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我心中 一、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历史的呼唤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一个崭新的工人阶级政党的诞 生。20年后，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规定把7月的第一天作为党的诞生纪 念日。 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要建立一个共产党？这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是人民选 择的结果。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1840年，英国侵略军以坚船利炮冲开了中国 闭关自守的大门。自那时起，西方列强接踵而来，不断对中国进行军事的、政治的、经 济的和文化的侵略。尽管中国在形式上还保持着独立，但实际上逐渐形成了被西方列强 共同宰割的局面。外国资本的侵入虽然促使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开始解体，给中国带 来了资本主义的新因素，引起了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但侵略者的目的不是要在中国 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寻求更广大的市场，掠夺更多的资源，没有也不可能导致中国建 立起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中国逐步地演变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面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华民族沦落到深重苦难和 极度屈辱的境地，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 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中华民族就面对着两大历史 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 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任务是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如何反 对外国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解决独立、民主、富强的 问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侵略和压迫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同 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除历次反侵略战争外，比较著名的 斗争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大国农民革命运动；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 派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些斗争，同属于反对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但是，这些斗争最终都难逃失败 的悲凉结局。它们的失败证明，农民、资产阶级改良派都不可能担当起领导民主革命的 重任。 中国人在进行各种不成功的反抗之后，只有起来革命一条路了。伟大的民主革命先 行者孙中山在1894年创立兴中会时，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振奋人心的口号。1905年， 他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由于这一年是辛亥年，所以由此引发的这场革 命被称作“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结束 了统治中国数前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并于1912年元旦宣告建立中华民国。 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着不可抹煞的伟大功绩。它的意义首先在于打乱了原 有的反动统治秩序，使它再也无法重新稳定下来，从而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 路。它的意义还在于从此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试想，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 犯的皇帝被推翻，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于是，中国人 从这个事实中产生了信心：人民可以推动历史前进，中国的命运并不是由帝国主义和封 建势力任意摆布的。进步的闸门开启了，思想解放的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这对于 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 道路上所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孙中山因领导这场革命而成为20世纪站在时 代前列的一位伟大人物。 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下， 孙中山被迫妥协，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前清朝内阁总理大臣、北洋军阀头 子袁世凯。袁世凯上台之后，建立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政府。1916 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垮台后，北洋军阀分裂成以段祺瑞为头子的皖系、以冯国璋为头子 的直系和以张作霖为头子的奉系三个主要派别。各地还有大小不等、实力各异的军阀盘 据一方。这些军阀各以外国帝国主义作靠山，争权夺利，扩充地盘，彼此征战，形成割 据和混战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家愈发贫弱，百姓饥寒交迫。 孙中山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 严酷的现实说明，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外国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 基础并未动摇，封建统治依然在每一个角落盘根错节，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没有得到丝毫改变。 为什么辛亥革命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呢？这是因为，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 级及其政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太软弱。这就决定了它必然不能提出明确而彻底的反帝 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必然脱离中国社会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必 然形不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因此，辛亥革命的失败是必 然的。 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农民不能承担的历史使命，资产阶级同样不能承担。要在中 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必须要有新的阶级充当领导力量。 各种救国的方案，各种惨烈的斗争，都相继划上了痛苦的句号。旧的路已被证明是 走不通的，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历史呼唤一个新的政党的出现。 走俄国人的路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虽然依旧黑暗，但中国人民很快又鼓起勇气，重新开始斗争， 先进的人们带着憧憬，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勇敢地向前迈进。1915年9月，陈独 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掀起一场新文化运动的风暴。这场 运动的倡导者高扬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在 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进步的思想解放潮流。但是，这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信奉的 思想武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它不可能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真正的出路。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毛 泽东曾经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 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 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在这之后，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 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918年，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发表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三篇文章，盛赞十 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试看 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1919年4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规定战 败的德国应将在中国的权益无条件转让给日本。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代表居然准备在 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震惊。5月4日，北京3000余名大中学生在天安门集 会，呼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五四风潮迅速波及全国。这时，工人阶级开始以独 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6月5日，上海工人举行罢工，旋即各地工人、商人等起而响应。 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最终阻止了中国代表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 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的杰出历史意义在于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 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后，中国先进分子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逐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 国的思想武器。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 成为中国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此后，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恽 代英、瞿秋白、周恩来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都先后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这 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选择和认定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 是他们共同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 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尽管理论准备并不充分，但他们一旦学得了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就以此为指导，积极地投身到群众斗争中去，注意同实际斗争结合。这是 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这时，中国工人阶级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开始出现于19世纪中 叶，它的资格比起中国资产阶级要老一些。辛亥革命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产业工人的数量得到了较快的增加。到1919 年五四运动前，已发展到约200万人左右。中国无产阶级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一样，不 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此，它 是中国历史上最进步、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马克思主义 的广泛传播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社会基础。 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五四运动中工人所表现 出来的力量，吸引着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工人中去。于是，通过先进知识分子这个桥 梁，就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连接起来了。 有了先进的理论，有了新的社会力量，有了两者的结合，到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 国建立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已成为呼之欲出的事情了。 开天辟地大事变 从1920年起，李大钊、陈独秀相约在上海和北京建党。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和 在国内的毛泽东也几次通信，讨论建党问题。与此同时，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又称共 产国际）也派维经斯基等人到中国帮助建党。 1920年8月至1921年春，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城市，以及在日 本、法国的留学生中都建立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这些组织建立后，宣传马克思主义， 深入工人群众，促进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建立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 条件具备了。 1921年7月，各地党组织的代表到达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 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还有陈独 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大会在7月23日 晚开始举行。7月30日晚，会场突遭租界巡捕搜查，会议最后一天改为8月初在浙江嘉兴 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进行。大会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 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根本目的，在中国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大会还通过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 是组织工人运动。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推选陈独秀为书记。这 样，中国共产党就正式宣告成立了。 毛泽东说过：“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事实正是如此。党 的一大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会场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 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注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然而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 种却已在沉沉黑夜中点燃起来了。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正是这个党，给灾难 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虽然这时它还是一个仅仅拥有50多名党员的很小的 党，但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始了艰苦卓绝 的斗争历程。 党的一大以后，最初的工作是以主要力量从事工人运动。1921年8月，党在上海成 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同时，党也积极领导社会主义 青年团的工作。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团的中央 执行委员会。党的政治影响逐渐扩大。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国家。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党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 革命的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需要不断摸索，不断积累经验；决定了党的自身建设， 需要根据中国国情和本身特点来进行，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而这个 过程是充满艰难和曲折的。 在实际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有了比较深入的观察和认识。在中国，人 民所受的最大痛苦还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剥削，而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军阀的统治， 因此，革命的敌人首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经过打倒这两大敌人的民主革命， 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这时有党员195人。大会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消灭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 但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 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就在中国人民面前破天荒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 领。二大选出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5名委员和3名候补委员组成 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 纲领就是旗帜，就是号召。党的二大前后，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掀 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 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其中，湖南区、武汉区和北方区尤其引人注目，安源路矿工人大 罢工和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最具代表性，充分显示了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1923 年2月4日爆发的京汉铁路3万名工人大罢工，使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达到顶点。2月7日， 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军阀吴佩孚调动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血腥镇压罢工工人，造 成骇人听闻的“二七惨案”。据统计，在这次惨案中，工人前后牺牲者52人，受伤者 300余人，被捕入狱者40余人，被开除流亡者1000余人。 中国工人阶级在这次罢工斗争中，表现出了不怕牺牲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京汉铁路 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绑在车站的电线杆上，军警将他连砍数刀， 逼他下令复工。林祥谦宁死不屈，坚定的回答：“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的头可断， 工不可复”，最后壮烈牺牲。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 施洋被捕临刑前，刽子手问他有无遗嘱，他从容不迫地说：“我的遗嘱就是，你们杀了 一个施洋，还有千百万个施洋”。接着，他身中三弹，仍引亢高呼“劳工万岁”。 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然而，工人阶级的头颅和热血，进 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到两年，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组织力和影 响力。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适应了近代以来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革命斗争 发展的客观要求。它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 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由于它从一开始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 的旗帜上，拥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因而能够为中国革命指明前进的目标。这就是 为什么它能够逐步地而又牢固地在中国的大地上扎下根来，使自己发展成为一支不可战 胜的力量的原因。自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并制定出符合国情的革命纲领，中国革命的 面目就为之一新了。 二、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似洪流 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这场大革命是共产党和 国民党合作结出的硕果。 二七惨案的教训告诉共产党人，中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 仅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够的。工人阶级必须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建立统一战线，才 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积极步骤联合在中国南方从 事革命活动的国民党。 此时，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在几经挫折后，深感国民党内许多人已日趋腐败，要革 命必须改弦易辙，因而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决定邀 请共产党人帮助改组国民党。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有党员 420人。大会决定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 并规定，国共合作后，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三大选出 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 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 三大以后，在共产党人和苏联代表的帮助下，国民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 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新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 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国 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同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为两党合作 的政治基础。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从此， 国民党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国民党 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国共合作的实现，为革命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各种革命力量从四面八方汇集起 来，很快开创出一个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在共产党人的建议下，国民党决定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因设在黄埔，故称黄埔军 校），并于1924年5月开学。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到黄埔军校学习。国 共合作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在广州沙面租界爆发持续一个多月 的工人政治大罢工，并取得胜利。从1924年7月起，经共产党人提议，在广州先后开办 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分别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 运动的骨干。 有了焕然一新的革命政党，有了朝气蓬勃的革命武装，有了从挫折中奋起的工人， 有了从沉睡中觉醒的农民，革命的洪流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于是，在中国南部，逐渐 汇成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汹涌澎湃的革命大潮。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国民党内部左右派进 一步分化，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这就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1925年1月 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有党员994人。这次大 会的历史功绩是，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 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并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 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但对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 领导权过程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大会没有作出具体回答，对建立政权和武装的极端重要 性仍缺乏认识。四大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 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党的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巨大 悲痛。国共两党组织各界民众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形成了一次 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一场新的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了。 这场大革命的高潮是从上海工人反日大罢工开始的。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 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被日本大班（相当于厂长）开枪打伤，不治而死。在党组织 的发动下，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遭到公共租界英国巡 捕的弹压。五卅惨案震惊了全中国。上海从6月1日起开始声势浩大的总罢工、总罢课、 总罢市。由此引发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以磅礴的气势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 全国600多个城镇的约1700万群众直接参加运动，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 不平等条约”的怒吼。在南方，形成了规模宏大、持续16个月之久的省港大罢工。中国 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中得到很大发展，1925年底达到1万人。 这是风起云涌的年代。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完成了统 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当选为国民政 府主席，鲍罗廷被聘为高等顾问。国民政府成立后，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共8.5万人。 广东全省的统一，为举行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伴随着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一股由国民党新老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迎头而来了。 1926年，日益走向反动的蒋介石采取一系列旨在打击共产党的行动，并先后攫取国民党 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务，成 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这时，已到了北伐战争的前夜。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 蒋介石手中这个事实，表明革命已经埋伏着严重的危机。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一部作为北伐的先头部队，先 行出兵湖南，拉开了气势如虹的北伐战争的序幕。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 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7月9日，国民革命 军正式出师北伐。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席卷江南半壁河山。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 已控制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中国南部各省。北方的进步将领冯玉祥部也已控制西 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 在共产党人的发动下，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给北伐军以巨大的支援。北伐战争的胜 利进军同时推动了工农运动的空前高涨。一时间，汇合成工农兵联合作战的热气腾腾的 景象。 首先高涨起来的是农民运动。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处处燃起农民革命的烈火。 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把统治几千年的封建特权和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水，真正 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的局面。毛泽东曾以无比兴 奋的心情赞誉道：“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 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 土豪劣绅，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到1927年上半年，全国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915万人。 在城市，工人运动也迅速高涨起来。湖南、湖北、江西等省都建立了总工会，并仿 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武装的工人纠察队。一些城市相继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大都 取得胜利。群众性的反帝斗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1927年1月，武汉的工人和其他市民 在共产党员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下，冲入并占领汉口英租界。国民革命军也接管九江 英租界。2月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同英国方面签订协定，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 英勇的上海工人于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先后三次举行武装起义。已抵达上海近郊龙 华的北伐军东线前敌总指挥部却依照蒋介石的密令，袖手旁观。1927年3月21日，上海 80万工人按照中共江浙区委的指示举行总罢工，他们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 炎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几乎是赤手空拳，靠不断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来武装自 己，经过30小时的浴血奋战，以牺牲300多人、负伤1000多人的代价，取得了第三次武 装起义的胜利，建立了上海市民政府，用流血的壮举为北伐军赢得了一个不流血的入城 式。 北伐战争胜利进军是国共合作结出的硕果。在北伐过程中，共产党人冲锋陷阵，浴 血奋战。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屡破强敌，英勇善战，它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因此赢得“铁军”的称号。共产党人还在军队政治工作和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了巨大 贡献。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支援也起了重要作用。 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并没有掩盖和遏制潜在的暗流，南方革命阵营的分裂开始明 朗化了。随着北伐战局的发展，蒋介石开始镇压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力量。 面对严重的局面，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13日召开特别会议。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 这次会议没有能够解决党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了压制群众运动的错误 方针。会后，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 1927年3月下旬，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军开进已被工人起义占领的上海。4月初，蒋 介石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实行“清党”。4月12日，蒋介石经过精心的密谋和准 备，终于背叛革命，在上海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 另行成立“国民政府”。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 广西等南方各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北方的天空骤然间也变得乌云翻滚。4月28日，控制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把李大 钊送上了绞刑架。这位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神色不变， 从容就死”。他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38岁。 早年，李大钊曾在一篇名为《牺牲》的文章中写道：“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 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 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 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如今，李大钊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向人们展示了 一个共产党员的人生价值。 反动派南北呼应，联合起来绞杀革命。一时间，黑云压境，血雨腥风，大革命到了 危急的关头。中共中央迁到武汉后，继续同汪精卫一派国民党人合作，所面临的斗争任 务更加复杂。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 这是有党员57963人。大会把汪精卫看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武汉政府看作工人、农 民、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从而导致了对汪精卫、对武汉政府的右倾迁就政策。这次大会 没有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指明出路，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 务。五大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并选举 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五大未能解决 全党坚强有力的领导问题，自然无法遏制愈来愈恶化的局势。 在这之后，反共事件接连发生，武汉这个革命的大本营已成风雨危楼。7月中旬， 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 张太雷5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武 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公开地准备政变，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 时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 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失败了。 这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上说，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力量比革命力量强 大得多，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在主观上，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 中央在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种错误，与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有直接关系，也 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所难以避免的。 这次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场革命，中国共产党的 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它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千百万工农 群众在斗争中经受了革命的洗礼。中国共产党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初步积 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所有这一切，为领导中国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 了条件。 大革命的失败，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所面临的考验是严峻的。在国民党反 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被迫转入秘密状态，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 中。鲁迅曾愤怒地写道：“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 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 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 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 乔年、周文雍等党的著名活动家，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先后英勇牺牲。他们以自己的鲜 血和生命，捍卫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夏明翰在就义诗中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 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周文雍在狱中写道：“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 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郭亮在牺牲前夕写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 “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革命者是杀不完的，共产主义的 事业必定会胜利。 与此同时，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的队伍中的一些人在政治上、思想上陷入混乱 状态，党内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消极情绪。一些不坚定分子动摇悲观，登报声明脱离共产 党和共青团；有的人甚至公开向敌人忏悔，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卖党组织和同志， 成了可耻的叛徒。工农运动也走向低沉，相当多的中间人士也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在 这种形势下，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927年11月，已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减少 到1万余人。事实无情地证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 但是，在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的时刻，坚定的共产党人 和革命群众冲破反革命的高压，在黑暗中高举着革命的旗帜。贺龙、彭德怀、叶剑英、 徐特立等一批革命者，恰恰是在这危难的时刻，义无反顾地参加到党的行列里来。他们 重新集合在党的旗帜之下，投身到新的革命风暴中去。10多年后，毛泽东回顾这个时刻， 说了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 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所掌握或影响下的北 伐军两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10月初，起义军在南下广东途中遭到失败。南昌起义打 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武装斗争的旗 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建人民军队、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 8月7日，在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便是著 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 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议通过《告全党党员书》和一系列决议案，选举产生了临时中央 政治局。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八 七会议为挽救党、挽救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 明了出路。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此后，武装斗争 的星火燃遍大江南北。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于9月9日 发动，在夺取长沙遭受挫折后，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 立足地。当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进行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以 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0月7日，毛泽东率部到达宁冈县茅坪，开始创建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的斗争。 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硝烟未尽，广州又燃起暴动的烈火。12月11日，起 义在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等领导下发动，第三天遭到失败，张太雷和许多战士英勇牺牲。 这次起义是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 到1928年初，党还在其他地区先后发动了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表明，革命火 种是扑不灭的，共产党人用血与火的语言，演出着一幕幕悲壮的历史活剧。这些起义有 一部分在数省边界、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农村地区坚持下来，为后来红军和农村革命根 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尽管武装起义四起，但革命依然处在低潮。然而，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 局扩大会议却没有正确地认识形势，使“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1928年 4月，中央政治局发出通告，承认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至此，这次“左” 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 “左”倾盲动造成的失败提醒全党，应当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确 定革命斗争的任务。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 莫斯科召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六大正确地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国家，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形势是第一个革命浪潮 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到来，党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这些都 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六大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审查委员会。会后，六届一中全 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并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 委员会委员，李立三等3人为常委会候补委员。由于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的意 义，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他虽被选为中央主要负责 人，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六大决议传达贯彻后，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 积极的作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党的六大召开时，毛泽东、朱德等正在领导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毛泽东率秋收起 义部队初到这里时，抓住时机，发动农民打倒土豪劣绅，全力进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 设，并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初步形成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湘南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 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 朱德任军长。这便是著名的“朱毛会师”。不久，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苏维埃 政府，并击破敌军的三次“会剿”。从5月至7月，边界各县掀起全面分田的高潮。10月， 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分析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 原因，指明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意义。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井冈山根据地的 斗争，不仅为各地起义树立了榜样，并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 1928年7月间，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在湖南平江举行起 义，组成工农红军第五军，12月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不久，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 队向井冈山进攻，于是决定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 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开始向赣南、闽西进军。后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 赣西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也相继成立。 在农村建设党和红军，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事业。毛泽东在领导红军创建根据地的过 程中，自觉地把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同旧式农民战争严格加以区别。在井冈山时期，他在 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 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会要错误的。 为了解决在农村环境中保持党和红军的先进性的问题，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 杭县古田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各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 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案。它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 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 一体的任务。决议案总结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强调加强思想建 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 设的纲领性文献。它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 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会议选出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1930年6月，赣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 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共有两万余人，成为此时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8月， 红一军团同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 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在赣南和闽西根据地内，土地革命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除赣南、闽西根据地外，这一时期重要的根据地还有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 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已发展到 13个军6.2万多人。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创造了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使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党组织得 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到1930年3月，党员数量增加到10万人。 这样，在党的六大结束后的两年间，出现了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大革命失败后似 乎已经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又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出现了。 自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国革命仍能坚持下来并得到发展，关键在于走上了一条独特 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在实 践中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开辟出来的。它是全党集体探索的结果，其中毛泽东作 出了最突出的贡献。尽管革命的发展还会遇到挫折，但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正是沿着这 条独特的道路走向胜利的。 遵义会议——党成熟的标志 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局势的好转，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 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 议，使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造成惨痛损失。9月24日至28日， 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 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全会前后，“左”倾错误开始得到纠正，整个工作逐步 地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可是不久，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事情陡然间发生了变化。1931年1月7日，党的六 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强调反“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王明 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从这时起，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开始 了长达四年的统治。9月，王明前往莫斯科，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上海成立临时中 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的责任。 “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遭受严重损 失，变得更加困难。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一批共产党员仍然坚持斗争，团结宋庆龄、 鲁迅等爱国进步人士，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出了重要的贡 献。在国民党政府残酷的文化“围剿”下，一些左翼文化工作者通过文化战线上的斗争 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传播进步思想，并创作出大量社会科学著作和文化艺术作品。左翼 文化运动对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进程，促进抗日救亡运动所作出的历史功绩，是不可 磨灭的。 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人前往各根据地“反右倾”。但在各项“左”倾政策尚未 贯彻到根据地时，仍取得多次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的胜利。 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从1930年10月到 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 深入”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反“围 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 居民达250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举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 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随后，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 府主席。 这时，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也取得重大胜利。红军在极端艰苦的 条件下，能够一次次粉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根本原因在于得到了在土 地革命中获得利益的广大贫苦农民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是与毛泽东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 指导分不开的。随着红军建设和革命战争经验的积累，毛泽东等总结出一系列红军建设 的原则和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 随着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逐步推行到红军和根据地中，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受到严厉指责。当1932年夏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时，毛泽东已被撤销在红军中的 领导职务。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人中央根据地后，开始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推行“左” 倾冒险主义。为排除障碍，在福建开展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 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这些斗争的矛头，主 要是针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先后调集100万军 队向各地红军进攻，而以50万军队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根据地进攻。 这时，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负责军事指挥，结果使战局 的发展对红军日渐不利。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 红军经18天血战，广昌失守。 广昌失守之后，中共中央已估计到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已无可能， 遂秘密进行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 为调动和牵制敌人，7月，红七军团奉命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闽浙皖赣边区 活动。他们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后，成立红十军团，继续分两路北上。在国民党 军队重兵追堵下，终因众寡悬殊，在1935年1月失败，方志敏被俘。在从被俘到牺牲的 短短六个多月中，方志敏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写下 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的篇章。他把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化成了 血铸的十几万文字，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如虹浩歌。他大义凛 然地写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他 坚信：“共产主义世界的系统，将代替资本主义世界的系统，而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 类，从痛苦死亡毁灭中拯救出来。”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从容就义，把一腔热 血毫无保留地洒在了他深爱的祖国土地上。这时，他只有36岁。 同样是在7月，红六军团也奉命撤离湘赣根据地。经过两个多月艰苦转战，西进到 黔东地区，10月下旬同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 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腹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月中旬， 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根据地，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11月，红二十 五军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开始长征。 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等的领导下， 坚持了三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留下来的瞿秋白、何叔 衡、阮啸仙、刘伯坚等重要领导人，先后壮烈牺牲。 瞿秋白，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从青年时期就立志“为大家辟一条光 明的路”。为了使中国人民走上光明的路，它以重病之躯，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尤其在 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他肩负起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作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2 月被俘后，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6月18日，他高唱《国际歌》，慷慨走上刑场，笑 对敌人的枪口，说：“为中国革命而死，是人生最大的光荣。”然后盘腿坐下，从容就 义。这时他年仅36岁。他的英名，将永留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中央红军的长征，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最大恶果。长征开始后，中央领 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连续突破四道 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封锁线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也锐减到3万多人。在严酷事实面前， 红军内部明显地滋长起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 这时，蒋介石已察觉中央红军是要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立刻调兵遣将， 等候红军的到来。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4年11 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 举行。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 题。经过激烈争辩，多数人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认为博古所作的关于 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 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中央政治 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 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 确领导，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 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 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四渡赤水，渡过金沙江后，摆脱了几 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随后通过彝族聚居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翻越大 雪山，于6月中旬到达四川懋功地区，同在此迎接的红四方面军会合。随后，中共中央 战胜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继续北上，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同徐海东、程子华、 刘志丹率领的红十五军团（由陕甘根据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同从鄂豫皖根据地先 期长征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合编组成）会师。中央红军行程两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 长征宣告结束。到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在陕甘地区胜利会师。 至此，红四、红二方面军也结束了长征。 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2.18万人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11月上旬过河部队称西路军。西路军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两万余人，但终因敌众我寡， 于1937年3月惨烈地失败。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观，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是亘古未闻的 壮举。在两年的时间里，红军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和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翻越陡峭 险峻、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座座高山，跨过激流汹涌、难以渡过的条条江河，穿越沼 泽遍布、神秘莫测的茫茫草地，在恶劣境地中克服了超越生存极限的困难，并凭借坚强 的革命意志，斩关夺隘，抢险飞渡，在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中杀出一条生路，蹚出一 条通向胜利的坦途，谱写了一曲“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颂歌。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说：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 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长征的胜利表明，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 为安的关键。正当抗日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 甘地区胜利会师，其重大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遵义会议，是党从幼年走向政治上成熟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 党两次经受严峻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 共产党人奇迹般地度过最黑暗的时刻，不断地开创出新的局面。虽然党在指导思想上几 度犯过右的或“左”的错误，但党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错误并从中汲取教训，采取 正确的路线，不断地把革命推向新的阶段。 三、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筑起新的长城 1931年9月18日，一件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突然在沈阳发生了。这天深夜，根 据不平等条约而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 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突然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 城发动进攻。四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亡国惨痛 之中。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侵略战争。3月9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宣布成 立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两年后改称“皇帝”）的“满洲国”。 亡国惨祸，迫在眉睫。面对日本以武力侵占中国，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 主要地位这个事实，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临时 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 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可是，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确定的基本方针是求和，实行不抵抗主义。但这并没 有满足日本侵略者无止境的欲望。到1935年，日本侵略者加紧对华北地区的争夺，制造 了被称为“华北事变”的一系列事件。 平津上空乌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北平学生悲愤地喊 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 导下，忍无可忍的北平学生在12月9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遭到军警的殴打 和水龙喷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中 国人郁积在心中的悲愤终于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了。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上 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许多地方的 工人也举行罢工。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停止内 战，出兵抗日。一二九运动成为中华民族觉醒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当华北危机日趋严重的时候，中共中央和红军正在长征路上。1935年8月1日，中共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通常被称为 “八一宣言”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10月1日在国外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到 达陕北后，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关于 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 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 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 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历史性转变 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党已经克服了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 关门主义的错误，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 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采取切实措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积极推进一二九运动后 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在西北地区，对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 首的第十七路军的工作，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从1935年底开始，国共双方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秘密接触。中国共产党为表明停止内 战、一致抗日的诚意，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方针。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是党根据 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而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动。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蒋介石于12月4日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 军队开赴陕北前线“剿共”，由此引发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一 部以迅速行动扣押了蒋介石。同时，第十七路军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随行的国民党军 政要员。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夜，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处理意见。中共中央在经过 认真研究后，派遣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中共中央在弄清情况后认为有可能争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创造条件，因此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 决西安事变。经过谈判，蒋介石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项条件，西安事变得以 和平解决。此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共关系取得迅速发展。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 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会上，张闻天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中 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 争》的结论。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及国民党的政策由内战、 独裁和对日不抵抗开始向和平、民主和抗日转变的总形势，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 和早日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任务。报告深刻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阐明了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 批准了从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 治上、组织上作了重要的准备。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紧接着于5月17日至6月10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白 区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瓦窑堡会议以来华北地区白区工 作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揭露和批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着力引导全党去 冲破“左”倾思想的禁锢，去思考和分析过去白区工作遭受挫折的教训，彻底否定错误 的工作指导方针，阐明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新形势下，党在整个白区工作中的基本 方针、策略和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策略任务必须做的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为白 区工作的彻底转变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以后，中共中央积极开展以争取民主为中心的各 项巩固和平、促进团结、实现抗战的工作。 为做好进行抗日战争的准备，中共中央还特别重视加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 各地党组织都注意扩大和发展军队。到全国抗战爆发前，正规红军、地方红军、游击队 和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0万人左右。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都有所加强。陕甘宁根 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生活等各方面进行了整顿和建设。整个根据地共20 余县，100余万人。这个地区虽地广人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在政治上民主团结， 生气勃勃，群众抗日热情高涨，各项抗日准备工作在党组织和政府领导下扎实地进行， 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区。 中国共产党还先后派出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领导人在西安、 杭州、庐山、南京举行了多次会谈。尽管局势发展中还有跌宕起伏，但历史的潮流已经 不可逆转地向着实行团结抗日的阶段过渡了。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借口一名士兵失踪，突然向北平西南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 动进攻，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从此，长达八年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了。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呼吁“全民族实行抗战”。7月15 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 8月，国共双方达成将在西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等协议。8月25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 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 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 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军编制4.5万多人。1937年9月，中共中央所 在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辖23个县，人口约150万。 9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催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 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宣告形成。 国共合作虽然实现了，但两党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分歧，形成 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和两种不同的军事战略方针。 国民党实行的是单纯依靠政府、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使得 正面战场的作战非常不利。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日军夺取北平、天津、上海、 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和大片国土。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手段极其残 酷。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在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中国军民被杀害30多万人。 共产党实行的是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迅速开赴抗日前线。9月25日，第一一五师一部在平型关附近设 伏，一举歼灭日军1000余人。平型关大捷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 振奋了全国军民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华北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 争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11月中旬，八路军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实施战 略展开，同地方党组织相配合，积极建立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1938年1月10日，晋 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冀西阜平召开，经过民主选举，成立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 员会。这是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抗日民主政权。 在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的同时，国共两党于1937年10月在南京达成协议，将留在南 方的红军和游击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由叶挺 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全军共1.03万人。新四军成立后，各部相继进 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 随着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计划的彻底破产，“速胜论”一时甚嚣尘上，同时 “亡国论”仍有相当大的市场。为了回答抗日战争的规律和前途，1938年5月，毛泽东 在延安窑洞里写下《论持久战》，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 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论持久战》强调“兵民是胜利之 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 确道路是实行人民战争。 按照持久战的方针，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到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同日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余人。八路军发 展到15.6万多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先后建立起华北的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 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山东，华中的苏南、皖中、豫东等根据地。陕甘宁边区也得 到巩固。 1938年冬，中共中央决定原在山区的八路军向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挺进，开展游 击战争。新四军各部也利用山区和河湖港汊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共产党人杨靖宇 等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更加活跃，在白山黑水之间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在领导敌后抗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加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通过开展统 战、宣传等项工作，有利地推动抗日救亡运动，配合敌后战场的斗争。 面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复杂关系，党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然而，1937年 11月底王明从苏联回国后，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轻 视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提出了一套右的错误主张。 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 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许多同志 围绕总结抗战15个月的经验作了报告或发言。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 误，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进一步统一了全 党的思想和步调。这次全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肯定毛 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此后，日军在 正面战场上停止战略进攻，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并在其占领 区内加紧扶植汉奸傀儡政权。这时，英国、美国为应付德国、意大利在欧洲挑起的战争， 力求在一定条件下牺牲中国以求同日本妥协。因此也对国民党政府进行劝降活动。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以汪精卫为 代表的亲日派在1938年12月公开投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虽然继续抗日，但表 现出很大的动摇性，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面对妥协、分裂、倒退的逆流，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地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党在领导人民军队打退国民党顽固 派发动的武装进攻的同时，还迎击了国民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攻。 在严重的斗争面前，中国共产党必须从根本上向全国人民说明自己对中国革命的全 部见解，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1939年10月和12月，毛泽东先后发表《〈共产党人〉 发刊词》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科学地 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中国应该建 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应该是怎样的，这个国家的前 途是什么等问题，作了系统的回答，明确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毛泽东指出：中 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 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两者必须衔接起来，既不能 “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容许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 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区别新 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政治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经济纲领是没收操纵国计民生 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农民 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文化纲领是废除封建 买办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 共产主义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思想体系，一个是社会制度。从社会制度来说，必须把新 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分开。但是现时的中国革命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 也就不能不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否则，就不能保证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 化革命的胜利；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使全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 前途有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认识。它成为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的 旗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指导作用。 中共中央还总结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经验，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 力，孤立顽固势力”等一系列策略原则。这些原则，保证党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能够 更加成熟而恰当地处理各种棘手的问题，并不断取得成功。 1941年1月上旬，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移师北上途中，突遭预先 埋伏的国民党军队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血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 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突围后遇害。皖南事变发 生后，中共中央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 严守自卫，在政治上进行了坚决反击。1月28日，重建的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 由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日战争。 八路军、新四军仍肩负着抗击日军的主要责任。从1938年冬到1940年底，敌后游击 战争积小胜为大胜，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也发展壮大起来。到1940年底，党领导的军 队发展到50万人，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16块根据地，加 上陕甘宁边区，已拥有1亿人口，在抗战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初，八路军在华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作战。陆续参战的部队 达到100多个团，约20余万人，被称为百团大战。大战中，八路军官兵英勇杀敌，截止 到12月5日，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日军280多人、伪军 1.8万人，缴获一批军用物资。百团大战打击了日军的气焰，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 威望，在抗日局面比较低沉时振奋了全国的民心。 为坚持长期抗战，党十分重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实行 “三三制”、减租减息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借以调动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根 据地的各方面建设，使落后的农村变成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先进的巩固 的阵地。这对于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抗战直到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战胜严重困难和整风运动 1941年至1942年，敌后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将这一困难时期称作“黎明 前的黑暗”。 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苏联卫国战争爆发。12月8日凌晨（东京时间）， 日军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为把中国变成进行太 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将陆军主力压在中国战场上。在其占领区内，实行残酷的殖民统 治和经济掠夺，并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1941年至1942年，在“扫荡” 华北根据地时，日军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到万人的达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 27次。在反复的“扫荡”中，日军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进行毒 气战和细菌战，制造“无人区”，企图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日军对华中根据地也 发动大规模进攻，并以苏中、苏南为重点，反复进行“清乡”。 在日军的进攻中，敌后军民遭到重大伤亡。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少 到约40万人。抗日根据地的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人减少到5000万人以下。日军大肆 破坏和毁灭中国抗日力量的生存条件，造成敌后根据地严重的经济困难。这时，国民党 政府不仅继续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而且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 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重了经济困难。 面对严重困难，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抗战面临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日益接近 胜利的暂时困难，强调发扬革命精神，战胜困难，争取胜利。毛泽东号召根据地军民战 胜困难，坚持敌后抗战，巩固抗日阵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针对日军对敌后的疯狂进攻，中共中央提出，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开展 全面的对敌斗争。在极其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斗争中，敌后军 民创造了许多有效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武 装工作队等等，使日、伪军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 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余人。敌后军民的斗 争，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 敌后军民在抗战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40年2 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吉林省濛江县三道崴子被敌人包围。面 对众敌，他毫无惧色，手握双枪与敌人顽强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牺牲时年仅35 岁。日军解剖了他的遗体，发现胃中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不见一粒粮食。1941年8 月1日，伪军包围冀中献县东辛庄，威逼村民交出英勇善战的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 母亲，当场杀死数人，许多人被严刑拷打，却没有人告密。马本斋的母亲不忍群众被打 杀，自己挺身而出。敌人对她威胁利诱，要她写信劝儿子投降。马母痛斥敌人说：“我 是中国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她坚贞不屈，绝食而死。1941年9月25日，在冀西 易水河畔的狼牙山区，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为掩护党 政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日军吸引到自己身边，一步步退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 连续打退日军四次冲锋。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他们毅然砸枪跳崖。其中3人坠落崖 底，壮烈牺牲，2人被挂在树枝上，后来脱险。人们赞誉他们为“狼牙山五壮士”。 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八路军总部遭到合围的危急情况下，指挥部队 突围作战，在率领最后一批人员突围时，不幸中弹，壮烈殉国，年仅37岁。1942年冬， 日军对鲁中根据地进行“扫荡”，山东军区特务营奉命掩护军区机关和群众突围，先后 毙伤日、伪军600余人。全营最后只剩下14名战士，被敌人压缩在对崮山东端，在弹尽 粮绝的情况下，跳崖牺牲。晋察冀边区民兵爆炸英雄李勇和他领导的游击小组，以步枪 结合地雷作战，创造了毙伤日伪军364名、炸毁敌人汽车25辆的辉煌成果。日、伪军 “扫荡”冀中深县王家铺子时，群众被抓20多人，日军连续杀死14人，群众仍然没有吐 露八路军的情况。河北省平山县拥军模范戎冠秀，在反“扫荡”战斗中，不避艰险，奋 不顾身地安置救护伤员，被誉为“子弟兵的母亲”。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突出事例，充分 表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反对侵略的民族精神。抗日民族英雄们的丰功伟绩，将永远 铭记的中国人民的心中。 为克服严重困难，减轻人民的负担，中共中央采取精兵简政等有力的政策和措施。 各抗日根据地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1941年3月起，王震率第三五九旅陆续开进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的南泥湾， 使这里成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成为大生产运动的模范。与 此同时，在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数万人投入大生产。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 领导人，亲自参加生产劳动。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从1943年起，各抗日根据 地的机关一般能自给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的要求。大生产运动是自力更生的一曲凯歌。它不仅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而且积累 了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出一批从事经济工作的干部。 从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党成立 20多年来，中国革命取得很大的胜利，也经历过严重的挫折。对于历史经验教训，党还 没有来得及进行系统总结，党内在指导思想上经常存在一些分歧，所以，中共中央认为 有必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 化”的任务，对端正党的思想路线起了积极作用。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 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尖锐地批评主观主义的作风，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 践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同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 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样，全党整风的条 件就成熟了。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 一星期后，他又在延安干部会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以此为标志，全党整风运 动开始。 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它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 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的方针，是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的方法，是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 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弄清犯错误的环境、 性质和原因，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提出努力的方向。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 特别强调自我批评。 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在1942年5月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 并作总结，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 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强调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的 问题。会后，文艺界开始整风学习。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 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在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共中央分别召开 许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使干部从切身的实践经验中，更好地认识党的历史上 的路线是非问题，以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王稼祥于1943 年7月8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 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 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关于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 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决议》 表明，要争取中国革命的更大胜利，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这样，中国共产党真正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 国化的正确道路。《决议》为七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 束。 整风运动的重大成果，是在党内外展开了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 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 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30年代前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大讨论。 通过这些讨论，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党内外的阵地。整风运动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 地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并进一步成熟起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党的七大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121万党员。毛泽 东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 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朱德作了《论解放区 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 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发言。 七大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 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个新民主主义国家， 既不应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应是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旧民主主义的国 家，也不能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而应当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 大会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纲领作了全面说明。大会强调指出， 为了建立新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 主联合政府。 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 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七大强调，群众路线是党的 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党的生活中必须坚持民主 集中制。 七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 泽东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新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 任何教条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偏向。”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在同20世 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 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 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 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概括为八个方面：关于现 代世界情况和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和 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和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 的理论和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和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和政策等。这八个方面主要 的就是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理论。它正确解决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指明 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和方向。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七大的历史性贡 献。 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出中央政 治局委员13人；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七大产生的以毛泽 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成熟的领导 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七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新民主主 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 使全党的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以 “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党的史册。七大以后，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 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努力奋斗。 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从1943年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也度过 严重困难，进入再发展时期。1944年，敌后军民普遍向日、伪军发起局部反攻，恢复和 扩大抗日根据地。 这时，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倒退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在日军进攻 面前缺乏战斗力。从1944年4月起，日军为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向平汉、粤汉和 湘桂铁路沿线的豫、湘、桂等省发起新的战略性进攻。在八个月中，国民党军队丢失了 豫、湘、桂、粤、闽等省的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使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军的铁蹄之 下。国民党的腐败、倒退和正面战场的溃败，引起了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 涨。 在争取民主的斗争空前活跃的形势下，9月15日，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国 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随后，中国共产党又以书面形式向国民 党当局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方案。共产党的这个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在 共产党的影响下，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朝着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明确的政治目 标发展着。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捷报频传。5月8日，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在亚洲和 太平洋战场，美军向日本本土步步逼进。到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 有19块，总面积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上升到 91万人，民兵有220万人。随后，八路军、新四军完成对日军的夏季攻势作战，打通许 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推进，美国开始推行扶蒋反共政策，这助长了国民党 政府的反共气焰，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 大会，拒绝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选择了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道路。 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胜利，中国人民的夏季攻势，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末日的到 来。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 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政府根据这年2月 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秘密协定，宣布对日作战。第二天，苏联红 军从600公里的战线上进入中国东北，大举进攻日本关东军，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覆灭。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八路军、新 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对日、伪军发起全面反攻，共解放县以上城市150座。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 苏里号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在华日军128万人也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抗 日战争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以胜利而告终。 抗日战争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 争，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兴的转折点。为夺取这个胜利，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大 的代价。据统计，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 伪军171.4万余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战争中付出极大牺牲，伤亡60余万人。敌后抗 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更是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 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全民族利益的坚定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夺取抗战 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由于始终高举争取民族解放的大旗，在最困难的条件下 坚持敌后抗战，坚持团结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而博得了人民的 信任，发展了自己的力量。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 抗日根据地的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 民兵发展到220万人。国民党统治区内由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组成的民主力量有很大增 强，并同共产党建立了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大大增加 了。中国共产党自身也锻炼得更加成熟，能够掌握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纯熟而恰当地 处理种种复杂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达到了成熟。 这一切，为以后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得解放 争取和平民主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革命进入全国解放战争时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创建新中国的重要时期，也是整个民主革命过程中最生动、 最活跃的时期。 战后的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严峻问题。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要维持一个大地 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旧中国，而共产党则要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摆在了中国人民的面前。 蒋介石的内战决心已定，但他也有许多困难和顾忌。在这种情况下，他接连三次电 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乘专机赴 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经过艰苦的谈判，10月10日，双方正式签署《国民政府与 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 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承认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 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当局并没有放弃通过战争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自日 本投降至10月17日两个月的时间里，有30座解放区的城市被国民党军队侵占。到1945年 12月初，国民党军队调往前线的总兵力已达190万人。 为保卫人民抗战的胜利成果，壮大人民革命力量，9月19日，中共中央确定“向北 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为贯彻这个方针，中共中央先后从各解放区抽调11万军队和 2万名干部进入东北。与此同时，人民军队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先后进行上党、平绥、 津浦、平汉（邯郸）四个战役，歼灭来犯的国民党军队14.5万人。 内战阴云笼罩着中国大地，使渴望和平、民主的人们深感痛苦、忧虑和不满。1945 年12月1日，昆明发生国民党军警屠杀罢课学生的惨案，引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以 “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为口号的一二一运动，使国民党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 这时，美国政府任命马歇尔作为杜鲁门总统特使赴华“调停”内战。在这种情况下， 蒋介石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 历时22天，在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之后，于1月31日闭幕。政协协议虽然还不 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有利于实行民主政治，和平建国，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但国民党当局并没有履行这些协议的诚意，不久就在美国的支持下，以扩大内战的行动， 使之成为一纸空文。 1946年5月初，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南京、上海继续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力争避 免全面内战的发生。但由于蒋介石的内战决心已定，谈判无法取得成果。 事态的发展表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已迫在眉睫。5月21日，中共中央指出：国 民党现正积极布置全国内战，我应积极加以准备，加以制止。在这之前，5月4日，中共 中央发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以便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进 行自卫战争奠定更牢固的群众基础。 尽管中国共产党作了种种争取和平的努力，然而，内战终于还是降临了。 奋起自卫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队突然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接着又向苏中、 淮北、晋冀鲁豫、晋绥、东北等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终于爆发。 全面内战开始时，国民党军队用于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为160万人，而且得到美国 的援助，装备精良。相比之下，人民军队的总兵力为127万人，装备基本上是步兵武器， 仅有少量火炮。解放区的人口仅1.36亿人，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内部的封建势力尚 未肃清，后方还不很巩固。 敌我力量对比如此悬殊，内战的前途到底如何？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指出：我们能够 打败蒋介石，因为人民军队所进行的战争具有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获得全国 人民的拥护，这是战胜国民党的政治基础。8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美国记者安娜·路 易斯·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表示了对貌似强大的敌人 的蔑视，表明了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和决心。 为打败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方针和政策。在政治上，建立党 领导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的作战原则和积极防御的方针，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城 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人民解放军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到1947 月2月，共歼灭国民党军队70万人，收复和解放城市135座。 由于战线延长同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国民党军队终于丧失向解放区全面进攻 的能力。从1947年3月开始，改为对陕北、山东两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在山东，华东 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等指挥下，于5月中旬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整编第七十四师，基本 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陕北，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于3月 主动撤出延安，开始转战陕北的艰苦斗争。在彭德怀指挥下，数战皆捷。到8月，国民 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也被粉碎。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决定以刘少奇、朱德以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 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 部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叶剑英、杨尚昆主持的中央后 方委员会，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 从1946年7月起到1947年6月，人民军队在一年的内线作战中，共歼敌112万人；人 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发展到190多万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解放军结束战略防御阶 段，以新的态势跨入新的阶段。 在解放区军民取得军事上的重大胜利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 爱国民主运动。 1946年12月24日发生的美国军人在北平强奸中国女大学生的事件，触发了一场抗议 驻华美军暴行的群众运动，即抗暴运动。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发动下，全国各大城市学 生纷纷举行集会、罢课和示威游行，并得到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声援。以抗暴运动为标志， 以学生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斗争，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 第二条战线。 这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内，官僚资本同美国垄断资本结合在一起，控制着整个社会的 经济命脉，使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萎缩。庞大的军费造成巨额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物 价飞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不得不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 1947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指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应“建立反卖国、反 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5月20日，南京学生走上街头，呼喊“反饥 饿”、“反内战”等口号，引发了五二○运动。除学生运动外，国民党统治区内的人民 运动这时也迅速高涨。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举行武装起 义，遭到血腥镇压，被害者达3万人以上。1947年，有20多个大中城市的约320万工人罢 工。在农村，农民掀起反抗抓丁、征粮、征税的斗争。 这时的形势，正如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中所指出的：“无论是在军事战 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 围中。” 转入战略进攻 到1947年7月，整个战局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重大变化。这时，国民党军队 的总兵力已下降到373万人，其中正规军下降到150万人，且士气低落，军心涣散；人民 解放军的总兵力则增加为195万人，其中正规军近100万人，虽然数量不及国民党军队， 但它士气高昂，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中共中央当机立断，作出出人意料的决策：不等到完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 不等到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立刻 转入战略进攻。 战略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选在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1947年 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在鲁西南一举突破黄河天险， 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经过艰苦的行军和激烈的战斗， 在8月末到达大别山区。到11月，共歼敌3万余人，建立33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打开了 大别山地区的局面。 在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之际，由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8万人在8 月下旬渡过黄河，挺进豫西。由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也在9月越过陇海铁 路南下，进入豫皖苏平原。至此，三路大军都打到外线，布成“品”字形阵势，纵横驰 骋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大海的广大地区。与此同时，仍在内线作战 的人民解放军也加紧发起攻击，并渐次转入反攻。 各个战场上的攻势作战，构成人民解放军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对此，毛 泽东评价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 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1947年7月至9月，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 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批准公布。这个土地法大 纲是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它指引着在封建 制度压迫下的亿万农民汇入民主革命的洪流。全国土地会议以后，解放区各级党政领导 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农民，迅速形成土地制度改革的热潮。到1948 年秋，在1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进行土地制度 改革，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 仅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而且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创造出过去任何政党不曾 有过的丰功伟绩。 广大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翻身以后，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在“参军保田” 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潮水般涌入人民军队。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 线，而且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担负战地勤务。他们还广泛建立与加强 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保卫解放区。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足以保证夺取胜利的取 之不竭的人力、物力的源泉。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 宣言，响亮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为了制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具体行动纲领，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 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 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 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会后，中共中央集中全力研究和解决新形势下，党在土地 改革、新解放城市等方面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问题，使全党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这 就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国民党当局为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进一步加强 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压榨和对爱国民主力量的镇压。广大学生寄希望于人民解放战争 的胜利，因而不再提“反内战”的口号，而是在“反迫害”的口号下展开斗争。各民主 党派和广大无党派民主人士日益倾向于支持人民革命。 国民党当局不断地用暴力手段对民盟等施行迫害。继李公朴、闻一多之后，著名民 主人士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 月6日，民盟总部在上海被迫发表公告，宣布解散。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 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不接受解散民盟的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确认 中国共产党“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表示“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标志着 民盟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几乎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民主派开始实行革命的联合。 1948年1月1日，举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 为主席。民革坚持同共产党合作，赞成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本原则。其他民主党派，包 括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 民主自治同盟等，也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 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 响应。从8月开始，各民主党派、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工作。 伟大的战略决战 1948年秋，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战略大决战的时刻到来了。这时，人民解放军已 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达到149万人。解放区面积已占全国总面积的24.5％，人口 有1.68亿人，并且在大约1亿人口的地区实现了土地改革。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已下 降为365万人，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174万人，而且士气低落。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正确选定战略决战的方 向，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战略决战的序幕是从山东拉开的。1948年9月，解放军经过八昼夜激战，解放了国 民党军队重点设防的大城市济南，歼敌10万多人。 中共中央决定首先把战略决战方向指向东北战场。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林彪、 罗荣桓指挥东北解放军主力70万人，发起辽沈战役。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开始攻打锦 州，并在塔山、黑山等地区足迹援锦之敌。10月14日对锦州发起总攻，经过31小时激战， 全歼守敌近9万人。锦州的解放还促使长春守敌一部分起义，其余全部投降。东北野战 军在攻占锦州后，立即从南北两翼合围廖耀湘兵团。经过两日一夜激战，全歼该敌10万 人。东北野战军乘胜追击，于11月2日解放沈阳、营口。至此，东北全境获得解放。辽 沈战役历时52天，歼敌47.2万人。从此，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对国民党军队有了优势， 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点。东北的解放，不仅使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 战略后备队，为以后解放平津和华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使解放战争获得了一个巩 固的、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战略后方。 辽沈战役刚刚结束，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及部分地方武装共60万人，在以徐州 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地区，发起规模空前 的淮海战役。1948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 组成统一指挥两大野战军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淮海战役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从11月6日至22日，主要作战目标是歼灭位于东接连云港、西近徐州的陇海线上的黄百 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11月6日战斗打响后，黄兵团企图夺路西逃。华东野战军主力 迅速切断正向徐州靠拢的黄兵团的退路，将敌人压缩在纵横不到10公里的包围圈内，到 22日全歼该敌。第二阶段，从11月23日至12月15日，主要作战目标是歼灭由豫南远道赶 来增援而孤军突出的黄维兵团。中原野战军主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于11月25日将黄维兵 团包围在双堆集地区。12月6日发起总攻，至15日全歼该敌。在此期间，国民党徐州 “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率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撤离徐州，被华东野战军 主力合围在陈官庄一带，孙元良兵团被歼灭。第三阶段，从12月15日至1949年1月10日， 主要作战目标是歼灭杜聿明部。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部发起总攻， 经过四昼夜激战，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生俘杜聿明。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经过这一战役，南线国民党军队的精锐 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并同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解放 军进到长江北岸，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已直接暴露在解放军面前。 在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胜利发展之际，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 兵团共100万人，联合发动了平津战役。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林彪、罗 荣桓、聂荣臻3人组成的平津前线总前委，统一指挥参战部队。华北“剿总”总司令傅 作义指挥的国民党部队，这时已成“惊弓之鸟”。除有5万余人分驻归绥（今呼和浩特） 和大同外，其余50余万兵力位于东起北宁路的山海关、西迄平绥路的张家口的约500多 公里的狭长地带上，并以塘沽为海上通道口。傅作义决定采取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 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准备随时从海上南逃或西窜绥远。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东 北野战军主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从1948年11月23日起提前结束休整，取捷径隐蔽 入关。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一道，以神速动作，先用“围而不 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 截断了他们南逃、西窜的通路。随后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发起攻击。12月 下旬，连克西头的新保安、张家口。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发起对天津的总攻，经29 小时激战，全歼守敌13万人，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为了使古都北平免遭破 坏，解放军在围城后派出代表多次同傅作义接触。最后，傅作义终于决心顺应人民的意 旨，命令所部出城听候改编。1月3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25日， 中共中央及所属机构全部有西柏坡迁到北平。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 军队52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在绥远，有意地保存下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经 过一段时间，该部在董其武率领下于1949年9月通电起义，接受改编。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 4个月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 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战役中，各解放区人民以源源不绝的 人力、物力给予前线以空前规模的支援，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观。据统计，仅 为支援淮海战役动员起来的民工累计即达543万人，向前线运送1460多万斤弹药、9.6亿 斤粮食等军需物资。陈毅曾深情地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三大战役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也是世界战争史上惊天动地的壮举。经过三大战役， 全国已处在革命胜利的前夜，新中国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了。 绘制新中国的蓝图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的新年献词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 的号召。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的元旦“求和”声明，发表关于时局的声 明，提出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作为同 国民党政府及地方政府、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 1949年1月21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宣告“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 李宗仁代理。次日，李宗仁表示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4月1日， 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开始谈判。 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并限国 民党政府在20日前就协定表明态度。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 签字，谈判宣告破裂。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由刘伯承、邓小平等指挥的第二 野战军（原中原野战军）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原华东野战军）， 在中原军区部队配合下，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 党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 4月20日、21日，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四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人民 解放军防区，妨碍解放军渡江，双方发生武装冲突。英舰开炮打死打伤解放军252人。 “紫石英”号被解放军击伤后停搁在镇江江面，其余三艘英舰逃走。事件发生后，英国 政府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保守党领袖丘吉尔甚至主张派出航空母 舰到中国海上“实行武力的报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严正指出：“中国 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这表明，自鸦片战争 以来，外国侵略者依仗船坚炮利在中国领土上耀武扬威、横行霸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了。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 统治的覆灭。随后，解放军各路大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地区举行胜利大进军，迅 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终于被人民赶出中国大陆。 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厦倾覆，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 还在渡江战役之前，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 村举行。全会听取并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 准了毛泽东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并根据毛泽东 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全会指出， 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 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 市。但是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 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 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 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 同时，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 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 个中心工作服务。 全会研究了经济政策问题，指出，当前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大约占10%， 农业和手工业占90%，这是党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 发点。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就可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 经济的领导成分。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从 基本性质上改变过来，但我们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 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 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 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对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进行限制。限制和反限制，将 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斗争的主要形式。 全会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 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工人阶 级领导的国家政权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 全会强调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伟大的，但是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 巨。全会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 着的炮弹的攻击，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 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和用党 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等规定。 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提出了 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政治、经济、 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 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这次会议为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在 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七届二中全会后，开始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6月，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 北平召开，成立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全面展开筹建新中国政权 的工作。6月30日，毛泽东发表题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文章，指出：“总结我 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 民主专政。”我们要经过人民共和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 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经过紧张的筹备，人民企盼已久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参加政协的有 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 及国外华侨的代表，共662人。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政协全体会议代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毛泽东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在开幕词中豪迈地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 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 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会议通过在一个时期内起临时宪法的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会议通过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 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随后，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会议决定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将北平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 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 在革命胜利的时刻，人们没有忘记为革命而献身先烈。9月30日晚，天安门广场庄 严肃穆，各界人士在这里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毛泽东为纪念碑起草了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 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 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那么，这个革命是怎样取得胜利的呢？这 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是它，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目标，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找 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 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难曲折的 英勇斗争，终于迎来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 人民依据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他们基于自己的切身体会所确认 的伟大真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造成的。在很长时期内， 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 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第二 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 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 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 践中反复地受到检验。结果是：第一种方案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 推翻了；第二种方案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它的代表者的多数后来也承认这个方案 在中国无法实现；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 其政治代表的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确立，还由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以及在实践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 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的道路，是他们郑重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由于它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 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这是党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以毛泽东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艰苦、复杂、曲折的斗争过程中，以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独立自主 地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逐步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整套 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使它具有易于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形 式和民族风格。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 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 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旦被中国人民所接 受，就转化成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伟大的物质力量。 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毛泽东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 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 要武器。”“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在1949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毛泽东说过：在过去28年的长时期中， “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 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 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 产党还要继续领导人民，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走更长更艰难的道路。 一、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新民主主义的各项建设和改革 1949年10月1日，新定为首都的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成立庆典。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在 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乐曲声中，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 旗。接着举行阅兵式，朱德总司令检阅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的受阅部队。在全国已解 放的各大城市，人们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它标志着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奴 役中国和内外战乱频繁、国家四分五裂的历史从此结束，占人类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国人 民从此站立起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担 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生活的重任，党的历史也由此揭开新的篇章。 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20世纪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 后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 局，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 取解放的斗争，因而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战士所表现的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作风、艰苦的生活和严格的纪律，使人们耳目一新。广大工农劳动群众满怀 获得翻身解放的喜悦投入建设新国家的斗争。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欢欣鼓舞，大批参加 革命工作。华侨青年和留学生纷纷回国。许多中间力量，包括从反动营垒中分化出来的 力量，主动向人民靠拢。许多人要求重新学习，改变旧思想，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解 放区和原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力量、革命力量汇合起来，更有力地发挥核心作用。中华 大地上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局面。 然而，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基本方针，确 定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任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医治战争创伤，完成民主革命遣留 任务，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按照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部署，人民解放军向残余的国民党军队展开最后的围歼， 并进行大规模的剿匪作战。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关于和平解 放西藏的办法，西藏获得和平解放。自此，全国除台湾等少数岛屿外，实现了统一。各 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相继建立，社会秩序得到初步稳定。 建国伊始，最重要的任务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党和政府首先在没收官僚资本和陆 续收回外国资本在华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并使之成为整个国民 经济的领导力量。党和政府依靠工人阶级，动员一切社会力量恢复生产，开展稳定物价 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争取国家财政 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任务和“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会后，经过努力，国家财政收支 在统一财经的基础上趋于平衡或略有结余。这些胜利，使国内外怀疑中国共产党能否搞 好经济工作的人们也不能不赞叹为“奇迹”。 正当党领导人民齐心协力、重建家园的时候，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为维护 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国家领土安全，中共中央、毛泽东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的战略决策。从10月开始，一批批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朝 鲜人民军井肩作战，迫使美国同意进行停战谈判。在国内，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 动，举国上下呈现出前方打仗、后方支援的生动景象。根据中央“边打、边稳、边建” 的方针，在保持市场、物价稳定的前提下，进行了一些最必要的投资性建设，为战胜军 事、经济力量强大的美国提供了物质保障。经过两年边谈边打的艰苦斗争，1953年7月 27日，中朝一方和美国一方终于在朝鲜板门店正式签署朝鲜停战协定。中国人民赢得了 反帝斗争的新胜利。 从1950年下半年起，在新解放地区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公布实行。到1953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 族地区外，都已完成土地改革，使新老解放区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7亿亩耕地和 相应的生产资料。至此，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土地所有 制得以彻底消灭。这就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从1950年12月开始，党还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一场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 这次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 团骨干分子。运动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在党委领导下，实行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公 安、司法机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并且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1951年2月， 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镇反斗争有了法律武器和量 刑标准。在处理案件中，强调要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反对草率从事， 反对逼供信，着重打击那些罪大恶极、为人民群众十分痛恨的反革命分子，对罪行较轻、 愿意悔改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宽大的方针。这场运动到1951年10月基本结束。镇压反革命 运动的胜利，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经猖獗一 时的匪祸，包括旧中国历代政府都未能肃清的湘西、广西土匪，以及许多城市的黑社会 势力，都被基本上肃清。这使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地 改革和抗美援朝斗争。 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并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大运动。随着国民经 济的逐步恢复和人民政权的巩固，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展开新民主主义的各项建设事 业，进行了多方面的民主改革。 国营工矿交通企业的民主改革方面。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厂矿交 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在民主改革中，有领 导地放手发动和依靠工人群众，揭露和控诉存在于旧企业中、接收后还没有来得及改革 的封建把头制等各种压迫工人的制度，清除隐藏在企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 力，把一批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工人和职员提拔到行政和生产管理的领导岗位，建立工厂 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吸收工人参加工厂管理，实现企业管理民主化，使工人真 正成为企业的名副其实的主人。这样就在企业收归人民的国家所有的基础上，使社会主 义的新型生产关系在这些企业中进一步体现出来。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新中国的第一 部法律。《婚姻法》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 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家庭生活的一个伟大 变革，也是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在一个方面的深入。党和政府为广泛宣传和贯彻执行 《婚姻法》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和组织工作，有效地推进了妇女的解放。 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丑恶现象的斗争，也取得 重大胜利。经过两三年的努力，这些在旧中国屡禁不绝、在西方社会也被视为不治之症 的社会病害，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都被基本禁绝。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惊 奇和赞许。 在新中国成立的头几年，革命的洪流荡涤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中国的社会面貌、 社会风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胜利，使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更加巩固，使恢复和发 展经济的工作有了必要的社会政治条件。 建国之初，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是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 极作用，同资产阶级进行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1950年稳定物价以后，国家采取扩大加 工订货、收购包销、调整税负等措施，合理调整公私、劳资、产销关系，帮助私营工商 业度过难关，使它们在1951年获得的利润超过建国前22年中的任何一年。 但是，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通过各种非法手段牟取暴利。从1951年底起，党和政府 针对不法资本家对干部的腐蚀，在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 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国家工作人员中有各类问题的人受到严肃处理，先后担任中 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因严重贪污而被判处死刑。随后，开展反行贿、反偷 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打击不 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并在私营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守法经营教育，推动工人监督 制度的建立，取得了限制反限制斗争的又一回合的胜利。运动过后，国家进一步调整政 策，扩大加工订货、收购包销，使私营工商业继续有所发展。 到1952年底，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全面的恢复，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都达到或超过 建国前的历史最高水平。在工业和交通运输运输方面，成渝铁路和通往大西北的天兰铁 路仅用两年就建成通车。党和政府恢复和改造东北等地原有的企业，并兴建了一批新的 骨干企业。同时，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和商品贸易，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发展。社会 经济结构也发生重要变化，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到 41.5％，社会主义工业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34.7％上升到56％。这表明，国民 经济的恢复不仅有数量上的发展，而且有性质上的变化和质量上的提高。 “一化三改”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 三年经济恢复达到预定目标，使国家获得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有系统的社会主 义改造的条件。同时，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矛盾，特别是土改后农民分散落后的个体经 济难以满足城市工业对粮食、农产品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城市中限制与反限制斗争时 起时伏，对国家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这就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从1952年9月起，中共中央、毛泽东经过近一年的酝酿，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 路线。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和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它的完 整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 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 误。”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中央政治局确认的这条总 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党内迅速统一了认识，并在全社会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 传教育工作，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成为团结和动员全体人民共同为建设 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新的纲领。 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中国真正获得独立和走向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也是 中国100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为之奋斗的宿愿。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 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结束，中国人民久已期盼的这个历史机遇终于到来了。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政府以工业化为整个经济 建设的主要任务，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援 建的156个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以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执行的鼓舞下，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和学习过 程中，全国城乡迅速形成参加和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热烈气氛。工人阶级一马当先， 不仅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而且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知识水平。 1954年4月，鞍钢技术革新能手王崇伦等7名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向全国总工会提出了开展 技术革新运动的建议书，工人中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运动随即提高一步，发展成为全国 范围的技术革新运动。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像在战争年代选派大批干部到军队中去工 作一样，下最大决心从各方面抽调优秀干部，分配到工业战线上去，培养他们成为工业 建设的领导骨干。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研究人员在工业化建设中大显身手。大批高等学 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服从国家分配，不怕艰苦，兴高采烈地奔赴祖国各地工 业建设的最前线。农民也以努力增加生产，积极交纳农业税和交售粮棉的实际行动支援 工业建设。 大规模工业建设开始后，党和政府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缓解粮食供应紧 张的状况，保持市场物价稳定，基本满足工业化的急需。随后又实行对食油、棉花、棉 布的统购统销。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相应地需要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在党的领导下，教育、 科学、文化、卫生事业的改革和发展，都取得显著成绩。在建国初开展知识分子学习、 改造运动的基础上，1954年，毛泽东以《红楼梦》研究问题为契机，发起一场对胡适派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这场批判是必要的，但用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解决思想、 学术问题，势必流于简单、片面。随后，1955年开展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变为对 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加强民主与法制问题提上了重要日程。1954年9月，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确立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同时坚持、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相应地进行 国家立法活动，使民主与法制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国际交往中，根据党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中国政府提出处理国家关系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显示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党还十分注重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和加强党的团结，在党内揭露和批判了 高岗、饶漱石进行的反党分裂的活动，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团结，在 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更有力地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 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党在渡时期总路线的又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农业的改造，中共中央于1951年和1953年先后作出决议，要求在自愿互利的基 础上，通过互助组、初级社等过渡形式把农民逐步引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并为此制 定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农业互助合作经过初期稳步发展，到1955年春出现大 发展局面。由于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认识不足，1955年夏季 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全国在短短几个月内骤然实现初级社化，接着又向高级社化发 展。到1956年底，全国人社农户已达96．3％，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87．8％。原来 预计18年实现的农业合作化任务，仅用7年就提前完成了。 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党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经过1953年以前加工订货等 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954年开始重点发展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随后， 中共中央决定采取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把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同 全行业公私合营结合起来。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浪潮席卷全国。1月10日北京市率 先宣布全市实现公私合营以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国就有50多个大中城市实现全行 业公私合营。到年底，私营工业的99％、私营商业的82.2％，分别被纳入公私合营或合 作社的轨道，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基本完成。 在此期间，本来稳步前进的手工业改造工作受到影响，原来采取的按行业分期分批 分片改造的办法，改变为手工业全行业合作化的办法。到1956年底，有91.7％的手工业 者被纳人各种手工业合作组织。 1956年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农民、手工业者 等劳动群众的个体私有制基本转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资本家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 制基本转变为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已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 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基本建立起来。以这种经济制度为基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 家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社会主义因素，从经济、政治、思想、 文化等各方面表明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尽管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 缺点，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拥有几亿人口的大国实现消灭私有制的深 刻社会变革，不仅没有破坏生产力，而且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 是继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又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 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二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这次历史巨变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 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完成的。毛泽东因此而成为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又一位伟大人物。 “一五”计划建设的成就 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现，保证了国家“一五”计划任务的超额完成。1956年“一 五”计划原定的主要指标，大都提前完成。到1957年底，各项指标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了。 5年间，国家对经济和文教卫生的基本建设投资共达493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15.3%， 加上企业和地方自筹资金，全国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亿元。施工的限额以上 的工矿建设项目921个，到1957年底，全部投入生产的428个，部分投入生产的109个。 新增固定资产492亿元，相当1952年全国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的1.9倍。 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超过原定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28.3%， 平均每年增长18%。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1952年增长210%，平均每年增长25.4%，消 费资料的生产比1952年增长83%，平均每年增长12.9%。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 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过分落后的面貌有所改变。从几种主要 工业产品的产量来说，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为建国前最高 年产量的5.8倍。原煤产量达到1.3亿吨，比1952年增长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2.1 倍。发电量达到193.4亿度，比1952年增长166%，为建国前最高年发电量的3.2倍。一大 批旧中国没有的基础工业部门，开始一个个建立起来。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半数以上投放 内地，一大批工矿企业在内地兴办，使旧中国工业过分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初步得到 改进。“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同世界其他 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 1957年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完成原定计划的101%， 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粮食产量达19505万吨，比1052年增长19%，平 均每年增长3.7%；棉花产量达164万吨，比1952年增长26%，平均每年增长4.7%。 5年间，全国物价基本稳定，国家财政除1956年有赤字外，其余各年都收支平衡， 略有结余。国家财政收入结构变化很大，1950年主要是靠工商和农业税收，占75%，国 营企事业收入只占13.4%，其中工业收入仅占6.8%，1957年各项税收的比重下降为49.9%， 国营企事业收入则上升为46.5%，其中工业企业收入上升为19.1%。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 有所提高，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1957年达到102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三分之一强， 其中职工平均消费水平由148元提高到205元，提高38.5%，农民由62元提高到79元，提 高27.4%。 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工业建设战线喜报频传，一批大型建设项目陆续竣工。1953 年12月26日，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 开工生产典礼。这是中国重工业建设中首批竣工投入生产的重要工程，大大加强了以鞍 钢为中心的东北钢铁基地，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时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胜利。 包头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也先后正式开始施工，为在内地建立大型钢铁基地开了头。 到1956年，中国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座飞机制造 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座制造机床的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大批 量生产电子管的工厂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投产。飞架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开始修建，到 1957年建成，使铁路从此可以纵贯中国。青藏、康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车，沟通了西藏 和内地的联系。大大小小建设项目不胜枚举，单是限额以上的较大项目，平均起来每天 有一个开工或者竣工。 中国的工业化在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的艰苦奋斗中，扎扎实实地取得进展。第一 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生产资料 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基本完成，使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体任务更加显得紧迫。在 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继续完善，尤其需要有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 化的农业。客观形势要求党从理论认识和实践行动上，把工作重心进一步转移到经济建 设上来。 二、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 探索的良好开端 1956年，中国城乡到处响起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喧天锣鼓。这锣鼓具有双重意 义：它既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报喜锣鼓，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场锣鼓。以后的 路怎么走？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中国是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50年代中期， 国际形势出现一系列新的特点。首先，缓和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趋向。虽然社会主义阵 营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仍在继续，但是冷战双方开始就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举行 谈判，并取得一些成果。亚洲和非洲国家广泛兴起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运动，一些新 兴国家向社会主义阵营靠拢。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逐渐得到改善。其次，世界经济和科 学技术开始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在完成对战后经济恢复的基础上，许多国家特别 是西方国家调整内部经济结构，逐步建立战后新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社会主义各国 按照经济计划，不断扩大投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统计结果显示，苏联经济正以 超过西方主要国家二至三倍的速度发展，中国“一五”计划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高于 美国、英国和日本，同周边的印度和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相比，经济上更是保持了 明显优势。特别是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继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前期人 类开始利用核能的新时代之后，以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为标志，人 类开始了摆脱地球引力向外层空间的进军。这些新技术革命的发生，推动各国将科学技 术的新成果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开拓了 人类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新领域。 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发展，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就中 国而言，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是这种增长的起点很低，实际上经济、文化还相当 落后，综合国力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因此，把握历史的机遇，迅速提高社会 生产力水平，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是现实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客观要求。 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全党上下精神振奋，急切地想做出一番新的伟 大事业。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 文化，这个目标是明确的。然而实现这一目标却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成功地探索了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社会主义不仅没有经验，而且缺乏足够的 思想准备，更不可能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头7年间，特别是从1953 年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几年里，党曾经把苏联建设模式作为学习的样板，号召 “学习苏联”。但是苏联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苏联成功的经验也不都适合中国的情 况，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对自己道路的探求。在“一五”计划建设的过程中，苏联模 式在中国逐渐暴露出某些问题，比如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而忽视农业轻工业，重积累、 轻消费导致国民经济重要关系比例失当，管理体制因权力过分集中而显得僵死和缺乏活 力。 如果说建国头几年的实践，使中国共产党人从自身体验中发现了问题，那么1956年 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又从外部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认识苏联模式 弊端的契机。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 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这个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内部引起极大震动，人们没有想到斯大林竟然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在第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这样多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多次开会研究苏共二十大 及其影响，并将讨论结果写成《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 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先后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毛泽东指出，赫鲁晓 夫的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漏子。它一方面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都是一 切正确，这就破除了迷信，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 报告无论在内容上和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在批评苏共领导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 肯定斯大林“功大于过”的同时，毛泽东着重指出，对于苏共二十大，重要的问题在于 我们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 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 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 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也就是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2月 中旬至4月下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分别听取中共中央、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 讨论问题。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4月召开的中 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行讨论，得到中央政治局赞同后，5月2日向最高国务会议作了报 告。报告提出了一个基本方针，即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 务。它所论述的十大问题（即十大关系），是总结本国实践经验和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 而提出的。鉴于苏联忽视农业轻工业，片面注重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发展不平衡的 教训，报告提出今后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 工业，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报告还论述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 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报告同时阐述了汉族和少数 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非及中国和外国等方面的关系。这样就初步提出了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同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肯定中国知识界 的面貌已经发生根本改变，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议分析世界科学技 术发展的形势，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任务。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论十大关系》报告时，又针对中国科学文化领域受苏联学 术批评中粗暴作风和教条主义的影响，把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 展科学和文化的基本方针。党在知识分子问题和发展科学文化上作出的这些决策，初步 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在前一阶段探索的基础上，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 京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代 表全国1073万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 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 陈云、董必武等100多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 这次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 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大会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 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 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大 会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 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大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和党 的建设等方面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坚持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 步前进的方针；在改进经济体制方面，要求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管理权限，肯定“三个 主体，三个补充”（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 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 变化而在国家许可的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 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的思想；在国家工作方面，强 调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文化科学建设方面，确认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发展科学和文化艺术的基本方针；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以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在党的建设方面，强调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健全 党的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又 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 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 党的八大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一次历史性盛会。它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 出的许多新方针和新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八大既肯定了前一阶段党对中国自己道路 探索的成果，又进行了新的探索，丰富、深化了已有的认识。 八大之后，党沿着八大确定的正确方向继续探索。这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 是按照八大的方针，调整若干方面的经济关系和编制1957年建设计划；一是准备全党整 风，正确处理日渐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 按照“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方针，八大以后调整经济关系有了初步进展，并产 生了一些新思路。1956年秋冬，自由市场又活跃起来，个体工商户明显增长，其中还出 现了较大的手工业和手工工场，人们称之为“地下工厂”，也出现了“地下商店”。对 社会主义改造后出现的这种情况，中央领导人提出了十分开明的主张。1956年12月，毛 泽东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谈话，认为地下工厂要使它成为地上，合 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毛泽东甚至说，可以消灭了资本 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刘少奇、周恩来等也表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 一点有好处。同八大相比，这些思路又有新的发展，即不仅允许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 为补充，而且允许一定限度的私人资本主义经营存在和发展，使之在国家领导下作为社 会主义经济主体的补充。 在农业集体经济内部，中共中央在八大之后提出了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做好农业 社生产管理工作的要求。这些要求主要是调整社队规模，一般不宜过大；社对队实行 “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提成，减产扣分，深远山区也可以包产到组、到户；对 队组实行按季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工到户。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四川、安徽、广 东、浙江、河北等不少地方的农村进行了包产到户的试验。这些政策和实践，是根据实 际情况，对合作化以后农村的生产关系进行的调整，是朝向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创造 性尝试。 中共中央还开始酝酿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195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有 关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文件草案，要求各地讨论。以陈云为组长的中央经济工作小组， 着手拟定这一方面改革的方案。这一改革的主要精神是改变权力过多集中于中央而地方 和企业权力太少的状况，重新划分中央、地方和企业的权限，下放一部分权力给地方和 企业。中央设想的改革涉及从计划、财政、基本建设到工业、运输、邮电等18个方面， 先从工业、商业、财政3个方面展开。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改进工业、商 业、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这三个文件是对党的八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具体化。 八大以后，中共中央在指导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坚持八大肯定的既反保 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注意继续解决前一阶段得到初步遏止的急躁冒进问题。在 1956年1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周恩来等联系苏联、东欧某些社会主 义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弊端和国内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强调应当把工业建设的速度放在稳 妥可靠的基础上，1957年的计划应当是在继续前进的基础上“保证重点，适当收缩”。 在这个方针指导下，陈云主持制定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压缩了基本建设投资规模。 党在探索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方针的同时，根据八大的精神，针对党内存在的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作风，准备全党整风。 1956年6月和10月，波兰、匈牙利先后发生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这年秋冬，中 国国内也出现一些不安定的情况。一些地方发生罢工、请愿事件。在农村，夏收以后不 少地方发生闹粮食、闹退社的风潮。知识界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思 想日趋活跃，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问题上发表各种意见，其中不少意见 相当尖锐。 波匈事件和国内的不安定情况，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思考。中共中 央和毛泽东认为，在波兰和匈牙利，一方面已经出现否定苏联和十月革命的倾向，另一 方面，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照搬苏联经验、阶级斗争不彻底等错误的恶果也逐渐表露 出来。对国内闹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着重从领导方面分析，指出其发生的原因是由于 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政治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工作方法不对。 这表明，党试图以波匈事件为戒鉴，从整顿党的作风入手，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 宗派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 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 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的调节不断得到解决。毛泽东特别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 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他指出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 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 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联系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问题、知识分子问题、 少数民族问题、肃反问题、少数人闹事问题以及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勤俭节约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等问题，分析和阐明了正确处 理各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认为，在这个时候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 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这表明党把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且从理论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 的新学说。这个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党和毛泽东探索社会主 义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思想成果。 从1956年到1957年春，党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作了多方面探索。这些探 索虽然是初步的，但却是整个探索过程的一个良好开端。当然，由于实践的时间不长， 理论上和思想上还不可能很成熟，许多新的观念和方针还没有牢固地确立和取得共识， 许多新设想还没有付诸实施或者还没有充分付诸实施。因此，这个探索远未完结，它将 经历很长而且很曲折的历程。 探索的曲折 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传达后，党实际上已开始整 风。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次整风运动采取“开 门”的形式，既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欢迎党外人士参加，对党和政府及党 员、干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予以批评。 随着整风运动的展开，党外人士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同时也出现一些复杂情况。5 月中旬，毛泽东写了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印发党内高级干部。文章认为当 前的形势已经是“右派猖狂进攻”。这表明运动由党内整风开始转向反击右派。6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少数右派分子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的党内指示。以此为标志，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开展起来。 本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要不要共产党的领 导，存在着怀疑甚至否定的思潮。党同这种思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全国人民进行 社会主义教育也是必要的。但是，敌视社会主义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同这种思潮的斗 争应当在问题发生的范围内进行。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本应在 一定范围内进行并主要采用解决思想问题的方式来进行的斗争，扩展成“一场大规模的 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从而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1958年夏季反右派斗争结束 时，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 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使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受到挫折。这首 先表现在通过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对社会主要矛盾 的判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 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次表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方针的贯彻执行受到很大损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遭到破坏。再次表现在经济方 面，农业合作社中包产到户的探索受到严厉批判，重新放开一点私营经济的设想也被弃 置，反冒进被视作右派或接近右派的语言遭到批判。 反右派斗争以及此前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中共中央认为，经济战线和政治 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广大人民群众热情高涨，经济建设应 当搞得更快一些。为此，中共中央、毛泽东酝酿并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 的推行，表明党力图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1957年九十月间，党召开八届三中全会。会后，中央公布全会通过的1956年至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掀起一个生产高潮。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 莫斯科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苏联提出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15年赶 超美国之后，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12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 中国工会八大致辞，公开宣布了这个目标。这年冬季，各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掀起农 业生产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为作进一步的发动，1958年1月和3月，毛泽东先后在杭州、南宁和成都召开中央会 议，号召破除迷信，独立思考，反对教条主义，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路线。1958年5月， 党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 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 望，但它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 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主要表现是片面追求高速度，不断修 改计划指标。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科技等各个方面也纷纷制定跃进计划，投入 “大跃进”浪潮。经济建设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生产关系急于向更高一级形式 过渡。1958年七八月间，报刊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 公社的思想。河南、山东等地闻风而动，开始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 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提高了当年粮食产量和钢产量的计 划指标，并作出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会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 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为完成钢产量翻一番的任务，各地掀 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第一书记挂帅，动员9000万人，建起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 土焦炉，用土法炼铁炼钢。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 全国就基本实现公社化。 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运动，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全 面紧张。这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开始通过调查研究，努力加以解决。1958年 11月至12月，中共中央先后在郑州、武昌召开一系列会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 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强调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不能混淆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决议还强调今后一个时期 内，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会后，各地普遍对人民公社进行了整 顿。1959年二三月间，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纠正“共产”风，受到 社员群众的欢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注意解决工农业生产高指标的问题，在4月召 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将当年的基建投资再次作了压缩。 从1958年秋冬开始，经过9个月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强迫 命令、瞎指挥得到初步遏止，形势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这一段的初步纠“左”，是对 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的新的探索。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初期是继续纠“左”，但 是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在会议期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之后，会议方向由纠“左”骤然转 向反右，展开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批判。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党 又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在更大范围内批判彭、黄、张、周。全会决定把彭德怀等人调离 领导岗位，并决定把“反右倾”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后，全党开展“反右倾”斗 争，一大批党员干部遭到错误批判，造成严重后果。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 误，导致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困难。党希望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 后面貌，试图避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但却忽视了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强化 了苏联模式的弊端。这个教训是应该认真汲取的。 在全面调整中进一步探索 在“大跃进”导致的严重挫折面前，中共中央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 政策。1961年1月，党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表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重要转变，国民经济转入调 整的轨道。 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 查研究年。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带头到 地方搞调查研究。针对调查中反映出来的最突出的平均主义问题，中共中央先后于1961 年3月和5月在广州和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 案）》（即“农业六十条”），纠正公社化以来农村工作中若干突出的错误，解决群众 意见最大、最紧迫的问题，对于重新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恢复农业生产，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 为缓解粮食供应紧张的矛盾，中共中央采取压缩城镇人口的紧急措施，动员城镇人 员到农村安置。到1961年底，职工比年初减少820万，城镇人口减少1000万左右。 八届九中全会后，中共中央还对工业进行了调整。1961年八九月间，中共中央在庐 山召开工作会议，强调计划指标该退的坚决退下来。国家计委根据这个精神，对1961年 的计划指标作了较大调整。中共中央还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 “工业七十条”）。这个文件的贯彻执行，使企业出现一些新的气象。 同经济工作相配合，文化工作的各个领域也开始进行调整，制定了科学、教育、文 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这些条例的贯彻执行，使工作秩序得到恢复，大多数知识分子心 情较为舒畅，工作热情重新焕发出来。 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三年“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开始好转。但是， 整个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面对这种形势，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 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7000余人，通常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 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产生 缺点错误的原因。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1月30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 坚持民主集中制，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并作了自我批评。 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了自我批评。中央领导 人带头认真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带头对几年来发生的问题作自我批评，使与 会者解除了不少顾虑，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七千人大会取得了重要成果。会议发 扬党内民主，实质上是党内关系的一次调整。大会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增强了全党团结 奋斗、战胜困难的信心。 七千人大会后，经济调整和政治关系的调整都有新的进展，在某些方面还进行了大 胆探索。1962年2月和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召开扩大会议，制定了大幅度调整的措 施。 在实行调整的岁月里，虽然面临严重困难，但是领袖和人民、干部与群众休戚与共。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以身作则，节衣缩食。广大干部、党员与人民群众同 甘共苦，不畏困难，表现出高昂的精神状态。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调整工作到 1962年底取得明显成效。 随着国民经济调整的深入，政治关系也得到进一步调整。党继续调整知识分子政策， 并对统一战线工作、侨务工作等方面存在的错误进行检查，为在政治运动中受到伤害的 党外人士甄别平反。中共中央还对党内的政治关系进行调整，加快了对在“反右倾”运 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到1962年8月，全国有600多万党员、 干部和群众得到平反。 1961年和1962年的调整，实际上接续了党的八大前后的探索和“大跃进”期间一度 纠“左”的探索，并且在理论上和思想认识上有所前进，对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 义道路，积累了新的可贵的经验。 经过七千人大会后的进一步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党的指导思想的“左” 倾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对形势和政策的许多看法实际上还存在分歧。随着调 整的进一步深入，再加上中苏争论的进一步激化，以及与部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紧张关 系加剧，党内对形势估量和工作指导上的分歧又逐渐发展起来。党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 探索的进程，又发生了新的波折。 1962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9月，党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在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反复提出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强调阶级斗争存在 于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在八届十中全会 上，毛泽东发展了关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会 议错误地开展了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的批判。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经过试点，在全国较大范围内开展起来。这时，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阵营内部矛盾的日益尖锐，也使中共中央把正在进行的社教运动，看作是与国际反 修斗争相配合的国内反修防修的重大战略措施。到1964年下半年，社教运动严重地混淆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了许多干部和群众。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 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会议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这个文件表明，此时关于国内“反修防修”的斗争矛头，不仅指向各级干部，甚至 指向了中央领导人。随着社教运动“左”倾错误的发展和1963年中苏两党争论的日趋激 烈，毛泽东认为中国党内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 1963年以后，在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领域中也开展了一系列错误的批判。这些批判 伤害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破坏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执行， 给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在总体上还没有对经济调整工作产 生重大干扰，中央一线领导人的主要精力还集中于抓经济调整。1963年9月召开的中央 工作会议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3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工作，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 （1958-1962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之间的过渡阶段。 到1965年，调整任务全面完成，比较圆满地实现了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所提出 的继续调整的目标。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957年的水平，工农业生产中农轻重的比例关系 实现了在新的基础上的协调发展，国民经济生活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已基本恢复正 常，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稳定，国民收入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改善。1965年，中国 提前还清了全部外债。 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会 上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 已经全面好转。周恩来提出，从1966年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全国人民要努力奋斗， 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 义强国。这是第一次在这样庄严的场合，郑重地向全国人民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 然而，这个宏伟任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未能按计划付诸实施。 十年建设的成就 从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到“文化大革命”前这十年（1956年9月—1966年5月），是党 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艰辛探索的十年。十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虽 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以1962年为基期（这是国民经济调整中退到最低点的年份），在1963年到1965年的 三年中，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7%，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工业总产值 平均每年增长17.9%。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三项增长率分别为10.9%、4.5%、18%。 当然，由于1962年的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