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意义及其系统
  
    
    任何结构或规则，任何价值，都含有意义，就如任何信号系统都呈现出一个结构和
一些价值一样。尽管如此，（词音、形）对（词义）的关系在性质上仍然与一个要素的
可愿望性（价值），或这一因素对这一整体的结构性（或规范性）的从属有所不同。而
这种意义关系也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以致跨学科问题在这一领域如同在上面所说的领
域同样重要。
    　　　　　　　　　　 15．生物信号及符号功能
    人们几乎在动物行为的各个层次都可以看到由标志或信号发动的反应，而在从单细
胞原生质的简单感受性直到神经系统的感受性或神经系统对有意义的标志的反应之间，
存在着种种中间形态。另一方面，这种同信号或标志联系在一起的意义是唯一能在直到
十二至十六个月的儿童身上（感动层次）观察到的东西。同时，它在人的整个一生中，
在感觉和运动条件反射方面仍然起着作用。因此，先谈谈这第一个信号系统的作用很有
必要。
    所谓标志系指与所指无区分的能指（除非通过它的信号作用才有区分）。也就是说，
它构成这个所指的一部分、一个侧面或一个原因性结果：看到一个树枝探出墙头就是有
一棵树存在的标志，一只野兔的踪迹就是它新近经过的标志。一个信号（例如，使巴甫
洛夫的狗产生诞水反射的铃声）只是一个标志，除非赋予它一个约定的或社会的（电话
信号，等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记号”（signe）。
    在某些高级灵长类和人（从两岁起）身上，有一整套能指出现，这些能指与它们的
所指有所区别。也就是说，它们不属于所指的物体或事件，而是由主体（个体的或集体
的）甚至在没有任何所指当前的知觉刺激情况下，为了追忆或再现这些所指而产生的：
这就是符号（symbole）与记号，而人们把通过有区别的能指来追忆这种能力称之为符
号学功能（或常说的符号功能），这时，它可以构成表象或思维。但在这些符号工具中
还应该区分两个层次，尽管在正常儿童身上，这两个层次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图画一般
除外）。
    第一个层次是符号层次，是索绪尔用来与信号对立的那种符号的层次：这是与其所
指有某种相似或类似的“有动机的”能指。它们以最自发的方式，以象征性（或假想的）
游戏，延迟模仿、精神图象（或内化模仿）和书写图象出现在儿童身上。这些符号的最
初特征是，个体主体能单独建构它们，尽管它们的形成一般与语言相吻合（聋哑人除外，
他们给上述系列增添一个新项目：手语）。它们的共同源泉是从感动层次就开始的模仿。
在这一层次上，模仿已经构成一种表象，但仅仅是以动作出现的表象，随后它又延伸为
延迟的或内化的模仿，从而产生出上述的符号。
    符号功能的第二个特有层次（这一层次，在我们没有掌握更多情况之前，似乎是人
类所专有）是发音语言层次。与第一层次相比它有两个新特点：一是它必须通过社会的
或教育的传授，因此它取决于整个社会，而不再仅仅依靠个体反应；二是，口头的能指
是“信号”而不再是符号了，因为信号，由于它的集体性质，是约定俗成的或“任意
的”。
    于是，这样一幅图景所引起的第一批跨学科大问题就是，一方面是如何确定共同机
制以及符号功能的这些不同表现之间的对立，但要一直上溯到有意义的标志和目前所认
识到的动物语言形式这个层次；另一方面，在发音语言同逻辑可能有的更特殊的关系之
外，确定它们同一般表象或思想发展的关系。
    在第一点上，动物心理学或动物生态学，发生心理学，有关失语症、聋哑人、盲人
等的精神病理学和语言学之间的合作必不可少。动物生态学已经在本能机制中起作用的
遗传意义标志（IRM或先天释放机制）方面以及在学习过程中具有获得意义的标志方面，
都搜集了大量资料。弗利希有关蜜蜂语言的研究曾引起了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邦弗尼
斯特）不少反应；勒凡曾就脊椎动物的“语言”与人的语言进行了系统的比较。一般的
倾向认为，动物语言不是建立在记号系统之上，而是建立在一个“信号编码”之上的
（邦弗尼斯特）。因为，一方面，没有对话，也没有因素的自然组合；另一方面，所使
用的信号基本上是模仿性或摹拟性的（但还要确定是否已经有延迟模仿），因此我们说，
这些模仿标志与先天的或获得的感动图式相对应，但还没有达到概念化，而在人的语言
中，不仅每个词都含有一个概念，而且它们的句法组合本身还含有信息。
    于是人们可能被引导在信号语言中去寻找思维本身的根源，而这也是许多心理学家
和语言学家的意见。但是，尽管信号系统由于它在建构上的灵活性和它能够传达为数众
多的意义而无可争辩地呈现出特别优点，可是，在它的能力限度方面仍然有两点需要提
出来。
    第一点是，尽管语言是构成内化智力的思维之完成的必要辅助物，但它仍然要有在
它之前以感觉-动作形式出现的智力来活跃它。这个问题不久在我们谈到的逻辑与语言
的关系时还要遇到，但还应指出的是，尽管语言是集体性的（在结构、发明、认可等方
面），它的运转依然同个体智力联系在一起。离开了个体智力，其他的能指就会没有所
指。而且个体智力的感觉-动作图式已经产生了提供口头语义亚结构的种种意义（空-时
图式、永恒对象、因果关系，等等）。
    另一方面，感觉-动作智力要内化成表象或思维，不仅要靠语言，而且还要靠整个
符号功能，在这方面，精神病理学的资料很有价值，而且，从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神
经科医生之间的合作这方面人们还可以期望得到更多的东西。这里我们不谈极为复杂的
失语症问题，这个问题正在蓬勃发展，但它在神经病学上的影响是如此之多，以致很难
把语言因素同思维因素分开。这里，我们仅仅指出在天生的但还正常的聋哑儿童和盲童
身上所观察到的东西。在聋哑儿童身上，智力运算的发展比起能说话的儿童当然要迟一
些，但分类、顺序、对应等等这些基本运算，直至某种复杂程度，一点也不缺少。这就
证明了动作的先语言组织。相反，在盲童身上，发展的迟缓显得更大一些。这是因为在
动作图式形
    成时缺少感觉-动作控制，而如果说语言能够部分地弥补这一缺陷，它却并不足以
代替总的协调，它是在这些总协调较晚形式时建立在它们之上的。
    　　　　　　　　　　 16．语言结构和逻辑结构
    语言学同逻辑学的连接当然很重要。这种连结关系一直在蓬勃发展，尤其是因为它
们同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古老争论所发生的相互影响。
    首先我们指出，这种相互影响毫无偶然性。一种语言学理论，如索绪尔的理论，和
一种社会学理论，如杜尔克海姆的理论，它们基本思想的汇合是一种了不起的事。语言
是从外部传来并强加于个人的一种集体“制度”；个人只是按照先于它们的一些共同规
则加以革新，而他们的创造是受语言群体制约的。语言群体拒绝或接受个人的创造，但
在接受时，它是根据系统总平衡等的需要的。杜尔克海姆则从他的社会整体概念中得出
这一结论，即逻辑规则是由群体强加给个人的，尤其是通过语言——智力的形成者和从
童年起通过教育就强加于人的种种结构的持有者——这个渠道强加给个人的。
    当前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也是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的。大家都知道列维－斯特劳斯的
结构主义曾受到索绪尔的语言学以及音位学（特鲁贝茨考伊和杰克伯森）多么大的影响。
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意义系统能同时阐明部落社会的经济交换和亲属关系，因为，经
济交换与亲属关系含有一个同时既是集体性的又是个人操作源泉的逻辑（因此他反对列
维·布律尔的前逻辑。杜尔克海姆出于同样的理由对此也是反对的）。
    但另有一个潮流像是前来迎合这些语言社会学的倾向似的。声势浩大的逻辑实证主
义（来自“维也纳学派”）运动在把实验真理归结为纯粹的知觉证明的同时，曾试图把
知识的逻辑－数学组织考虑进去，但不把这种组织看作是真正真理的源泉。于是，它按
照唯名论传统，把这一组织设想为一种简单的语言，但却以更精确的方式来标志这一语
言的特征。卡尔那普一开始就建议把任何逻辑都归结为一种普遍句法，而自然语言就是
这句法的比较忠实的反映，但它的精确形象则由现代符号逻辑的形式化语言来提供。塔
斯基随后证明必需要有一种确定意义的普遍语义学或主语言。卡尔那普附和这一看法。
最后，莫里斯建议建立一种“语用学”，但这种“语用学”的意义仅限于确定这些“语
言”的规则。他的意见并未得到一致的赞同。
    一些语言学家赞同这些概念。在《统一科学百科全书》中，布隆费尔德热烈庆祝消
除了那种幼稚想法即在逻辑或数学联系之下还应该去寻找概念的想法；除了知觉的可观
察材料和用于描述或包含这种材料的自然记号（通常语言）或学术记号系统外，什么也
不存在。
    不过，与这一社会学和语言学的双重运动（但这二者的汇合统一仍是显著的，尽管
杜尔克海姆的规范主义实在论同“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多少是约定主义的唯名论有所不
同）相对应的事实上是一些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各种各样的研究，研究的
方向仍是转向汇合，但与上述的方向相反。
    在心理学方面，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这些研究在语言学家的合作下正在蓬勃开
展）证明逻辑－数学结构的根源应该在比语言更深的层次、在动作的总协调层次中去寻
找。事实上，在感动智力阶段，在动作的图式建立和在这种图式的协调中，人们看到嵌
入、顺序、对应等结构，这些结构已呈现出逻辑特征而且还是未来思维运算的出发点。
另一方面，运算本身同动作的内化机制和调节机制的关系更多于同仅仅是口语的影响的
关联。同时只有在高级层次，与语言陈述的假设的运用相联系的“命题”逻辑才有可能。
而整个“具体的”即直接作用于物体的运算时期，则证明了这些运算同物质动作的持久
联系。
    从语言学的观点看，这就有可能对儿童使用的口头表达的语言结构与儿童运算水平
之间的相关关系作精确的实验。这些实验的结果更多的是朝向使所用语言从属于运算结
构，而不是相反。
    从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多少年来为确定作为一切个体所专有的“普遍逻辑”是强加
于社会的还是只是社会的产物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这种聋子对话的观点看，这两种冲突的
论点实际上都被超越了。也就是说，如果逻辑来自动作的总协调，那么这些协调既是个
人际的也是内在于个人的。实际上，在分析认知交流中的运算时，人们又看到了与在个
人建构中相同的运算。因此，第一种运算就是第二种运算的源泉，第二种也是第一种的
源泉，这二者从它们的共同生物学根子起就是不可分解的。
    另一方面，语言学家在继续他们的结构主义分析时，尤其在他们设法以相当精确的
方法使分析形式化以便用一种受代数方法、有时甚至受物理学方法启发的语言来表达结
构的联系时，所达到的根本不是一种简单的逻辑，而是发现了一系列信号系统所专有的
特殊结构。这一结果有着双重意义，首先因为它说明一个信号系统为何对一个思维规范
或其理系统来说是独特的；其次因为它提出了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然而这种关
系肯定是存在着的。因为尽管信号有其自己的规律，信号在语言主体活动中的功能仍然
是表达带有不同程度逻辑性的意义。语言学家叶尔默斯莱就是这样提出了一种“亚逻辑”
层次的假设，在这一层次上，逻辑协调与语言协调可能建立起联结关系来。看来对这种
亚逻辑的分析很可能又把我们带回到动作协调的一些问题上去。
    但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索绪尔的本质上是静态的语言结构主义，自哈里斯和乔姆斯
基以来已变为动态的了。哈里斯强调语言的“创造”方面；乔姆斯基则发现他的“转换
语法”可以从他认为是先天的“固定核心”出发，按照转换的准确规则（并按照单一项
的顺序联结式结构）派生出无限数量的派生陈述。然而，乔姆斯基把引用的“先天固定
核心”归属于理性本身，这就全部推翻了语言学的实证主义立场（布隆费尔德等人）。
人们当然可以在毫不改变乔姆斯基学说的真正语言学面貌的情况下，对理性的这种先天
性表示怀疑，因为先于语言的感动智力是长期建构的产物。在这一建构过程中，遗传因
素（到处都起作用）远不是唯一起作用的。目前，辛克莱正设法证明，单一项的构成或
许可以用感动图式的协调来解释。尽管如此，在语言学领域本身，人们仍然看到逻辑结
构从属于语言的这种情况被颠倒过来了，这样就给跨学科间进行合作（心理语言学等等）
以研究至今一直主要以思辨方式来处理的问题开辟了一个极为广阔的实验研究领域。另
一方面，有些逻辑学家超越纯形式化的问题去研究逻辑结构与主体活动之间的关系。这
些逻辑学家自然朝向能说明逻辑机制特有的自动改正的自动调节系统。然而，能提供这
样一些模式的控制论，是信息或交流理论同制导或调节理论的一种综合。因此，正是在
这两个领域，才能建立起语言学与逻辑学之间的比单纯的同化更为自然的关系。一方面，
语言是信息。在编码的人类行为学方面和编码的逻辑结构这二者之间，人们可以设想种
种不同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比方说，阿波斯苔尔曾把语言当作对错误的预修正
系统来进行研究。另一方面，逻辑运算构成思维调节的极限情况，而在这些调节的最弱
形式与严格形式即运算形式之间，可能有大量的能影响语言的中间形式。由此可见，就
在这一领域里，跨学科研究也是多么必要而又富于希望的。
    　　　　　　　　　　　　17.高级符号体系
    索绪尔期望的普通符号学，就如在十五节中人们看到的，含有记号系统与各种性质
低于发音语言的符号或信号系统之间的系统的比较。但它也要求同人们或许可称为二次
方或性质高于语言水平的符号体系进行比较。所谓二次方符号体系，就是使用语言、但
构成一些词音、词形、其集体意义是意识形态的并处于与语言语义不同层次的这种符号
体系：例如，神话、民间故事等等。它们都由语言来传播，但每个本身都是一个带有宗
教或情感意义的象征，它们遵照的是非常普遍的语义规律，正如它们令人惊奇的和往往
是在大陆间的传播所表明的那样。
    但问题并不容易掌握，甚至也不容易提出来。在逻辑与数学的唯名论概念中，人们
或许可以说，任何概念或特殊结构还都是一个记号，它用表明它的词但又超出这些词来
象征它所指的物体。这样，数学的“群”概念只是一个高级符号，其意义可归结为可以
描述的移动、物理状态等等。相反，在运算概念中，“群”或任何其他一个逻辑或数学
概念，都构成一个对实在的动作系统。这种动作尽管是内化的，却是真正的动作，因此
动作本身毫无象征的东西。符号体系起作用的是在表示这些运算的任意记号方面，而不
在这些运算本身。
    如果人们接受最后这种解释，那么不是所有思维都是象征性的。但符号体系重新出
现在思维的各种形式之中，只要思维的价值不决定于思维的运算结构，而决定于它的无
意识的情感内容。尽管如此，在这样一种解释中，仍然存在着广阔的人类生产场地，其
中有被各种分析主义学派所研究的多少是个体性的“象征思维”，有神话和民间传统的
象征，有艺术象征，最后还可能有作为表达一时的集体价值而不是理性结构的某些意识
形态（这些表现中的每一种在不同程度上当然都可以是“理性化”的）。可见在这些层
次，普遍语义学的比较领域是相当可观的，而且在语言学方法的指导下，这种普遍语义
学在本质上仍然是跨学科的。
    荣格的异端派所追随的并受到布洛勒有关“我向”思维著作帮助的弗洛伊德精神分
析，证明个人的“象征思维”在梦中、在儿童的游戏中以及在各种不同的病理表现中都
存在。它的标准是，如果理性思维寻求的是对实在的符合一致，那么象征思维的功能就
是通过把表象从属于情感现象来直接满足欲望。开始时，弗洛伊德是以属于压抑的伪装
机制来解释这一无意义的象征表示的，但他采纳了布洛勒用以解释象征表示的“我向思
考”，即把自我作为中心这个更加广泛的概念并把自己的研究延伸到艺术象征的方向。
另一方面，荣格很快看到这一象征表示构成一种情感语言。他通过与神话的广泛比较，
终于能够证明大量象征或“原型”有相当普遍的特征。他毫无证据地认为这些象征是遗
传的。但（这是另一回事）其延伸却极其普遍。
    精神分析学家在个人身上发现的多少是无意识的象征表示和神话或艺术的象征表示
（人们还记得神话与俄狄普斯“情结”这个典型例子）二者之间这样建立起来的连接相
当清楚地表明，这样一种象征表示的规律既与集体现实有关，也与心理现实有关。因此，
不言而喻在社会与文化人类学领域，直接研究神话表象就能对这种高于语言层次的普遍
符号学作出头等重大的贡献。譬如说，列维-斯特劳斯用索绪尔的语言学设想这一语义
学时，他就因此给这一广阔而又困难的领域引进了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论，而这一方法
论是荣格和弗洛依德的分析所特别缺少的。
    不过，工作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很显然，在某种文明水平上可能是普遍的规律不
可能在还具有科学思想的社会中没有应用。当马克思提出经济与技术基础同意识形态上
层建筑之间的对立问题时，他也因此提出了一大堆有关各种可能的意识形态生产类型的
性质和运转问题。为了证明这些问题是如何必然会提出来的，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马
克思学说的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帕尔多在他的社会学中，又采用了显然受马克思学说启
发的一种区分。实际上，在帕尔多看来，社会行为是由他称为“剩余物”的某些感情需
要或不变量引导的。但社会行为——这里唯一使我们感兴趣的一点——实际上不是以赤
裸裸的或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是包含在帕尔多称为“派生”的各种概念、学说等
等之中的。于是人们马上可以看出这些“派生”构成一种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但其性
质主要是象征性的，因为它们在一个变化的和次等的概念机构之下含有基本的和永恒的
情感意义。
    本章的宗旨是从方法论观点，特别是从未来的观点揭示共同机制并提出跨学科之间
的问题。因此就不能不提一下一种格外有意义的倾向，即有关形式是理智的、内容是情
感的那些学说的象征意义的研究。因为这些研究在一种建立在高水平符号系统之上的普
遍符号学的可能扩展和受马克思启发的社会学甚至经济学分析之间构成一个明显的连接
点。弋尔德曼对冉森教义的研究为这种连接提供了一个杰出例子。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
例子，那是因为它是社会学中相当罕见的情况之一：理论研究导致了对直至那时都没有
注意到的一个事实的存在的预见，即发现了一个被历史遗忘的历史人物。弋尔德曼以路
易十四时代穿袍贵族的社会和经济困难来解释冉森教义。这样，教义所宣扬的全部脱离
人世使构成一种集体的、情感的情形的象征性表现。但是，根据这种社会象征性表现的
分析所复原的纯粹冉森教义，在历史所知的人物（阿尔诺等人）身上并未得到全部实现。
因此就必须假设有一个全面的冉森教徒，他正因为是彻底的信徒所以不为人所知，他领
导了这场运动，但没有公开露面。弋尔德曼经过如此“计算”，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认为必定有这样一位领导者的存在之后，终于在巴柯斯神甫身上找到了他，并且证明了
直至那时都未被人们想到的他的实际历史作用。
    由此可见，有许多文学、艺术和形而上学产品可以属于这样的分析。它们的句法与
语义面目应该是基本的，尽管难以揭示，而它们的社会学、甚至经济学面目则是明显的。
    　　　　　　 18．意义领域中的历时性问题与同时性问题
    如果孔德的社会学已经把问题区分为静态的（“顺序”）和动态的（“进步”），
那么可能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第一个为人文科学中同时性考虑与历时性考虑之间的相对对
立提供了一个主动地位。诚然，语言史和词源学并不能解释一切，因为词的意思在变，
如同生物器官可以改变功能一样。而这种变化是根据语言在某一特定时间内的真正平衡
所产生的需要而决定的。
    然而，作为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意义系统，在同时性平衡与历时性变化的关系问题上，
呈现出一种特殊情况。如同我们所见到的（第九节），正是在规范结构领域，人们遇到
了这两个方面的最大依存，因为规范——诸如智力运算结构等——的发展，就在于一种
逐渐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所说的结构越接近它的最终封闭状态（而且这一最终状态
丝毫不排除它以后并入新的结构中去的可能），同时性的平衡自然越依赖于这一逐渐自
动调节的过程。在价值方面，我们遇到了一个中间情况：这些价值越同结构（规范性价
值）关系密切，越不符合一个变化的运转的连带需要，它们就越依赖于它们的历史。至
于意义系统所特有的“词音、词形”，在它们是约定的或“任意的”范围内，它们就更
加从属于一时之需，更加与它们先前的历史无关。因此，正是在这些情况下，人们观察
到的是最少的现实平衡与历时性之间的关系。比如，人们在一个人为的和专业的记号系
统，如数学语言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人们以A×B，A、B或AB这些记号来表示乘法，或
用任何记号来表示其他运算，它们原则上只取决于当时的约定，而不取决于符号的历史。
符号史包含着一系列可解释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一般恰恰都同系统在每一特定时期的整
体平衡有联系。有时，忠于过去甚至还可能起一种干扰的而非有益的作用，这时候，一
个新的符号体系促使观点的重新组织，而忠于过去却加以阻碍。
    的确，正如索绪尔所指出的（在他之前有贝尔斯，但他是按照一种似乎不很合理的
分类法），“词音、词形”分成有动机“符号”和任意的“信号”两种。在这两种中间，
还存在着种种过渡系列。符号的任意性这个概念本身曾引起从前是叶斯普森，如今是杰
克伯森的争议。但索绪尔似乎已经事先回答了这些非议。他自己已把“相对任意性”和
“彻底任意性”区分开。从大体上说，表示一个概念的词同这一概念的关系（声音材料
同概念意义的关系），看来确实没有概念同它的意义和内容的关系那样密切。即使语言
记号有时伴有象征表示（即索绪尔所谓的象征物与被象征物之间的相似关系或动机关
系），即使对讲话者来说，词不带有任何任意性（如邦弗尼斯特所指出的），语言的众
多也能证明语言记号的约定俗成特征，这一点看来是很清楚的。此外，记号永远是社会
性的（出于习惯的明的或暗的约定），而符号则可以来源于个人，如同在儿童的象征性
游戏中或在梦中那样。
    然而，语言学家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即在结构与意义关系领域内的同时性因素与历
时性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着非常普遍的意义。而对它的研究尤其能用来阐明各种跨
科学问题，如逻辑结构与数学结构的语言学解释，或相反，运算的和建构主义问题的解
释。在这些结构被视为用以表达实验材料的一种简单语言的唯名论假设中，结构的句法
与结构的语义之间的关系应服从于确定它们的历时关系与同时关系的普遍规律。这一点，
初看起来，似乎确是如此：句法规则在时间的长河中，有连续性意义也有变化。欧几里
得几何学的各种定理今天仍然是正确的，即使他们由于两个基本原因改变了意义。一个
原因是，在我们看来，它们不再像过去康德认为的那样，是唯一的和必然的空间形式的
表达，而只是各种度量中的一种。这就必定改变了它们的意义并且还以欧几里德结构与
非欧几里德结构之间的一切可能过渡使其意义更为丰富了。另一个还更为普遍的原因是，
空间形式在我们看来不再是静态图像，而是变化的结果，因为每一种几何学都从属于一
个基本变化“群”，而这些群都是以一个亚群能从一个主群内部区分出来的方式相互形
成的。但这些意义，尽管在历史的每一时刻都取决于当时的认识的同时性系统，却根本
不以任何一个方式来进行替换，就好像受到意外事件或外来因素的影响似的。改变意义
的新发明是通过思维抽象并以建构的先前状态为出发点而进行的。在这里，新发明是逐
步平衡化的一部分，平衡化的同时平衡既是结果又是新建构过程的起点。因此这同“自
然”语言的情况有相当重大的差别。在自然语言中，同时性平衡就是依赖于各种外在和
内在因素的重新平衡。
    于是，这一同时性平衡与历时性演变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另一个与它紧密联系的问
题，这就是在历史过程中改变人类行为的并必然引起重新平衡的新的事物的性质的问题。
在这方面，人们可以区分出三种可能的新事物类型，而它们在当前平衡与先前平衡过程
间的相对联系或不连续关系中的作用截然不同。第一种类型是“发现”类型。所谓“发
现”就是揭示与主体不相关的而已经存在的，但直至那时未被认识或发现的实在（如美
洲大陆的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被迫的重新平衡当然不是由系统的先前状态单独决定
的。第二，人们称出自人的主体动作的新组合为“发明”（不上溯到某些生物学家在极
其分化的、特别适应于一种新情况的器官的领域中称为有机“发明”的东西）。发明的
本质就是：尽管这些组合因素可能已被人知晓（因此，新事物只是直至那时未曾实现的
组合本身），发明仍然可能是别的东西。比方说，发现一个新符号体系并不排除发明其
他符号体系取而代之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在当前的平衡与先前历史之间自然还会
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在人类的行为中还存在着第三种类型的新事物，这一类型的社会意
义可能是很大的：这就是在逻辑－数学结构领域或总的智力结构领域被人们轮流称为
“发明”或“发现”的类型。然而数学“发明”并不是一种“发现”（如果不是柏拉图
主义者的话），因为它是一个新组合。例如，虚数－1就是卡丹在负数和开方之间所获
得的一个新组合的结果。而且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发明，因为事先人们不得不承认它不
可能不这样。因此甚至在细节上，它都必然来自其规律。正是在这第三种情况下（这一
情况，在精神发展领域，在逻辑结构的自发建构中，可大量观察到），同时性平衡紧密
地依赖于先前的演变，因为历时性建构已经属于一种逐渐的平衡，同时，当前的平衡构
成这样一个过程的终端（暂时的）。
 
    ------------------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