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案不再惊奇
作者：徐怀谦
　　　　　　　　　　　　　　　　皇帝之死
    中国有这样一个俗语：没有得到的，总是最好的。一般人都做不了皇帝，所以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皇帝就是最好的。
    可是对于那些" 亲自" 做过皇帝的来说，做皇帝却又是甘苦自知，不足为外人
道也。
    就拿死来说，对于一般人，寿终正寝算不得什么奢望；但一个皇帝要想做到这
一点，就很难。考之历史，在中国封建社会2132年的200 多个皇帝中，不得好死的
皇帝就达70多位。
    比如被杀死、或被逼自杀的皇帝就有：秦二世胡亥，秦王子婴；西晋的愍帝司
马邺；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因戏言要废黜张贵人，被张贵人派侍女用被子闷死），
他的儿子司马德宗（被刘裕派人勒死），司马德宗的弟弟司马德文（被刘裕派人捂
死）；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前废帝刘子业、后废帝刘昱，齐萧昭业、萧昭文、萧宝
卷，梁武帝萧衍（被饿死），萧纲，萧绎；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孝明帝元诩，孝
庄帝元子攸（被缢死），节闵帝元恭、安定王元朗；北齐的高殷，后主高纬，幼主
高恒；西魏的恭帝元廓；北周的宇文觉；隋朝的文帝杨坚（被儿子杨广杀死），杨
广（被宇文化及杀死）；唐敬宗李湛、他的弟弟唐文宗李昂（都是被宦官杀死），
唐昭宗李晔（被朱全忠杀死）；后梁的三个皇帝朱全忠、朱友珪、朱友贞都是被杀
；后唐的李存勖、李从厚被杀，李从珂自焚而死；后汉的刘承祐；辽穆宗耶律璟；
金朝的完颜亶、完颜亮、完颜承麟被杀，完颜守绪自缢而死；西夏的元昊被儿子杀
死，末主降蒙被杀；元英宗；明思宗也就是崇祯帝系自杀。
    被毒死的有：西汉的平帝刘衎（被王莽毒死）；东汉质帝刘缵（被梁冀毒死）
；西晋的惠帝司马衷（被东海王司马越毒死），晋怀帝司马炽（被刘聪毒死）；北
魏的献文帝拓跋弘（被冯太后毒死），元修（被宇文泰毒死）；东魏的元善见（被
高洋毒死）；西魏的废帝元钦（被宇文泰毒死）；北周的宇文毓（被宇文护毒死），
唐哀帝（被朱全忠毒死）；元明宗（被文宗毒死）。
    直接因纵欲过度而死的有：汉成帝刘驁（宠幸赵飞燕和她的妹妹赵合德，荒淫
过度而死）；北齐的高洋（因酒色过度，不能进食而亡）。间接因纵欲而死的就无
法统计了。
    因服丹药中毒而死的有：东晋哀帝司马丕；唐太宗李世民，唐宪宗李纯（或说
被宦官杀死），唐穆宗李恒，唐武宗李炎，唐宣宗李忱；明世宗朱厚熜。死得不明
不白的有明惠帝朱允炆，明代宗朱祁钰，明光宗朱常洛；清雍正。
    至于那些因争权夺利郁郁而死的（像汉惠帝刘盈），被虐待而死的（像清光绪
帝），总算有个全尸，不在本文论述之列。
    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西方人讲，未知死，焉知生。提起皇帝，常人往往
联想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可是他们却有意或者无意
地忘记了皇帝也会被称为" 独夫" 、" 民贼" ，是" 人人皆可得而诛之" 的。从皇
帝之死，常人能不有所启悟？

　　　　　　　　　　　　　　　　皇帝之烂
    提起皇帝，国人的第一联想定会是为所欲为。想想看，有谁能监督皇帝呢？所
谓谏议大夫、拾遗、补阙等官职，往往不过是" 聋子的耳朵——摆设".所以，在很
多情况下，人们只能寄希望于皇帝是个明君——是一个道德自律甚严的人。然而道
德自律是如此地靠不住，以至于明君何其少，昏君何其多。昏君" 昏" ——用更通
俗的话叫，" 烂" ——到了什么程度？正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有嗜好杀人的，有荒淫无度的，有好大喜功的，有张榜卖官的，有弱智呆傻的，
也有集各种" 烂" 于一身的。像南朝时期刘宋的前废帝刘子业不仅杀人如麻——杀
了叔祖父刘义恭及其四个儿子，杀了自己的几个弟弟，杀了6 个叔父，杀了一大堆
大臣；而且他还与已出嫁的姐姐山阴公主交欢，为姐姐选30个面首，占已婚的姑姑
新蔡公主为宠妃，令诸王妃、公主聚集一堂，赤身裸体，轮流从淫，强制宫女与羊、
猴、狗、马等交媾，不从即杀。当然，杀人者亦被杀，这个刘子业最后被自己的侍
卫官杀死。
    在刘子业之后的宋明帝刘彧因淫乐过度，得了阳痿，他居然能想出借种生育的
主意。另一方面，他的阳痿也不妨碍他一个月之内杀掉27个弟兄。
    荒淫成性的就更多了：汉成帝刘驁，宠幸赵飞燕和她的妹妹赵合德，最终因纵
欲过度而死。汉哀帝刘欣，既是个同性恋，又是个异性恋。他宠董贤，同时又与董
贤之妻、妹寻欢作乐。最烂的当数西晋的武帝司马炎。他当政时，全国总人口1600
万，他的嫔妃就有1 万多名。为广选天下美女，他下诏令全国暂停嫁娶，派中官分
赴各州、郡觅采娇娃。宫中佳丽多得让他眼花缭乱，他每天乘羊拉的辇，信羊由缰，
羊拉到哪里，他就在哪里宴饮和住宿。一些后妃懂得羊喜欢吃竹叶和食盐，为了争
宠，就提前在门口放上新鲜的竹叶，在沿途洒上盐水，逗引羊的光顾。
    皇帝公开张榜卖官的，始自东汉的灵帝刘宏。他规定：二千石郡守级官员，卖
二千万钱；四百石县级官员卖四百万钱；凭德才选上的官员，要付一半或三分之一
的价钱；没有钱的也可以买官，但上任以后要加倍付款。当时的廷尉崔烈，花五百
万钱通过灵帝的傅母程夫人买了三个司徒，灵帝亲自出席封拜仪式，还对亲信说：
" 真可惜，本来可以赚他一千万的。" 当时民谚说：" 公卿牧守，都是戴帽狗".正
是因为这样的狗太多，才把汉朝的家底给吃空了。
    此外，还有好大喜功、爱好旅游的，像隋炀帝三游江都，乾隆帝六次南巡，都
是穷奢极侈、劳民伤财之举。
    有几个皇帝的绰号正足以反映出他们的" 烂" ：西晋的惠帝司马衷，人称" 白
痴皇帝".天下灾荒，百姓没有饭吃。他就问大臣：" 何不食肉糜？" 听到池塘里蛤
蟆叫，就问侍从：这些蛤蟆是官家养的，还是私家养的？还有个" 睡王" 辽穆宗耶
律璟，整日昏睡不醒，不理朝政。南明的小皇帝福王朱由崧，人称" 蛤蟆天子" ，
江山已经不保，却一门心思捉蛤蟆，配制房中之药。
    皇帝烂，人民遭殃，可是有人高兴——明武宗朱厚照建" 豹房" （宫殿密室）
供自己纵情淫乐，中华女子不过瘾，又玩起色目（今中亚、西亚）女子，太监刘瑾
总是在他玩得兴起时上前奏事，武宗就说：" 你总是来找麻烦，朕用你干什么，去，
去！" 从此，天天都有一大批各府部衙门的官员来到刘瑾的家门口，排起长队等候
汇报。明熹宗朱由校爱当木匠，干起木工活来，什么都不管不顾。魏忠贤每次都是
在他做活最忙的时候，拿奏章请他审批，他就说：" 我知道了，你们拿下去处理就
行了。" 魏忠贤由此大权独揽，人称" 九千岁".
    还是那句老话："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皇帝的烂就是最
好的证明——也是最令老百姓伤心的证明。可是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许多人在巴
望好皇帝，在做皇帝梦，在追求皇家气派，在羡慕皇室享受，岂不怪哉？

　　　　　　　　　　　　　　　海瑞的尴尬
    任何时代都需要清官。即使是在贪污盛行，世风日下的王朝末年，清官仍是官
方标举的旗帜。但清官的遭遇却各不相同。
    从历史上看，在大的气候比较适宜的情况下，一个有作为的清官是能成点风气
的；但是如果大的气候已成颓势，一个清官再有作为，恐怕也只能起一点减缓的作
用了。以包拯和海瑞为例，前者身处的北宋正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期，而后者身处
的明朝万历年间，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包拯为官30多年得以善终，而海瑞蹲
过大狱，被罢过官。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一个清官即使幸逢盛世，那也得看
他的名气有多大，他的后台有多硬。像包拯这样的人，仍然需要虎头铡来给自己提
气。没有皇帝的支持，他的脸大概是" 黑" 不下来的。
    这就是封建时代清官的尴尬处。清官的尴尬，不是因为他的清贫，像海瑞，官
至二品，死时只留下白银20两，不够殓葬之资；清官的尴尬，不是因为他容易得罪
人，容易见妒于当朝官僚而遭到排挤、打击、报复，" 你想出淤泥而不染，没门！
你是清莲，我们岂不成那淤泥了！因为你的清，反衬出我们的贪，这还得了！" ；
清官的尴尬，也不是因为他常常会被讥为迂腐，不合时宜，像海瑞，就被当时的人
目为奇特、怪僻、执拗；清官的尴尬，在于他为了自身和家人的安全，也为了将反
贪事业进行到底，他不得不为自己找后台，向皇帝表忠心（这个后台却往往是靠不
住的）；清官的尴尬，还在于他在朝廷没落的时期竟变成了朝廷的一种点缀，变成
了一种稀有动物！
    1570年春天，海瑞在南直隶巡抚任上干了还不到一年，就因田产问题得罪了大
地主徐阶等人，被迫辞职回乡，在家赋闲达15年之久，直到1585年72岁的海瑞被重
新起用，担任清闲的南京右佥都御史，当时的文渊阁大学士申时行致信海瑞，说：
" 维公祖久居山林，于圣朝为阙典" ，也就是说海瑞的被起用，不过是俯顺舆情，
因为大明的朝廷需要这样一位享有盛誉的直臣来做点缀。当海瑞向万历皇帝提出治
贪当用重典的条陈时，万历的评价是：" 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体，且指切朕
躬，词多迂戆，朕已优容。" ——如果朕不优容，该如何呢？说到海瑞的作用，万
历说：" 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
旧供职。" ——" 镇雅俗，励颓风" ，这就是海瑞存在的全部意义。历史学家黄仁
宇先生说，1587年年底，海瑞死在任上，让很多人" 松了一口气".一个清官的死，
引来这样的社会反应，真是让人感慨系之。
    曾几何时，我们的媒体一直在号召人们告别" 包公" 情结，告别" 清官" 意识，
这个立意是好的，但不现实。我们需要法治，但法治是由人来完成的，再好的法律，
也会被歪嘴和尚念歪。我们就是要大张旗鼓地树清官，要使清官不仅保有一定的质
量，而且要保有一定的数量。在我们的官员队伍中，清官的比例如果能占到大多数，
老百姓对现实生活中的腐败就不会如此地痛心疾首。
    然而今天的清官们仍然面临这样那样的尴尬：我还记得，当代" 黑脸" 、河北
张家口市纪委书记姜瑞峰，在1987年任职某县工商所长期间，因为反腐，得罪了某
位领导的小舅子，结果女儿遭毒打，妻子精神失常，我不知道老姜现在过得好不好？
我从时下正火爆的反腐倡廉的影片《生死抉择》中看到，当市长李高成反贪得罪了
省委副书记严阵时，若不是万书记撑腰，李高成下台无疑。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
真悬，万一这万书记的屁股也坐歪了呢？这担心本身，不正是今天李高成们的尴尬
吗？
    要消除这份尴尬，就是让他们不再是莲，而变成随处可见的泥土（不是淤泥）。

　　　　　　　　　　　　　　　更高的规律
    徐迟先生在美国作家梭罗的名著《瓦尔登湖》一书的译序中，提到了卢梭的《
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说《瓦尔登湖》也是一个孤独者的日记。这是对的。
这的确是一本寂寞、恬静、智慧的书，是一本须静下心来才能读懂的书。有些人因
此把梭罗和" 隐士" 、和陶渊明连在一起，这却是一种极大的误解。真实的梭罗不
同于任何一个隐士，和卢梭也有着相当大的距离。
    这一点，徐迟先生是交代清楚了的，可惜常为一般读者所忽略。他说：" 决不
能把他（梭罗）的独居湖畔看作是什么隐士生涯。他是有目的地探索人生，批判人
生，振奋人生，阐述人生的更高规律。并不是消极的，他是积极的。并不是逃避人
生，他是走向人生，并且就在这中间，他也曾用他自己的独特方式，投身于当时的
政治斗争。" 这不是老庄的无为无不为，更不是政治上的以退为进。那是什么呢？
是一种实验，一种生命的实验。
    这些年来，探讨生活方式的书越来越多了，有妙悟人生的，有潇洒人生的，有
闲适人生的，甚至有无聊人生的，而梭罗，则可以称之为实验人生。
    1845年3 月尾，当梭罗带着一柄借来的斧头，来到瓦尔登湖畔，建造他的森林
小屋的时候，他绝不仅仅是为了寻求大自然的慰藉，更重要的，是要验证一下作为
个体的人能否过一种简单而真实的生活，这种生活与世俗生活相比，是否具有更高
的价值。他的实验从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做起，并且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房屋的
最低造价、种豆的收入和各项支出等一大堆统计数字，结果表明，一年的收支基本
平衡，单就种豆一项而言，还略有赢余。
    这个实验之所以可信，还在于它不是短期的、度假性质的生活，而是实实在在
的两年多的日子。从1845年7 月4 日住进木屋，至1847年9 月6 日最后离开，梭罗
一个人在瓦尔登湖畔，与禽兽为邻，与寂寞为友，与春天共眠，与严寒抗争；他津
津有味地看蚂蚁打架，他畅然会神地倾听天籁之音，他饶有兴趣地探测湖底的形态，
他认认真真地记录湖水的结冰开冻；他劳作，他访友，他读书，他深思。就是在这
样的日子里，梭罗写下了这本" 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心肺，动我衷肠" （徐
迟语）的《瓦尔登湖》。
    这样的句子俯拾即是。比如，" 几百万人清醒得足以从事体力劳动；但是100
万人中，只有一个人才清醒得足以有效地服役于智慧；一亿人中，才能有一个人，
生活得诗意而神圣。" 同样的环境，同样以种植为生，梭罗可以悠闲度日，而生活
在美港湖畔倍克田庄的约翰·斐尔德却" 继承了他那爱尔兰的贫困或者贫困生活，
还继承了亚当的老祖母的泥泞的生活方式，他或是他的后裔在这世界上都不能上升，
除非他们的长了蹼的陷在泥沼中的脚，穿上了有翼的靴。" 拿同样多的钱，梭罗能
亲手建造属于自己的房子，而斐尔德，却只知道把它们悉数交到房主的手中，还要
为了茶、咖啡、牛油、牛奶和牛肉等疲于奔命——难怪有人说，" 贫困是一种生活
方式".其实，芸芸众生中那些被房子、车子和票子压得抬不起头来的人们，不就是
当代的约翰·斐尔德吗？再想想电影《老井》中那些安土重迁、固守贫困的乡亲们，
不也是这类难以上升的人吗？
    比如，" 我们说，只能这样子生活啊；可是从圆心可以画出多少条半径来，而
生活方式就有这样的多。" 惯于安分守己的人们，又有谁去尝试过两种或者两种以
上的生活方式呢？
    比如，" 除非青年人立刻进行生活的实践，他们怎能有更好的方法来学习生活
呢？" 这样的话，大约是不可能出自一个隐士之口的。正因为梭罗不是一个隐士，
他才会在以两年多的湖畔生涯验证了一个人完全可以过一种更有价值的生活之后，
坦然离开了瓦尔登湖，重新回到社会中间，开始同样伟大的实验——比如著述《消
极反抗》，支持黑人领袖约翰·布朗等等；正因为他不是一个隐士，所以在《瓦尔
登湖》中，我们看到的是一项项有趣的生命实验报告，而不是像卢梭在《一个孤独
的散步者的遐想》中那样，除了对世俗的诅咒，就是"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的叹
息。虽然其散步之五和散步之七与《瓦尔登湖》情调稍近，但纯色则不如后者远矣。
还有一个有趣的对比是，梭罗走向瓦尔登湖畔的时候，是28岁；而卢梭孤独散步的
时候，已然是个60多岁的老者了。两人的心态不同，他们提供的人生坐标当然也就
会有所偏倚了。
    在做了上述的比较之后，如下结论就不会是无征的了：梭罗的独处实验的确取
得了极大成功。其实，即使没有《瓦尔登湖》这本名著传世，我们也丝毫不能低估
他的这次实验的价值。梭罗的伟大，还在于他没有自诩他找到的是唯一的或最好的
生活方式，他说：" 我却不愿意任何人由于任何原因，而采用我的生活方式……我
希望世界上的人，越不相同越好；但是我愿意每个人都能谨慎地找出并坚持他自己
的生活方式，而不要采用他父亲的、或母亲的，或邻居的方式。""没有最好，只有
更好。" 这样的通达，才是生命的智慧。那么所谓" 更好" 、" 更高的规律" 是什
么呢？我想应该是——简单、简单、再简单。
    这就是梭罗实验报告的最后结论。如瓦尔登湖水一样，清澄见底，灵光可爱。

　　　　　　　　　　　　　范仲淹，谁与你同行？
    中国老百姓是善良的，从他们对当权者的最低要求上可见一斑。他们的谚语是
：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不想当官而愿回家卖红薯的，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陶渊明算是一个，放着彭
泽令不做，偏要归居田园。
    更多的一类是不愿回家卖红薯。这其中又分两拨：一拨是为了" 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 ，他们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代表人物前有诸葛亮，
后有周恩来；另一拨则为了" 后天之下之忧而忧，先天下之乐而乐" ，声色犬马，
穷奢极欲，最近被查处的河北省阳原县原县委书记张新政和原天津一商局副局长王
明和即是两例。
    阳原是河北一个穷县，张新政于1992年2 月到任后，想的不是如何带动全县人
民脱贫致富，而是首先更换坐骑。他让财政拨款15万，并亲自到县有关部门要款共
计39.2万元，购回五缸奥迪轿车一辆，一年多后，他嫌奥迪车不如进口车风光，又
东挪西借凑了42万元，买回一辆日产皇冠3.0 轿车，这才满意。张新政的潇洒还在
于他确实有一套" 新政" ：敢把办公室变成赌场，两年多的时间里，与他聚赌的有
县级干部12人，科局级干部21人，一次输赢500 至2500元不等，甚至在他到南方招
商期间，也连续打麻将赌博三个晚上，牌桌上数着大把大把的票子，张新政庆幸谋
财有道，哪里还会想到一群群衣衫褴褛的村民和村民们脸上浓密的皱纹。
    与张新政相比，原天津一商局副局长王明和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则更具开放意
识，麻将毕竟是国粹，脱衣舞可是绝对的洋玩艺。王在1994年7 月带商贸团访美期
间，不肯错过每一处风景，竟去一个卡拉OK舞厅，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六七个脱衣舞
女1 小时左右的表演。那才叫刺激、痛快！老百姓有钱飞美国看这原汁原味的脱衣
舞吗？老百姓有美金支付这里昂贵的房费吗？NO，只有我王局长能办得到。超前享
受，此乐何极！
    至此，我们可以明了张新政、王明和他们为什么不愿回家卖红薯的理由了：当
官即意味着享受，他们深知" 有权不使，过期作废" ，所以在其任职期间，无处不
潇洒：喝起酒来一瓶两瓶不醉，打起麻将三宿四宿不困，跳起舞来三步四步都会，
搞起女人七个八个敢睡，贪起污来百八十万是小费，坐起车来皇冠奔驰不贵，玩就
是他们的正常工作，而行政工作不过是他们的业余爱好而已。他们的行为，充分验
证了西方思想家阿克顿的那句名言：" 权力总是使人败坏，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使
人败坏。" 然则他们的下场如何呢？" 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那个叫嚷
" 只要我享受够了，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的不可一世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
最终被押上了断头台；新中国的刘青山、张子善、管志诚、李效时等，也最终被党
和人民斩断了他们的黑手。那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官员，那些吃点喝点拿点要
点尚未犯事的官员，那些心中没有人民而只有他自己的官员，暂时得到了他们心中
渴望的实惠，然而他们永远失去了千金难买的民心。笔者认识的一个贫困地区的乡
委书记，为官5 年，政绩平平，然酒量见长，肚子见大，在他离任时，当地群众燃
鞭炮相庆，与当年粉碎" 四人帮" 时的扬眉吐气相差无几。
    好在，中国自古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 衙斋卧听萧萧竹，
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的潍县知县郑板桥；有心里
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在郑板桥离任的时候，在焦裕
禄去世的时候，当地人民对他们的爱戴和留恋是怎样一种撼人心魄的情愫！
    话往深里说，共产党的官与以往历朝历代的官又有很大不同，" 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是他们的责任所在，毛泽东长年铺着打补丁的床单，周恩来
的一双黑皮鞋穿了20年，朱德一辈子" 朴素浑如田舍翁".这才是人民的公仆、人民
的领导。他们渴望权力，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收录了
老人家好几封回复湖南亲戚的信，告诫他们不要到北京找工作，也不要给当地政府
添麻烦，而要克勤克俭，做个好农民。
    900 年前，范仲淹老先生曾经哀叹："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如今，共产
党的官员中有多少能与他同行呢？

　　　　　　　　　　　从教授的架子说到教授的风采
    不久前，《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这样一条新闻：2001年10月11日下
午，南开大学数学系阶梯教室内，座无虚席，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名誉所长、90岁
高龄的几何大师陈省身教授为来自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商学
院等18所高校的200 名本科生讲授基础课《应用数学》第一讲。陈先生坐在轮椅上，
不断更换幻灯资料，书写方程式，不时地辅以手势。没有座位的同学站了一个多小
时。课后，南开大学经济系二年级的孙毅对记者说：" 陈先生的课教给了我们认识
问题的方法和指导性的启示，让我感觉到数学太神奇了。" 报道称，给本科生上课
是陈先生自己提议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议？因为在数学系老师的一次闲谈中，
陈先生听说本科学生感到数学太枯燥，不好学，而一些年轻教师又感觉一不好教，
陈先生主动请缨，在新学期为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共建的应用数学课讲授十个课时
的微积分课。
    " 陈省身再登本科讲台" 之所以成为新闻，不仅仅因为陈先生名气大，课讲得
好，更主要的是，这些年，本科生课堂上已经越来越难得见到教授的身影了。据教
育部对全国70多所知名高校的调查结果显示，高校中正教授不授课占25% ，副教授
不授课的占20%.为此，教育部近日做出决定，高校中55岁以下的教授、副教授，每
年至少为本科学生讲授一门课。无特殊原因，连续两年不讲授本科课程的，不再聘
任其担任教授、副教授职务。
    说实在的，这些年来，很多同学对高校的教学状况都有看法。有些年高德劭的
名教授限于身体方面的原因，只带硕士生、博士生，不再为本科学生上课，这一点
同学们是体谅的，可是为什么有些五六十岁的老师正值学术成果和讲课经验最为成
熟的时候，却因一朝戴上教授的头衔就从讲台前消失了呢？
    有人说，教授不上课，也有理。套用官场的游戏规则，教授相当于厅局级，也
算是不小的官了，官场中处级领导都难得" 亲自" 了，还不兴教授们摆点" 架子"
吗？我不知道这一不成文的规定是何时出台的，但我敢肯定的是，造成这一现状的
主要原因不在教授，而在学校——因为年轻的讲师已经够多的了。
    所以，我是坚决拥护教育部最近做出的这一新举措的。因为我相信，教授不会
有架子，也不应该有架子，上过大学的，谁不知道本科四年的分量？谁不是冲着几
个自己心仪的名教授而报考那个大学的？多少年之后，要问大学生活留给他们印象
最深的是什么？——当然是教授在课堂上的风采了！
    陈平原、夏晓虹编的《北大旧事》一书中有很多谈教授课堂风采的文章，其中
柳存仁《记北京大学的教授》一文最为详尽。柳先生谈到了两类教授，一类是动态
的教授，像胡适之，" 胡适之先生的谈吐是可爱的，听说已被列为世界十大演说家
之一。""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的演讲之好，不在其演讲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
量的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使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的抑扬顿挫。并且
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时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
有一股自然的傻气，所以特别的能够感动人。" 另一类是静态的教授，像钱穆，"
虽然他的课的上课的时间是最容易叫你打瞌睡的下午一点到三点，然而在二院的大
礼堂里面，黑压压的坐着一百五六十人，睁大着三百几十只眼睛，摊开了一百多本
各式各样的笔记簿，摆动着一百多支笔，在一声一声的肃穆雍雍的退课钟表声的笼
罩之下，每人依旧一个字一句话的记着钱先生的讲辞。因为正是钱先生在讲得起劲
的时候，声音越来越洪亮，呼吸越来越急促，脸上也越加泛起一阵一阵的红润，带
着一种南方之强的学者气息。""在这里，我觉得要特别提起令人钦佩钱先生的地方，
是时时刻刻蕴藏在他的脑子里面的一股新鲜活泼的动力和精神，因着这种动力或精
神的至大至刚的继续不断的扩张、发展，自然而然的扩大了他的研究学问的内容，
充实了他的强健不息的身体。" 这哪里是讲课，简直是布道！这样的风采，谁不追
慕！
    由此可见，三四十年代，北大是没有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的规矩的。但是到1985-1989
年，我在北大中文系求学时，情况好像已有所不同。我记得听过几个当时已很有名
后来就更有名的先生的课，像孙玉石、钱理群、黄子平、曹文轩等，但那时候曹文
轩才是讲师，钱理群是副教授。所以我估计北大那时候就有点" 歧视" 本科生的味
道了。
    但我还是要写一下钱理群和曹文轩的课，因为如果没有这两位老师在讲台上的
风采印在我的脑海中，我觉得北大在我的心目中就会大打折扣。
    钱理群先生的课是一个选修课，讲周氏兄弟的。他有地方口音，声音并不高亢，
甚至有点沙哑，但他的声音饱含热情，具有冲击力，讲得兴起时，额头、头顶忽忽
冒热气，所以他上课，讲台上必备有一块毛巾，要不停地拭汗才行。正好是冬天，
听他的课就觉得他好像是一个正烧着开水的小火炉，热力四溅，头顶上冒出的腾腾
汗气，正如他横溢的才情。
    曹文轩的课则比较理性。他在北大九十周年校庆时写过一篇《圣坛》的文章，
意思是说，他把三尺讲台看成了布道的圣坛。他不允许有人玷污大学课堂这块圣洁
的领地。北大的学生自由散漫是出了名的，常有叼着烟卷，趿着片鞋或拖鞋的主儿
进教室上课。但曹文轩的课不行。记得有年夏天，有个同学穿拖鞋来上课，还迟到
了，一向斯文的曹文轩有点勃然大怒：" 对不起，请你出去！" 声色俱厉。这故作
潇洒的主儿在众目睽睽之下悻悻地离开了教室。如果这叫教授的架子的话，我们欢
迎这样的架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出大学、课堂、讲台之与社会迥乎不同的地
方。

　　　　　　　　　　　　　　不合时宜的真话
    这几年，汉语中出现了不少新名词，概括得非常好，" 弱势群体" 就是一个。
谁是中国最大的" 弱势群体" ？当然是农民。何谓" 弱势" ？顾名思义是指没权没
势没钱，但后来我才发现，更可怕的是因为没权没势没钱而带来的没有话语空间。
    我们的媒体有《农民日报》，有各地的农村报，电视台还有专门的农村频道，
但我们听到的往往是记者的声音，有几个是农民的真声音呢？
    最近的三则有关农民的报道让我听到了这种真声音，也明白了传播这种真声音
的代价。
    一个是李昌平，曾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他在今年2 月份给国务院
领导的信里这样说：" 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
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
业真危险！""谎言讲一百遍便像是真理。现在真话无处说。上级领导只听农民增收
就高兴，汇报农民减收就批评人。有典型，无论真假，就记录，就推广。基层干部
观言察色，投领导所好，到处增产增收，形势大好。所以真话也听不到了。如果有
人讲真话、实话，马上就有人给扣上帽子' 政治上不成熟，此人靠不住'.""现在作
为一名农村基层干部不出假典型，不报假数字，不违心说话，不违心做事，做实事
求是的干部太难太难啊！······" 老实说，文中提到的土地撂荒、农民负担
过重、机关人员超编等问题并不是特别地振聋发聩，因为我们通过这样那样的渠道
已经了解了不少农民的窘况，但像李昌平这样集中、这样高规格地谈论农民问题的，
他是第一个。这位37岁的经济学硕士，在放了一个重炮之后，已南下深圳打工。如
果李昌平不走，他之不被重用，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件是今年8 月初中共江西省委农工委机关杂志《农村发展论丛》出版增刊
《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一事。这本经省新闻出版局批准的合法刊物，创出13天
售出12000 本的纪录，但很快就被要求全部收回待毁。好在这是一个正经单位的合
法行为，如果换成个人行为，比如某某村农民张小二，这麻烦可就大了！
    第三件才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的事情。他叫孙子超，家住安徽涡阳花沟镇曹庄村。
写过700 篇表扬稿，没福没祸，但1999年7 月10日《阜阳日报》以来信形式发表的
一篇《花沟镇农民盼望广播响》的稿子，使他有幸被镇党委书记陈晓明请到办公室，
给打了个" 双眼当场丧失光明".如今一年多过去了，他不仅未讨到" 说法" ，反而
被陈晓明以侵犯名誉罪告到了法院，只是从来没有开过庭。
    这三件事情算不得耸人听闻，比起秦二世时宰相赵高指鹿为马，谁不附和就杀
头的先例，我们这个时代可真是宽容多了。但我一直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自古至今，
老百姓说一句真话就那么难呢？
    早在孔子的时代，他就说："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这忠言怎
么就逆耳了呢？显然不在于耳朵，而在于心，在于脑子，在于那些个当权者已被谣
言被阿谀奉承之言被枕边风所俘虏。"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在这样的情况下，
真话就成了不合时宜的东西！
    在当代，" 文革" 是一个极致。顾准、张志新、遇罗克等是少数几个敢说真话
的人，但他们都" 没有什么好下场".
    今天，说真话的氛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浓烈，但历史与现实的寒流常使人心
有余悸。在假话大话空话仍有市场，溜须拍马、投机取巧之徒仍得重用的情况下，
倡导说真话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要检验一个社会是否有健康的民主，很简单
的一点，就是看它给" 弱势群体" 所留话语空间的大小。在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里，
" 弱势群体" 的话语权将和生存权被同等对待，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把它们割裂开
来，以生存权为借口，压制话语权。说白了，就是：农民也有话要说！这是时代潮
流，是陈晓明们所阻挡不了的。认识不到这一点，才是最大的不合时宜。

　　　　　　　　　　　　　　驳"贪官有功"论
    这真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先是有人为" 曾剃头" 鸣冤叫屈，后来是大汉奸
汪精卫，现在轮着大贪官和珅了。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大贪官和珅在纪
晓岚面前，有一大段" 贪官有理" 的对白，大意是说历史上从来是贪官多，清官少，
皇上布置的各项事情都是由贪官来完成的，也就是说，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贪官推
动的。这部电视剧有很多戏说的成分，和珅的观点可能也不代表导演的意思，令人
吃惊的是，有的新闻媒体在其娱乐报道中居然随声附和，宣称" 从封建阶级来讲，
从王权角度来讲，和珅有可能是个忠臣。" 其实，所谓" 贪官有理" 、" 贪官有功
" 的论调在此前早已出现，有的文章就说，出贪官好，贪官有贡献，他们的最大贡
献就是激化了社会矛盾，瓦解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结构，从而加速了封建王朝的灭亡。
    真是岂有此理！照此逻辑，历史上的清官、真正意义上的" 忠臣" 岂不就是罪
人了——因为他们的存在，延缓了封建王朝的灭亡了呀！" 贪官有功" 论果能成立
吗？当然不能！它不过是一种诡辩论而已，不过是黑格尔老人"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
乎理性的" 的翻版而已。但他们忘记了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
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 （恩格斯
语）贪官永远是蛀虫，是蛆虫，就是按辩证法，他们也没什么贡献。贡献云云，不
过是善良的人们发泄自己对贪官不满的一种极端的说法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
贪官的出现虽然加速了封建王朝的灭亡，但是皇帝轮流坐，这一朝与前一朝相比，
又有多少根本改变呢？所以我们就是要像彻底否定" 文化大革命" 那样彻底否定贪
官。在我看来，贪官的可恨之处，还不在于他们如何巧言令色、逢迎拍马、欺上瞒
下、花天酒地，而在于他们的贪欲，直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据近人梁启超的估计，
和珅的全部家产，值白银8 亿两之巨，比清廷十年收入的总和还多，所谓" 和珅跌
倒，嘉庆吃饱".嘉庆是吃饱了，可是人民呢？从和中堂家中查抄的财产中只有一小
部分赏赐给了皇帝的亲信和大臣，可有一丁点儿返还给了人民？宋朝的司马光先生
在和王安石争论变法时，说过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
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 也就是说，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是固定
的，这些财富不在国库里就在老百姓手中。和珅的家产，也就是这样两个来源，一
是盗自国库，二是搜刮人民。举天下之民脂民膏以肥己，把自己的享受建筑在人民
的痛苦之上，这些贪官还有还何理可辩，还有何功可居？！
    这里有一个命题常常令人困惑：为什么贪官总能吃香，而且越升越贪、越贪越
升？我承认人是有多重人格的，尤其是像和珅这样的大贪官，没有一点溜须拍马、
阴险狡诈、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本事，他能在官场上风光二十多年？何况这和珅
还有相貌俊秀、才华出众的一面。但我们判断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古往今来，哪一个贪官不是" 台上他讲，台下讲他" 的演戏高手？" 当今和珅" 成
克杰在电视上谈广西扶贫工作时，不也" 表情严峻，口吻沉重" 地对准镜头说："
想到广西还有700 万人没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 但这些表演并
不能成为某些人为贪官开脱的借口，相反，它只能提醒人们要百倍地警惕贪官提防
小人。如果因为这么点表演就封其为" 忠臣" ，我看有的记者也就是个" 昏君" 的
料儿！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价值如何多元，是与非，邪与正都没有也不可
能有半点含糊：贪官再风光，总有倒台的时候；清官再倒霉，总能笑到最后。乾隆
一死，和中堂不是很快就被抄家并赐自裁了吗？还有前朝的严嵩父子，不也没有什
么好下场吗？更不用说在新中国出现的刘青山、张子善、胡长清、成克杰之流了。
" 笑到最后的人笑得最好。" ——这才是历史的辩证法。

　　　　　　　　　　　　　　　"运动治国"
    张扬先生写过一篇《" 批示治国" 》，深刻反映了一种中国国情、中国特色，
本文想反映的是另一种国情。
    很久以前看电影《芙蓉镇》，记得片尾很有象征意义：当年的运动分子王秋赦
疯了，在大街上敲着一个破锣，嘶哑地叫嚷着：" 运动啦，运动啦！" 多少年过去
了，那个声音仍震撼着我的脑海。
    而现实提醒我：那种打、砸、抢的" 革命运动" 已成过去，但是依靠群众运动
推进工作的思维依然存在。现在当然不再叫什么" 运动" 了，不过那一个个活动、
一个个热潮，又何尝不是当年" 运动" 的翻版？
    不信，到广阔农村里去转转，你会发现公路两边的墙上，刷满了琳琅满目的标
语，什么" 谁发财，谁光荣，谁贫穷，谁无能" ，" 家家上项目，户户奔小康" ，
" 户种两亩棉，增收两千元" ，" 实施平安工程，确保社会稳定" 、" 基层工作千
条线，' 三级联创' 是关键" 等等，不一而足；就是在城市，也常见到" 只生一个
好" 、" 计划生育，丈夫有责" 、" 厂荣我荣，厂衰我耻" 、" 本店无假货" 之类
的巨幅标语。
    想想看，从学先进、学讲话、学文件到扫黄打非、打恶除霸、打假、打私、打
拐，从揭批" 法轮功" 到纪念某某活动多少周年等等，就像一个个战役，都要求集
中宣传，广泛发动，都要求掀起一个个高潮，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作开展起来，
只有这样才显得声势浩大，只有这样才能深入人心，这不是运动思维又是什么？焦
国标兄曾写过一篇《您几年打一次拐？》的妙文，是啊，为什么非得靠运动才能显
示当官的工作实绩呢？老百姓的困难不可能正好等到运动来的时候才出现吧？另一
方面，这些运动有没有实效？有，但也有为数不少的运动，雷声大雨点小，走了过
场。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少官员仍乐此不疲呢？其一是历史原因，我们太习惯于以
运动促工作了；其二是制度使然，运动看得见摸得着，便于显示政绩，至于运动有
何实效，不得而知，也不需要知道，那是老百姓的事，而政绩考核和乌纱帽的决定
权则是上头说了算。
    "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或许这就是" 运动治国" 长盛不衰的原因所在。
    国外没有去过，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靠" 运动治国" ，但据说人家没什么标语
口号，想必是没有那么多的" 运动" 了。
    难怪外国人都长那么胖呢——闲得。

　　　　　　　　　　　　　"农村剩余劳动力"存疑
    改革开放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背井离乡，涌入城市务工经商，这个潮流被
称作" 民工潮" ，这些人被称作" 农村剩余劳动力".据统计，在现有的4 ．2 亿农
村劳动力中，至少有1.5-2 亿是剩余劳动力。从理论上看，这种表述没什么问题—
—不剩余，怎么会往大城市跑呢？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什么叫" 剩余劳动力" ？那就是说他们是多余，从家庭到田野都不再需要他们。
应该说，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的确把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但也有相
当数量的农民是迫于生活的压力不得不外出谋生。这些" 农村剩余劳动力" 进入城
市打工后，他们原来的活儿留给谁了呢？是他们羸弱多病的老父老母和拉家带口的
妻子！在城里，这个年龄的老人，所干的不外是提笼架鸟或扭扭秧歌，可是这些"
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父母却不得不在没有养老金，没有医疗保险的生存压力下刨地。
他们也知道地里刨不出金子——小麦按亩产一千斤，每斤五毛钱计，每亩收入不过
五百元，扣除种子、化肥等投入，能剩二三百块钱，再上交完统筹、提留，还能剩
多少呢？有的地方，如果产量低，种粮食可能还会赔本。正是在这样一种" 谷贱伤
农" 的大背景下，他们支持（不支持行吗？）自己的孩子离开土地，走向城市，结
果也被那些精英经济学家笼而统之地划入了" 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范畴。
    应该说，这个概念本身没什么错，经济学家们使用这个概念，只是为了表述的
方便，因为现实中的确发生了一部分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谋生的现象，但另一方
面，他们在使用这个概念的同时，也表现出他们没有或不愿看到" 农村剩余劳动力
" 背后掩盖着的劳动力严重短缺的本质。想想看，是老、弱、病、残、孕的肩膀支
撑起了现在中国的农村，那么，所谓" 剩余劳动力" 的" 剩余" 二字岂不要大打折
扣？
    再深一层，即使是那些真正的" 农村剩余劳动力" ，他们来到城市，也仍然是
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比如搞建筑、修公路、当保姆等等，于是经济学家们就又送给
他们一个名号，叫做" 廉价劳动力".令我气愤的是，好些经济学家总是津津乐道于
我们的" 廉价劳动力" ，并把它视为中国吸引外商前来投资的优势所在。劳动力作
为一种商品便宜了，高兴的应该是投资者，我们的经济学家替人家高兴个什么劲呢？
真是匪夷所思！
    我不知道这些精英经济学家是否出身农村，即使出生在大城市，要研究农村问
题，也总该下基层去看一下的吧。类似" 站着说话不腰疼" 的理论还有很多，像"
提前步入小康" 、" 提前进入现代化" 等等，都是撇开农民说瞎话，其目的不过是
想拿自己的学术成果向上层谄媚、邀功，以求博得上层的赏识而已。
    从历史上看，把下层劳动人民的辛苦美化、诗意化，是很多知识分子的毛病。
指望这些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不太有把握的。当年毛泽东同志写《湖南农民运
动考察报告》，写《反对本本主义》，却被某些人称做" 山沟沟里出来的土包子".
实践证明，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不能靠悬在半空中的精英经济学家，而要靠那
些脚踏实地的" 土包子".
    遗憾的是，现在流行的是" 言必称希腊" （西方现代经济学），像毛泽东这样
的" 土包子" 却是越来越少了。

　　　　　　　　　　　　　　　"红楼"的启示
    此红楼非曹雪芹之红楼，而是厦门远华走私案主犯赖昌星之红楼也。此红楼内
的奢侈糜烂，远甚于曹氏之红楼，此处有按摩房焉，有歌舞厅焉，有鸳鸯浴池焉，
有靓妹焉。
    建此红楼的目的为何？厦门远华走私案主犯赖昌星有句名言：不怕当官的，就
怕当官的没有爱好。这个爱好也就是一个人的弱处，人非圣贤，谁能没有弱处？从
其弱处入手，爱钱财给钱财，爱美人送美人，就靠这，赖昌星搞掂了上百号党政军
干部，创造了走私530 亿元的" 奇迹".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一个领导到任，人们
最关心的往往是这样两件事情：第一他有什么背景，第二他有什么" 爱好".有些人
总是在寻找当官的突破口。
    红楼的魔力非同一般。在这座红楼面前，什么党性原则，什么世界观、人生观，
统统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不堪一击。
    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想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一是我们的教育。我们总是习惯于
宣传党员干部是" 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其实这种宣传根本就是违反人的本性的。
我不敢说贪财好色是人的本性，但谁能说金钱、美女不是好东西？所谓"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所谓" 食色，性也" ，我们的宣传重点应放在是否合法、是否健康上，
而不是讳言这些东西。
    第二是我们的制度。我同意《厦门远华大案》一书作者海韵的观点：" 单纯地
强调依靠个人的道德修养抵御不良环境的腐蚀作用，而不是从制度上建立起制约个
人作用的机制，那么被不良社会关系腐蚀的可能性每时每刻都存在。所以千万不要
把防止腐败只是寄托在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世界观的改造上。" 不妨看看国外。他们
的领导也是人，有没有贪财好色的呢？有，但都被置于媒体和人民大众的监督之下。
在美国可以曝光尼可松的" 水门" 事件，克林顿的" 拉链门" 事件，说明一方面上
至总统，都不可能向公众隐瞒什么；另一方面出现这样的事件，倒霉的只有总统，
国家的政治经济不会受多大的冲击，总统的下属也不会乘机做乱，祸国殃民——因
为有制度保障。反观我国古代的统治者，醉卧肉池酒林，眠于烟花柳巷，除了几个
不怕死的谏官出来唠叨几句之外，谁能奈何他们？在这样的唠叨声中，江山换了一
代又一代，倒霉的却只有老百姓。再比如近几年曝光的一些腐败大案，几乎都是窝
案、串案，为什么？原因就在于一把手的权力太大，从一手遮天到无法无天，" 上
有所好，下必甚焉" ，终至于沆瀣一气，一窝全烂。
    我们总爱说" 保护同志".是让我们的党员干部时刻受到监督制约，不敢过于放
浪好呢，还是让他们大撒把，直到捅出娄子盖不住捂不住时再绳之以法好呢？这个
问题不解决，不知还会有多少人重蹈" 红楼" 的覆辙？

　　　　　　　　　　　　　"国家形象"是什么？
    从某个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是天生的爱国主义者，所以每个人都关心自己国家
的形象。但只有很少的人会把国家形象和自己的形象联系起来。余秋雨教授在《千
年一叹》中写他在埃及" 千禧之旅" 途中遇到一个叫哈姆迪的青年，对余教授讲了
他对中国游客的一点微词：他看到的中国游客很少有人听导游讲解文物，只想购物、
拍照；每天晚上精神十足，喝酒、打牌，第二天旅游时一脸困倦。他说：" 一个国
家的具体形象，体现在零散的旅行者身上。" 这话说得多好啊。
    " 国家形象" 是什么？我们常常觉得它很抽象，以为是外交术语。其实外国人，
往往是通过他所接触的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个具体的城市来感受一个国家的形象
的。为什么在许多外国人眼中，中国人是脏乱差的代名词？你只需到大街上、到饭
馆里、到各个景点看看，随地乱扔的西瓜皮，随口而吐的斑斑痰迹，与人共舞的成
群苍蝇，还有那随处可见的大小便，你能不皱眉头？笔者由于工作需要经常出差，
大多数情况下是坐硬卧，对我来说，最难忍受的不是如雷的鼾声，不是冲鼻的脚臭
气，而是半夜上车的人旁若无人的大喊大叫。有人会说，与坐硬座的人相比，你已
经够腐化的了，还好意思提这么贵族的要求！可是我想申辨，就算我们自己的同胞
早已习以为常，可是外国人习惯吗？有人会说，别拿洋人说事儿，只要自己活得舒
服，管他们洋人干嘛？但人家会从心底里鄙弃你这个人、你这个民族。我们从《参
考消息》上不是经常能读到外国人对中国的观感吗？我们习惯于指责人家是戴着有
色眼镜看中国，其实不然，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我们自己同胞的文明程度太低。
    " 国家形象" 作为一个外交术语，应该说政府官员比老百姓具有更大的代表性。
这个启示，是我最近翻阅鸦片战争史料时偶然得到的。一个名叫安德鲁·安德森的
英国商人在1839年10月21日写给东印度公司与中国协会主席拉本特的信中，是这样
描述当时他所看到的中国官场的：
    广东省的官职是有名的肥缺。中国官吏宁愿比在他省降二、三级来营谋广东的
官缺。这些缺分，都是公开的投机事业，谁能向皇室或军机处奉献得最多，谁就能
得到手。他们而且将属下的职位出卖，每个巡抚或粤海关监督，来到广州，都想在
任内，大发其财。中国的法律好象是专为了帮助这些贪官向外人勒索，除此之外，
既无法执行，而又极为荒谬，除军事掣肘而外，毫无用处。几乎没有一种货是只征
收入口官税的，官吏们的勒索，比官税重得多，并且一人一经缴纳，对其他人便援
以为例，向一切人索要。这种需索，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
    有意思的是，这封信的收信人拉本特先生在此后给英国政府的建议书中就作出
了这样的结论：
    一般的意见，对于中国的实力的估计是错误的。不管过去是怎样，它现在是世
界上最弱的国家，只靠着有系统的谎言，妄诞的谕旨，人民的愚昧来维持。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人发动鸦片战争岂不是必然的吗？
    读着100 多年前的这些史料，我常常想，不知道现在的西方人是如何描述我们
的某些善吃回扣，中饱私囊，欺下瞒上，买官卖官的官员的，更不知道他们从那些
爱洗桑拿，包养" 二奶" 的官员身上得出了怎样的结论？
    我们无需辨解这些官员代表不了我们的" 国家形象" ，真正需要我们做的，是
每一位同胞都要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洗好面，净好心。面子的好坏，还是由人
家做结论的好。