学作出贡献。
    我的论点是：生命个体的生理活动和某些较新型的通讯机器的操作，在它们通过反
馈来控制熵的类似企图上，二者完全相当。它们都有感觉接收器作为它们循环操作中的
一个环节：也就是说，二者都以低能级的特殊仪器来搜集外界的信息并以之用于操作中。
在这两种情况下，外界消息都不是不折不扣地（neat）取得的，它要通过仪器内部的变
换能力采取得，不论这个仪器是活的还是死的。然后，信息才转换为可用于以后各个阶
段演绩的新形式。这种演绩在动物和机器中都是有效于外界的。在动物和机器中，回报
到中枢调节器的，并非只有它们对于外界打算做的活动，还有它们对于外界运演过的活
动。行为的这种复杂性没有被一般人所了解，尤其没有在我们对社会的日常分析中起到
应起的作用；虽则从这个观点出发，正如个体的生理反应可以因之得到理解那样，社会
自身的有机反应也可以因之得到理解。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社会学家没有认识到社会通
讯的存在及其复杂性，但是，社会学家直到最近都有这样的倾向，故意忽视社会通讯是
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凝土。
    我们在本章中提出一组复杂的、直到最近都还没有充分联系起来的观念。它们是：
吉布斯引进的作为传统牛顿约定之修正的物理学上的偶然性观点；奥古斯汀根据这种偶
然性而要求于秩序和我们行为的态度；一个人与人之间、机器与机器之间以及社会作为
时间事件序列的通讯理论，序列自身虽然具有某种偶然性，但它总是力图按照各种不同
目的来调节其各个组成部分以遏制秩序紊乱的自然倾向。现在看来，这些观念基本上是
统一的。
  


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
第二章：进步和熵
  
    如前所述，自然界之倾向于秩序紊乱的统计趋势，亦即孤立系统之具有熵增加的趋
势，乃是通过热力学第二定律表现出来的。我们，人，不是孤立系统。我们从外界取得
食物以产生能量，因而我们都是那个把我们生命力的种种源泉包括在内的更大世界的组
成部分。但更加重要的事实是：我们是以自己的感官来取得信息并根据所取得的信息来
行动的。
    就这个陈述所涉及的我们与环境的关系而言，物理学家现在都已经熟悉其意义了。
信息在这个方面的作用，有个天才的表示，它是由麦克斯韦以所谓“麦克斯韦妖”的形
式提出来的。我们可以把这个妖描述如下。
    设有一个气体容器，其中的气体，各部分温度相同。气体的某些分子一定要比其余
分子运动得快些。现在我们假定容器中有一个小门，气体经过这个小门进入一根开动一
部热机的导管，而热机的排气装置则和另一根经过另一小门回到容器的导管相连。每个
门都有一个小妖，它具有鉴别到来气体分子的能力，根据它们的速度来开门或关门。
    第一个门上的小妖只给高速度的分子开门，碰到来自容器的低速分子时，它就把门
关上。第二个门上的小妖的任务正好相反：它只给来自容器的低速分子开门，碰到高速
分子时就把门关上。这样做的结果是，容器一端的温度升高，而另一端的温度降低，由
是创造出“第二种”水动机，即不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律（这个定律告诉我们：给定系统
的总能量守恒）的永动机，但它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定律告诉我们：能量自动
地使温度趋于平衡）。换言之，麦克斯韦妖看来克服了熵增加的趋势。
    也许，我可以用下述例子再进一步地来阐释这个观念。考虑有一群人从地下道的两
个旋转栅门走出来，其中的一个门只让以一定速度行走的人走出，另一个门则只让走得
慢的人走出。地下道中的人群的这种偶然运动将表现为这样的一股人流：从第一个旋转
栅门出来的人都走得快，而通过第二个旋转栅门的人都走得慢。如果我们用一条装有踏
车的通道把这两个旋转栅门连接起来，那么，走得快的人流从一个方向来转动这部踏车
的力量要大于走得慢的人流从另一个方向来转动这部踏车的力量，这样，我们就会从人
群的偶然走动中得到一个有用的能源。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差异，它出现在我们爷爷辈的物理学和今天的物理学之间。
在十九世纪的物理学中，信息的取得似乎是不付任何代价的。结果是，在麦克斯韦的物
理学中，他的任何一个妖都不发生供应其能源的问题。但是，现代物理承认，麦克斯韦
妖只能通过某种象感官之类的东西采取得信息，有了信息，妖才能开门或关门，而就这
种目的而言，这个感官就是眼睛。刺激妖眼睛的光并不是附加于机械运动的某种不带能
量的东西，而是同样具有机械运动自身的种种主要属性的。除非是光碰到仪器，任何仪
器是接收不到光的；除非是光去中了粒子，光不能指示任一粒子的位置。所以，这种情
况就意味着，即使从纯粹力学的观点看来，我们也不能认为气室中所含有的东西仅仅是
气体，而应当认为其中含有气体和光，这二者可以处于平衡状态，也可以处于不平衡状
态。如果气体和光处于平衡状态，那么，作为现代物理学说的一个推论，我们可认证明：
麦克斯韦妖将是一个瞎子，瞎到就跟气室中根本没有光一样。我们顶多有暧昧不明的、
来自四面八方的光，这样的光对于气体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是起不了什么指示作用的。所
以，麦克斯韦妖只能在状态不平衡的系统中工作。但是，在这样的系统中，可以证明，
光和气体粒子之间的恒常碰撞有使二者达到平衡的趋势。因此，即使妖可以暂时地颠倒
熵的通常方向，它归根到底也会搞得精疲力竭的。
    仅当系统之外有光加进来，其温度不同于粒子自身的力学温度时，麦克斯韦妖才能
不断地作工。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是完全熟悉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反
射着太阳光，而太阳光和地球上的力学系统远非处于平衡状态。严格说，我们所遇到的
粒子，其温度都处于华式SO至6O度左右，而和粒子处在一起的光发自太阳时则在好几千
度左右。
    在一个不处于平衡状态的系统中，或者，在此系统的局部区域中，熵不一定增加。
事实上，熵是可以局部地减少的。我们周围世界的这种非平衡状态也许只是衰退过程中
的一个阶段，这个衰退过程终归是要导致平衡的。我们早晚都得死去，我们周围的整个
宇宙非常可能要由于热寂而毁灭，那时候，世界将还原为一个浩瀚无际的温度平衡状态，
其中再也没有真正新鲜的事物出现了。除了单调的一致性外，别无他物，我们从中所能
期望的只不过是微小而无关宏要的局部涨落而已。
    然而，我们尚未成为世界最后毁灭阶段的目睹者。事实上，这些阶段不可能有目睹
者。所以，在这个与我们直接有关的世界里，存在着这样一些阶段，它们虽然在永恒中
只占居一个微不足道的地位，但对我们讲来却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在这些阶段中，熵
不增加，组织性及其伴随者（信息）都在增进中。
    我所讲的这些局部区域的组织性增强问题，不仅限于生命体所揭示出来的那种组织。
机器也可以局部地、暂时地增加信息，虽则它们的组织性和我们的组织性相较，那是粗
糙而不完善的。
    在这里，我要插进下越的语义学意见：生命、目的和灵魂这类字眼都是极不适于作
严格科学思考的。这些词都因我们对某类现象的共同认识而获得其意义，但它们事实上
并未提供恰能表征该共性的任何根据。每当我们发现一种新现象，如果它和我们已经命
名为“生命现象”的那些东西的性质具有某一程度的共同点而又和我们用来定义“生命”
一词的一切有关方面不相符合时，我们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究竟是扩大“生命”一词
的含义以便把这种现象包括进去呢，还是以更加严谨的方法来定义该词以便把这个现象
排除在外呢，我们过去在研究病毒时就曾经碰到这个问题，病毒表现有若干生命倾向—
—生存、增殖和组织化，但这些倾向又不具有充分发展的形式。现在，当我们在机器和
生命机体之间观察到行为的某些类似时，有关机器究竟是活的还是死的这个问题，就我
们的角度看来，就是语义学问题，亦即我们可见随意用这种或那种最方便于我们的方式
作出回答。这就象汉普蒂·丹普蒂所说的一句名言那样：“我给他们额外津贴，要他们
按照我的需要办事。”
    假如我们想用“生命”一词来概括一切局部地违反熵增加流向的现象，那我们是可
见随意这样做的。但是，这样做了之后，我们就会把天文学上的如我们通常所知道的和
生命仅有极其微小相似的许多现象都包括进去了。所以，按照我的意见，最好是避免使
用诸如“生命”、“灵魂”、“生命力”等等之类的一切自身尚待证明的代号，而在谈
到机器的时候，仅仅指出：在总熵趋于增加的范围内，在代表减熵的局部区域这一点上，
我们没有理由说机器不可以和人相似。
    当我用这种机器和生命机体作比较时，我的意思从来都不是说，我们通常所理解的
有关生命的那些特殊的物理、化学以及精神的过程和生命模拟（life-imitating）机中
的那些过程等同。我只不过是说，它们二者都可见作为局部反熵过程的例证。反熵过程
或许还可以通过许多其他途径找到例证，当然这些途径既不应当称之为生物学的，也不
应当称之为力学的。
    虽然在自动化这样一个发展如此迅速的领域中，我们不可能对生命模拟自动机作出
共同的陈述，但我愿意强调指出，这些实际存在的机器具有若干共同的特点。一个特点
是，它们都是执行某项特定任务或若干特定任务的机器，因而它们都必须具有使这些任
务得以完成的效应器官（类似于人的胳膊和腿）。第二个特点是，它们都得用感觉器官
和外界交往（enrapport），例如，用光电管和温度计，这些仪器不仅可以告诉机器当前
的环境如何，而且能够使机器把自己任务完成与否的情况记录下来。后一种职能，如前
所述，称做反馈，即一种能用过去演绩来调节未来行为的性能。反馈可见是象普通反射
那样简单的反馈，也可见是比较高级的反馈，在后一情况下，过去经验不仅用来调节特
定的动作，而且用来调节行为的全盘策略。这样一种的策略反馈可以而且往往表现为从
一方面看来是条件反射而从另一方面看来又是学习的那种东西。
    对于行为的这一切形式，特别是较复杂的形式，我们必须给机器设置一个中枢决策
器官，它根据馈给机器的信息来决定机器的下一步动作，这个器官之存储信息就是模拟
生命体的记忆能力的。要制造一部趋光或避光的简单机器，那是不难的，又如果这类机
器自身含有光源，那么，许多这样的机器结合在一起便会表现出社会行为的复杂形式，
其情况就象G·瓦尔特（Grey Waltor）博士在《活脑》（The Living Brain）一书中所
描述的那样。在目前，属于这种类型的若干比较复杂的机器只不过是用来探索机器自身
及其模拟物—一神经系统的种种可能性的科学玩具而已。但是，我们有理由猜想，最近
将来的技术发展必将使其中的若干潜在性得到利用。
    因此，神经系统和自动机器在下述一点上基本相似：它们都是在过去已经作出决定
的基础上来作决定的装置。最简单的机械装置都会在二中择一的情况下作出决定的，例
如，电门的开或关。在神经系统中，个别神经纤维也是在传递冲动或不传递冲动之间作
出决定的。机器和神经系统二者之中都有依其过去而对未来作出决定的专门仪器，在神
经系统中，这个工作大部分是在那些内容极为复杂的叫做“突触”的地方来做的，这个
地方有多根传入神经纤维和一根传出神经纤维相连。我们可以在许多情况下把这些判决
的根据说作突触活动的阈值，换言之，我们使用应有几根传入纤维的激发（fire）才可
以使传出纤维激发起来作说明。
    这就是机器和生命体之间至少有部分类似的根据。生命体中的突触和机器中的电门
装置相当。关于进一步阐述机器和生命体在细节上的关系，读者应参看瓦尔特博士和阿
希贝博士的极其引人入胜的著作。
    如前所述，机器，和生命体一样，是一种装置，它看来是局部地和暂时地抗拒着熵
增加的总趋势的。由于机器有决策能力，所以它能够在一个其总趋势是衰退的世界中在
自己的周围创造出一个局部组织化的区域来。
    科学家总是力图发现宇宙的秩序和组织性的，所以，他是玩着一种反对我们的头号
敌人即组织解体的博奕。这个恶魔是摩尼教的恶魔还是奥古斯汀的恶魔呢，它是一种与
秩序对立的力量还是秩序自身的欠缺呢，这两种恶魔的不同之处就在我们为反对它们而
采取的不同战术中表现出来。摩尼教的恶魔是一个敌手，它和任何一个注定得胜并将使
用任何机巧权术和虚伪手段以取得胜利的敌手一样。具体说，他能给自己的捣蛋策略保
密；要是我们对它的捣蛋策略泄露出有所觉察的任何苗头时，那它就会改变策略从而继
续把我们蒙在鼓里。另一方面，奥古斯汀的恶魔自身不是一种力量，而是我们弱点的量
度；为了揭露它，也许需要用上我们全部的才智，但既然揭露了它，那我们也就在一定
意义上征服了它；同时，它也不会以进一步破坏我们为其唯一目的而在一个已被我们弄
清的问题上面改变其策略了。摩尼教恶魔跟我们打扑克，不惜采取欺骗手段；这种手段，
正如冯·诺意曼（von Neumann）在其《博奕论》中所作的解释那样，不仅旨在使我们能
以欺骗手段取胜，而且旨在防止对方在我们不进行欺骗的诚实基础上取胜。
    和摩尼教的这个貌善心毒的恶魔比较起来，奥古斯汀的恶魔是个笨蛋。它玩着复杂
的游戏，但我们可见用自己的才智彻底打败它，就象洒下圣水一样。
    至于说到恶魔的本性，我们知道，爱因斯坦有句格言，这句格言具有比格言更多的
内容，它其实是关于科学方法种种依据的陈述。爱国斯坦说；“上帝精明，但无恶意。”
在这里，“上帝”一词是用来表示种种自然力量的，包括我们归之于上帝的极为谦恭的
仆人，即恶魔的力量在内。爱因斯坦的意思是说，这些力量不欺骗我们。也许，这个恶
魔的含义和墨菲斯托弗里斯相距不远。当浮士德询问墨菲斯托弗里斯他是什么东西的时
候，墨菲斯托弗里斯回答说：“我是永远在求恶而同时永远在行善的那种力量的一个部
分。”换言之，恶魔的骗人能力不是不受限制的，假如科学家要在他所研究的宇宙中寻
求一种决心和我们捣蛋到底的积极力量的话，那他是白费自己的时间了。自然界抗拒解
密，但它不见得有能力找出新的和不可译解的方法来堵塞我们和外界之间的通讯的。
    自然界的被动抗拒和一位敌手的主动抗拒，达二者之间的差别使人联想到了科学研
究工作者和军人或赌徒之间的差别。科学研究工作者随便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都可以
从事他的种种实验而不用担心自然界会在什么时候发现他所使用的手段和方法，从而改
变其策略。所以，他的工作是由他的最好时机支配着；反之，一位棋手就不能走错一着
棋而不会碰上一位机敏的敌手打算利用这个机会而打败他的。因此，棋手之受他的最坏
时机的支配要多干受他的最好时机的支配。我对这个论点也许有偏见，因为我觉得我自
己能在科学上作出有效的工作，但在下棋的时候，却经常由于自己在紧要关头的轻率大
意而遭到失败。
    所以，科学家是倾向于把自己的敌手看作一位作风正派的敌手。这个态度对于他之
作为科学家的有效性讲来，是必要的，但这会使他在战争中和政治上容易受到无耻之徒
的欺骗。这个态度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一般公众对他难于理解，因为一般公众关心一己
之敌远甚于关心象自然界这样的敌手的。
    我们不得不过着这样一种生活，其中，世界作为整体，遵从热力学第二定律：混乱
在增加，秩序在减少。一然而，如前所述，热力学第二定律虽然对闭合系统的整体讲来
是一个有效的陈述，但它对于其中的非孤立部分就肯定不是有效的了。在一个总熵趋于
增加的世界中，一些局部的和暂时的减熵地区是存在着的，由于这些地区的存在，就使
得有人能够断言进步的存在。在直接和我们有关的世界中，对于进步和增熵之间的斗争
总方向，我们能够表示什么意见呢？
    如所周知，启蒙时期孕育了进步观念，虽然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有过一些思想家，
认为这种进步是遵从报酬递减律的，认为社会的黄金时代不比自己身边所看到的有着太
大的不同。在启蒙时期这一建筑物中，以法国革命为标志的裂口，给人们带来了关于任
何进步的怀疑。举例说，马尔萨斯（Malthus）注意到了他那个时代的农业几乎陷入了无
法控制的人口增加的泥坑中，吃光了当时人们所生产的全部收获物。
    从马尔萨斯到达尔文，思想嬗替的线索是清楚的。达尔文在进化论上的伟大革新，
就在于他承认进化并非一种拉马克（Lamarck）式的高而更高、好了又好的自发上升过程，
而是这样一种现象：生命体在其中表现出了：（甲）多向发展的自发趋势和（乙）保持
自己祖先模式（Pattern）的趋势。这两种效应的结合就铲除掉了自然界中乱七八糟的发
展，同时通过“自然选择”的过程淘汰掉了那些不能适应周围环境的有机体。这样铲除
的结果就留下了多少能够适应其周围环境的生命形式之剩余模式（residual Pattern）。
按照达尔文的见解，这个剩余模式便是万有的合目的性的表现。
    剩余模式的概念在阿希贝博士的工作中重新提出来了。他用它来解释机器的学习。
他指出：一部结构相当无规的和无目的的机器总是存在着若干近乎平衡的状态和若干远
乎平衡的状态，而近乎平衡的模式就其本性而言是要长期持续下去的，至于远乎平衡的
模式则只能暂时地出现。结果是，在阿希贝的机器中，就象在达尔文的自然界中一样，
我们在一个不是有目的地构成起来的系统中看到了目的性，原因很简单，因为无目的性
按其本性说来乃是暂时出现的东西。当然，归根到底，最大熵这个极为广泛的目的看来
还是一切目的之中最为经久的东西。但是，在其居间的各个阶段中，有机体或由有机体
组成的社会将在下述的活动样式中比较长期地保持现状：组织的各个不同部分按照一个
多少是有意义的模式而共同活动着。
    我认为，阿希贝关于没有目的的随机机构会通过学习过程来寻求自身目的的这一辉
煌的思想，不仅是当代哲学方面的伟大贡献之一，而且会在解决自动化的任务中产生高
度有用的技术成果。我们不仅能把目的加到机器中，而且，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一部
为了避免经常发生某些故障而设计出来的机器将会找到它所能找到的种种目的的。
    甚至早在十九世纪时，达尔文的进步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就不仅限于生物学领域了。
所有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是从他们那个时代的种种富有价值的源泉中来汲取他们的科
学思想的。因此，看到马克思及其同时代的社会学家在进化和进步的问题上接受了达尔
文的观点，这就不足为奇了。
    在物理学中，进步的观念和熵的观念是对立的，虽然二者之间并无绝对的矛盾。凡
与牛顿直接有关的理论物理学都一致认为，推动进步并反对增熵的信息，可用极少量的
能量或者甚至根本不用能量来传递的。到了本世纪，这个观点已经由于物理学中量子论
的革新而改变过来了。
    量子论恰恰导出了我们所期望的能量和信息之间的新联系。这种联系的粗糙形式就
在电话线路或放大器的线路噪声理论中出现。这种本底噪声看来是无法避免的东西，因
为它和运载电流的电子分立性有关，它具有破坏信息的某种能力。所以，线路的通讯能
力得有一定大小，才能避免消息被自身的能量所淹没。比起这个例子更加基本的事实是：
光自身也是原子的结构，一定频率的光是一颗颗地辐射出去的，叫做光量子，它有确定
的能量，大小依赖于其频率。因此，辐射的能量不可能小于一单个光量子的能量。没有
能量的一定损耗，信息的传递就不能产生，所以，能量耦合和信息耦合之间并无明显的
界限。但虽然如此，就大量的实用目的而言，一个光量子乃是极为微小的东西，而一个
有效的信息耦合所需的能量传递也是十分微小的。因此，在我们考虑诸如一株树木的生
长或一个人的生长这类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太阳辐射的局部过程时，局部熵的大量降低也
许和十分节约的能量传递有关。这是生物学的基本事实之一，特别是光合作用理论或化
学过程理论的基本事实之一。由于光合作用或化学过程，植物才能够利用阳光从水和空
气中的二氧化碳制造出淀粉以及其他为生命所需的复杂的化合物来。
    因此，我们是否要对热力学第二定律作出悲观的解释，得看我们赋予整个宇宙和我
们在其中找到的局部减熵区域这二者各自的重要性如何。要记住，我们自己就是这样一
个减熵区域，而我们又是生活在其他减熵区域中。结果是，正常视景因远近距离的不同
而产生的差异使我们赋予减熵和增加秩序的地区的重要性远比赋予整个宇宙的重要性大
得多。举例说，生命很可能只是宇宙中的罕见现象，它也许仅限于太阳系，如果我们所
考虑的任何一种生命，其发展水平得跟我们主要感兴趣的生命相当的活，那生命就是仅
限于地球上面的现象了。但虽然如此，我们是居住在这个地球上面的，宇宙中的其他地
方之有无生命这桩事情和我们并无太大的关系，而这桩事情当然也跟宇宙的其余部分在
大小比例上之占居绝对优势并无关系。
    再说，我们完全可以设想，生命是有限时间之内的现象；在最早期的地质年代之前，
生命是不存在的；而地球之重返无生命时代，成为烧光或冻结了的行星，也是会到来的。
为生命所需的化学反应得以进行的物理条件是极端难得的，对于理解这一点的人们而言，
下述结论自然无可避免；能让这个地球上的任何形式的生命，甚至不限于象人这样的生
命，得以延续下去，这个幸运的偶然性，非达到一个全盘不幸的结局不可。然而，我们
不妨方便地对我们自己作出这样的估价，把生命存在这一暂时的偶然事件只及人类存在
这一更加暂时的偶然事件看作具有头等重要的价值，而不必去考虑它们的一瞬即逝的性
质。
    在一个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我们都是这个在劫难逃的星球上的失事船只中的旅客。
但即使是在失事船只上面，人的庄严和价值并非必然地消失，我们也一定要尽量地使之
发扬光大。我们将要沉没，但我们可以采取合乎我们身份的态度来展望未来的。
    到此为止，我们所谈的都是悲观主义，它比起感动俗人情绪的悲观主义来，则更多
是职业科学家的理智方面的悲观主义。我们已经看到，熵理论和宇宙最后热寂的种种考
虑，不一定会有乍看起来似乎存在的那种令人精神十分沮丧的后果。但是，即使这种关
于未来的考虑是有节制的，它也不是普通人特别是普通美国人的情绪安宁所能接受得了
的东西。在整个趋于衰退的宇宙中，当论及进步的作用时，我们所能指望的顶多是这样：
面对着压倒一切的必然性，我们追求进步的目光可以扫清希腊悲剧的恐怖。然而，我们
却是生活在一个没有太多悲剧感的时代之中。
    美国中产阶级上层的普通儿童的教育都是旨在注意防止他的死亡感和毁灭感的。他
在圣诞老人的气氛中长大，当他懂得圣诞老人是神话之后，他就痛哭起来了。的确，他
决计不会完全同意把这位神灵从他的万神殿中迁走，而在他往后的生活中，他会花费很
多时间去寻找感情上的某种代替物的。
    他后来的生活经验迫使他去承认个体死亡的事实，迫使他去承认这个灾难的日益迫
近。但虽然如此，他还是试图把这些不幸的现实归溯于偶发事件的作用，还是试图去建
立一个没有不幸的人间天堂。对他说来，这个人间天堂是处在永恒的进步之中，是处在
越来越伟大、越来越美好的事物的不断出现的进程之中。
    我们之崇拜进步，可用两个观点来进行探讨：一是事实观点，一是道德观点，后者
提供赞成与否的标准。在事实方面，人们断言：继在美洲发现这个早期进步（它的开端
相当于现代文明的开始）之后，我们便进入了一个永无终止的发明时期，进入了一个永
无终止的发现新技术以控制人类环境的时期。进步的信仰者们说：这个时期将不断地继
续下去，在人类想象得到的未来中看不到尽头。那些坚持把进步观念当作道德原则的人
们则认为这个不受限制的近乎自发的变化过程是一桩“好事”，认为它是向后代保证有
人间天堂的根据。人们可以不把进步当作道德原则来信仰，只把它当作事实来信仰；但
是，在许多美国人的教义中，二者是分不开的。
    我们大多数人对干进步观念都是非常熟悉的，这或者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了一个事实：
这个信仰仅仅属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或者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了另
外一个事实：进步和我们自己的宗教教育和传统有着显著的分歧。无论是天主教徒、新
教徒或是犹太教徒，都不把尘世看作一块可期得到经久快乐的好地方。教堂对于德行的
酬报，不是人间帝王之间所流通的任何一种钱币，而是天国的期票。
    从本质上说，喀尔文主义者也是承认这一点的，但加上了一个阴暗的注解：能在末
日审判中通过严酷考验的上帝选民为数极少，而且他们都是上帝任意选定的。为了获选，
什么人世的德行，什么道德的修养，统统无济于事。许多善人，将遭谴罚。喀尔文主义
者甚至不想为自己祈求天国的幸福，他们当然就更加不去指望尘世的幸福了。
    希伯莱预言家在估价人类未来时远不是乐观的，甚至在估价自己选民以色列人的未
来时也是如此；约伯（Job）的伟大德行虽然可以给他以精神方面的胜利，虽然还得到了
上帝的恩准，赐还他的羊群、仆人和妻妾，但是，德行并不能确保这个相对幸福的结局
之必然到来，除非出自上帝的任意性。
    共产党人，和进步的信仰者一样，也在寻求他的人间天堂，但不是为了个人在阴间
生存取得酬报。但虽然如此，他相信这个人间天堂不经过斗争是决不会自行到来的。他
不相信在你临终之际天上有馅儿饼，正如他不相信未来有大块的冰糖山一样。伊斯兰教
对进步的理想也没有更多的接受能力，伊斯兰这个名称本身就意味着服从上帝的意志。
至于佛教以及佛教中关于涅槃和解脱轮回的愿望，我就不用赘言了；它永远是和进步观
念相对立的，而这，对于印度所有类似的宗教讲来，同样是正确的。
    除了许多美国人在十九世纪末叶所信仰的那种愉快而消极的进步外，还有一种进步，
它似乎具有比较有力的和积极的内涵。对于普通美国人讲来，进步意味着西部的胜利。
它意味着美国移民时代边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意味着0．威斯特（owen Wister）和T．
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那些精力充沛的散文。当然，从历史看，边区完全是
真实的现象。多年来，美国的发展总是在远处西部的空旷地区这个背景上进行的。但虽
然如此，在谈到边区而诗兴勃发的人们当中，大半都是往昔岁月的赞美者。早在1890年
举行人口调查时就宣告了真正边区条件的结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国内巨大资源，
其地理界限已经清楚地划定了。
    普通人很难有一付历史眼光看到进步必将减退到它所固有的规模。在美国南北战争
中，大多数人用来作战的滑膛枪只不过是滑铁卢战场上所使用的武器的微不足道的改进
而已，这种武器又几乎和低地国家马尔勃劳军队的明火枪相当。但是，手提射击武器从
十五世纪或者更早的时候起就已经有了，而大炮的出现还要早过一百年。值得怀疑的是，
滑膛枪的射程是否远远超过最好的长弓，虽然我们确知它们在射击速度和准确性上决不
相等；然而长弓乃是石器时代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改进过的发明。
    还有，造船技术虽然从来没有完全停滞过，但木制战船直到它废弃不用的前夕都是
十七世纪初叶以来其基本结构完全不变的模式，而其原型甚至可以回溯到许多世纪以前。
哥伦布的水手之一可以是法拉各（Farragut）船上的干练海员。出身于从圣保罗到玛尔
塔的航船上的水手甚至有充分理由在本国充当约瑟夫·康纳德（Joseph Conrad）三桅帆
船的前舱手。一位来自达西亚边区的罗马牧牛人，把长角的小公牛从得克萨斯草原赶到
铁路终点站，看来是个十分能干的牲畜商（Vaquero），虽然在他到达那儿的时候，会由
于自己的所见所闻而惊骇万分。一位管理神庙财产的巴比伦人既不用学习簿记也不用学
习指挥奴隶的本领便能经营一个早期美国南部的大农场。总之，在那个时期中，绝大多
数人的主要生活条件总是重复不变的，而革命性的变化甚至在文艺复兴和大远航之前都
还没有开始，人们直到完全进入了十九世纪之前都还设想不到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
那种加速前进的步伐。
    在这些情况下，要在早期历史中找到能与蒸汽机、汽船、火车、现代冶金术、电报、
横渡大洋的海底电报、电力的普遍应用、炸药和现代高爆炸力导弹、飞机、电子管和原
子弹等等相匹敌的发明物，那是徒劳无益之举。冶金学预告了青铜时代的开始，但是，
这方面的发明既不是集中在某个时候出现的，也缺乏丰富多样的内容，所以不能以之作
为有力的反证。古典经济学家会利用这种情况而温文尔雅地来说服我们，要我们相信这
些变化纯粹是程度上的变化，而程度上的变化就不会破坏历史的类似性了。一剂番木鳖
硷和一剂假毒药的差别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别了。
    科学的历史学和科学的社会学都是用下述概念为依据的：所讨论的各种特殊事例都
有充分的类似性，因为不同时期的社会机制都是相关着的。但是，毫无疑问，自从现代
史开端以来，现象的整个尺度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我们很难把过去历史时期的政治
观念、国家观念和经济观念转用于现代。几乎同样明显的是，只美洲发现开始的现代史
本身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美洲发现时期，欧洲第一次认识到了有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区，能够容纳比欧洲自
身还多得多的人口；这块大陆充满了有待勘探的资源，不仅有金矿、银矿，还有其他商
业物资。这些资源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确，从1500年的社会发展的规模看来，
耗尽这些资源并使这些新建的国家达到人口饱和的程度乃是非常遥远的事情。这四百五
十年要比大多数人企图展望到的远得多了。
    但是，新大陆的存在促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并非不象《阿丽丝疯茶会》的态度。当一
份茶点吃光了，对于疯帽匠和三月兔说来，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就是跑去占有邻座的一份。
当阿丽丝问他们这样转了一圈重新回到他们原先座位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三月兔就改
变了话题。对于那些全部过去历史不到五千年却期望着千年至福和末日审判会在很短的
时间内突然降临的人们说来，疯帽匠的这种策略似乎是最最通情达理的了。随着时间的
推移，美国的茶桌已被证明不是吃不光的；而且，就事实而论，丢掉一份再抢另外一份
的速度是增加了，可能还要以更快的步伐来增加。
    许多人认识不到最近四百年乃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这个时期所发生
的变化，其步调之快，史无前例；就这些变化的本质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它一部分是
通讯加强的结果，但也是人们对自然界加强统治的结果，而在地球这样一个范围有限的
行星上，这种统治归根到底是会加强我们作为自然界的奴隶的身份的。因为，我们从这
个世界取出的愈多，给它留下的就愈少，到最后，我们就得还债，那时候，就非常不利
于我们自己的生存了。我们是自己技术改进的奴隶，我们不能把新罕布什尔（New Hamp
shire）的一个农庄还原为1800年那种自足自给的经济状态，正如我们不能通过想象给自
己的身高增加一腕尺（cubit），或者用更恰当的比喻来说，不能缩小一腕尺一样。我们
是如此彻底地改造了我们的环境，以致我们现在必须改造自己，才能在这个新环境中生
存下去。我们再也不能生活在旧环境中了。
    进步不仅给未来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也给未来带来了新的限制。看来进步自身和我
们反对增熵的斗争都似乎一定要见我们正在力图避免的毁灭道路为结局。然而，这种悲
观主义的情绪仅仅是以我们的无知无能为前提的，因为我坚信，一旦我们认识到新环境
所强加于我们的新要求认及我们掌握到的符合这些新要求的新手段时，那么，在人类文
明毁灭和人种消灭之前，仍然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虽则它们终将是要消灭的，就象我
们生下来都要死去一样。但是，最后热寂的前景乃是远在生命彻底毁灭之后才会出现的
东西，这对人类文明和人种说来同样是正确的，就跟对其中的个体说来同样是正确的一
样。我们既要有勇气面对个人毁灭这样一桩确定无疑的事实，同样，我们也要有勇气面
对我们文明的最后毁灭。进步的单纯信仰不是有力的信念，而是勉强接受下来的因而也
是无力的信念。
 
  


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
第三章：定型和学习：通讯行为的两种模式
  
    如前所趋，某些种类的机器和若干生命体，特别是比较高级的生命体，都能在过去
经验的基础上来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从而达到反熵的特定目的。在这些比较高级形式
的能够进行通讯的有机体中，作为个体过去经验的环境是能够把个体的行为模式改变得
在某种意义上更加有效地来对付其未来环境的。换言之，有机体并不象莱布尼兹钟机式
的单子那样，同宇宙作预定的和谐，而是和宇宙及其未来的种种偶然性依据实际情况而
寻求着新的平衡。它的现在不同于它的过去，而它的未来又不同于它的现在。在生命体
中，就象在宇宙自身之中那样，分毫不差的重复是绝对不可能的。就生命体和机器之间
的类比而言，阿希贝博士的工作可能是我们目前对这个问题的最伟大的贡献。学习，和
比较简单的反馈形式一样，也是一种从未来看过去和从过去看未来有所不同的过程。关
于显然合目的的有机体这一整个概念（不论这概念是机械的、生物学的或是社会的），
都是时间之流中具有特定方向的一根飞箭，而不是两端都有箭头的可以向着其中任一方
向前进的线段。能学习的生物不是古代神话中的两头蛇，两端都有头，走哪儿去都无所
谓。能学习的生物是从已知的过去走向未知的未来，而这未来是不能和过去互换的。
    让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来弄清反馈在学习方面的作用。当巴拿马运河各水闸上的巨
大控制室在工作着时，它们都是双向的通讯中心。控制定不仅要发出信号以控制牵引机
车的运转、控制闸口的开和关、控制水门的开和关，而且，室里还摆满了仪表，它们除
表示机车、闸口和水门已经收到它们的命令外，还要表示它们实际上已经有效地执行了
这些命令。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水闸管理人就会很快地想到也许有一部牵引机车停顿了，
或是一艘巨吨级的军舰冲进了水门，或是其他许多类似的不幸事件之一发生了。
    控制原理不仅可以应用于巴拿马运河的水闸，而且可见应用于国家、军队和个人。
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由于英国不慎之故，已经下达的命令未能使一支由英国本土指挥
的从加拿大开来的英国军队和另一支从纽约开出的英国军队在沙拉托加会师，以致英国
柏戈因（Burgoyne）部队遭到惨败，其实一个周密考虑好的双向通讯程序就能避免这种
情况。由此可知，行政官吏，不论是政府的、大学的或公司的，都应该参与双向的通讯
流，而不仅是从事自上到下的单向通讯。不然的话，上级官员就会发现他们的政策是建
立在他们下属对种种事实的全盘误解上面了。再有，对于演说家讲来，最困难的任务莫
过于向一个毫无表情的听众讲话了。戏院中热烈鼓掌的目的，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要在
演员心中引起一些双向通讯的。
    社会反馈这个问题对于社会学和人类学具有非常巨大的意义。人类社会的通讯模式
极其多种多样。有些社会，例如爱司基摩人那样的社会，看来是没有领袖制度的，社会
成员之间的从属关系也是很不显著的，所以，这个社会团体的基础只不过是在气候和食
物供应的非常特别的条件下谋求生存的共同愿望而已。有些社会分成许多阶层，在印度
就可只找到这样的社会，其中，二人之间的通讯手段受到自家门第和社会地位的严格限
制。有些社会是由专制君主统治看，两个臣民之间的每一关系都要从属于君臣之间的关
系。还有由领主和农奴构成的等级制度的封建社会，它们具有非常特殊的社会通讯技术。
    我们大多数美国人都喜欢生活在相当轻松的社会团体中，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体之
间和阶级之间的通讯障碍不是太大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美国在通讯方面已经达到了
这种理想。在白人至上还是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信条的情况下，这个理想总是达不到的。
但是，这种限制多端、形式不定的民主，对于许多以效率作为最高理想的人们说来，甚
至还是认为太无政府主义了。这些崇拜效率的人们喜欢让每一个人从孩提时代起就在指
定给他的社会轨道上活动，执行着束缚他就象奴隶之被束缚在泥土上面一样的社会职能。
在美国的社会图景中，存在着这些倾向，存在着这种对未知未来所蕴含的种种机会之否
定，这是可耻的。由于这个缘故，许多人虽然一心一意依恋着这种永远派定人们社会职
能的秩序井然的国家，但若迫使他们公开承认这一点，那他们就会感到狼狈不堪了。他
们只能以其行动来表示自己明显的偏爱。可是这些行动也是够明确突出的了。商人用一
批唯命是从的人围绕在自己周围，从而使自己和他的雇员们隔离开来；或者，一个大研
究所的领导人给每一属员指定一个研究专题，但不给他独立思考的权利，以免他超出这
个专题的范围并窥见研究工作的全部要领。这些都表明了他们所尊重的民主并非真正是
他们愿意生活于其中的秩序。他们所向往的预先指定各人社会职能的秩序井然的国家，
令人想起了莱布尼兹的自动机，它在通向偶然性的未来时，不会提供不可逆转的活动，
而这种活动却是人的生活的真正条件。
    在蚂蚁社会中，每个成员都执行着各自特定的职能。其中也许还存在着专职的士兵
阶级。某些高度特殊化的个体执行着皇帝或皇后的职能。如果采用这种社会作为人类社
会的模式，那我们就会生活在法西斯的国家中，其中每一个体生来就命中注定了有着自
己特定的职业：统治者永远是统治者，士兵永远是士兵，农民不外乎是农民，而工人则
注定了是工人。
    本章的主题之一就是指出：法西斯主义者之所以渴望用蚂蚁社会作为模型来建立国
家，乃是对蚂蚁和人二者的本性都有严重的误解所致。我愿意指出，昆虫的生理发展自
身决定了它在本质上是一个愚蠢的、不会学习的个体，注定了不能有任何较大程度的改
变。我还愿意表明，这些生理条件如何使昆虫成为一种廉价的、可以大量生产的东西，
不比一只纸做的、用过一次就要扔掉的馅饼盘子具有更多的个体价值。在另一方面，我
愿意表明，人之所以能够进行大量学习和研究工作（这差不多会占去他的半生时间），
乃是生理地装备了这种能力的，而蚂蚁则缺乏这种能力。多样性和可能性乃是人的感官
所固有的特性，而且它们确实是理解人的壮丽飞跃的关键所在，因为多样性和可能性都
是人的结构本身所特有的东西。
    我们即使可以把人的远远超过蚂蚁的优越性弃置不顾，用人做材料来组织一个蚂蚁
式的法西斯国家，但我确信这种做法乃是人的本性的贬值，从经济上说，也是人所具有
的巨大价值的浪费。我想，我是相信人类社会远比蚂蚁社会有用得多的；要是把人判定
并限制在永远重复执行同一职能的话，我担心，他甚至不是一只好蚂蚁，更不用说是个
好人了。那些想把我们按照恒定不变的个体职能和恒定不变的个体局限性这一方式组织
起来的人，就是宣判了人类只该拿出远低于一半的动力前进。他们把人的可能性差不多
全部抛弃掉了，由于限制了我们可以适应未来偶然事件的种种方式，他们也就毁掉了我
们在这个地球上可以相当长期地生存下去的机会。
    现在让我们回头来讨论一下蚂蚁的个体结构中那些使蚂蚁社会之所以成为非常特殊
事物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在蚂蚁个体的解剖学和生理学上都有其深刻的根源。昆虫和
人二者都是呼吸空气的生物形式，都是从水生动物的方便的生活条件经过漫长的时间而
后过渡到受陆地限制的、要求极为严格的产物的代表。从水界到陆界的这种过渡，不论
在什么地方发生，都要引起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有机体的机械支架以及成觉器官等等
方面的根本改造。
    陆生动物的躯体之在机械方面的增强是沿着几条互不相关的道路前进的。大多数软
体动物的情况就跟某些其他生物群（它们虽然和软体动物无关，但在基本特点上都具有
类似于软体动物的形式）的情况一样，都是从外皮的某个部分分泌出一种无生命的、含
钙的组织体，叫做甲壳。这个东西从动物的早期阶段起到它的生命结束止都在不断地添
加着。那些依螺旋形式发展的生物群只要用这个添加过程就足以说明它们。
    如果甲壳对动物起到保护作用，而动物在其以后的阶段中又长得相当大的话，那么
甲壳一定是一种非常可观的负担，仅能适用于蜗牛式的移动缓慢而生活安静的陆生动物
了。在其他带壳的动物中，壳愈轻，负担愈少，但与此同时，防卫的力量也就愈差。壳
的构造具有沉重的力学负荷，它在陆生动物中只是一个不大的成就。
    人自身代表着另外一个发展方向，这在所有脊椎动物中都可见看出；在无脊椎动物
中，至少象鲎和章鱼那样高度发展的无脊椎动物也是标志着这个方向的。在这一切的生
物形式中，结缔组织内部的某些部分凝聚起来了，不再是纤维状的了，它们变成一种密
集而坚硬的胶状物。躯体的这些部分叫做软骨，旨在附着那些有力的为动物活跃生命所
需的肌肉。在高等脊椎动物中，这种原始软骨质的骨骼起着临时支架的作用，继而代之
的是更加坚硬的材料，叫做骨，它就更加合乎附着有力的肌肉的要求了。这些由骨或软
骨构成的骨骼，在任何严格意义上都不是大量活组织构成的，但是，在这一整块的胞间
组织之内，却充满了细胞、细胞膜和营养血管等活的结构。
    脊椎动物不仅发展了内骨骼，而且发展了其他特性以适应它们活跃生命之所需。它
们的呼吸系统，不论其形式是腮，是肺，都能很好地适应外部媒介物与血液之间进行积
极的氧交换，而其效率要比一般无脊椎动物的血液大得多，因为脊椎动物的血液含有集
中在血球里的输送氧气用的呼吸色素。这种血液是在效率较高的心脏抽送之下在一个封
闭的血管系统中流通着，而不是处在一个由不规则的心窦（sinuses）所构成的开放系统
中。
    昆虫和甲壳类以及一切节足动物是以完全不同的生长方式建成的。节足动物的躯体
外部包围着一层甲壳质，这是由表皮细胞分泌出来的。甲壳质是一种和赛璐珞很接近的
致密物质。在动物躯体的接合部位，甲壳质层很薄，而且比较柔软，但在其余部位，则
是坚硬的外骨骼，这我们在大虾和蟑螂身上都可以看到。内骨骼，例如人的，能够随同
一切组织的生长而生长。外骨骼就不能这样了，除非象蜗牛那样通过添加来生长。外骨
胳是死组织，没有内在的生长能力。它的作用是给躯体以坚强的防护，也供肌肉的附着
之用，但它等于一件紧身衣。
    在节足动物中，内部生长可以变换为外部生长，这只要脱去旧的紧身衣并在旧衣下
面长出一件新衣来就行了，新衣开头是柔软的、可弯曲的并且能够采取稍微新颖和宽大
的样式，但它很快就会变成旧衣的样子，硬化起来了。换言之，它们的生长阶段是以一
定的脱皮周期为标志，甲壳类脱皮比较经常，昆虫脱皮则少得多。幼虫期可只有好几个
脱皮阶段。蛹期就是其过渡形态，这时，本来在幼虫期不起作用的翅内在地向着官能状
态发展。这个发展过程在接近蛹期的最后阶段才达到完成，而这一次脱皮便使它完全成
年。成年之后就永远不再脱皮了。这就是昆虫的性阶段，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虽然它这
时还有食用食物的能力，但有些昆虫的口腔和消化管道停止发育，所以，这种昆虫称为
成虫（imago）。成虫只能配偶，产卵，而后死去。
    在脱掉旧衣并长出新衣的过程中，神经系统是参与作用的。虽然我们有一定数量的
证据来说明从幼虫过渡到成虫时有某种记忆保持着，但是，这种记忆的范围不能很广。
记忆的生理条件以至于学习的生理条件看来就是组织性的某种连续，即把来自外界的由
感官印象所产生的变化变作结构或机能方面的比较经久的变化。昆虫的变形太彻底了，
以至于无法把这些变化的经久纪录较多地保留下来。我们的确很难设想，经过了这样严
重的内部改造过程之后，还能够继续保持着一种具有任何精确程度的记忆。
    昆虫还受到另外一种限制，这和它的呼吸方法与循环方法有关。昆虫的心脏是一个
非常弱小的管状结构，它不是和那些具有确定外形的血管相通，而是和外形不确定的、
把血液输送到各种组织中去的腔或窦相通。这种血液是没有红血球的，但在溶液中含有
血色素。这种输氧方式看来肯定要比通过血球的输氧方式低级得多。
    此外，昆虫组织的充氧方法至多是局部地利用了血液。这种动物的躯体中有一个枝
状的气管系统，它直接地从外部把空气吸入需氧的组织中去。这些气管都由螺旋状的甲
壳质纤维保护着，以免受损，所以它们是被动地开放着的，我们无论在哪儿也找不到证
据来说明昆虫有一个主动的、有效的气泵系统。昆虫的呼吸只是通过扩散的方式来进行
的。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扩散把新鲜空气带进来又把用过的含有二氧化碳的脏空气带出
体外的乃是同一个气管系统。在扩散的机制中，扩散时间不是随气管长度而变化，而是
随着管长平方而变化。因此，一般讲来，系统的效率随着动物躯体的增大而极其迅速地
降低下来，对于相当大的动物而言，系统的效率就会降低到生存点以下。因此，从昆虫
的结构看来，它不仅不可能有最好的记忆，而且不可能生长得更大一些。
    为了说明昆虫的尺寸受到上述限制的意义，让我们比较一下两种人工结构——小屋
和摩天大楼。小屋的通风条件完全可以通过窗框附近的空气流通而得到适当的保证，无
需考虑管道通风问题。另一方面，在分成许多单元的摩天大楼中，把强力通风系统关上，
就会在几分钟之内使工作场所的空气变得不可忍受的污浊。对于这样的结构，扩散乃至
对流的通风办法都是不够用的。
    昆虫全部尺寸的最大值要比脊椎动物小，但是，构成昆虫的那些基本元件并不总是
小于人的甚至鲸鱼的基本元件。昆虫的神经系统依其躯体大小也成为小尺寸的，然而，
它所含有的神经元不比人脑的小多少，虽则它们在数量上少得多了，而其结构也远不如
人的复杂。就智力问题而言，我们应该想到，起作用的不仅是神经系统的相对尺寸，而
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它的绝对尺寸。在昆虫的小而又小的结构中，肯定没有地方来安
置非常复杂的神经系统，没有地方来存赃大量的记忆的。
    从不可能存贮大量的记忆这个观点看来，昆虫就没有机会学习到很多的东西了，这
也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在生长的过程中，由于发生过生理变形这样重大的灾难，一只
象蚂蚁这样的昆虫，其幼年期是采取了与成年期毫不相关的生活形式渡过的。此外，昆
虫在成年期的行为必须在本质上一开始就是完整的，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昆虫的神经系
统所收到的种种指令一定基本上是其构成方式的结果，而非任何亲身经验的产物。因此，
昆虫很象那种预先把全部指令都陈述在“纸带”上的计算机，几乎没有什么反馈机制来
帮助它在不确定的未来中采取行动。蚂蚁的行为主要是本能问题，而非智力问题。昆虫
在其中长大起来的生理方面的紧身衣直接决定了调节其行为模式的心理方面的紧身衣。
    读者在这里也许要说：“好了！我们早已知道蚂蚁之作为个体不是很聪明的，那又
何必庸人自扰地讲了一大堆它不能聪明的道理呢？”答案在于，控制论采取了这样的观
点：机器或有机体的结构就是据之可以看出其演绩的索引。昆虫的机械定型就是这样地
限制了它的智力的，而人的机械可变性则为其智力发展提供了几乎毫无限制的前景。这
个事实与本书的观点密切相关。从理论上说，如果我们能够造出一部机器，其机械结构
就是人的生理结构的复制，那我们就可以有一部机器，其智能就是人的智能的复制。
    在行为定型问题上，与蚂蚁差别最大的无过于一般哺乳类，特别是人。我们经常看
到，人是幼态（neoteinic form）的，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人和他的近亲——类人猿
比较一下，那就会发现，成年人在头发、头形、体形、身体比例、骨骼结构和肌肉等等
方面都和刚刚生下来的类人猿更加相似，而不那么象成年的类人猿。在动物之中，人就
是永远长不大的彼得·潘。
    解剖学结构上的这种不成熟性是和人的童年期很长这一点相对应的。从生理学看，
人在过完他的正常寿命的五分之一以前都还没有达到他的青春期。让我们用这一点和老
鼠的相应比率作个比较。老鼠可只活三年，但是，三个月过后，它就开始生殖。这是十
二与一之比。在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中，老鼠的这个比率与人相较是近乎标准的。
    大多数哺乳动物的青春期，或是标志着保护期的结束，或是标志着其青春期的到来
远在保护期的结束之后。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不到二十一岁不算成年，而现代高等职业
所需的受教育时间大约要延续到三十岁左右，实际上已经过了体力最强壮的时期。因此，
人在做学生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可以达到他的正常寿命的百分之四十，其道理又是和他的
生理结构有关。人类社会之建立在学习的基础上面乃是一桩十分自然的事情，这就象蚂
蚁社会之建立在遗传模式的基础上面一样。
    和其他的有机体一样，人也是生活在偶然性的宇宙之中，但是，人比其他生物优越
之处就在于他具有生理上的因而也具有智力上的装备，使得他能够适应环境中的重大变
化。人种之所以是强有力的，只是因为它利用了天赋的适应环境的学习能力，而这种可
能性则是它的生理结构所提供的。
    我们已经指出，一个有效的行为必须通过某种反馈过程来取得信息，从而了解其目
的是否已经达到。最简单的反馈就是处理演绩成败的总情况的反馈，例如我们是否真的
抓住了我们想要抓起来的东西，又如一支先头部队是否在指定时间到达了指定地点。但
是，还存在着许多别的形式的、具有比较复杂性质的反馈。
    我们常常有必要知道行为的总策略，例如战略，是否已经证实为成功的。当我们教
导动物通过迷宫去寻找食物或避免电击时它必须能够把通过迷宫的总计划之成功与否全
面地作出记录，还得有能力修改这个计划以便有效地通过迷宫。这种形式的学习肯定是
一种反馈，但它是较高级的反馈，亦即它是策略性的反馈，而不是简单动作的反馈。就
B．罗素所讲的“逻辑类型”而言，这种反馈是不同于那些比较基本的反馈的。
    这种行为模式也可以在机器中找到。晚近在电话接线技术方面的革新对于人的适应
能力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机械方面的类比。在整个电话工业中，自动交换机很快地就胜过
了手工操作的交换机，人们似乎还这样地认为，现在的自动接线装置就是一个近乎完善
的东西了。然而，稍微想一想，人们就可以明白，现在的接线过程是非常浪费设备的。
我真正想用电话联系的人们是有限的，今天和我通话的大部分人就是昨天和我通话的那
些人，日复一日，周复一周，都是如此。我就是使用电话设备来和这批人建立通讯联系
的。现在，由于普遍采用了目前的接线技术，以致接通每天同我们打四次、五次电话的
人的接线过程和接通那些也许过去从未和我们通话的人的接线过程无法区别开来。从电
话线负荷应当均等的角度看，我们可见利用的电话设备，不是对经常的传呼户太少，就
是对不经常的传呼户太多，这种情况使我想起了霍尔墨期的《单马车》这首诗篇来。你
们大概都还记得，这辆古老的马车，在使用了一百年之后，表明了它自身的设计是如此
之精致，以致无论是车轮、车顶、车杠或座位，都没有显示出任何不经济的、其磨损程
度超过了其他部分的地方。实在说，“单马车”乃是尖端技术的代表，它不单是一个幽
默的幻想。要是车箍比辐条或是挡泥板出车杠耐久些，那这些耐久的部件就会使若干经
济价值浪费掉了。这些经济价值或者可以节省下来而不损害整个车辆的耐久性，或者可
以平均分配给全车使它更加耐久些。的确，任何不具“单马车”这种性质的结构都是浪
费地设计出来的．
    这也就是说，就最经济地服务而言，把我跟某甲的联系过程（此人我一天跟他打三
次电话）和我跟某乙的联系过程（此人在我的电话本上是不受注意的一户）等量齐观，
不是理想。假如稍微多分配一些我跟某甲直接联系的手段，那我即使花费加倍的等候时
间来和某乙接通也是完全可以补偿过来的。如果这样，那我们就可以不费多少钱而设计
出一部仪器来记录我过去的谈话，按照我过去使用线路的额数重新分配给我一个服务度，
那它就会为我服务较好，或花钱较少，或二者兼而有之。荷兰菲力普电灯公司已经成功
地做到这一点。借助罗素所讲的“高级逻辑类型”的反馈，它的服务质量已经得到了改
善。这种设备具有较多的变化，较大的适应性，工作起来比常见的设备更为有效，因为
常见的设备都具有熵趋势，几率大的压倒了几率小的。
    重讲一下：反馈就是一种把系统的过去演绩再插进它里面去以控制这个系统的方法。
如果这些结果仅仅用作鉴定和调节该系统的数据，那就是控制工程师所用的简单的反馈。
但是，如果说明演绩情况的信息在送回之后能够用来改变操作的一般方法和演绩的模式
时，那我们就有一个完全可以称之为学习的过程了。
    另外一个关于学习过程的例子见于预测机的设计工作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
防空火力的效率较差，以致有必要去发明一种仪器，要求它能够跟踪飞机的位置，计算
出飞机的距离，确定炮弹在击中它之前在空中所经历的时间，还要算出在该时间终了时
飞机将要达到的位置。如果飞机能够采取完全随意的逃避动作，拥我们的任何技巧都无
法掌握我们所不知道的飞机在高射炮开始射击和炮弹到达目标附近这段时间内的运动。
但是，在许多情况下，驾驶员不是或者不能采取随意逃避动作的。他受到这一事实的限
制：如果他快速转弯，离心力会使他失去知觉；他还受制于另一事实：飞机的控制机构
和飞行员所受的驾驶训练实际上迫使他遵守某些有规律的控制习惯，甚至在其逃避动作
中也不例外。这些规律性不是绝对的，而是多次实践所表现出来的统计优势。对于不同
的飞行员讲来也许是不同的，对于不同的飞机讲来则肯定是不同的。让我们记住：在追
踪快得象飞机这样的目标时，计算者是没有时间拿出仪器来计算飞机飞向何处的。全部
计算程序都必须编进高射炮本身的控制系统中。这个计算程序必须包括我们对一定类型
的飞机在不同飞行条件下的过去统计经验的数据在内。现在所用的高射炮都附有一个校
准仪器，仪器或者使用这类固定数据，或者对这些有限个的固定数据作选择使用。它们
的正确选择可依炮手的需要而随意更变，按一下电钮就行了。
    但是，还有另一级的控制问题，它也是可用机械方法来解决的。通过对飞机飞行的
实际观测求得其统计材料，再把这些统计材料变换成控制高射炮的规则，这个问题本身
就是特定的数学问题。和通过实际观测来追踪飞机的办法相比，按照给定规则来追踪飞
机的办法是相对缓慢的，因为它得对飞机过去飞行的情况作大量的观测。但虽然如此，
要使这个长时间的活动就象短时间的活动那样地机械化起来，不是不可能的。因此，我
们有可能去建造一种防空武器，它自身能对飞行目标的运动情况作统计的观测，然后对
这些材料进行加工，把它们编成一个控制系统，最后以该系统作为快速调整的方法，使
武器的位置对准所观测的飞机位置及其运动。
    就我所知，这一点目前还没有做到，但它已经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而且有希望应
用于其他预测问题中。防空武器之能够根据飞机的特定运动来进行瞄准和射击，这样一
个总计划的构成，就其本质讲来，是一种学习行为。这是防空武器计算机构中的程序带
的变化，它和数字数据的解释过程并无太大的不同。事实上，它是一种非常一般的反馈，
能对仪器操作的整个方法作出改变。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高级学习过程仍然受到所在系统的机械条件的限制，它显然不与
人的正常学习过程相当。但是，从读过程出发，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些完全不同的方法使
复杂类型的学习过程得以机械化起来。这些方法的指导思想是由洛克的联想学说和巴甫
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分别给出的。但是，在我讨论它们之前，我要先做一些普通的解释，
来答复对我下面将要提出的见解的某些批评。
    让我再讲一下关于学习理论可能建立的根据。神经生理学家的绝大部分工作都是研
究神经纤维或神经元的冲动传导，而这个过程是以“不全则无”的现象给出的。这就是
说，如果一刺激沿神经纤维到达其上的某点或某端，它就沿着该处的某一神经纤维传播
下去，只要它在相对短的距离内不消失掉，那么，该刺激在神经纤维的较远点上所产生
的效应与共初始强度本质上无关。
    这些神经冲动沿着一根纤维传播到另一根纤维是要经过其间的连接点即所谓突触这
个地方的，在这个地方，一根输入纤维可见和多根输出纤维相接，而一根输出纤维也可
以和多根输入纤维相接。在这些突触中，单根输入神经纤维所提供的冲动往往不足以产
生一个有效的输出冲动。一般地说，从输入突触到达一给定输出纤维的各个冲动如果太
少，则输出纤维不作应答。我这里所说的太少，并非必然地意味着所有的输入纤维的作
用相同，甚至也不是必然地意味着有了一批从事输入活动的突触作为连接点，则输出纤
维的应答与否这个问题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我也不想忽视这样的事实：有些输
入纤维不仅不在它们所连接的输出纤维中产生刺激，反而有阻止这些输出纤维接受新刺
激的趋势。
    无论如何，冲动沿神经纤维传导的问题，即使可用颇为简单的办法来描述，例如，
用全或无的现象来描述，但是，一冲动通过突触层的传递问题仍然要取决于复杂的应答
模式，其中输入纤维的某些组合能在某一限定时间内激发，使消息作进一步的传递，而
其他组合就不是这样。这些组合不是一成不变的，甚至也不仅仅取决于该突触层过去接
收消息的情况。大家知道，它们是随温度而变化的，很可能还随着许多其他因素而变化。
    关于神经理论的上述见解和那些由一系列开关装置组成的机器的理论相符。在这种
机器中，后面开关的接通取决于前面一批相关开关的同时接通这样一种精确配合的行动。
这种“全或无”的机器叫做数字计算机。它在解决各种各样通讯和控制的问题上有着很
大的便利。特别是，由于它仅仅是在“是”和“否”之间作出决定，这就使得它的积累
信息的方式很便于我们在非常庞大的数字中把极为细小的差别区分出来。
    除了这些按照是和否的原则来工作的机器外，还有其他计算机和控制机，它们是用
来测量的，不是用来计数的。这类机器叫做模拟计算机，因为它们的操作是以待测的量
和代表它们的数值量之间的类比关系为根据。模拟计算机的例子之一就是计算尺，它和
进行数字运算的台式计算机完全不同。凡用过计算尺的人都懂得，印有刻度的标尺和我
们眼睛的准确度都给我们在尺土所能读到的精密度带来了明显的限制。这些限制，并非
如人们所想的那样，只要把尺子造得大一些，就可以方便地得到解决。十英尺长的计算
尺只比一英尺长的计算尺增加十分之一的精密度，为了取得这个精密度，我们不仅要把
大计算尺的每一英尺造得和小计算尺的精密度相同，而且这一英尺和那一英尺接续起来
的排列方向又必须和小计算尺所预期的精密度相一致。除此以外，保持大尺的刚性这个
问题要比保持小尺的刚性麻烦得多，这就使得我们依靠增大尺寸来增加精密度的办法受
到了限制。换言之，从实用目的看来，用作测量的机器不同于用作计数的机器，因为它
的精密度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把这一点加到生理学家对全或无活动的偏爱上面，那我们
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人脑的机械模拟所做过的大部分工作都要在不同的程度上以计数作
为基础。
    但是，假若我们过分坚持人脑是一部值得推崇的数字计算机，那我们就要受到某种
非常公正的批评了。批评可以部分来自生理学家，部分来自心理学家，后者是跟那些不
喜欢用机器作对比的心理学家们多少持着相反意见的。我讲过，数字计算机中有程序带，
它决定所要完成的操作程序，而程序带在过去经验基础上的变化就和学习的过程相当。
在人脑中，最最显见的类似于程序带的地方就是突触阈的确定性，即激发一个与之相连
的输出神经元的那些输入神经元要在彼此之间作出精确组合的确定性。我们已经知道，
这些阈值随着温度而变化；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们不随血液的化学成分以及许多自身
根本没有全或无性质的现象而变化。因此，在考虑学习问题时，采用神经系统的全或无
理论，我们就必需特别当心，如果我们对这个概念还没有做过理论上的批判，而又没有
特定的实验证据来支持这个假设的话。
    常常有人说，任何一个适用于机器的学习理论都是不存在的。也有人说，就我们目
前的认识水平而言，我所能提出的任何一种学习理论都不免为时过早，它和神经系统的
实际情况大概不对头。我希望从这两种批判意见的夹缝中穿过去。一方面，我希望提出
一种制造学习机器的方法，要求这个方法不仅能够使我造出一些特定的学习机器，而且
能够给我提供一种制造多种多样学习机器的一般工程技术。只有在我达到这种一般性的
程度时，我才能够免除下述的批评：我所主张的类似于学习的那种机械过程事实上是某
种与学习的本质完全无关的东西。
    另一方面，我希望使用与描述神经系统以及人和动物的行为的实际过程不太不同的
语言来描述这种机器。我充分了解到，我在表述人的实际机制时不可能期望在每个细节
上都是正确的，我甚至可能在原则上发生错误。但虽然如此，只要我提出一种能够用那
些属于人心和人脑方面的概念对之进行文字描述，那我就是给出一个免于受到批评的起
点，也是给出一个用以和其他理论所能得到的成果进行比较的准绳。
    在十七世纪末叶，洛克认为人心的内容就是他称之为观念的那种东西构成的。对他
说来，人心完全是被动的，是一块干干净净的黑板，是tabula rasa（一张白纸），个人
经验就是他在这张白纸上面所写下的印象。如果这些印象经常地出现，或是同时地出现，
或是在某一序列中出现，或是在我们往往归之于因果联系的那些情况中出现，那么，按
照洛克的意见，这些印象或观念便具有某种能动的趋势把各个组成部分粘合在一起而形
成复合观念。观念粘合的机制就在于观念自身之中，但是，洛克在其所有的著作中，有
一个令人感到奇怪的反对描述这种机制的意图。他的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只能是火车的照
片与行进中的实际火车的关系。它是一张任何部分都是静止不动的图表。如果我们考虑
到洛克学说产生的时代，这一点就不值得惊奇了。动力学的观点，动态地描述事物的观
点，首先是在天文学中而非首先在工程学或心理学中获得其重要性的，这项工作要归功
于牛顿，但牛顿不是洛克的先驱者，而是他的同时代人。
    在许多世纪中，科学在亚里士多德冲动的驱使之下，着重于分类工作而把现代的研
究冲动即研究现象发生作用的方式扔在一边。的确，当植物和动物还有待于调查研究的
时候，要是不经过一个不断搜集材料以描述自然史的过程，我们就很难理解生物学如何
能够进入真正的动力学时代。伟大的植物学家林耐（Linnaeus）就是一个例子。对于林
耐讲来，种和类都是固定不变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形式，而不是进化过程的路标；但是，
我们只有根据林耐的全面描述，才有可能找到令人信服的进化实例。早期的自然史家都
是知识领域中的实干的拓荒者，他们围攻和占领新领域的欲望太强烈了，以致对于他们
所观察到的新形式不能十分细致地作出解释。拓荒者之后来了讲究操作的农场主，自然
主义者之后来了现代的科学家。
    在上做纪最后四分之一和本世纪最初四分之一的年代里，另一位伟大学者，巴甫洛
夫，以其独特方法从本质上研究了以前洛克研究过的同一个领域。但是，他的条件反射
的研究是实验地进行的，而不是象洛克那样理论地进行的。除此以外，他认为条件反射
是在下等动物中出现的东西，而不是在人体中出现的东西。下等动物不会讲人的语言，
但是，它们能讲行为语。在它们的比较显眼的行为中，就其动机而言，大多数都是情绪
方面的行为，而它们的情绪又大部和食物相关。巴甫洛夫正是从食物和唾液的生理征候
而开始其研究的。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一根小管插入狗的唾腺中，并观测唾液在食物刺
激出现时的分泌情况。
    通常，许多东西都和食物没有什么联系，例如，视的对象、听的声音等等，它们对
唾液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但是，巴甫洛夫观察到，如果狗在进食时系统地出现某种对
象或某种声音，那么，这个对象或声音单独出现时也足以激起唾液。这就是说，唾液的
反射受到过去联想的制约。
    这里，在动物反射的水平上，存在着某种类似于洛克的观念联想的东西，即反射应
答所产生的联想，其情绪内容显然是很强烈的。我们现在考察一下那些性质相当复杂的
为产生巴甫洛夫型的条件反射所必需的前提。首先，它们一般是动物生活中居于重要地
位的东西，在上述情况下，就是食物，虽则在反射的最后形式中食物因素可以全部消除
掉。我们还可只用畜牧场周围的电网为例，说明原始刺激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中的重
要性。
    在畜牧场上，要建造一个足够牢固的线网来圈住牲口，不是一桩容易做到的事情。
因此，比较经济的办法就是用一两根较细的、通有高压电流的导线来代替这种笨重类型
的线网，一当动物身体触及电网从而使电流短路时，动物就受到了一个十分可观的电击。
这种电网要能在开头一两次承受住了牲畜的压力，但继此以后，电网的作用，不在于它
能够承受机械压力，而在于牲畜已经养成力图避免与电网接触的条件反射。在这里，反
射的原始扳机乃是痛苦，而避免痛苦对于任何动物的生命延续讲来则是一枚极为重要的
事情。形成该反射的扳机是牲口对于电网的视觉。除饥饿和痛苦外，还存在着其他的产
生条件反射的板机。对于生物的这些情绪状态，我们可以用拟人的语言来讲述它们，但
我们用不着这样一种的拟人主义，即把这些东西说成具有动物经验中所不具有的重要意
义。动物的这些经验，无论我们可否称之为情绪的，都能够产生强烈的反射。在形成一
般的条件反射时，反射应答使转移到这些扳机状态之一。这个扳机状态经常伴随原始扳
机而出现。对于引起给定的应答，刺激物可变，这在神经方面一定是互为相关的：导致
应答的突触通路是开着的，不然的话，就应当关着，或者说，不导致应答的突触通路是
关着的，不然的话，就应当开着；这样就构戍了控制论所讲的程序带中的变化。
    程序带中的这种变化是在旧的、强有力的、引起特定反应的自然刺激和新的、伴随
而来的刺激之间经过多次反复的联系而后产生的。看来旧刺激在其活动的同时似乎具有
一种能力，即改变其消息通路的渗透性。有趣的是，新的、起作用的刺激除了重复伴随
原始刺激这一事实外，几乎没有其他的要求。所以，原始刺激在其出现之时似乎对于所
有输送消息的通路都产生了一个长期的效应，至少对其中的大多数通路是这样的。刺激
的代替物之具有任意性表明了原始刺激的变形效应极为丰富多样，它不是被限制在少数
特定的通路上面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原始刺激能够释放出某种一般性的消息，但
它仅在原始刺激起作用之时才在那些消息通路中起到作用。这种作用的效应也许不是经
久的，但它至少是相当长期地存在着。看来发生这种第二级活动的最合理的场所就在突
触之中，因为这个地方最便于改变它们的阈值。
    非直达消息这个概念，大家并不生疏。这种消息在找到接收者之前不停地传播出去，
然后，它使接收者受到它的刺激。这类消息经常被用作警报。火警就是通知全城居民的
信号，特别是通知消防人员的，不论他们呆在何处。在矿井中，当我们发现沼气而要求
远处通道上的所有人员离开时，我们便在通风口处把一瓶乙基硫醇打破。我们没有理由
认为神经系统中不会有这类消息。如果我去建造一架普通类型的学习机，那我就非常乐
意采用这样的方法：把一般地传播“敬告所有与此事有关者”式的语息和特定通路的消
息两者结合起来。设计种种电方法来执行此项任务，应该不难。当然，这完全不等于说，
动物的学习实际就是采取传播性的和通道性的两种语息相结合的方式。坦白地说，我认
为动物的学习完全可能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的证据不足，所见它还只是一种猜想。
    至于说到这些“敬告所有与此事有关者”式的消息的性质时，那我还是站在玄想较
多的基础上面而假定它们的存在的。它们也许的确是神经性质的，但我宁愿倾向于把它
们看作非数字的、类似于产生反射与思想的机制。把突触的活动归因于化学现象，这是
自明之理。实际上，在一根神经的活动中，我们不可能把化学势和电势分开来；说某一
特定活动是化学的，这几乎是毫无意义的话。但虽然如此，假定突触变化的原因或伴随
物中，至少有一个原因或伴随物，不论其来源为何，可以局部地表现为化学变化，这跟
流行观点不相抵触。这种变化的出现完全可以局部地取决于神经所传送出来的信号的。
我们至少可以同样地设想：这类变化可以部分地起因于化学变化，而化学变化一般是通
过血液而非通过神经来传送的。我们又可以设想：“敬告所有与此事有关者”式的消息
是由神经来传送的，这些消息自身局部地表现为化学活动的形式，伴随着突触的变化而
出现。作为一个工程师，我认为，比较经济地传送“敬告所有与此事有关者”式的消息
的办法似乎是通过血液，而不是通过神经。但是，我没有证据。
    让我们记住：“敬告所有与此事有关者”式的消息所起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
和那种把全部新的统计资料都送进仪器的防空控制装置中的变化相似，而不是和那些只
把特定的数字资料直接送进仪器的防空控制装置中的变化相似。在上述两种相似的情况
中，都有一种也许是长期积累起来的活动，由于长期持续之故，这种活动将有种种效果
产生出来。
    条件反射对其刺激作出迅速的应答，并不必然地标志着条件反射的建立过程也是比
较迅速的。因此，我认为，下述看法是适宜的：使得这种条件化得以产生的消息乃是通
过血液流的缓慢而又普遍的传播作用带来的。
    设定饥饿、痛苦或任何其他刺激的固定影响可以通过血液引起条件反射，这就已经
把我所需的观点作了相当的限制了。要是我企图去确定这种未知的由血液带来的影响的
性质，要是这种影响存在的话，那我的观点就要受到更大的限制了。血液自身带有种种
物质，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改变神经的活动，这在我看来是一桩非常可能的事情；某些
荷尔蒙或内分泌的活动至少暗示了这个事实。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决定学习阈值的那
种作用就是特定荷尔蒙的产物。此外，它虽然引导我们在饥饿和电网所引起的痛苦之间
找出某种可以称之为情绪的共同物，但如果认为情绪就是决定反射的全部条件，而对反
射条件的特殊性不作任何进一步的讨论，那就肯定跑得太远了。
    但虽然如此，了解下述一点是有意义的：那种被我们主观地称之为情绪的现象，也
许并不单纯是神经活动中的一种没有用处的附带现象，它很可能控制着学习过程中的以
及其他类似过程中的某一重要阶段。我并不是说，它一定是这样的，但是，我要说，那
些在人与其他生命体的情绪和现代类型的自动机的应答之间截然划上一条不可逾越的鸿
沟的心理学家们，在他们作出否定的结论时，应当象我作出肯定的结论时那样地小心谨
慎。
  


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
第四章：语言的机制和历史
  
    理所当然，没有一种通讯理论能对语言问题避而不论。事实上，语言，从某种意义
讲来，就是通讯自身的别称，更不用说，这个词可以用来描述通讯得以进行的信码了。
在本章后一部分，我们将会看到，编码消息和译码消息的采用，不仅对人是重耍的，而
且对其他生命体以及人所使用的机器也是重要的。飞鸟之间的通讯，猴子之间的通讯，
昆虫之间的通讯以及一切诸如此类的通讯，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信号或符号，这些信
号或符号只有建立该信码系统的参与者才能理解。
    人类通讯和其他动物通讯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甲）所用的信码是精巧而复杂的；
（乙）这种信码具有高度的任意性。许多动物都能使用信号来沟通彼此之间的情绪，并
在这些情绪信号的沟通中表示敌人或同类异性的出现，而且这类消息是细腻到极为丰富
多样的地步的。这些消息大都是暂时性的，并不存贮起来。把这些信号译成人语，则其
中大部分是语助词和感叹词；虽然有些信号可以粗略地用某些字眼来表示，它们似应赋
予名词或形容词的形式，但是，动物在使用它们时是不会相应地作出任何语法形式的区
分的。总之，人们可以认为，动物的语言首先在于传达情绪，其次在于传达事物的出现，
至于事物之间的比较复杂的关系，那就完全不能传达了。
    动物的语言除在通讯性质方面有上述的限制外，它们还非常普遍地受到物种的约束，
在该物种的历史上一成不变。一只狮子的咆哮声和别的狮子的咆哮声极其相近。然而，
有些动物，例如，鹦鹉、燕雀和乌鸦，似乎能够学会周围环境的声音，特别是能够学会
其他动物和人的喊叫声；它们还能够改进或扩大自己的语汇，虽则改进的范围非常有限。
但即使是上述这些动物，也不象人那样方便地使用任何可以发出的声音作为信码来表示
这种或那种意义，不象人那样方便地把这种信码传达给周围的人群，使得信码系统成为
公认的、为该群内部所理解的语言，而对该群外部讲求，则又几乎没有意义可言。
    鸟类之能够在极大的局限性下模仿人语，那是因为它们都具有下述若干共同的特征：
它们都是社会生物，寿命较长，又具有记忆力，后者除以人的精确记忆作为衡量的标准
外，从任何方面看来都是极好的。毫无疑问，会讲话的鸟，在专门教导之下，能够学会
运用人和动物的声音，而且，如果人们留心去听，其中至少具有某种可以理解的因素。
然而，除人以外，在动物界中，即使是最会发音的动物也不能象人那样地善于给予新音
以意义，并在语言记忆的范围内把特定的信码化了的声音存贮起来，更没有能力去形成
罗素之用来表示关系、类和其他实体等“高级逻辑类型”的符号。
    但虽然如此，我还是要指出：语言不是生命体所独具的属性，而是生命体和人造机
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共有的东西。我还要进一步指出：人在语言方面的优越性最清楚不
过地代表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赋予人的，而不是赋予人的近亲——类人猿的。
但是，我将表明，这仅仅是作为可能性而加之于人的，它必须通过学习才能成为有益的
东西。
    通常，我们都把通讯和语言仅仅看作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手段。但是，要使人向机器、
机器向人以及机器向机器讲话，那也是完全办得到的。举例说，在我国西部和加拿大北
部的荒僻地区，有许多地方造于建立电站，这些地方和工人居住的任何居民点相距很远，
要是为了这些电站的缘故而去建造新的居民点的话，那么这些电站就嫌太小了，虽则它
们又渡有小到可以被电力系统予以放弃的程度。因此，经营这些电站的理想方法是，不
用留驻人员，在管理师定期前往检查的前后几个月内，让它们实际上处于无人照管的状
态中。
    耍做到这一点，有两桩事情是必要的。一是引进自动化机器，要它保证在发电机没
有达到正确的频率、电压和周相以前，不可能和汇流条或连接环接通；还要它以同样方
式来防止电的、机械的和水力方面的偶然事故。如果电站的日常运转不会中断，也不会
不正常的话，那么这种管理方式就够用了。
    但是，情况不会这样简单。发电系统的负载是由许多可变因素来决定的。其中有经
常变化的工业方面的需要，有使系统的某一部分停止运转的临时事故，甚至还得包括天
上的乌云在内，它可以使成千上万的办公室和家庭在白昼打开电灯。这样一来，自动电
站就得跟那些有工人管理的电站一样，必须处在负载调度员的经常监督之下，他一定得
能够给机器发布命令，而他是把相应的码化信号发给电站来做到这一点的，发讯的办法
或是通过为此而设计的特定线路，或是通过已有的电报线或电话线，或是利用电线本身
作为传送系统。另一方面，要使负载调度员得心应手地发出命令，他必须事先洞悉发电
站的工作情况。特别是，他必须知道他所发出的命令究竟是已经得到执行还是由于装备
的某种缺陷而受到阻碍。因此，发电站的机器一定得能够把回讯送给负载调度员。于是，
这里就有了由人发出语言并且指向机器的一例，也有了与此相反的即机器向人讲话的一
例。
    我们把机器列入格言领域，然而几乎全盘否定了蚂蚁的语言，读者也许对此感到奇
怪。但是，在制造机器时，赋予机器以人的某些属性，这对我们讲求常常是非常重要的
事情，而这些属性则是动物界成员所不具有的。如果读者愿意把这一点看作我们人格的
具有隐喻意义的扩张，那我欢迎这样看法，但我要提醒他注意这一点：对于新型机器而
言，一当我们不再给予人的支援时，它们是不会因之而停止运转的。
    实际上，我们向机器在接发出的语言包含着一个以上的步骤。如果单从线路工程师
的观点来考虑，那么沿线路传递的信码自身就是完整的。对于这种消息，控制论或信息
论的全部概念都可以应用上去。我们可以在其全部可能的消息系集中决定其几率，然后
按第一章中阐明的理论取读几率的负对数，这样就可以估算出它所携带的信息量。但是，
这并不是线路实际传送的消息，而是该线路和一理想接收装覆联结时所能传送的最大信
息量。实际使用的接收装置所能传送的信息量则取决于该装置对于收到的信息的传送能
力或使用能力。
    因此，我们从发电站接收命令的方法导出一个新的概念。在发电站中，电门的开和
关、发电机周相的调准、水闸流量的控制以及涡轮的开或关等实际演绩，其自身都可以
看作一种语言，都具有一个由其自身历史给出的行为几率系统。在这一结构中，每一可
能的命令序列都有其自身的几率，据此来传送其自身的信息量。
    当然，线路和接收装置的关系可以处理得如此之完善，以致从线路传送能力的角度
来看信号所含的信息量。或从机器操作的角度来度量已经执行了的命会的信息量，都和
线路及其接收装置构成的复合系统所传送的信息量相等。但是，一般说来，从线路到机
器，中间还有一个转换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信息可以逸失而永不再得。的确，除最后
的或生效的阶段外，信息传送过程可以含有好几个依次相续的传送阶段；而在任何两个
阶段之间，都存在着信息转换的活动，都可以使信息逸失。信息可以逸失而不再得，如
前所远，乃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控制论形式。
    讲到这里为止，我们已在本章讨论了以机器为终端的通讯系统。在一定意义上说，
一切通讯系统都以机器为终端，但是，普通的语言系统则是以特殊种类的机器为其终端，
这种机器叫做人。人，作为终端机器，有一个通讯网络，可又把它区分为三个阶段。对
于普通口语讲来，人的第一阶段是由耳以及与内耳作经久和固定联系的那一部分大脑机
构所组成。这个仪器，当它和空气中的声音振动仪器或电路中的性质相当的仪器连结时，
便代表一种和语音学有关的机器，即和声音自身有关的机器。
    语言的第二方面，或语义学方面，与语言的意义有关。举例说，把一种语音译成另
一种语言时，字义之间的不完全等当就限制着这一语言的信息向另一语言流动，其中的
种种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按照同在语言中出现的统计频数，人们可以选出一个词汇序列
（两个字构成的或三个字构成的字组），来求得和一种语言（例如英语）显然相似之物；
由此而得到的胡言乱语也会与正确英语具有显著的令人信服的相似性。从语音学观点看
来，这种有意义的言语的没有意义的类似物实际上等同于有意义的语言，虽则它在语义
学上是妄语；与此相反，一位富有学识的外国人所讲的英语，尽管在发音方面带有本国
的特征，或者，他讲的是半文不白的英语，却都是语义学上好的而语音学上不好的英语。
再者，普通人茶余酒后的谈话，语音学上是好的，语义学上则是不好的。
    要想确定人的通讯仪器的语音机制的特征，虽然是可能的，但也是困难的；因此，
要确定何者是语音学上有意义的信息并对它作出度量，同样是可能的，但同样也是困难
的。举例说，耳和脑显然都具有一个有效的频率限制器，用来阻断某些高频的进入，这
些高频声音是能够穿过耳朵或是能够通过电话传速到耳朵的。换言之，不管这些高频信
号能给合适的接收器带来什么样的信息，都不会给耳部带来任何有意义的信息量。但是，
更困难的问题则在于确定和度量语义学上具有意义的信息。
    语义的接受要借助记忆，所记下的东西都长期保留着。在重要的语义阶段中，凡是
抽象的类型都不仅要和人脑中神经元局部装置建立固定的联系，例如，和那些在知觉几
何图形时一定起着重要作用的神经元局部装置有联系，而且它们还和神经元丛（intern
uncial Pool）的若干部分所构成的抽象探测器有联系。神经元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暂
时装配起来的，它们是一组一组的神经元，可以形成种种较大的装置，但不把神经元永
远固定地封闭在该装置中。
    这些高度有组织的和固定的装置无疑在人脑中存在着，我们在那些与特定感官相联
系的部位上可以找到它们，在别的地方也可以找到，除此以外，人脑中还存在着特殊的
开关和连结，它们似乎是为了特定目的而暂时形成的，诸如学习反射以及其他。为了形
成这些特殊的开关，一系列备用神经元一定可以为此目的而装配起来的。当然，神经元
的装配问题是和一系列用来装配的神经元的突触阈有关。鉴于神经元不是处在这种暂时
性的装置之中，便是处在这种暂时性的装置之外，所以，值得给它们一个特殊的名称。
如我已经指出的，我认为，它们颇为接近于神经生理学家所讲的神经元丛。
    以上所讲的至少是一个关于神经行为的合理理论。语义接收器在接收和翻译语言时
并非逐字进行的，而是一个观念跟着一个观念，往往还要采取更加一般的方式来进行。
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接收器能够唤起全部过去的、其形式已经有所变化的经验，而这
些长期保存下来的东西在语义接收器的工作中并非无关宏要的部分。
    通讯的第三阶段，部分是语义阶段的转换，部分是更前的一个阶段即语音阶段的转
换。这是个人经验进入行动的过渡，不论他自己意识与否，别人是观察得到的。我们可
以把这个阶段称为语言的行为阶段。在低等动物中，这是在语音输入后我们唯一可以观
察到的语言阶段。实际上，这个阶段人人都有，除非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人，他的任一给
定通道都作了特殊的规定。这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通过另一个人的行动才能了解后者
的内心思想。这些行动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一是直接的显见的行动，这类行动我们也可
以在低等动物中观察到，另一是信码化了的和符号化了的行动系统，这就是大家所知道
的谈话或书写的语言。
    从理论上讲，我们并非不可能建立一种关于语义语言和行为语言的统计学，使得我
们能够很好地量度出它们所含的信息量。的确，根据一般的观察，我们可以证明：语音
语言在到达接收器时其全部信息量小于原先建出的信息量，或者说，无论如何不比通向
耳朵的传援系统所能传送的多；还可以证明：语义语言和行为语言二者所包含的信息化
语音语言还要少。这个事实又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必然结论，而且，在每一阶段中，如
果我们把所传送的信息看作一个适当信码化了的接收系统所能传送的最大信息量，那么
上述事实必然是真的。
    现在让我提请读者注意一个也许被认为完全不成问题的问题，即黑猩猩为什么不会
讲话的道理。黑猩猩的行为长期都是那批跟这些有趣的动物打交道的心理学家的一个谜。
小猩猩特别象小孩，在智力方面，它显然和小孩相等，甚至有可能超过小孩。但是，为
什么一只在人的家庭中养大的并且受到一两年言语训练的黑猩猩仍然不会使用语言作为
表达方式，仅能偶尔发出婴儿式的话语呢？动物心理学家对此不能不感到惊奇。
    这种情况也许有幸，也许不幸；多数的黑猩猩，事实上是所有迄今观察到的黑猩猩，
都坚持要做一个好猩猩，而没有变成准人类的白痴。但虽然如此，我以为，一般的动物
心理学家都颇为渴望着黑猩猩由于沾染更多的人类行为方式而给它的类人猿祖先丢脸。
迄今未能做到这一点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黑猩猩的智力不足，因为也有有缺陷的衣冠禽
兽，他们的头脑足以使黑猩猩感到羞愧难当。这恰恰不是畜生讲话或要求讲话的问题。
    言语乃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以致人的近亲和他的最积极的模仿者也无法掌
握。黑猩猩所发出的为数不多的声音，的确，具有大量的情绪内容，但是，这些声音在
明晰程度上是缺乏精细性的，在组织程度上是缺乏可以重复的准确性的，而这二者却是
把它们改造为一种远地猫叫更为准确的信码的必耍条件。此外（这更加表明这些声音和
人语不同），黑猩猩所发出的这些声音通常是一种不用学习的、生来就有的表示，不是
特定社会团体中的成员经过学习而后表现出来的东西。
    一般而言，言语是人所特有的；特殊形式的言语则是特殊社会集体的成员所特有的
——这个事实最最值得人们注意。首先，看一看现代人的整个广阔的活动范围，我们就
会有把握地说，没有一个社会不为构成此社会的个体在听觉或智力方面的残缺不全而变
得支离破碎，因为这个社会没有自己的言语样式。其次，言语的一切样式都需要有一个
学习过程，虽然十九世纪时有过建立发生学的语言进化理论的种种尝试，但是，我们找
不到一丁点儿作出下述假设的一般理由：现代言语的全部形式都是源自某个单一的、原
始的言语形式。十分清楚，如果让一批婴儿单独生活，他们也会企图讲话的。但是，这
些企图只是表明他们自己具有发出某种声音的愿望，并不因此表明他们是在模仿任何现
存的语言形式。几乎同样清楚的是，如果有个由儿童所组成的社会，其成员在形成言语
的临界年龄内，却没有机会接触到他们长辈的语言，那他们还是会发出某种声音的，尽
管这些声音很不顺耳，但无疑是一种语言。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强迫黑猩猩讲话呢，又为什么不能强迫儿童不讲话呢？为什
么要讲话的一般趋势乃至于语言之表露于外和蕴藏于中的一般方面对于大批人群说来是
如此之一致，而语言的这些方面的特殊表现又是如此之千变万化呢？部分地阐明这些问
题对于理解以语言为基础的社会讲来至少是具有本质意义的。当我们说，人异于人猿，
他特别具有使用某种语言的冲动时，我们只不过在陈述一些基本事实而已；但是，特殊
语言之得以使用却是一个应该在每一特殊情况下进行学习的问题。我们对信码和讲话的
声音都会心神专注，而我们对信码的专注又能够从言语方面扩展到与视觉刺激有关的方
面去，这些显然都是人脑自身的特性。但是，在这些信码之中，没有一点点断片会象多
种鸟类的求爱舞或者象蚂蚁识别并驱逐突然闯到巢穴里来的不速之客的办法那样地作为
预定和谐的典则而印刻在我们心中的。言语的天赋不能回溯到分裂于通天塔中的亚当后
裔的共同语。它完全是一种心理冲动；言语不是天赋的，言语能力才是天赋的。
    换言之，使小猩猩不能学会讲话的障碍物与语义有关，而与语言的语音阶段无关。
黑猩猩完全没有建立起一种机构，能把它听到的声音转变成据以组合自己观念的东西或
者转变成复杂的行为样式。关于陈述中的第一点，我们无法证实，因为我们没有观察这
种现象的直接方法。关于第二点，那完全是一个显著的经验事实。它可能有自己的局限
性，但是，人建立了这种机构，这一点是完全清楚的。
    在本书中，我们已经强调了人的非凡的学习能力，指出它是人之所以异于其他物种
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使人的社会生活成为一种本质上完全不同于蜜蜂、蚂蚁以及其他
社会性昆虫的社会生活，虽则二者，有其表面上的类似。有关儿童与世隔绝到超过通常
学习语言的正常临界年龄的材料也许不是完全无可非议的。“狼孩”的故事曾使吉卜林
（Kipling）写出他所幻想的《丛林之书》（Jungle Books），这些故事以及书中所讲的
公立学校的熊和英国陆军学校的狼等，其本来面目之荒诞程度是那样地难以合人置信，
就跟《丛林之书》中经过幻想润色后的情况之难以令人置信近乎相同。但是，有证据说
明，临界期是存在的，在此期内，学习讲话最为方便；倘若过了这个时期还没有机会跟
自己同类（不管是什么种族）接触的话，那么，语言的学习就变成受限制的、缓慢的和
十分不完全的了。
    对于被我们看作天生技巧的许多其他能力说来，这个观点大概也是真的。如果一个
小孩长到三、四岁还没有走过路，那他也许一辈子都不想走路了。对干正常的成年人讲
来，步行习惯可以变得比驾车习惯还要困难些。一个人如果从小就是瞎子，后来通过白
内障切除手术或角膜移植手术而复明了，那么，当他去做原先在黑暗中完成的那些动作
时，恢复了的视觉在一个时期内除了带来混乱外，肯定一无用处。这个视觉可以一点也
不比他小心学到的、价值很可疑的新才能更有用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言语是
正常表现出来的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中心，如果人不在适当时期学会讲话，那他的全部
社会品格就会停止发展。
    总的说来，人对语言的兴趣似乎是一种天生的对编码和译码的兴趣，它看来在人的
任何兴趣中最近乎人所独有的。言语是人的最大兴趣，也是人的最突出的成就。
    我是作为一位语言学家的儿子而受到教育的，关于语言的本质和技巧等；问题，我
从做小孩的时候起就感到兴趣。现代通讯理论对语言理论所促成的那样全面的革命，其
成果不可能不影响到过去的语言学思想。由于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异端的语言学家，他的
倾向是把语言学引到和现代通讯理论对之发生种种影响的非常相同的方向上，所以我想
在下面谈一点我个人关于语言史和语言理论史的业余研究。
    从很早的时候起，人们就认为语言是一种神秘的东西。斯芬克斯之谜（the riddle
 of the Sphinx）就是关于智慧的一个原始概念。的确，“riddle”（谜）这个字本身
就是从“to rede”（解谜，或猜出来）的字根引申出来的。在许多原始民族中，书写和
巫术并无多大区别。在中国的若干地区，人们对书写尊重到如此地步，以致破烂的旧报
纸和毫无用处的断简残篇都不愿意扔掉。
    和这一切表现密切相关的乃是“名字巫术”，这个现象就是具有一定文化的人们要
在一生中使用好几个假名，其用意就是不让弄妖术的人知道他们的真名并加以利用。在
这类例子中，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犹太人的上帝耶和华（Jehovah）这个名字了，这个字
里的母音都是从上帝的另一个名字“Adonai”取来的，这样做就是为了不让至尊之名可
能被不敬之口所亵渎。
    从名字巫术出发，只要前跨一步，就可以达到更深刻、更科学的语言兴趣了。就象
根据原文来鉴定口碑和手抄珍本的兴趣一样，这种语言兴趣也可以回溯到古代的一切文
化。一本圣书必须保持其原来面目。如果有种种异文，那就要由某位擅长鉴定的注释家
作出决定。因此，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圣经、波斯人和印度人的圣书、佛教徒的典籍以及
孔丘的著作都各有其早期的注释家。为了维护真正的宗教，人们所努力的都归结为文字
的修养，而原文鉴定就是智力训练的最古老的方式之一。
    在上一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语言史被人们归结为一系列经常表现出对于语言本质
惊人无知的教条。当时人们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模型理解得过于呆板、过于盲目了。因为
这一整个论题和我们关于通讯本质的见解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所以我要用一定的篇幅
来评论它。
    认为希伯莱语是天国的语言，而语言的混乱是从建筑巴比伦通天塔的时候开始，这
种早期的玄想除了作为科学思想的原始迹象外，我们这里无须给予更多的兴趣。但是，
语言学思想的后来发展却长期保持着一个与此类似的朴素观念。各种语言彼此相关，它
们都经历着进步的过程，这些变化终于导致全然不同于过去的语言等等现象，对此，文
艺复兴时代的那些目光敏锐的语言学家不可能长期不予注意。一本象杜康：《中世纪拉
丁辞源》（Ducange’sGlossarium Mediae atque Infimae Latinitatis）那样的书籍，
要是不弄清罗马语不仅源出于拉丁语，而且是源出于拉丁俚语的话，那是不可能编纂出
来的。一定有过许多学识高深的犹太教拉比，他们深深认识到希伯莱语、阿拉伯语和叙
利亚语之间的类似。当东印度公司在臭名远扬的W·赫斯汀斯（Warren Hastings）的劝
告下在威廉滩创办起该公司的东方研究学校后，人们就再也不能忽视下述的事实了：希
腊文和拉丁文作为一方，梵文作为另一方，其实都是从同一种衣料剪裁下来的。在上一
世纪初，格列姆兄弟（brothers Grimm）和丹麦人腊斯克（Rash）的工作，不仅表明了
条顿语要纳入所谓即欧语系的轨道，而且还进一步弄清了这些语言的彼此关系，又弄清
了它们和一个设定的原始共同语言的关系。
    因此，语言进化论乃是生物学上作过细致研究的达尔文进化论的前驱。这个进化论
事实上是有效的，它很快地就在生物进化论所不能应用的地方开始显示出对于后者的优
势。这也就是说，人们是把语言看作独立的、准生物学的实体，其发展完全是由它的内
在力量和内在需要来规定。事实上，语言是与人类交际同时产生的现象，它受到一切社
会力量各自不同的交际模式的影响。
    鉴于混合语的存在，例如佛兰卡语、斯华希尼语、意第绪语、支奴千土语、甚至还
有在相当范围内的英语，所以有人企图给每种语言找出一单个合法的祖先，而把参与创
造这种语言的其他语言仅仅看作新生婴儿的教父或教母。有过一种学究气的区分办法，
即把合乎已有规律的、合法的语音形成物同临时语、民间语源和俚语等等之类的令人生
厌的、非正规的东西区别开来。在语法方面，最初的企图是强迫不论其来源为何的一切
语言都穿上一件用拉丁语和希腊语裁制成的紧身衣，继之而来的却是另外一种几乎同样
雷厉风行的企图：要给每种语言拟订出其自身的语法结构形式。
    直到O·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的近著问世，任何著名的语言学派都未必是足
够客观地给自己的科学提出一个合乎实际所讲的和实际所写的语言表象，他们所提出的
毋宁说是一种陈腐浅薄的东西，企图教爱司基摩人讲爱司基摩话，教中国人写中国字。
这种不恰当的语法修辞病，其后果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在这些后果之中，也许，首先
就是拉丁语被自己儿女所扼杀，就象古典诸神的前辈被其后辈所扼杀一样。
    在中世纪，性质在变化着的拉丁语一直都是牧师们和全西欧学者所通用的语言，其
中最好的拉丁语是书呆子以外的任何人都能完全接受的，正象阿拉伯语直到今天还是许
多穆斯林国家所通用的语言一样。拉丁语之所以有这种余威，乃是因为使用这种语言的
著作家和演说家乐于借用其他语言或在拉丁语本身的框架内去创造新词，以供探讨当时
生动活泼的哲学问题之所需。圣·托马斯（Saint Thomas）的拉丁语不同于西塞罗（Ci
cero）的拉丁语，但是，西塞罗在其自己的拉丁语中就无法讨论托马斯的思想了。
    也许有人认为，欧洲民族语言的兴起必然要标志着拉丁语作用的结束。但情况并不
如此。在印度，新梵语虽然有所发展，但梵语直到今天还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我讲过，
穆斯林世界就是统一在古阿拉伯语的传统之下的，虽然大多数的穆斯林并不讲阿拉伯语，
而今天所讲的阿拉伯语也已经分化为许多很不相同的方言了。一种不再是一般通讯所用
的语言完全可能在若干世代甚至若干世纪之内一直是学者所用语言。希伯莱语在基督时
代已经废弃不用，但现代希伯莱语在消灭了两千年之后还活着，的确，它又变成了日常
生活中的一种现代语了。至于我现在所讨论的只不过涉及拉丁语作为学者语言的有限用
途而已。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拉丁学者的艺术标准变得更高了，有一种愈来愈强烈的趋势要
把古典后期的新辞记全部铲除掉。在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意大利学者手里，这种改造过
的拉丁语可以是而且常常是一种艺术品；但是，掌握这种优雅而精致的工具所必需的训
练，对于科学家讲来，超过了作为一项次要训练所需的程度，科学家的主耍工作毕竟是
关心语言的内容，而不是关心形式的完整性的。结果是，教拉丁语的人和用拉丁语的人
逐渐分成两类，距离愈来愈大，事情竟然达到了这个地步，除了最精致的和一无用处的
西塞罗语言外，教师完全不教自己学生别的东西．在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中，他们除了
作为拉丁语专家外，终于失去了自己的任何作用；当拉丁语专业因此而变得愈来愈不合
乎一般的需要时，他们就又失去了自己的作为拉丁语专家的作用。为了这一骄傲自大的
过失，我们现在不得不付出代价，那就是，我们欠缺一种适用的、远比Espereanto这类
人造语更加优越并且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需要的国际语言。
    可惜，古典主义者的态度常常是知识界俗人所不能理解的！我最近在一次学生毕业
典礼的会上有幸听到一位古典主义者的致辞，他悲叹当前学习的离心力增大了，这使得
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文学家之间的距离变得愈来愈大。他用一次想象中的游览来
说明这种情况：他给复活了的亚里士多德充当向导和顾问，去参观一所现代的大学。他
从现代知识的各个领域中的专业行话所构成的笑柄讲起，—一列举，自以为这是向亚里
土多德提出令人震骇的种种例证。我不知道可否评论一下：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亚里士多
德的全部遗产都只不过是他的学生们的学习笔记，这些笔记是用世界史上最最晦涩难懂
的专业行话写下来的，它们对于当时任何一位没有在亚里士多德学园学习过的希腊人讲
来都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东西。由于这种行话已被历史奉为经典，于是它自身就变成了古
典教育的对象。这桩事情和亚里土多德无关，因为它发生在亚里士多德死后，而不是发
生在他的生时。重要的事情是，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希腊语是随时准备向一位才气焕发的
学者的专业行话让步的；与此相反，他的饱学的和个人尊敬的继承者们的英语却不愿意
对现代言语的同样需要作出让步。
    让我们带着这些忠言回过头来讨论一个现代的观点，即把语言翻译的操作以及由耳
与脑进行语言解释的有关操作来和人工通讯网络的演绩及其耦合过程这两个方面予以揉
合的观点。人们将看到，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和现代的并曾经一度被看作异端的叶斯柏森
及共学派的见解相一致。语法不再象原先那样规范化了。它变成了与事实相一致的东西
了。问题不在于我们应该使用什么信码，而在于我们用了什么信码。在我们仔细研究语
言的时候，规范化问题的确起着作用，而且非常微妙，这些都是真的。但是，它们是代
表通讯问题中的最后成长出来的美丽的花朵，而不是代表通讯问题中的最基本的那些阶
段。
    这样，我们就给人的通讯的最简单因素奠定了基础：当两个人是面对面的时候，他
们是通过语言的直接使用来通讯的。电话、电报以及其他类似的通讯手段的发明，表明
了人的通讯能力根本不受个体直接出现与否的限制，因为我们有许多办法把通讯工具带
到海角天涯。
    在原始人群中，就有效的社会生活而言，社会的大小受语言传送困难的限制。在好
几千年里，这个困难足够使国家的最适当人口减编到几百万人左右，一般还要少些。值
得注意的是，超越这个限度的大帝国都是靠通讯工具的改善来维持的。波斯帝国的心脏
就是皇家大道和沿路设置的传送皇帝诏书的驿站。罗马大帝国之所以能够建立，只是由
于罗马筑路技术的进步。这些道路不单是用来调动军团，而且也用来传送御诏。使用飞
机和无线电，统治者的话就可以传播到地球的每个角落，以前妨碍建立“世界国家”的
许许多多因素现在已经消除了。人们甚至可以作出这样的主张：现代通讯迫使我们去调
整不同的无线电广播系统和不同的航空网等国际性的要求，这就使得“世界国家”成为
不可避免的东西。
    但是，尽管通讯机构变得如此之有效，它们还是要象经常碰到的情况那样，受制于
熵增加这一压倒一切的趋势，受制于信息在传送过程中要逸失掉的这一压倒一切的趋势，
除非我们引入某些外界的动因去控制它。我已经提到一位具有控制论思想的语言学家所
提出的一个有趣的语言学观点——语言是讲者和听者为反对种种混乱的力量而共同采取
的对策。以这种描述为基础，B．曼德勃洛特（Benoit Mandelbrot）博士曾在一种最适
当的语言中做过若干关于字的长度分布的计算，并且把这些结果和各种现存语言中所算
出的分布进行比较。曼德勃洛特的结果表明：在一种最适当的即符合于若干假定的语言
中，字的长度非常确定地表现出了一定的分布。这种分布和Esperanto或Volapuk这类人
造语中所找到的字的长度的分布是很不相同的。另一方面，它又和大多数的、经过几百
年考验的实际语言中的字的长度的分布极为相近。的确，曼德勃洛特的结果并没有给出
一个关于字的长度的绝对不变的分布，在他的公式中，还存在着若干必须进行选定的量，
或者，如数学家所讲的，还存在着若干参量。但是，适当选用这些参量，则曼德勃洛特
理论所导致的结果就和许多实际语言中的字的分布非常密切地吻合，这就说明了它们之
中存在着某种自然选择，说明了一种语言形式如果由于自身有用和有生存价值而生存下
来的话，那它一定是采取了一种并非不近似于最适当的分布形式的。
    语言的磨损可能是由几个原因引起的。语言也许只是力图反抗跟它捣乱的自然趋势，
也许只是力图反抗人们有目的地搅乱其含义的企图。正常的通讯谈话，其主要敌手就是
自然界自身的熵趋势，它所遭遇到的并非一个主动的、能够意识自己目的的敌人。而在
另一方面，辩论式的谈话，例如我们在法庭上看到的法律辩论以及如此等类的东西，它
所遭遇到的就是一个可怕得多的敌人，这个敌人的自觉目的就在于限制乃至破坏谈话的
意义。因此，一个适用的、把语言看作博奕的理论应能区分语言的这两个变种，其一的
主要目的是传送信息，另一的主要目的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顽固不化的反对者的头上。
我不知道是否有任何一位语言学家曾经做过专门的观察并提出理论上的陈述来把这两类
语言依我们的目的作出必要的区分，但是，我完全相信，它们在形式上是根本不同的。
我以后在讨论语言和法律的那一章中将进一步讲到辩论式的谈话。
    作为一门控制语言意义逸失的学科，控制论应用于语义学方面的愿望已经在若干问
题上得到了实现。看起来，在粗糙的信息和我们人类能够有效使用的信息之间，或者，
把这句话改变一下，在粗糙的信息和机器能够有效操作的信息之间，作出某种区别是必
要的。依我的意见，这里的基本区别和困难是由于如下的一个事实产生的：对行动有重
要意义的，与其说是发出的信息量，不如说是进入通讯装置和存贮装置的足以作为行动
扳机的信息量。
    我已经讲过，用任何方法传递消息或者从外部来干预它们，都会降低它们所含的信
息量，除非利用新的感觉或原先处在信息系统之外的记忆馈进新的信息。如前所述，这
一陈述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另一说法。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本章前面所讲的那种用来
控制小型电力站的信息系统。重要的问题不仅在于我们传送给线路的信息，而且在于这
个信息经由终端机械装置去打开或关上水闸、校准发电机以及完成类似的工作时还剩下
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终端装置可以看作附加于传送线路的过滤器。从控制论观点
看来，语义学上具有意义的信息乃是通过线路以及过滤器的信息，并非仅仅通过线路的
信息。换言之，当我听到一段音乐时，大部分声音都进入我的感官并达到我的脑子。但
是，如果我缺乏感受力和对音乐结构的审美理解所必需的训练的话，那么这种信息就碰
到了障碍，反之，如果我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音乐家，那它就碰到了一个可以对它作出解
释的结构或组织，从而使这种模式在有意义的形式中展示出来，由是产生了审美价值和
进一步的理解。语义学上具有意义的信息，在机器中一如在人体中那样，乃是能够通过
接收系统中的激活机构的信息，尽管存在着人或自然乃至人和自然二者结合起来的捣乱
企图。从控制论观点看来，语义学界定了信息意义的范围并使它在通讯系统中免于逸失。
 
  


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
第五章：作为消息的有机体
  
    本章的内容带有幻想成分。幻想总是为哲学服务的，柏拉图并不因为使用了洞穴的
隐喻来表达他的认识论而感到不好意思。顺便说说，J．布洛罗夫斯基（J．Bronovski）
博士曾经指出：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数学是一切科学中最最面对事实的科学，但它却提
出了最为大量的可贵想象的隐喻；人们无论是从智力的角度或是从审美的角度来判断数
学，都不免要以这种隐喻的成就为依据。
    我在本章所谈的隐喻就是这样的隐喻：把有机体看作消息。有机体乃是混乱、瓦解
和死亡的对立面，就象消息是噪音的对立面一样。在描述一个有机体时，我们都不是企
图详细说明其中的每一个分子并且把它们一一编入目录，而是企图去回答有关揭示该有
机体模式的若干问题：譬如说，当该有机体变成一个更加完整的有机体时，模式就是一
种意义更大而变化更少的东西。
    我们已经看到，某些有机体，例如人体，具有在一个时期内保持其组织水平的趋势，
甚至常常有增加其组织水平的趋势，这在熵增加、混乱增加和分化减少的总流中只是一
个局部的区域。在趋于毁灭的世界中，生命就是此时此地的一个孤岛。我们生命体抗拒
毁灭和衰退这一总流的过程就叫做稳态（homeostasis）。
    我们只能在我们与之并进的极为特殊的环境中继续生活到我们衰老的速度开始大于
自我更新的速度为止。然后，我们死去。如果我们的体温从华氏98·6。的正常水平升高
或降低一度，那我们就得加以注意；如果升高或降低十度，那我们肯定要死了。我们血
液中的氧、二氧化碳和盐分以及我们内分泌腺所分泌出来的荷尔蒙都是由种种机制来调
节的，这些机制都具有抗拒这些成分的相互关系发生任何不适当变化的趋势。这些机制
构成了我们称之为稳态的这个东西，它是负反馈类型的机制，这我们可以在自动机中找
到例子。
    稳态所要保持的东西就是模式，它是我们个体的同一性的试金石。我们身体中的各
种组织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是变化着的：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和吸进去的空气变成我们身体
中的血肉，而我们血肉中的暂时性因素则同我们的排泄物一起每日排出体外。我们无非
是川流不息的江河中的漩涡。我们不是固定不变的质料，而是自身永存的模式。
    模式就是消息，它可以作为消息来传递。无线电除了被我们用来传递声音模式外还
有什么用途呢？电视除了传递光模式外还有什么用途呢？考虑在下述情况下所能发生的
事情是有趣而又有显的；如果我们有可能传递人体的整个模式，有可能传递人脑及其记
忆以及记忆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一整个模式，使得一个假想的接收工具能够以适当
材料把这些消息重新体现出来，那就能够使身心所表现的过程延续下去，并且通过稳态
过程使这种延续所需的完整性得以保持下来。
    让我们现在闯到科学幻想小说的领域中去。大约在四十五年以前，吉卜林曾经写了
一个极为动人的小故事。那时候，莱特（Wrisht）兄弟的飞行已经举世皆知了，但航空
还没有成为日常生活的事物。他把这个故事叫做《夜邮》（With the Night Mail），故
事大意是描写一个象今天这样的世界，航空已是常事，大西洋变成一夜之间就可以横渡
的湖泊了。他设想到，实中旅行已把世界变得如此之团结，以致战争过时了，世界上的
一切真正重要的事务都由一个航空控制站来管理，它的首要任务是管理空运，其第二个
任务则是管理“与此有关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他想象，各种地方机构都不免要被
迫逐步降低自己的权力，或者同意把它们的地方权力转让出去；而航空控制站的中央当
局就把这些责任承担起来。吉卜林给我们描绘的多少是一幅法西斯式的图景，但考虑到
这是他的智力方面的猜想，我们就可以理解法西斯主义并非他所处的立场的必要条件。
他的“千年至福”乃是一位从印度归来的英国陆军上校的千年至福。此外，连同他所喜
爱的诸如搜集能转动的和能发声的小轮子之类的新鲜玩意儿在内，他所重视的是把人体
运输到远方去，而不是把语言和思想运输到远方去。他似乎不了解人的语言所达到的地
方、人的知觉能力所达到的地方，也就是他的控制能力扩展所及的地方，而且在一定意
义上也就是他的肉体存在扩展所及的地方。去了解整个世界并且对它发布命令就几乎等
同于无所不在。吉卜林的思想虽然具有局限性，然而，他有诗人的洞察力，而他所预见
到的情况看来很快就会得到实现的。
    为了了解信息传输比单纯的肉体传输更为重要起见，让我们假定，我们有一位在欧
洲的建筑师监造着一座在美国的建筑物。当然，我是假定在建筑现场上有一批胜任其事
的工作人员——建筑工人、记录员等等。有了这些条件，甚至不用收发任何建筑材料，
建筑师就可以在建筑营造过程中起着主动的作用。他可以象平常那样编造自己的设计图
和施工细则。在建筑师的制图室里所制订下来的设计图和施工细则，其副本本来要寄到
建筑现场去的，这个做法今天看来没有必要。传真电报提供了一种方法，能把全部有关
文件的复写本在不到一秒的时间之内发送出去，收到的副本就跟正本一样是很好的工作
图。建筑师可以通过每日一次或几次拍摄下来的摄影记录来检查工作的进度；这些记录
都可以通过传真电报送给他。如果他要给自己工作的代理人以任何批评和劝告的话，他
可以通过电话、传真电报或电传打字机来传达。一句话，建筑师本人及其文件的传送可
以非常有效地用消息传送来代替，而这种传送是不把物质粒子从线路的一端转移到另一
端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通讯的两种类型，即物质运输和单纯的信息运输时，那么一个人要
从甲地到达乙地的当前可能方式只能是前者，而不能作为消息来运输，但是，即使是现
在，消息的运输也能帮助我们把人的感觉和他的活动能力从世界的一端推展到世界的另
一端。我们已经在本章中指出：物质运输和消息运输之间的区别在任何理论意义上决不
是固定不变和不可过渡的。
    这一点就使我们非常深刻地接触到人的个体性问题了。人的个体性之本质以及人与
人之间存在着隔障之本质乃是一个有史以来的老问题。基督教及其他中海地区的先驱者
们都把个体性体现在灵魂这一观念中，基督教徒是这样说的：个体都有一个灵魂，它由
妊娠作用（act of conception）产生，但它一旦存在，就生生世世存在下去，存在于天
国，存在于地狱，或者，存在于基督教信仰所允许的一块不大的中间地带——林布这个
地方。
    佛教徒所坚持的传统与基督教徒的传统相同，认为人死后灵魂继续存在，但是，它
是继续存在于另一动物体或人体中，而不是存在于天堂或地狱中。诚然，佛教徒也有天
堂和地狱，但个体之驻足该处一般都是暂时的。然而，在佛教徒的最后一层天中，即在
涅槃状态中，灵魂失去了它的自性，溶汇到宇宙的大灵魂中去了。
    这些见解对于科学研究都不具有良好的影响。关于灵魂的连续性的一个非常有趣的、
早期的科学解释乃是莱布尼兹的解释，他认为，灵魂是他称之为单子的这一更大一类的、
永恒的精神实体中的一个部分。这些单子从创始之日起就把自己的整个存在用在彼此相
互知觉的活动上；虽然有些知觉非常明白清楚，但有另一些知觉则处于暧昧和混乱的状
态中。然而，知觉并不代表单子之间任何真正的相互作用。单子是“没有窗户”的，它
们在创世之时就被上帝上足了发条，所以它们生生世世都将维持着彼此之间的预定关系。
它们是不朽的。
    在莱布尼莎的单子哲学观点的背后，隐藏着若干极为有趣的生物学方面的思想。在
莱布尼兹那个时代，李文霍克（Leeuwen－hoek）首先使用了简便显微镜去研究微小的动
植物。他所看到的动物都是有精子的。在哺乳类动物中，精子远比卵子容易找到和看到。
人卵一次只发射一个，所以子宫里的未受精卵或早期形态的胚胎直到最近之前还是解剖
学上所要搜求的罕见之物。因此，早期使用显微镜的科学家便十分自然地受到了蒙蔽，
以为精子是胎儿发育中的唯一重要的因素，对于尚未观察到的受精现象的可能性则完全
懵然无知。此外，在他们的想象中，精子的前段或头部就是一个蜷缩着的、头部向前的
小胎儿。他们还认为这个小胎儿自身也含有精子，这些精子又可以发展为下一代的小胎
儿并且成人，如此类推以至于无穷。他们假定女性仅仅是精子的看护者。
    当然，从现代观点看来，这种生物学完全是错误的。在决定个体的遗传性时，精子
和卵子是资格近乎等同的参与者。此外，下一代的生殖细胞只是可能地（in Posse）包
含在它们之中，而非实在地（in esse）包含在它们之中。物质不是无限可分的，以任何
绝对标准看来，它的确也不是可以分得很细的；为了形成李文霍克的那种等级较高的精
子，那就需要把物质不断地细分下去，这样分，就会很快地把我们带到电子级以下去了。
    目前流行的观点，与莱布尼兹的观点相反，认为个体连续性在时间上有一个非常确
定的始点，但是，它在时间上可以有一个甚至完全不同于个体死亡的终点。大家都知道，
青蛙的受精卵在第一次分裂时是形成两个细胞的，这两个细胞在适当条件下可以分开。
如果它们这样分开了，则每个细胞都将长成完整的青蛙。这无非是同型挛这种正常现象
的一例，胚胎在解剖上容易处理，所以这种现象是完全可以进行实验的。人的同型挛所
发生的情况也恰恰是这样，每胎四个同型挛的犰狳类也是正常现象。此外，当胚胎的两
个部分裂得不完全时，这现象就导致了双生怪胎。
    但是，乍看起来，挛生问题似乎不象它实际所有的那样重要，因为它不涉及动物或
人的可以看作正常发展的心灵和灵魂这个问题。即使是双生怪胎或是不完全分裂的同型
挛，问题也不突出。能够成活的双生怪胎总是这样的：要么有一个单一的中枢神经系统，
要么有一对彼此分开并且得到正常发展的大脑。困难在于另一方面，即人格分裂问题。
    二、三十年前，M．普林斯（Morton Prince）博士在哈佛大学提出了一个女孩的病
历，在她的身体中，似乎有几个发展得较好或较坏的人格交替地出现，甚至它们能在某
一程度上同时并存。今日的心理分析学家都喜欢注意鼻子底下的小问题，所以当人们提
出普林斯博士的工作时，他们都把这现象归于歇斯底里。十分可能，象普林斯所设想的
那样绝对化的人格分裂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分裂终归是分裂。“歇斯底里”这个字
所涉及的现象已被医生很好地考察过了，但是，他们对它所作的解释是如此之少，以致
我们只好把它看作
    question－begging的别称。
    不管怎样，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个体在肉体上的同一性并非由于造成肉体的物质
所致。使用示踪元素参与新陈代谢的现代方法表明：不仅是整个躯体的更新速度，而且
是躯体的任一组成部分的更新速度，都远比我们长期以来所设想的可能速度大得多。有
机体在生物学方面的个体性似乎可以用过程的某种连续性来说明，可以用有机体对其过
去发展的种种结果之具有记忆这一点来说明。这个看法似乎也适用于有机体的心理发展。
用计算机的术语来说，心理上的个体性可以用它对过去的程序带和记忆的保持能力来说
明，可以用它按照预定方向不断改善自己的能力来说明。
    在这些条件下，正如我们可以用一架计算机作为模式来安排其他计算机的程序一样，
也正如这两部机器往后除非程序带和经验有所变化外均将保持相同的发展一样，一个生
命个体可以分裂为具有共同的过去而发展道路逐渐分歧的两个个体，这中间并没有什么
不一致之处。同型挛所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叫做心灵的东
西不可能发生类似于身体方面的分裂。再用计算机的语言来说，一部原先构成单一系统
的机器是会在运转的某一阶段分裂为若干其独立程度较高或较低的部分系统的。这对于
普林斯所作的观察讲来，就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
    此外，人们可以设想，原先不相耦合的两部大型机器也有可能耦合起来，从而从该
阶段起就象一部单一的机器那样地工作着。这一类情况在生殖细胞的结合中确实发生过，
虽然在我们通常所讲的纯粹心理的水平上也许没有发生过。教会关于灵魂个体性所要求
具有的心理同一性的观点的确在教会感到满意的任何绝对意义上都是不存在的。
    扼要总结一下：躯体的个体性与其说是一种石头性质的个体性，不如说是一种火焰
性质的个体性；是形式的个体性，而不是带着实体的个体性。这种形式可以传送，可以
改变，也可以复制，虽则我们目前仅仅了解到如何在短距离内进行复制的办法。当一个
细胞分裂为二，或当使我们的肉体和精神得以遗传的一个基因为了给生殖细胞的进一步
分裂提供准备条件而把自身分裂开时，这便是物质的分裂，这种分裂是由活组织得以复
制其自身模式的力量制约着。既然情况如此，那么，我们从甲地发一个电报到乙地时所
能使用的运输类型和我们至少在理论上输送一个生命机体（例如人）时可能使用的运输
类型，二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别。
    因此，我们不妨设想：一个人除靠火车或飞机来旅行外，也许还可以靠电报来旅行。
这个想法未必荒谬到绝对不能实现的地步。困难当然极大。我们可以估算出一个生殖细
胞中全部基因所传送的有效信息量，以之与人所具有的得自学习的信息相比较，我们就
可以定出遗传信息的数量。为了保证该消息终归有效，那我们就得传送至少不低于一整
套《大英百科全书》的信息。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生殖细胞中全部分子所含有的非对称
碳原子的数目同编纂一部《大美百科全书》所需的句点和逗点的数目相较，我们就会发
现，前者包含的信息量远多于后者；而当我们认识到用电报输送这么多的信息所需的条
件时，它给人们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对人体进行任何扫瞄，必然是一种穿透人体各个
部分的探针，因而，它将在其所经的途径上破坏有关的组织。为了在别的地方用别的材
料把它再造出来，就要使有机体保持稳定，但它的某个部分却在慢慢地毁坏着，包括有
机体的活动能力的降低在内，而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会破坏组织中的生命的。
    换言之，我们之所以不能把某人的模式用电报从甲地拍送到乙地，这个事实似乎是
因为技术方面有困难，具体讲来，是因为有机体在这种根本性的改造期间中难于继续维
持其生命之故。这个看法很可能是对的。至于生命体的根本改造问题，我们很难找到一
种远比蝴蝶在蛹期所经历的改造更为根本性的改造了。
    我讲这些事情，不是因为我要写一本科学幻想小说，谈论用电报输送人体的可能性，
而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到这样一点：通讯的基本观念就是消息的运输，而物质和
消息一起运输乃是达到上述目的的唯一可以设想的方式。这就使我们从交通运输与其说
是基本上在于输送人体，倒不如说基本上在于输送人的信息这样一个观点，来很好地重
新考虑吉卜林关于交通运输在现代世界中的重要性了。
  


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
第六章：法律和通讯
  
    法律可以定义作对于通讯和通讯形式之一即语言的道德控制，当这个规范处在某种
权威有力的控制之下，足以使其判决产生有效的社会制裁时，更可以这样地看。法律是
以所谓正义得以伸张、争端得以避免或至少得以仲裁这样的方式来调节各个人行为之间
的“耦合”过程的。因此，法律的理论和实践包括两类问题，一是关于法律的一般目的
即关于正义的概念等问题；一是使这些正义概念得以生效的技术问题。
    经验他说，历史上关于正义的概念有过如此不同的主张，就象诅界上有过如此不同
的宗教，或者就象人类学家承认有过如此不同的文化一样。我不相信我们能够找到一种
比我们的道德信条自身更为高级的标准来评断这些概念，而道德信条的确就是我们的正
义概念的别称。我自己是持着自由主义观点的，这种观点根源于西方传统，但也传播到
具有强大智慧-道德传统的东方各国，并且它的确又从东方各国吸取了很多东西；正因为
如此，所以我只能谈谈我自己和我周围的人们对于正义存在之必要条件的看法。表达这
些要求的最恰当字眼就是法国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它们意味着：每个人的
自由就是最大限度自由地去发展体现在他身上的种种可能性；平等就是当甲、乙二人交
换地位时，原来对二人公平合理的东西现在仍然公平合理；除了人性本身带来的限制外，
人与人之间的善良愿望不受任何限制。这些关于正义的伟大原则意味着并且要求着任何
人都不得利用个人地位来强迫别人接受苛刻的契约。社会和国家为了自身的存在可以采
取强迫手段，但其实施方式必须对自由不引起不必要的侵犯。
    然而，即使是人类最大程度的礼让和自由主义，其自身都不足以保证一部法典公平
无私并且行之有效。除了正义的一般原则外，法律必须是明确的、可重复的，以便每个
公民都能预先确定他的权利与义务，特别是在它们和别人的权利与义务发生冲突时也能
如此。他一定耍做到能以合理的明确性来断定审判官或检察官处在他的地位上时将要采
取什么观点。如果他办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一部法典，无论人们对它想得如何之好，
也不足以使他的生活免于争端和混乱。
    让我们从一个最简便的观点即契约法的观点出发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吧。假定按照
契约，甲方有义务完成某项一般讲来对乙方有利的工作时，则乙方反过来也有义务去完
成一项对甲方有利的工作或付酬给甲方。如果每项工作和报酬的性质完全明确，又如果
订约的一方不采取强制办法把自己的与契约本身毫无关系的意志强加于他方的话，那我
们就可以放心，让契约双方自己去判断订约条件是否公平合理。如果契约是明明白白地
不公平的，那我们可以假定契约的一方至少是处在有权拒绝订约的地位上。但是，如果
所用术语的意义未经确定，或者它们的意义随法庭的不同而不同，则契约双方就不能以
任何正义来弄清订约的意义了。因此，法律的首要责任就是使某人的权利和义务在某一
确定情况下不至于暧昧不明。除此以外，我们还应该有一个法律解释机构，它耍尽可能
地不受案件处理机构的意志和解释的影响。可重复性是公平合理性的失决条件，因为没
有它就不可能有公平合理。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为什么判例在大多数的法律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又
可以看出为什么它在一切法律体系中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有些法律体系企图用某些
抽象的正义原则为基础。罗马法以及在其影响下的各种法律体系就属于这一类，它们的
确就是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但另外还有一些法律体系，例如英国法，则公开宣称判
例是法学思想的主要基础。无论是哪一类法律体系，任何一个新出现的法学术语，如果
未经实践来确定其种种限制性，那它就不可能具有完全确定的意义；而这，就是判例问
题。不接受一个根据已有案件而做出的判决，就是意味着反对由法律语言作出解释的一
致性，事实上这是一个难操胜算的讼案，很可能还是一个后果不佳的讼案。每一个判决
过的案件都应当有助于法学术语的进一步确定，这种确定是与过去判决相一致的，而它
还应当自然而然地导致新案件的判决。法律上的每一措辞都应该以为地习惯和人们的有
关活动来作检验。职在从事法律解释工作的审判官都应该按照下述精神来执行他们的职
务：如果审判官甲换为审判官乙，那也不至于使法院对习惯和法规所作的解释发生本质
上的变化。自然，这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理想，而不是已经实现的事实。但是，如果
我们不紧紧追随着这些理想，那我们就会产生混乱，甚至更糟的是，国家就无人管辖，
骗子手就可以利用法律的各种可能解释而从中取利。
    在契约法中，这一切都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事实上，上述问题影响很广，影响到
法律的其他部门，尤其影响到民法。让我举出一例作说明。某甲由于其雇员某乙的疏忽
而使某丙的部分则产受到损失。谁来赔偿呢？按照什么比例来赔偿呢？如果每个人事先
都对这些问题有同样的了解，那么那个人就可以照例用较大的代价给自己的企业保上最
大的险，从而使自己得到安全。他用这些手段可以为自己补偿相当部分的亏损。这种做
法的一般效果就是把损失分摊给社会，使得大家都不至于破产。所以，私犯法在一定程
度上具有与契约法相似的性质。一般说来，任何法律责任，包括无力赔偿损失的种种可
能性在内，都将促使蒙受损失的人采取商品加价或劳动加酬的方式把他的损失转嫁给整
个社会。在这里，就跟契约的情况一样，无歧义性、判例和十分明确的法律解释传统都
远此理论上的公平合理更有价值，这在赔偿额的评定中尤为明显。
    当然，上述讲法是有例外的。譬如说，旧的债务监禁法在下述一点上就是不公平的：
它把有责任还债的人放在难于取得其还债手段的地位上。目前有许多法律也是不公平的，
因为，譬如说，它们假定了当事人的一方有权选择现有社会条件下所不存在的自由。我
所说的关于债务监禁法的意见同样有效于劳动偿债制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社会弊病的。
    如果我们要实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哲学，那我们除要求法律责任无歧义外，还要
加上一个要求，即法律责任不应当是这样的性质：一方被迫行动，而另一方自由。我们
同印第安人相处的历史，无论在强迫方面，无论在法律解释的含糊其辞方面，都充满了
这样的事例。从最早的殖民时代开始，即第安人既无足够多的人口，又无对等的武器，
使得他们能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来对付白人，特别是在白人与即第安人之间的所谓土地
协定签订之后，这个情况就更加明显了。除了这种极大的不公平外，还有语义学方面的
不公平，后者甚至还要严重些。即第安人是狩猎民族，没有土地私有的观念。对他们说
来，象地产权那样的所有权是不存在的，虽则他们具有在特定地区上的狩猎权的观念。
在他们同殖民者签订的协定中，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就是狩猎权，一般说，这只是在某些
地区上的共同狩猎权。在另一方面，白人却认为（如果我们对白人的所作所为尽可能给
予最好的解释的话），即第安人所要求取得的乃是地产所有权。在这些情况下，即使是
貌似公平的东西也是不可能存在的，更不必说有没有公平这种东西了。
    目前西方各国的法律中最难令人满意的地方就在于刑事方面。法律似乎把刑罚时而
看作对其他可能的犯罪者的恐吓手段，使他们不敢犯罪；时而看作罪人的赎罪仪式；时
而看作把罪犯和社会隔离起来的方法，以免罪犯有重复犯罪的危险；又时而看作对个人
进行社会改造和道德改造的手段。这是四种不同的任务，可用四种不同方法来完成；因
此，除非我们知道正确调节它们的方法，我们对待犯人的整个态度就是自相矛盾的。在
现在，刑法时而讲这种语言，时而讲另一种语言。除非我们下定决心，认为我们社会真
正需要的是赎罪，抑是隔离，抑是改造，抑是威胁潜在的罪犯，这些办法是起不了作用
的，而只会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以致一件罪行引起了更多的罪行。任何一部法典的制
订，如果其中有四分之一是根据十八世纪英国爱好使用绞刑的偏见，有四分之一是根据
把罪犯和社会隔离起来的原则，有四分之一是根据冷漠无情的改造政策，还有四分之一
是采取吊起一只死乌鸦来吓走其余乌鸦的政策，那它肯定对我们是一无用处的。
    我们还可以这样他说，不论法律的其他责任为何，它的首要责任就是认识法律自身
的缺点。立法者或审判官的首要责任就是作出明确的、无歧义的陈述，而解释这种陈述
的方法，不仅对于专家，而且对于当时的普通人讲来，都只能是唯一的，而不能多种多
样。对于过去判件的解释技术一定要做到这个地步：一位律师不仅应该知道法庭讲过什
么，而且应该以最大的可能性猜出法庭正要讲什么。因此，法律问题可以看作通讯问题
和控制论问题，这也就是说，法律问题就是对若干危险情况进行秩序的和可重复的控制。
    在法律的许许多多部门中，法律想说的话和法律所考虑的实际情况之间缺乏令人满
意的语义方面的一致性。每当这种理论方面的一致性不存在时，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无人
管辖的地区中，其情况好比我们有两种流通货币而没有共同的交换基础一样。在不同的
法庭之间，或者在不同的货币制度之间，缺之一致性的地区总是给不诚实的经纪人钻了
空子，无论从财政方面或是从道德方面来说，他仅仅按照对他最为有利的货币制度来接
受别人的支付，他也仅仅按照使他牺牲最少的制度来付款。在现代社会里，跟不诚实的
经纪人一样，罪犯的最好条件就是钻法律的空子。我曾经在前面一章指出：噪声可以看
作人类通讯中的一个混乱因素，它是一种破坏力量，但不是有意作恶。这对科学的通讯
来说，是对的；对于二人之间的一般谈话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的。但是，当它用
在法庭上时，就完全不对了。
    我们法律体系的整个性质就是斗争。它是一种谈话，其中至少有三方面参加，譬如
说，在民事案件中，有原告、被告，还有审判官和陪审员所代表的法律体系。这是十足
的冯·诺意曼意义下的博奕，其中，当事人力图用法律条文所规定的种种方法使审判官
和陪审员成为自己方面的合作者。在这种博奕中，对方的律师，不同于自然界自身，能
够设法把混乱引进他所反对的那一方的消息中去，而且他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他设法
把对方的陈述变成没有意义的东西，并且有意识地把对方和审判官与陪审员之间的消息
堵塞起来。在这种堵塞的过程中，欺骗手段有时不免非常需要。在这里，我们无需用加
登纳（Erie Stanley Gardner）的侦探故事的票面价值来描述法律程序，就能了解诉讼
中的若干场合不仅允许使用欺骗手段，而且鼓励使用欺骗手段，或者说，不仅允许有意
识地把发送消息的发讯人的意图隐瞒起来，而且鼓励他去这样做的。
  


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
第七章：通讯、保密和社会政策
  
    在世界事务中，两种对立的甚至矛盾的趋势成为近些年的特点。一方面，我们有空
前完善的国内的和国际的通讯网。另一方面，在参议员麦卡锡（McCarthy）及其模仿者
的影响之下，军事情报盲目而过度的分工以及他们最近对国务院的种种抨击，使得我们
的思想日益趋于谨防泄密的状态，这种情况只能用历史上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来比拟。
    威尼斯的大使们拥有极其准确的新闻搜集机构（它们成为欧洲史研究的主要来源之
一），加上他们对于秘密有民族性的爱好，使得这些机构竟然扩展到这个地步：国家下
令暗杀侨居国外的工匠，以此来维持某些精选的艺术品和工艺品的垄断地位。“警察和
强盗”这一现代游戏——似乎标志着俄国和美国这两个本世纪世界霸权的主要竞争者—
—令人想起了古意大利的“斗篷和短剑”这出闹剧在一个更为广大的舞台上演出。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也是现代科学经受临盆痛苦的地区。然而，今天的科学是一
项远比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科学巨大得多的事业。我们现在按照某种比马基雅弗利时
代更为成熟、更为客观的思想来考查现代世界中信息和保密方面的一切因素应该是可能
的。鉴于前面讲过的事实，情况尤宜如此：目前关于通讯问题的研究，就其独立和权威
的程度而言，已经达到使它有权成为一门科学了。这门现代科学对于通讯和保密的状况
及其职能不得不告诉我们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写这本书主要是给美国人看的。在美国人的生活环境中，信息的种种问题都是按
照标准的美国眼光来评价的：一物之有价值就在于它作为一项商品之进入公开市场的情
况。这是官方的正统学说，它愈来愈会受到美国居民的怀疑。我们指出这个学说不能代
表人类价值的共同基础，也许是值得的：它既不与教会的学说即寻求人类灵魂得救之路
的学说相当；也不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即以实现人类福利的若干特定理想以评价一个社
会的学说相当。在典型的美国世界中，信息的命运变成了某种可以买卖的东西。
    我不是存心找岔子，去指摘生意人的态度是否道德和明智。我的任务是指出：这种
态度导致了对信息及其有关概念的误解和错待。我将在儿个领域中讨论这个问题，先从
专利法谈起。
    专利证明书就是授予发明家对其发明物以有限的垄断权。对他说来，专利证明书就
是特许状，而一个特许状就是一家特许公司。在我们的专利法和专利政策的背后，就是
大家所默认的关于私有财产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权利的哲学。这种哲学非常近似地代表
了目前正将结束的时期中的实际情况，在那个时期中，发明物一般是由熟练技工在工厂
里做出来的。对于今天的发明事业讲来，这种哲学甚至提供不出一个勉强可用的图景了。
    专利局的标准哲学就是预先假定有位技术工人。他具有一般所谓的机械发明才能，
通过一系列的试验和失败，然后由一定的技术发展到更高的水平，体现为一种专门仪器。
专利法把制出这种新工具所必需的发明才能同另一种发明才能，即发现世界上的种种科
学事实所必需的发明才能区别开来。后一种发明才能是列在自然规律的发现这个项目下
面的；在美国，如同在许多具有类似的工业实践的国家里一样，法律否认科学家对他可
以发现到的自然律有任何私有权。由此可知，在某个时候，这种区分完全是从实际出发
的，因为工厂发明家有一种传统和背景，而科学家则有一种与之迥然不同的传统和背景
的。
    人们显然不会把狄更斯的《小多立特》（Liitle Dorrit）一书中的但尼尔·道意斯
（Daniel Doyce）错认作他在别处谈到的麦佛协会（Mudfog Association）的会员们的。
狄更斯赞美前者是一位富有常识的技术工人，有手工工人的租壮的大拇指头，有永远面
对事实的诚实态度；至于麦佛协会，那只不过是不列颠科学促进会早期的一个有损声誉
的诨号而已。狄更斯诽谤后者是由一批一无用处的梦想家组成的团体，他所用的讽刺语
言，斯成夫特不会认为不适于用来描写拿普大的骗子手们的。
    目前，象贝尔电话实验室这样一个现代科学研究的实验机构，即使它还保持着道意
斯的实用性，实际上都是由麦佛协会的子孙们所组成。如果我们把法拉第（Faraday）看
作不列颠科学促进会早期的一个卓越而典型的会员的话，那么，到了今天的贝尔电话实
验室的研究人员，这根链条就是完整的了，它经由麦克斯韦和亥维塞（Heaviside）到坎
贝尔（Campbell）和申农（Shannon）。
    在现代发明的初期，工人远没有掌握科学。锁匠就能评定机械能力的等级。按照瓦
特的看法，一个活塞是否适用于蒸气机气缸，就看一个薄薄的六辨士铜币能否刚好塞进
二者之间。钢是技术工人炼制出来的，用来铸造刀剑和其他武器。铁是炼铁工人的产物，
形状七古八怪，还混着矿渣子。在我们能有一位象法拉第那样善于实践的科学家来代替
但尼尔·道意斯之前，他的确得走一段很长的道路。大不列颠的政策，甚至当这种政策
是由目光如豆的、象狄更斯小说中的“拖沓部”那样的机构体现出来时，它会直截了当
地把道意斯当作真正的发明家，而否决了麦佛协会的绅士们，这是不足为奇的。世代相
传的官僚主义者柏纳可的家族（Barnaclefamily）会把道意斯折磨得象个鬼，直到他们
不再叫他一个机关又一个机关地奔走为止，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是害怕他的，怕他变成新
工业体系的代表人而把他们排挤掉的；至于麦佛协会的绅士们，他们既不害怕，也不尊
敬，更不了解。
    在美国，爱迪生（Edison）代表了道意斯和麦佛协会会员之间的正式过渡。他本人
非常象个道意斯，他甚至非常想做一个名符其实的道意斯。但虽然如此，他从麦佛阵营
中挑选出许多人作为自己的职员。他的最大发明就是发明了工业研究实验室，把发明事
业变成了生意经。通用电气公司、威斯汀豪司公司的各个企业以及贝尔电话实验室都是
步着他的后尘的，雇用了好几百个科学家，而爱迪生只不过雇用了几十人而已。发明已
经不再意味着工厂工人偶而有之的洞察力了，它变成了一批胜任其事的科学家进行细致
而广泛的研究的成果。
    现在，由于到处都有从事应急发明的智力活动的组织，发明正日益失去它的作为商
品的等同物。一物之成为好商品的条件是什么呢？扼要他说，这条件就是：它的价值要
能从一手转到另一手时本质地不变，同时，该商品的各个部分应当如所值的金钱那样地
在数学上是可加的。自身守恒的能力乃是好商品所具有的一种对人非常方便的特性。例
如，一定量电能，除了微少的损耗外，在导线的两端数量相同，因此，给若干千瓦一时
的电能以相应的价格就不是太难的事情了。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物质守恒定律。我们通
常的价值标准是黄金的量，而黄金就是一种特别稳定的物质。
    信息，在另一方面，不是那么容易守恒的，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到，通讯所传递的
信息量是和一个叫作熵的非可加量有关，它和熵的差别是一个代数符号和一个可能的数
值因子。正因为熵在闭合系统中有自发增加的趋势，所以信息也就有自发降低的趋势；
正因为熵是无秩序的量度，所以信息是秩序的量度。信息和熵都不是守恒的，都同样地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